柏杨标志着一个生长于极权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能力．但他只留下了面对强权的思考和言说的勇气
　　
　　柏杨，这个名字让时光倒流，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柏杨的那本名著《丑陋的中国人》正在大陆的读书人当中流传。这是一本介乎畅销书与禁书之间的读物。虽然是公开出版物，但对于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依然有阅读禁书一般的惊喜和惶恐。
　　
　　人们依然保持着“文革”后期秘密阅读的习惯，在私下里传阅这本书。我看到的那本，是用旧报纸包上了封皮，破破烂烂，不知经历了多少人之手。借书给我的朋友再三叮嘱，要快看快还，切不可外传。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无疑大大强化了该书的感染力。
　　对于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大陆知识分子而言，柏杨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没法说和不敢说的话；并且，是以一种高亢的音量说出来的，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他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尊严与那个年代大陆读者的怯懦和卑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因此造就了柏杨的“英雄神话。”
　　由于柏杨的火热，也带动了不久之后李敖的流行。人们惊讶地发现：来了一个更狠的。仿佛海峡对岸正在举行一场“说狠话”比赛。稍早一些时候，流行的是琼瑶和三毛，以小女生的缠绵呢喃征服了少女之心；而两位老男人的恶声恶气，却征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
　　对此，今天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如果说，柏杨尚且以其传统儒生式的稳健和坚定，扮演了一个悲剧英雄的话，那么，之后李敖的到来则标志着文化批判的喜剧时代的开幕。“老生”谢幕，“丑角”登场，公众备加喝彩。在大陆，这场喜剧是那么的漫长，直到这几年方达到高潮。
　　毫无疑问，柏杨是“五四”启蒙文化的传人。然而，柏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一种言说的冲动，一种反叛的勇气，一种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一种关于文化和国民性的价值判断。这些精神遗产，至今依然是宝贵的。但很遗憾，它却是有缺陷的。比起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柏杨一代人并没有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柏杨标志着一个生长于强权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能力，但从思维深度和精神高度上看，却是退化了的一代——文化的原创性和精神的丰富性方面，有所退化，只留下面对强权的思考和言说的勇气。失去了正常阅读和正常思维教育的一代人，不得不依靠老生常谈来获得常识，同时还不得不依靠耸人听闻来刺激思维。
　　柏杨是文化战士，但若称之为“启蒙思想家”，则仍有许多疑问。在强权阴霾下的思考，难免会打上权力的鲜明印记。他的思想通常被归结为一种相对简单的逻辑，较为激烈的口号，在常识层面上的强调和不断重复。这是一种战斗的状态，但不是智慧和理性的状态。
　　柏杨这一代知识分子，只能把文化变成一场战争，方能进行思考。在不断被强调的文化“战斗”状态中，精神层面的问题变成了一种单调的“对抗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柏杨对于精神文化思考的艰难努力，他的《中国人史纲》试图抛开《丑陋的中国人》式的简单化的思路，把中国历史纳入现代人本主义的叙事逻辑中加以描述，以再现“人的历史”的丰富内涵和价值。
　　这一努力是可敬的，但似乎未能达到目标。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的转轨，柏杨的文化光芒正在消褪。他属于过去的时代，属于台湾的过去。
　　柏杨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柏杨本人则是那个时代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英雄。而一个不断需要战士和英雄的国度，往往是一个国民依旧麻木、愚钝和孱弱的国度，其精神文化必将是一种简陋、单调的文化。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柏杨精神。
　　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并非自柏杨始，也不会以柏杨终。正如当年及时的振臂一呼一样，今天的柏杨，以一个“及时”的死，再一次提醒国人，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依旧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如果说，柏杨一代人的勇气有余而理性不足，标志着在艰难的文化政治处境当中“五四”启蒙精神的部分衰退，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启蒙理性并未有所增长；相反，连勇气也时时衰变为粗俗和野蛮。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对于柏杨先生的追悼，更像是对死去的“启蒙精神”的凄婉的追思。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