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沙特两处最大的石油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对沙特而言此次袭击是前所未有的屈辱，在沙特看来罪犯清晰明了：伊朗。三个月前，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无人侦察机，当时美国本计划进行报复性袭击，但据说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该行动，因为会有太多伊朗人因此丧生。事实上伊朗是否发动了袭击、是不是帮凶几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美国和沙特将其视为罪魁祸首。中东也许正在陷入一种新型战争：无需宣战，战线模糊且地点不同，有常规的战斗，也有空中飞行的无人机和全球网络中的病毒。凶恶三人帮点燃了这块地区：特朗普，他侵略性的随意政策使本已脆弱的世界陷入混乱;沙特王储萨勒曼，与伊朗保持竞争关系并在也门发动了残酷的战争;还有伊朗的革命领袖哈梅内伊，在同美国对抗的四十年斗争中得到锻炼。特朗普既不能示弱，为了2020年的竞选又不能发动战争，而欧洲的盟友们也无意同美国一起对德黑兰施加压力，默克尔总理不想卷入特朗普的军事冒险，她在周二要求美国重返核协议。而特朗普想要什么，即便是美国高层也一无所知。

日韩猛撞：Made in Japan的恶梦

　　由日本点燃的“限韩禁令”之火越烧越热，终于此时也烧到了自己的头上。对于日本制造业来说，失去了韩国这位大采购商，半导体/化学/电子零件的制造厂商同样日子不好过。日韩两国在政治上的猜疑心，使得两国制造商所建立的最强组合崩坏。日本国内产生了“制造大国开始陨落”的担忧。日韩之间的贸易纠纷暴露了韩国经济对日本长期的高依赖度，自196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來，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2018年韩国对日本的逆差规模为240亿美元，这在韩国所有贸易关系中是最大的逆差。韩国贸易协会（KITA）的数据显示，韩国对日本巨大的贸易逆差的最大源头为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占到了逆差的1/3。经贸摩擦让大批韩国民众号召抵制日本啤酒、服装和旅游等。日本汽车制造商在韩国的销售也受到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8月份韩国进口的日本汽车数量较上年同期锐减57%。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正考虑退出韩国市场。但目前来看，两国的僵化依然无解。

美国大企业试图转变商业伦理

　　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而在现实层面，这种理念进一步演化为给股东创造利润。1997年，由200家美国最有影响力企业CEO组成的“影响力商业圆桌（BRT）”将“股东优先”演绎成了正式的企业目标。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2019年8月19日，BRT发布了新的企业目标，在这份300字的文件中，前250字对“股东”只字未提，而是提到“为顾客创造价值”、“投资员工”、“多元化和包容”、“平等和道德地对待供应商”、“为社区服务”、“保护环境”。听到这些话，弗里德曼可能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新文件的出台经历了长时间的咨询和座谈，其目的用摩根大通CEO 杰米·戴蒙的话说就是：“企业如何更多地帮助普通美国人？”这一转变发源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场危机暴露出一个非常丑陋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巨富和劳工阶级的巨大鸿沟，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让很多人不再支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

天皇与日本史

　　谈论日本历史，天皇是一个永远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以政府论，从伊藤博文到安倍，日本换了98任总理。以政体论，从藩主割据到幕府一统到明治集权到大正民主再到君主立宪，政权形式也经历了数次更迭。但从日本第一位神武天王到现在的德仁天皇，日本总共历经了126位天皇统治。历时两千多年，从来没有改过朝换过代，号称“万世一系”。令和年间的新天皇德仁，上个月参加了政府主办的二战结束74周年纪念仪式。战后出生的德仁天皇在致辞中加入“深刻反省”的措辞，继承上皇的姿态。一直以来，二战后昭和天皇因为顾忌自己的象征性地位，并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局的波谲云诡，所以闭口不谈任何关于战争的事。但根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开的资料，昭和天皇在战后坦率地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说出了“反省”“悔恨”等字眼，只不过这些信息没有公开。或许昭和天皇在私底下，透过另一种方式，将反战的观念变成了“家规”，用以教育后辈。因此，“反战”成为了战后日本家族的传统，与日本战后的和平姿态有着切不断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