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岁的雷曼和赛义德生活在查谟-克什米尔邦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两家相距不过几步之遥。在重兵把守的家乡，无处不在的军人是绝对的权威，容不得半点质疑，日常生活也往往受限。两人的兄弟都是拿起武器抵抗印度当局的激进派，其结局也相似：死于印度军队的枪口之下。

| 平衡崩解 |

　　雷曼和赛义德对印度当局态度截然不同，反映出该地区克什米尔人内部的严重分歧：同印度中央政府和平协商还是武力对抗？雷曼认为，即使中央政府没有势力站在查谟-克什米尔一方，他们也应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到放宽地区限制的目的。但印度政府剥夺查谟-克什米尔有限自治权的决定无疑恶化了局势，也动摇了雷曼这样的温和派的立场。相反，赛义德代表的激进派开始崛起。他们借用该地区民众由于苛政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反对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
　　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就克什米尔的主权问题爆发了战争。近30年间，因该地的归属权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克什米尔自古便是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心。中古时期的统治者在克什米尔施行所谓“仁政”，关爱人民，该地由此兴盛。12世纪的文学家迦尔诃纳在其描述克什米尔王国的史诗大作《王河》（Rajatarangini）中写道，征服克什米尔靠的不是武力，而是精神。如今看来，这句话颇具讽刺意味。早在莫迪自以为剥夺自治权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良策之前，当地人民已经逐渐接受了印度政府的有限管理。但现在，莫迪的举措致使更多士兵部署在该地区，造成当地平民极大的恐慌。即使印度當局为了缓和矛盾，曾放宽对查谟-克什米尔的限制，也难以平息现在的混乱。自他们未经协商就单方面宣布剥夺当地自治权的那一刻开始，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 方向迷失 |

　　2019年8月4日，也就是莫迪政府宣布结束查谟-克什米尔自治权并将其重新划分为两个直辖区的前一天，国家安全部队开始行动，以求消除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不仅是对激进派的约束，也是对所有相关人员的控制。从地方领导人、前任和现任政治家到普通公民，无一例外，甚至还包括该地区传统的主流政党——查谟-克什米尔民族会议党——的领导人。其创始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谢赫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表明了亲印度的立场。他曾在1948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们决定为印度贡献一切。”即使阿卜杜拉本人和印度中央的关系时好时坏，他的政党和接班人也始终坚信，即便查谟-克什米尔拥有高度自治权，但其仍是世俗印度的一部分。选择这条中立道路是有代价的：几十年来，该党数百名党员被反印度统治的激进分子杀害。

　　阿卜杜勒·贾巴尔·谢赫是牺牲的众多党员之一。他的儿子伊什法格·贾巴尔追随父亲加入了民族会议党。贾巴尔和其他十几名政治家一同被软禁在半人马酒店，那里已经被改造成临时监狱。民族会议党的成员在酒店门口聚集要求和贾巴尔见面，军警允许“犯人”前往酒店大厅接受探视，但会受到严格控制。出于对贾巴尔的尊敬，该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说：“阿卜杜勒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献出了生命，当局现在却将他的儿子视作危险分子囚禁起来？”
　　在“监狱”内，这种不被信任的感受也开始蔓延。在当局允许下，有几位政治家在酒店内举行聚会，也有人发表演说。曾任公职的政治家莎阿·法萨尔表示：“莫迪将查谟-克什米尔的政治阶层分为两类——傀儡和分离主义者。”站在他身边的贾巴尔怒言道：“我和我的父亲，还有我们的政党为印度付出了一切，但现在我却身陷囹圄，多么可悲！”在封闭和不安的环境里，政治家们的信念开始动摇。有人开始积极表态愿意同政府合作，为查谟-克什米尔重返印度而发声，并将其称为一次值得庆祝的胜利;也有人沉浸在被背叛的痛苦中，迷失了方向，不知所措。

| 信任不再 |

　　然而，印度中央似乎并不打算让步。莫迪和他的支持者们早就想废除印度宪法给予查谟-克什米尔自治地位的条款，这甚至写进了他的竞选宣言里。最终莫迪赢得了大选，他自然会立刻着手废除自治权的计划。在莫迪看来，拥有自治权的查谟-克什米尔邦是印度的不稳定因素。支持者断言该地区将很快接受这一政治现实。由于地方官员失去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控制，非克什米尔人也可以购买当地土地进行投资，并最终使冲突与暴力得以缓解。如果这一切都能实现的话，亦可进一步提振经济。

　　反对派对此表示怀疑。虽然查谟-克什米尔的自治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但剥夺自治权就意味着可以无视当地公民的立场。以支持政府的民族会议党政治家被拘禁这一事件为代表，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蔓延开来，让查谟-克什米尔和中央愈发疏远。更何况，政府都可以不用过问该邦意见而自作主张，该地区的普通民众又能通过何种方式来表达反对意见呢？那些被囚禁的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向当局承诺维持“和平”得以获释。但政府对他们仍保持高度戒备，虽然恢复了他们的座机和手机通讯，但依然禁止使用互联网。在查谟-克什米尔，教育、商业甚至是农业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孩子们不去上学，店铺歇业，农民也没有采收苹果。抗议行为从少数激进分子扩散到人民之中，对他们行动表示支持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对印度军队本就不多的信任已经消失殆尽。自从2017年赛义德的兄弟加入激进组织以来，印度士兵就成了赛义德家的常客，这种频繁的调查一直持续到2018年7月——他兄弟战死的时候。此前赛义德的家人成功说服他不要加入激进组织为兄弟复仇。但可以预见的是，赛义德加入激进派是无法避免的决定：“当局剥夺了我们的身份，我们除了为此奋战还能怎么办？”赛义德不止一次提到阿富汗，在他看来，伊斯兰抵抗运动使得大国屈服并做出让步的故事是十分诱人的。“有时我会想，既然塔利班有可能打败美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打败印度呢？”
　　虽然目前赛义德还不是一名极端分子，也承认和印度军队之间有过关系良好的时候，但这样的美好回忆似乎在慢慢褪色。他曾说：“军队并不总是坏的，他们为居民修路，我们之间很友好。但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现在我视他们为仇敌。”不过至少在目前看来，与赛义德持类似观点的人大概还是少数。查谟-克什米尔人普遍认为，新的暴力不会带来胜利，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暴力没有任何好处。”雷曼说道。此外，他还指出印度当局的行为可能产生雪球效应，不断加剧查谟-克什米尔人的挫败感，直至愤怒的烈焰被彻底扑灭。他发现大部分被捕的反对派都是年轻人：“这些小男孩被警察逮捕和威吓之后，失去了生存的意愿。”
　　事实也确实如此。像赛义德这样的人愿意暂时忍受暴力，而像雷曼这样的人则失去了立场。“没有人想要流血，”雷曼感慨，“但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