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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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宽的正当性根据为切入点,可以抽象概括出两种认罪认罚从宽模式.我国当前的认罪认罚从宽模式属于“权力治理模式”,该模式以供给国家实现节约权力运行成本、对犯罪有效治理的需求为目标,而缺乏对被追诉人权利需求的积极回应,“权利需求模式”则强化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伦理动机,从宽属于被追诉人的“应得”,认罪认罚与从宽之间呈现一种比例关系.该模式以回应被追诉人的权利需求为逻辑起点,尊重和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契合了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本质要求,有利于增强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同感和公正感,从而激发认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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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宽的正当性根据为切入点,可以抽象概括出两种认罪认罚从宽模式.我国当前的认罪认罚从宽模式属于“权力治理模式”,该模式以供给国家实现节约权力运行成本、对犯罪有效治理的需求为目标,而缺乏对被追诉人权利需求的积极回应,“权利需求模式”则强化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伦理动机,从宽属于被追诉人的“应得”,认罪认罚与从宽之间呈现一种比例关系.该模式以回应被追诉人的权利需求为逻辑起点,尊重和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契合了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本质要求,有利于增强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同感和公正感,从而激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生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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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技术打破了只有自然人能发布驾驶命令、执行驾驶任务的传统观念,它不仅促使我们反思民法上“人”的概念,还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的过错认定提出了较大挑战.立足于自动驾驶的技术特征,建议引入客观化、标准化的道路通行规则,这样既可以提高系统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还有利于克服过错和因果关系认定上的不确定性,从而明确责任主体.同时,随着驾驶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事故责任由场景过错责任向产品责任转移.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革是客观事实分析与主观价值判断的综合,在此过程中,我们应持续掌握自动驾驶的技术成本与可得收益、先进
一些学者往往把制止知识产权滥用(专利滥用)归结为民法中的禁止权利滥用的延伸,认为反垄断的基础就是禁止权利滥用,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与滥用知识产权支配地位两者间画上等号,甚至出现“滥用是对市场支配权利的不正当使用”之类结论.但从依赖路径观之,“权利滥用原则”这一概念主要是在民法法系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尽管“知识产权滥用”和“权利滥用”两个概念看似关系密切,实际上,知识产权滥用和民法中的权利滥用并无直接关联.虽然滥用权利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表面上相似,但事实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中的专有概念,“市场支配地
作为法院之外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重要解决机构,仲裁机构的去行政化并回归独立性是其本质属性的要求,也是我国仲裁的未来发展趋势.基于自主构建的仲裁机构独立性指数模型,对我国203个仲裁机构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仲裁机构的整体独立性水平较低.欲实现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应明确仲裁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仲裁机构应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不应成为事业单位或其二级机构,赋予仲裁委员会在人事管理、财产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减少甚至去除仲裁委员会主任官方背景,淡化仲裁机构秘书处人员的行政化色彩.
对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标准,“量(程度)的区别说”占据主流,这种区分理论在实践中难免会遭遇说理上的障碍且不利于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教义学规则的形成.规范目的 系以目的 解释为中心,又容纳了客观解释、体系解释的优势,相较单纯的法益理论,能够为司法出罪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和更坚实的理据,也有助于从内、外双层视角确定具体法益的性质,进而更好地指导构成要件解释.将“行刑”两法置于体系性比较下才能更好地诠解各自的规范目的 指向,在内部封闭的视阈下理解刑法规范,容易陷入“唯分类论”的形式泥沼从而对规范目的 作出不妥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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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青年政策依据不同的制定主体和适用范围可分为国际青年政策、区域青年政策和国家级青年政策.其中,国家青年政策主要由各国政府部门(行政部门)制定的青年政策及立法部门颁布的青年法组成.由此,国家青年政策的发展模式也呈现青年政策先行和青年立法先行两种.从域外青年政策的发展规律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青年政策的制定具有相对优先性、青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青年政策的内容逐步细化精准和青年政策的类型逐步完善.在借鉴域外青年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可从制定《
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公诉案件无罪判决呈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如公诉案件无罪被告人数量稳步递增、检察机关对无罪判决包容性增强、二审法院逐渐承担更大的无罪裁判责任以及“法定无罪”在实践中的普遍性适用等.上述趋势与特征的出现,与无罪裁判环境、发回重审规则、法官理性偏好等因素的作用密不可分.当前,我们对无罪判决指标关注过多,忽视了无罪判决与司法人权保障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将无罪判决指标作为单纯衡量和评价司法公正性程度、理性化水平的标尺,这无疑会扭曲无罪判决本身所承载的错案治理功能,进而产生负面后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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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时刻对于航空运输合同订立、履行均具有重要意义,但考虑到航空运输的特殊性,航班时刻并未被明确规定为航空运输合同的内容.因缺乏明确法律规定,承运人往往借助运输总协定将航班时刻排除于航空运输合同之外,严重损害了旅客权益.根据我国法律体系和民航局发布的统计报告所显示的实证数据,航空运输的特殊性并不构成航班时刻纳入航空运输合同的实质障碍.为保障旅客利益,应将航班始发时刻与到达时刻作为航空运输合同法定要素予以规范,明确违反航班时刻的法律后果,严格限定变更或排除航班时刻条款适用的条件.此外,为保证航班时刻契约化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