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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姓朱名耷（1626年―约1705年），字刃庵，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人屋、道朗等，汉族，江西南昌人。朱耷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八大）弱冠遭变，弃家，遁奉新山中”（清·邵长蘅《八大山人传》，《邵子湘全集三十卷》，康熙刻本），23岁皈依佛门，53岁发病癫狂，59岁还俗。“甲申，国亡，父随卒” “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清·陈鼎《八大山人传》《留溪外传》）。据文献记载，八大是一位身世显赫、人生多舛、性格孤傲、艺术成就辉煌的书画大家。近年来，对八大的研究几成显学，成果丰硕，本文试图从最新的角度对八大书法作简要地探究。
我的研究从三条线索展开：一是八大生活的社会政治背景；二是明末清初的文化学术背景对八大的影响；三是书法自身的演变规律。通过这三条线索的探究立体展现八大书法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内在理路，从而阐释和理解八大书法的艺术价值和意义，为我们探讨八大书法的艺术成就提供活水源头。
公元1644年八大遇甲申之变，明朝崩塌，越一年，南昌被清军攻占，八大时年20岁。此时的明朝风雨飘摇、社会矛盾异常激化，吏政腐败愈加严重，外族入侵兵临城下，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加之旱灾饥荒连连。在此社会背景下势必会对文化艺术产生巨大影响，对八大的内心和精神产生极为重大的动荡和震撼，对今后八大的生活和艺术生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
艺术不可能脱离文化传统，八大书法的形成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深刻地受到当时文化学术的熏染。16-17世纪，王阳明的心学不仅传遍整个文化思想界，对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心学，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佛家的空性思想以及道家的无为思想的融合和返本开新，特别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思想严重禁锢了人的心灵。陆象山、王阳明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以心为核心的理论思想体系，强调自然、自性、个性解放。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书坛为之一振，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书画家如董其昌、徐渭、倪元璐、张瑞图、王铎等，书法上“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表现主义”书风蔚为壮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八大书法思想和创作思路带来了重要启迪。
然而，物极必反。由于明代个性过于解放，将二王帖学体系推向了极致，在形式上无法承载厚重文化精神，结体松散、线条软弱、气息萎靡初见端倪，帖学式微。此时，具有开宗立派的书坛大家将目光往前，回归到更加古远的三代碑版。之后尚奇、尚古风气开始盛行，其中以八大书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为典型，临写、创作、融合了简牍、金文大篆、异体字等更古的文字元素，在用笔、结体、章法和气息上都具有自我面貌，成就了八大等一批书法大家。我们可以通过八大书法个案研究这个窗口，厘清明末清初以来书法发展的内在发展规律，丰富中国书法理论思想，厘清中国书法史的脉络是如何内在延续，特别是对清代碑学兴起所起到的先导作用。
从八大书法学习、取法和创作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学过米芾，龙科宝评“少时能悬腕作米家小楷”（清·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杜诗顾注辑要五言律十二卷》，康熙六十年王若鏊刻本）；学过颜真卿、二王，邵长蘅评“行楷学大令，鲁公。”（清·邵长蘅《邵子湘全集三十卷》，康熙刻本）还学过很多前辈和大家。八大山人留下的最早的书迹是1659年所作《传綮写生册》中的题识和书法，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学习古人书法的痕迹。《传綮写生册》中包括三开书法和七段题识。这十段文字中有五段楷书、一段隶书、一段草书、三段行书。三段行书风格各不相同，从第二开《芋》的题画诗来看，八大的楷书，得法于欧体，笔法瘦劲、结字严谨。再看《西瓜》左侧两行行书，笔画流畅，提按明显，圆转、流畅，颇有当时流行书风的意味。《月自不受晦》一诗中又可以看出他对某种古典风格的追求，但各字水平不一致，有的匀称、妥帖，有的却松散而幼稚。字的结构有的出自《圣教序》，有的像是来自《麓山寺碑》，有时还能依稀看出董其昌的影子，这便是八大早期行书风格不成熟的体现。从1666年开始，八大山人的书迹中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董其昌对其的影响，《行书诗轴》中，字的结构和章法仍为董氏样式，笔法方面却选择“压而不提”的方式。1671年到1678年，是八大深入学习并掌握董氏書风时期。《个山小像》题识和《酒德颂》模仿黄庭坚的风格，《酒德颂》结尾还题上“仿山谷老人”字样。1678年到1684年，八大山人草书作品逐渐增多，且不再是“行草”，而是放纵不羁的狂草。
八大后期书法创作明显地将金文大篆融入行草之中，《月仪帖》临本（1702年）共六开，是八大晚年临创处于高峰时期的作品，也是他草书中的重要之作。八大坚持用“晋人笔法”临写章草，以中锋为主，圆浑、均匀的线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表面来看，似乎没有前期纯二王、帖学的变化丰富，其实不然，他将表面的变化藏进了内在线条之中，不同的作品，线条有微妙的区别，包含着用笔、节奏的细微变化。线条内部运动产生细微的差异，反映在点画推移时线条质感的微小变化上。
八大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画、书、诗、印等艺术门类造诣颇深，成就极高。但他的书画远在其他艺术门类之上，一代绘画大家石涛有言“（八大）书法画法前人前”，后代也有评论家认为他的绘画成就最高。其实，八大的书法名气被绘画名声所掩，邵长蘅：“山人工书法”；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山人书法尤精”；近人黄宾虹评论八大：“书法第一，绘画第二。”他以篆入草的书法形式，画法兼之书法，以画入书的成就更为显著，在艺术史上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这里暂不讨论他的书画谁高谁低，而是谈谈他的书法所达到的高度，他的高度源自哪里？
我们知道书法发展至明代晚期，由于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在形式上过于纤巧、精致，去古甚远，因此式微，碑学兴起。然而，少数天才的艺术家们凭借着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超凡的艺术才华，导时代之先，开启了书法复古创新之路，不仅成就了自己的艺术，而且也为日后的艺术嬗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八大晚期的书法样式就是将古老的大篆金文的笔法、线质、结体天才般的融入以二王、董其昌为根基的行草书之中，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行草书法样式。笔法，起笔、行笔、收笔均要用力，中锋压笔行使，转角处采用篆书的圆笔，不见楷书之方折，线条厚重、凝练，气息高古，一扫明代行草书线条纤弱、结构松散、气息萎靡之疾，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书法形式，开启了后人书法创新之路。 此外，因为八大是一个绘画大家，从画理中参悟出书理，也是他书法成功的关键。八大山人没有书論专著，只有少量论书文字散见于书画作品中，在《山水册》之五题识中有：“昔吴道元学书于张颠、贺老，不成，退，画法益工，可知画法兼之书法。”在临李北海《麓山寺碑》题识中表述了另一层意思：“画法董北苑已，更临北海书一段于后，以示书法兼之画法。”无论是“画法兼之书法”还是“书法兼之画法”，两次论述合并成一句的意思即为“书画统一”的美学命题。可见他极其重视书法、绘画艺术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书画实践中也一并践行“书法兼之画法”这一观念。这种画法用于书法之中的最显著表现为书法章法的构成和留白，这方面，有论文深入探讨过，也是以画法入书开先河者。
晚明，随着书法内在规律的演变和发展，尚奇思想（异字）开始出现，如白谦慎所说的具有碑学意识的书家，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二王帖派书法演变至晚明，随着个性的解放，书法文字缺少自然、厚重和古雅之气，特别是线条和结体过于入软弱，古质不足。所以如王铎、张瑞图、傅山、倪元璐等书家，有意无意之间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加入古文字、异体字等，增加其历史感、厚重感，并形成了一种风尚。随着清代文字狱、思想的禁锢特别是考古的发现，自乾隆至嘉庆年间在学术上回归三代、考订古书古字、注疏训诂之风盛行，形成了清代最具学术价值、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乾嘉学派”。这一学术流派影响到了书法界，在清代阮元、包世臣等书法理论的助推下，形成了有别于二王书法体系的清代碑学，这一学派的书法思想和书法取法、书家创作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八大书法的遗风，受到八大书法的影响非常明显。
如果说八大书法对清代以及民国书画家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形的、不自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八大对当代书法的影响和启发就是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对八大书法的现代意义做一番探讨，阐释其现代意义并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
我们认为，研究八大书法其意义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新认识清代碑学之成就。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虽然碑学的兴起要到清代中叶，碑学的核心是“复古”，是汲取晋以前的书法资源，然而在明代晚期以八大为代表的一批书法大家们已经开始走碑学之路，将古文字如金文、大篆、小篆有意或无意的掺入到过去看来泾渭分明的帖学之中，并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形式、笔法、技巧以及精神气息，形成了属于自己又有别于前人的书法风格，并解决了帖学在明代晚期式微的颓势。然而，八大书法的成功并没有引起后来者的高度重视，因为清代碑学的兴起虽然挖掘和丰富了书法史的资源和内容，但是这一派的书家并不擅长行草书写，只有到清代晚期民国之初，才开始走碑帖结合之路，而此路正是八大书法成功的关键。
二是碑帖结合是书法创新之大道。清代碑学的形成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文胜于质”，缺少古质之气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清代碑学有矫枉过正之疾，行草几乎覆灭，直到晚清民初才开始走碑帖结合之路，这时我们发现300多年前的八大已经成功地走上了碑帖结合之路，并成了一代大家。然而，这条路随着社会政治的动荡而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当我们将古代各种书体进行挖掘、试验、探索之后才发现，唯有碑帖结合之路，才是书法发展之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已经产生了如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于右任、林散之这样的近现代碑帖结合大家，而八大的书法若厕身其中一点也不逊色，而八大整整比他们早了300多年，足见八大的前瞻性和敏锐的艺术眼光，以及书法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在展览机制下对书法出路的思考。毋庸置疑，当代书法组织、展览、比赛、评奖等社团、机制和活动的设立、开展对改革开放后书法的恢复、传承、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经过40余年的持续“书法热”，书法创作中出现的同质化现象尤为突出，在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少数追求感官刺激、形式至上、夸张变形的丑书现象也甚为混乱。当我们回首300多年前八大书法的创新之路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返本出新、碑帖结合才是书法创新的大道，也是符合中国文化主流精神的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我的研究从三条线索展开：一是八大生活的社会政治背景；二是明末清初的文化学术背景对八大的影响；三是书法自身的演变规律。通过这三条线索的探究立体展现八大书法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内在理路，从而阐释和理解八大书法的艺术价值和意义，为我们探讨八大书法的艺术成就提供活水源头。
公元1644年八大遇甲申之变，明朝崩塌，越一年，南昌被清军攻占，八大时年20岁。此时的明朝风雨飘摇、社会矛盾异常激化，吏政腐败愈加严重，外族入侵兵临城下，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加之旱灾饥荒连连。在此社会背景下势必会对文化艺术产生巨大影响，对八大的内心和精神产生极为重大的动荡和震撼，对今后八大的生活和艺术生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
艺术不可能脱离文化传统，八大书法的形成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深刻地受到当时文化学术的熏染。16-17世纪，王阳明的心学不仅传遍整个文化思想界，对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心学，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佛家的空性思想以及道家的无为思想的融合和返本开新，特别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思想严重禁锢了人的心灵。陆象山、王阳明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以心为核心的理论思想体系，强调自然、自性、个性解放。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书坛为之一振，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书画家如董其昌、徐渭、倪元璐、张瑞图、王铎等，书法上“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表现主义”书风蔚为壮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八大书法思想和创作思路带来了重要启迪。
然而，物极必反。由于明代个性过于解放，将二王帖学体系推向了极致，在形式上无法承载厚重文化精神，结体松散、线条软弱、气息萎靡初见端倪，帖学式微。此时，具有开宗立派的书坛大家将目光往前，回归到更加古远的三代碑版。之后尚奇、尚古风气开始盛行，其中以八大书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为典型，临写、创作、融合了简牍、金文大篆、异体字等更古的文字元素，在用笔、结体、章法和气息上都具有自我面貌，成就了八大等一批书法大家。我们可以通过八大书法个案研究这个窗口，厘清明末清初以来书法发展的内在发展规律，丰富中国书法理论思想，厘清中国书法史的脉络是如何内在延续，特别是对清代碑学兴起所起到的先导作用。
从八大书法学习、取法和创作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学过米芾，龙科宝评“少时能悬腕作米家小楷”（清·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杜诗顾注辑要五言律十二卷》，康熙六十年王若鏊刻本）；学过颜真卿、二王，邵长蘅评“行楷学大令，鲁公。”（清·邵长蘅《邵子湘全集三十卷》，康熙刻本）还学过很多前辈和大家。八大山人留下的最早的书迹是1659年所作《传綮写生册》中的题识和书法，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学习古人书法的痕迹。《传綮写生册》中包括三开书法和七段题识。这十段文字中有五段楷书、一段隶书、一段草书、三段行书。三段行书风格各不相同，从第二开《芋》的题画诗来看，八大的楷书，得法于欧体，笔法瘦劲、结字严谨。再看《西瓜》左侧两行行书，笔画流畅，提按明显，圆转、流畅，颇有当时流行书风的意味。《月自不受晦》一诗中又可以看出他对某种古典风格的追求，但各字水平不一致，有的匀称、妥帖，有的却松散而幼稚。字的结构有的出自《圣教序》，有的像是来自《麓山寺碑》，有时还能依稀看出董其昌的影子，这便是八大早期行书风格不成熟的体现。从1666年开始，八大山人的书迹中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董其昌对其的影响，《行书诗轴》中，字的结构和章法仍为董氏样式，笔法方面却选择“压而不提”的方式。1671年到1678年，是八大深入学习并掌握董氏書风时期。《个山小像》题识和《酒德颂》模仿黄庭坚的风格，《酒德颂》结尾还题上“仿山谷老人”字样。1678年到1684年，八大山人草书作品逐渐增多，且不再是“行草”，而是放纵不羁的狂草。
八大后期书法创作明显地将金文大篆融入行草之中，《月仪帖》临本（1702年）共六开，是八大晚年临创处于高峰时期的作品，也是他草书中的重要之作。八大坚持用“晋人笔法”临写章草，以中锋为主，圆浑、均匀的线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表面来看，似乎没有前期纯二王、帖学的变化丰富，其实不然，他将表面的变化藏进了内在线条之中，不同的作品，线条有微妙的区别，包含着用笔、节奏的细微变化。线条内部运动产生细微的差异，反映在点画推移时线条质感的微小变化上。
八大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画、书、诗、印等艺术门类造诣颇深，成就极高。但他的书画远在其他艺术门类之上，一代绘画大家石涛有言“（八大）书法画法前人前”，后代也有评论家认为他的绘画成就最高。其实，八大的书法名气被绘画名声所掩，邵长蘅：“山人工书法”；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山人书法尤精”；近人黄宾虹评论八大：“书法第一，绘画第二。”他以篆入草的书法形式，画法兼之书法，以画入书的成就更为显著，在艺术史上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这里暂不讨论他的书画谁高谁低，而是谈谈他的书法所达到的高度，他的高度源自哪里？
我们知道书法发展至明代晚期，由于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在形式上过于纤巧、精致，去古甚远，因此式微，碑学兴起。然而，少数天才的艺术家们凭借着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超凡的艺术才华，导时代之先，开启了书法复古创新之路，不仅成就了自己的艺术，而且也为日后的艺术嬗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八大晚期的书法样式就是将古老的大篆金文的笔法、线质、结体天才般的融入以二王、董其昌为根基的行草书之中，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行草书法样式。笔法，起笔、行笔、收笔均要用力，中锋压笔行使，转角处采用篆书的圆笔，不见楷书之方折，线条厚重、凝练，气息高古，一扫明代行草书线条纤弱、结构松散、气息萎靡之疾，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书法形式，开启了后人书法创新之路。 此外，因为八大是一个绘画大家，从画理中参悟出书理，也是他书法成功的关键。八大山人没有书論专著，只有少量论书文字散见于书画作品中，在《山水册》之五题识中有：“昔吴道元学书于张颠、贺老，不成，退，画法益工，可知画法兼之书法。”在临李北海《麓山寺碑》题识中表述了另一层意思：“画法董北苑已，更临北海书一段于后，以示书法兼之画法。”无论是“画法兼之书法”还是“书法兼之画法”，两次论述合并成一句的意思即为“书画统一”的美学命题。可见他极其重视书法、绘画艺术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书画实践中也一并践行“书法兼之画法”这一观念。这种画法用于书法之中的最显著表现为书法章法的构成和留白，这方面，有论文深入探讨过，也是以画法入书开先河者。
晚明，随着书法内在规律的演变和发展，尚奇思想（异字）开始出现，如白谦慎所说的具有碑学意识的书家，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二王帖派书法演变至晚明，随着个性的解放，书法文字缺少自然、厚重和古雅之气，特别是线条和结体过于入软弱，古质不足。所以如王铎、张瑞图、傅山、倪元璐等书家，有意无意之间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加入古文字、异体字等，增加其历史感、厚重感，并形成了一种风尚。随着清代文字狱、思想的禁锢特别是考古的发现，自乾隆至嘉庆年间在学术上回归三代、考订古书古字、注疏训诂之风盛行，形成了清代最具学术价值、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乾嘉学派”。这一学术流派影响到了书法界，在清代阮元、包世臣等书法理论的助推下，形成了有别于二王书法体系的清代碑学，这一学派的书法思想和书法取法、书家创作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八大书法的遗风，受到八大书法的影响非常明显。
如果说八大书法对清代以及民国书画家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形的、不自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八大对当代书法的影响和启发就是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对八大书法的现代意义做一番探讨，阐释其现代意义并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
我们认为，研究八大书法其意义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新认识清代碑学之成就。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虽然碑学的兴起要到清代中叶，碑学的核心是“复古”，是汲取晋以前的书法资源，然而在明代晚期以八大为代表的一批书法大家们已经开始走碑学之路，将古文字如金文、大篆、小篆有意或无意的掺入到过去看来泾渭分明的帖学之中，并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形式、笔法、技巧以及精神气息，形成了属于自己又有别于前人的书法风格，并解决了帖学在明代晚期式微的颓势。然而，八大书法的成功并没有引起后来者的高度重视，因为清代碑学的兴起虽然挖掘和丰富了书法史的资源和内容，但是这一派的书家并不擅长行草书写，只有到清代晚期民国之初，才开始走碑帖结合之路，而此路正是八大书法成功的关键。
二是碑帖结合是书法创新之大道。清代碑学的形成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文胜于质”，缺少古质之气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清代碑学有矫枉过正之疾，行草几乎覆灭，直到晚清民初才开始走碑帖结合之路，这时我们发现300多年前的八大已经成功地走上了碑帖结合之路，并成了一代大家。然而，这条路随着社会政治的动荡而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当我们将古代各种书体进行挖掘、试验、探索之后才发现，唯有碑帖结合之路，才是书法发展之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已经产生了如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于右任、林散之这样的近现代碑帖结合大家，而八大的书法若厕身其中一点也不逊色，而八大整整比他们早了300多年，足见八大的前瞻性和敏锐的艺术眼光，以及书法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在展览机制下对书法出路的思考。毋庸置疑，当代书法组织、展览、比赛、评奖等社团、机制和活动的设立、开展对改革开放后书法的恢复、传承、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经过40余年的持续“书法热”，书法创作中出现的同质化现象尤为突出，在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少数追求感官刺激、形式至上、夸张变形的丑书现象也甚为混乱。当我们回首300多年前八大书法的创新之路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返本出新、碑帖结合才是书法创新的大道，也是符合中国文化主流精神的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