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0日上午，位于拉萨的西藏军区大院彩旗招展，热闹非凡。文工团演员在后台忙着化妆，大礼堂里已坐满了准备观看演出的藏汉族干部。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等人正在准备迎接十四世达赖喇嘛。按计划，他要从拉萨西郊的驻地罗布林卡前来军区观看演出。
　　就在这时，谣言在拉萨街头散播：“军区准备劫持达赖喇嘛去北京。”“大家要到罗布林卡去请愿，不能让达赖喇嘛来军区。”“马上就要打仗了。”一时人心惶惶，市民疯抢食物，商铺纷纷关门。这些谣言来得蹊跷。事后发现，正是以噶伦（噶厦官员）索康·旺清格勒和柳霞·土登塔巴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组织了一群叛乱分子散布谣言。11时许，罗布林卡的宫殿被闹事的叛乱分子包围了。下午，反动集团召开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以下简称“人民会议”），决定“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公然发动武装叛乱。数千叛乱分子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甚至托尸示众。
　　此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都在内地开会，谭冠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面工作。他立即将这一天发生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接到西藏叛乱消息时，毛泽东正在湖北武汉调研。连续好几月，他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消息传来，指导西藏平定叛乱成了毛泽东的当务之急。

《十七条协议》触犯了有些人的利益

　　“事实上，自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围绕在达赖喇嘛身边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就一直在暗中策划叛乱活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冯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些叛乱分子勾结外国敌对势力，企图以武力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破坏《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大大小小的数次叛乱。
　　早在1952年，反动分子就公开打出“人民会议”的旗号，提出“请求人民解放军出西藏”的反动口号，并对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进行经济困逼。1958年，设在印度噶伦堡的叛乱活动组织指挥部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并出版了反共、叛国的《西藏境报》，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进行反动宣传。美国情报人员也以噶伦堡为基地，与西藏地区的反动上层串通一气，频繁联系，加紧准备全局性的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集团的反动有着深刻的根源。”冯智分析道，“从内部来说，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这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和大部分牲畜。《十七条协议》触犯了西藏上层势力的利益，自然遭到了他们的抵触。从外部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某些国际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特别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开始公开插手干涉西藏事务，策划了一系列反共、反华的阴谋，培养了包括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在内的大批特务，潜伏在西藏地区。历史上，由于英印殖民统治在西藏的特殊利益，印度对西藏的政治发展动向非常关注，印度又是美国插手西藏问题、从外部进入西藏的唯一陆路通道。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联手，开始阴谋策动达赖喇嘛走上‘西藏独立’。”
　　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注意。

毛泽东三会达赖喇嘛

　　“为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毛泽东、周恩来做出了很多努力，给予西藏特殊政策，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特别优待。《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毛泽东积极争取西藏两位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际，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袁仲贤大使转交了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呈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毛泽东回信表示：“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1952年5月14日，达赖喇嘛第二次致函毛泽东，并赠以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8月18日，毛泽东给达赖喇嘛复信，回赠16毫米电影放影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1953年，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成立后，西藏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达赖喇嘛第三次致信毛泽东，表示决心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回信表达了肯定和感谢。冯智说：“这些信件让达赖喇嘛了解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 　　1954年9月4日，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他们乘坐的专列到达北京火车站时，周恩来、朱德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热情地迎接了他们。11日，毛泽东接见了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对他们说：“西藏决定不成立军事委员会而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又特别对达赖喇嘛说：“我们不会因为你有兄弟逃到外国而不信任你。”“改革的事，没有多数人赞同是办不通的……要西藏人民自己愿意，不能将汉人的意愿强加于西藏人民。”
　　随后，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来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10月1日，达赖喇嘛、十世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数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的新年。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特意回到北京欢度新年。这一天，毛泽东又接见了他们，向他们祝贺新年。3月8日，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喇嘛的寓所为他送行。达赖喇嘛非常感动，他说：“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局面，真诚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
　　1955 年秋，由噶厦高级官员拉鲁·次旺多吉担任团长的参观团到北京等地参观。毛泽东接见他们时说：“释迦牟尼原来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你们可以学习释迦牟尼的办法，生活还会比释迦牟尼好一点。”
　　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西藏稳定做了许多努力，矛盾还是在1956年集中凸显。这一年的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被推选担任主任委员，十世班禅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央开始对西藏进行试点改革。徐焰说，这引起了围绕在达赖喇嘛身边的反动分子对自身政治地位不保的恐慌，随之，“康巴叛乱”爆发。达赖喇嘛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反映西藏上层人士对改革的担心。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于8月18日回信说：“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准备。等到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为缓和民主改革试点带来的担忧，1956年9月4日，党中央正式做出西藏地区“六年不改”的决定，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徐焰表示，这个决定对缓解当时紧张的民族关系，稳定西藏地区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三劝达赖喇嘛

　　1956年，适逢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印度政府向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发出访问邀请，达赖喇嘛欣然同意。11月5日，在达赖喇嘛动身去印度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达赖喇嘛出访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甚至宣布“西藏独立”，要“从坏的方面着想”，做出对策。
　　11月25日，達赖喇嘛踏上了印度国土。居留在噶伦堡的反动分裂头子夏格巴、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以及从美国赶来的长兄当才活佛立刻包围了他，他们纷纷鼓动达赖喇嘛留在印度，这让达赖喇嘛开始动摇。
　　11月28日，周恩来、贺龙到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敏锐地感受到了达赖喇嘛所处的氛围，决定亲自去见达赖喇嘛，劝说他早日返回西藏。第二天，周恩来和达赖喇嘛会面，回忆了俩人在北京时的交往。周恩来劝他说：西藏地区的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毛主席这次要我转达你，在大家都没有安置好以前不改。先将自治区成立起来……将西藏的贫困情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先好过起来……”随后，周恩来乘坐火车访问时，对陪同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坚定地表明了立场：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支持达赖喇嘛为领袖，但如果外来颠覆活动不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尼赫鲁当即表示不会支持西藏反动集团。
　　12月30日，出访巴基斯坦后返回印度的周恩来再同达赖喇嘛见面，强调说：“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并苦口婆心劝他回藏：“不要听信你的两个哥哥和夏格巴等人的‘西藏独立’谗言，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名望，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你如果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失去人民就失去一切。”周恩来还特意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宴请了达赖喇嘛和他的母亲、姐姐以及两个哥哥等，进一步耐心地解释了中央的政策。
　　1957年元旦节当天，周恩来第三次同达赖喇嘛谈话，直言相告：“尼赫鲁也表示印度不支持搞（西藏）独立。”并又一次表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谈改革”，让达赖喇嘛放心。这天，周恩来还会见了嘉乐顿珠等人，批评了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背叛祖国，劝他们悬崖勒马：“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害了西藏。如果达赖留在印度，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