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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初步和平解决。但西安事变的遗留问题，即东北军、17路军如何处理，无疑成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的关键。现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对此加以研究，以利于对西安事变全貌的理解。
一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临行前匆匆留下一手谕，指示西安诸事悉听杨虎城、于学忠指挥。但杨、于二人在西安方面实权并不多，倒是送蒋而被囚禁的张学良多次书信、电报影响着西安的一切。
12月25日，张学良在洛阳致电西安，要求释放被扣的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电报在西安引起强烈的反响。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本拟扣留蒋介石的军政大员，作为争取少帅回陕最有利的讨价还价的本钱；而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以张学良的电报为依据，主张“人情送到家”。结果，经多次研究还是执行了张学良的命令，于12月27日释放了陈诚、卫立煌等军政要员。12月26日，张学良为了表明自己拥护领袖的诚意，上书蒋介石请罪。
12月28日，阎宝航受命去西安调解前到南京见张学良，张学良说：“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①12月29日，阎宝航飞陕，传达蒋意，并带张学良书信，告之不日张即回陕的消息。西安方面喜出望外，很快就在12月31日将50架飞机及500余名工作人员放回。但张学良并未能返回西安，反而被蒋介石扣留。
二
张学良被扣南京后，国民政府调集5路大军近40个师向西安进逼。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西安军民义愤填膺，1937年1月1日，东北军、17路军在西郊机场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向南京政府示威。1月5日，杨虎城领衔西北将领发出“歌电”，表明自己希望和平但坚决自卫的决心。
西安方面为了防备南京军队的进攻，重新部署了军队，东北军、17路军在渭南、渭北、华阴、华县一带驻防，对潼关加强防备。此外从潼关到西安构筑了七道防线。同时红军协助17路军防务。由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地军阀亦各有打算，故蒋介石未贸然开战。
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对陕策略，制定了“陕甘军事善后方案”：设西安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带罪图功”；同时对17路军、东北军划定区域驻扎。1月7日，蒋介石又密电顾祝同：“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望照此意应用进行。”②1月8日，再次致电指示：“以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又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为目的。”③表明南京政府希望和平分化瓦解西安方面的策略。
西安方面在接到善后方案后，杨虎城于1月7日致电何应钦，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对陕甘军事善后的解决方案。
张学良获知西安方面态度强硬，并知中央已派大军西进时，十分焦急。1月7日，上书蒋介石：“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④同时，提出了自己关于陕甘军事善后，东北军、17路军处理问题的甲、乙两案。后来，蒋介石参照张学良的两案，制定了解决陕事的甲、乙两案⑤。同时，蒋介石也意识到张学良在东北军及三位一体(17路军、中共、东北军)中的重要性及其渴望和平的态度，又想出了挟张学良以号令西安的办法，要张学良写信劝告西安方面接受南京方面的退兵条件。张学良看到南京政府的甲、乙两案后，十分惊讶，但他仍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故当天致信西安方面：“委座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为难处，弟亦在此设法运动，使勿生战事。”⑥以此观之，张学良还是希望勿发生战事，以免损失国力。
杨虎城在接到张学良的指示后，于1月8日、11日两次复电蒋介石，强烈反对中央军西进，要求张学良回陕主持一切。1月8日，王化一、吴瀚涛去西安前见到了张学良，张分析了双方的形势指出：“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便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们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⑦表明自己希望和平的诚意。
1月9日，王化一、吴瀚涛奉蒋令赴西安并带来张学良要求和平的书信。西安方面同意与中央军驻洛阳的顾祝同、刘峙就停战问题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并派米春霖同王化一等赴南京面陈一切。但又要求张学良回陕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反对顾祝同来西安。1月12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指出西安方面：“虽积极作战，但彼方决不肯为戎首。”⑧也表明了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
西安方面的严正立场及力主和平的态度，使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其军事威胁的程度。1月10日，指示中央军“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中央核定为要”⑨。另外，他还要张学良写信给西北军将领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张学良听说西安方面以自己回陕作为撤兵条件，十分着急。1月13日，再次致函西安方面，要他们接受南京政府的甲、乙两案。
1月14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提出四个问题：1.东北军民、西北人士之意向及红军之安置问题。2.张学良复权返陕事宜。3.大军西进问题。4.希蒋介石入京主政问题。要求中央予以解决。
西安方面为了表明自己希望和平及拥护中央的诚意，1月16日，杨虎诚、于学忠通电表示接受中央对他们革职留任的处分，并取消1936年12月12日以后之一切临时组织，再次请求张学良返陕处理善后。同时派鲍文.木越、李志刚再去南京带去西安方面关于解决陕事问题的方案，并提出了西安方面撤兵的四个条件。又先后派谢珂、米春霖赴洛阳、潼关，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陕事。由于双方意见相去甚远，谈判陷入僵局。顾祝同一面谈判，一面进行军事威胁。顾警告说，如果到1月24日，西安方面再不接受南京政府的条件“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结束”。双方战争气氛又趋紧张。
蒋介石看到西安的条件后十分愤怒，1月19日，致电杨虎城斥责其危害国家、分裂国家，同时令其迅速接受命令，服从中央之处理。
张学良听说西安方面仍没有从前线撤兵，立即复信西安方面，表明自己以陕局为重的态度。西安方面接信后，立即召开会议，基本上接受张学良的意见。1月21日，杨虎城致电张学良：“前示甲案，应当接受，惟西北情形已趋复杂，执行甲案事，各方实际上困难仍属不少。”⑩继续向南京政府讨价还价。
西安方面由于和战不定，且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故1月23日，于学忠致电张学良提出执行甲案，有六点困难，希中央予以解决。这一方面希望以张学良的指示来平息少壮派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也可请张学良向中央讲情，给西安方面宽大政策，同时借机试探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态度。 1月24日，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见到了蒋，鉴于西安方面有和平行动，同时感到此时不便采取军事行动，遂决定中央军暂时按兵不动，顾祝同应设法进入西安，接管东北军和西北军。一俟时机成熟，顾便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出陕西和甘肃两省。
1月25日，鲍文.木越、李志刚回到西安，西安方面对张学良不能回来，深感失望，但又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感到欣慰。会上仍决定派李志刚、谢珂二人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但双方1月26日的谈判仍没达成任何协议。
1月27日，张学良再次致电西安方面：“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出处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
此时蒋介石也看到，张学良回陕复权已成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的关键，他致电西北将领：“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其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向西安方面许下诺言。
西安方面接到蒋、张的电报后，经研究决定接受中央命令，仍希中央宽大张学良，并办理复权及给名义等事，最后商定三项折衷办法：1.渭河南岸连同在西安的部队五日内撤至渭河北岸三原一带。2.希望部队移防时中央发给伙饷。3.部队撤至北岸后希中央办理张之复权授职等问题，并使出席全会。1月28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王宗山赴潼关继续谈判，经过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具体问题，由双方参谋人员进行商定。同时何柱国已通过电话与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马录商定接受甲案。自31日起西安方面撤退渭北部队。这样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解决向和平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撤兵日期的来临，少壮派主战的呼声也愈来愈高，甚至要求如张学良不回来，就与南京政府拼到底，故西安方面撤兵阻力也越来越大。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后，于1月29日致书西安方面：“顷闻大家皆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但良有求于诸兄者，请恳切转告各师旅长暨团营长及各级官兵……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
面对西安方面少壮派与元老派间的矛盾，1月29日，东北军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在渭南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样本已渐趋缓和的局势又恶化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东北军何柱国、王以哲等元老派害怕战端一开，对国家不利，故于1月31日下午派专机接于学忠到西安商议对策。1月31日晚，17路军杨虎城，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会议，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代表在外旁听。会议决定议和撤兵，并决定派李志刚于2月1日赴潼关与顾祝同鉴字接受甲案。
王宅会议决议使东北军少壮派失去了张学良这个靠山，故少壮派与元老派在和战问题上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2月2日，少壮派军官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拥护于学忠坚持渭南会议决议，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兵。
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缪贗流、刘多荃立即率兵从渭南前线撤军，并请中央军接防，同时派兵进驻临潼、威胁西安，内战一触即发，此时的形势对西安方面十分不利。
“二二事件”严重地削弱了西安方面的力量，故杨虎城、于学忠等于2月4日联合发布关于“二二事件”的通电，并提出了四项要求，宣布他们接受南京政府的撤军计划。
由于东北军的分裂，蒋介石趁机对西安方面采取强硬的态度。2月5日，南京政府以行政院会议决议的形式，给杨虎城撤职留任处分。又以军委会名义发出“歌电”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对杨虎城等提出的四项要求不予理睬。
三
2月8日，顾祝同率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但由于东北军中下级军官都希望留在西北，故何柱国于2月中旬到奉化请示处于囚禁中的张学良，并希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要点，使东北军步调一致，以便办理善后。东北军在得到张学良的意见后，再加上许多高级将领热衷于离开西北，因此没有经过什么波折便决定遵令东撤。
1937年3月2日，东北军发布了《移防致陕甘同胞别词》开始撤离西北。4月中旬，东北军全部调防进入安徽、河南、江苏。4月27日，于学忠任江苏绥靖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军委会委员西安行营副主任。第51军驻苏北宿迁、睢宁一带，第67军由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军长驻阜阳附近，刘多荃的105师改编为49军驻南阳附近，57军开到河南淮阳附近。这样东北军各部开往不同地区，驻地分散，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经过多次换防整编，失去了其固有的传统个性，逐步被分化瓦解。
17路军在撤军后，被改编为38军，下辖两个师，军长孙蔚如，被调到三原一带驻防。杨虎城于1937年6月29日被逼出国考察。
红军开到西安的部队又回到了陕北。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陆续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避免了再次发生内战的可能，其意义并不亚于西安事变本身，但它是以拆散东北军，削弱一支抗日力量为代价的。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室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②③④⑩B11B12B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193、96、137、150～151、151、153页。
⑤蒋介石修订的甲案：1.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2.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3.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
乙案：1.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2.以王树常(或由张学良另保一人)任安徽省主席。3.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4.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往甘肃。
⑥毕万闻：《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9页。
⑦.王化一：《我所记忆的西安事变前后》，全国政协存稿。
⑧⑨《革命文献》(台湾)第95辑，第172、133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屹
一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临行前匆匆留下一手谕，指示西安诸事悉听杨虎城、于学忠指挥。但杨、于二人在西安方面实权并不多，倒是送蒋而被囚禁的张学良多次书信、电报影响着西安的一切。
12月25日，张学良在洛阳致电西安，要求释放被扣的蒋方十几个军政大员。电报在西安引起强烈的反响。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本拟扣留蒋介石的军政大员，作为争取少帅回陕最有利的讨价还价的本钱；而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以张学良的电报为依据，主张“人情送到家”。结果，经多次研究还是执行了张学良的命令，于12月27日释放了陈诚、卫立煌等军政要员。12月26日，张学良为了表明自己拥护领袖的诚意，上书蒋介石请罪。
12月28日，阎宝航受命去西安调解前到南京见张学良，张学良说：“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①12月29日，阎宝航飞陕，传达蒋意，并带张学良书信，告之不日张即回陕的消息。西安方面喜出望外，很快就在12月31日将50架飞机及500余名工作人员放回。但张学良并未能返回西安，反而被蒋介石扣留。
二
张学良被扣南京后，国民政府调集5路大军近40个师向西安进逼。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西安军民义愤填膺，1937年1月1日，东北军、17路军在西郊机场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向南京政府示威。1月5日，杨虎城领衔西北将领发出“歌电”，表明自己希望和平但坚决自卫的决心。
西安方面为了防备南京军队的进攻，重新部署了军队，东北军、17路军在渭南、渭北、华阴、华县一带驻防，对潼关加强防备。此外从潼关到西安构筑了七道防线。同时红军协助17路军防务。由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地军阀亦各有打算，故蒋介石未贸然开战。
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对陕策略，制定了“陕甘军事善后方案”：设西安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带罪图功”；同时对17路军、东北军划定区域驻扎。1月7日，蒋介石又密电顾祝同：“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望照此意应用进行。”②1月8日，再次致电指示：“以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又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为目的。”③表明南京政府希望和平分化瓦解西安方面的策略。
西安方面在接到善后方案后，杨虎城于1月7日致电何应钦，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对陕甘军事善后的解决方案。
张学良获知西安方面态度强硬，并知中央已派大军西进时，十分焦急。1月7日，上书蒋介石：“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④同时，提出了自己关于陕甘军事善后，东北军、17路军处理问题的甲、乙两案。后来，蒋介石参照张学良的两案，制定了解决陕事的甲、乙两案⑤。同时，蒋介石也意识到张学良在东北军及三位一体(17路军、中共、东北军)中的重要性及其渴望和平的态度，又想出了挟张学良以号令西安的办法，要张学良写信劝告西安方面接受南京方面的退兵条件。张学良看到南京政府的甲、乙两案后，十分惊讶，但他仍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故当天致信西安方面：“委座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为难处，弟亦在此设法运动，使勿生战事。”⑥以此观之，张学良还是希望勿发生战事，以免损失国力。
杨虎城在接到张学良的指示后，于1月8日、11日两次复电蒋介石，强烈反对中央军西进，要求张学良回陕主持一切。1月8日，王化一、吴瀚涛去西安前见到了张学良，张分析了双方的形势指出：“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便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们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⑦表明自己希望和平的诚意。
1月9日，王化一、吴瀚涛奉蒋令赴西安并带来张学良要求和平的书信。西安方面同意与中央军驻洛阳的顾祝同、刘峙就停战问题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并派米春霖同王化一等赴南京面陈一切。但又要求张学良回陕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反对顾祝同来西安。1月12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指出西安方面：“虽积极作战，但彼方决不肯为戎首。”⑧也表明了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
西安方面的严正立场及力主和平的态度，使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其军事威胁的程度。1月10日，指示中央军“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中央核定为要”⑨。另外，他还要张学良写信给西北军将领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张学良听说西安方面以自己回陕作为撤兵条件，十分着急。1月13日，再次致函西安方面，要他们接受南京政府的甲、乙两案。
1月14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提出四个问题：1.东北军民、西北人士之意向及红军之安置问题。2.张学良复权返陕事宜。3.大军西进问题。4.希蒋介石入京主政问题。要求中央予以解决。
西安方面为了表明自己希望和平及拥护中央的诚意，1月16日，杨虎诚、于学忠通电表示接受中央对他们革职留任的处分，并取消1936年12月12日以后之一切临时组织，再次请求张学良返陕处理善后。同时派鲍文.木越、李志刚再去南京带去西安方面关于解决陕事问题的方案，并提出了西安方面撤兵的四个条件。又先后派谢珂、米春霖赴洛阳、潼关，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陕事。由于双方意见相去甚远，谈判陷入僵局。顾祝同一面谈判，一面进行军事威胁。顾警告说，如果到1月24日，西安方面再不接受南京政府的条件“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结束”。双方战争气氛又趋紧张。
蒋介石看到西安的条件后十分愤怒，1月19日，致电杨虎城斥责其危害国家、分裂国家，同时令其迅速接受命令，服从中央之处理。
张学良听说西安方面仍没有从前线撤兵，立即复信西安方面，表明自己以陕局为重的态度。西安方面接信后，立即召开会议，基本上接受张学良的意见。1月21日，杨虎城致电张学良：“前示甲案，应当接受，惟西北情形已趋复杂，执行甲案事，各方实际上困难仍属不少。”⑩继续向南京政府讨价还价。
西安方面由于和战不定，且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故1月23日，于学忠致电张学良提出执行甲案，有六点困难，希中央予以解决。这一方面希望以张学良的指示来平息少壮派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也可请张学良向中央讲情，给西安方面宽大政策，同时借机试探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态度。 1月24日，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见到了蒋，鉴于西安方面有和平行动，同时感到此时不便采取军事行动，遂决定中央军暂时按兵不动，顾祝同应设法进入西安，接管东北军和西北军。一俟时机成熟，顾便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出陕西和甘肃两省。
1月25日，鲍文.木越、李志刚回到西安，西安方面对张学良不能回来，深感失望，但又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感到欣慰。会上仍决定派李志刚、谢珂二人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谈判。但双方1月26日的谈判仍没达成任何协议。
1月27日，张学良再次致电西安方面：“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出处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
此时蒋介石也看到，张学良回陕复权已成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的关键，他致电西北将领：“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可保证必为其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向西安方面许下诺言。
西安方面接到蒋、张的电报后，经研究决定接受中央命令，仍希中央宽大张学良，并办理复权及给名义等事，最后商定三项折衷办法：1.渭河南岸连同在西安的部队五日内撤至渭河北岸三原一带。2.希望部队移防时中央发给伙饷。3.部队撤至北岸后希中央办理张之复权授职等问题，并使出席全会。1月28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王宗山赴潼关继续谈判，经过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具体问题，由双方参谋人员进行商定。同时何柱国已通过电话与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马录商定接受甲案。自31日起西安方面撤退渭北部队。这样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解决向和平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撤兵日期的来临，少壮派主战的呼声也愈来愈高，甚至要求如张学良不回来，就与南京政府拼到底，故西安方面撤兵阻力也越来越大。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后，于1月29日致书西安方面：“顷闻大家皆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但良有求于诸兄者，请恳切转告各师旅长暨团营长及各级官兵……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
面对西安方面少壮派与元老派间的矛盾，1月29日，东北军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在渭南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样本已渐趋缓和的局势又恶化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东北军何柱国、王以哲等元老派害怕战端一开，对国家不利，故于1月31日下午派专机接于学忠到西安商议对策。1月31日晚，17路军杨虎城，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会议，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代表在外旁听。会议决定议和撤兵，并决定派李志刚于2月1日赴潼关与顾祝同鉴字接受甲案。
王宅会议决议使东北军少壮派失去了张学良这个靠山，故少壮派与元老派在和战问题上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2月2日，少壮派军官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拥护于学忠坚持渭南会议决议，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兵。
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缪贗流、刘多荃立即率兵从渭南前线撤军，并请中央军接防，同时派兵进驻临潼、威胁西安，内战一触即发，此时的形势对西安方面十分不利。
“二二事件”严重地削弱了西安方面的力量，故杨虎城、于学忠等于2月4日联合发布关于“二二事件”的通电，并提出了四项要求，宣布他们接受南京政府的撤军计划。
由于东北军的分裂，蒋介石趁机对西安方面采取强硬的态度。2月5日，南京政府以行政院会议决议的形式，给杨虎城撤职留任处分。又以军委会名义发出“歌电”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对杨虎城等提出的四项要求不予理睬。
三
2月8日，顾祝同率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但由于东北军中下级军官都希望留在西北，故何柱国于2月中旬到奉化请示处于囚禁中的张学良，并希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要点，使东北军步调一致，以便办理善后。东北军在得到张学良的意见后，再加上许多高级将领热衷于离开西北，因此没有经过什么波折便决定遵令东撤。
1937年3月2日，东北军发布了《移防致陕甘同胞别词》开始撤离西北。4月中旬，东北军全部调防进入安徽、河南、江苏。4月27日，于学忠任江苏绥靖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军委会委员西安行营副主任。第51军驻苏北宿迁、睢宁一带，第67军由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军长驻阜阳附近，刘多荃的105师改编为49军驻南阳附近，57军开到河南淮阳附近。这样东北军各部开往不同地区，驻地分散，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经过多次换防整编，失去了其固有的传统个性，逐步被分化瓦解。
17路军在撤军后，被改编为38军，下辖两个师，军长孙蔚如，被调到三原一带驻防。杨虎城于1937年6月29日被逼出国考察。
红军开到西安的部队又回到了陕北。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陆续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避免了再次发生内战的可能，其意义并不亚于西安事变本身，但它是以拆散东北军，削弱一支抗日力量为代价的。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室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②③④⑩B11B12B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193、96、137、150～151、151、153页。
⑤蒋介石修订的甲案：1.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2.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3.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
乙案：1.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2.以王树常(或由张学良另保一人)任安徽省主席。3.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4.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往甘肃。
⑥毕万闻：《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9页。
⑦.王化一：《我所记忆的西安事变前后》，全国政协存稿。
⑧⑨《革命文献》(台湾)第95辑，第172、133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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