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追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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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军:谈冠华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工作室最年轻的学员。两年前,我们共同设计并由他执教的“明治维新”,在面向全市的工作室成果展示中,引起大家的关注,复旦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冯玮教授说:“这是一节有思考、有个性,并反映了学术界最前沿成果的好课,而谈老师对‘脱亚入欧’的解读,不仅建构了全课的轴心,而且突破了长期以来的一种惯性认识。”后来,谈老师以《掘井及泉地发掘灵魂——“明治维新”一课的创意与实施》为题,诠释了这节课。如果说,“明治维新”一课的创意、设计、调整、反思尚有我的全程参与,那么,下面呈现的这个课例,则从始至终是由谈老师“单刀赴会、独往独来”进行的。
   谈冠华:今年5月,李老师和校领导要我在学校开节公开课。从选择课题——创意设计,到环节规划——内容整合,李老师都要我“自力更生”,他只“看大戏,算后账”。我知道师傅的用心,他常说要我们走出他的“精神禁锢”和“思想枷锁”,在摆脱阴影后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于是,我惴惴不安地选择了上海版高中历史第六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一课,并经历了一段“炼狱”般的煎熬。选择此课缘由有二:最近20余年,“创新”一词屡见诸媒体,除了全社会的关注外,一种创新的焦虑也弥漫在人们心里。我想通过对战后科技革命的剖析和解读,厘清创新的来龙去脉,此其一;科技文化史教学属于冷门和偏门,我就想通过准备这节课,思考科学史应该如何开展教学,此其二。课前,我带着自信“粉墨登场”;课中,我沿着理路“行云流水”;课后,我怀着虔诚“屏气聆听”。“算后账”的李老师与我单独对话两个多小时,午饭时,李老师突发奇想,要我将设计逻辑——课堂实景和我们之间的对话写出来,用他的话说就是“筚路蓝缕的价值,在于以启山林”。现将设计意图、李老师的评论及我的反思移录于兹,求教于诸位方家。
   教学主旨:科技创新具有不可知性。本课即以“创新的不可预知”为灵魂,整合战后科技革命的肇端、进程和影响,引发学生关注和思考创新问题。
   教学过程:导入: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参加二战。1942年初,几位美国科学家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政府研制一种全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罗斯福总统立即批准了该计划,并命名为“曼哈顿”。在格罗斯夫将军和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筹划下,该计划汇集了当时西方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动员10万多人参与其中,历时三载,耗资26亿美元,始获成功。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西部的荒野上冉冉升起了一朵蘑菇云,正是这朵蘑菇云掀开了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序幕。
   谈冠华:以学生耳熟能详的原子弹爆炸导入新课,是为引起学生兴趣,同时也为在下一环节追问“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革命吗?”埋下伏笔。
   一、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革命吗
   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革命吗?美国政府和军方招募第一流科学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希望研发的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可是科学家们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却意外得到了两项副产品。一是核能。科学家们发现,如果控制核裂变的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就可将其能量转化为电能。于是一种新型能源——核能——诞生了。二是电子计算机。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为解决计算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和炮弹弹道轨迹等问题,科学家们发明了电子计算机。
   生物技术的突破也十分奇特。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克里克是半路出家,原以物理为志业,参加过“曼哈顿计划”。50年代,克里克觉得物理学已经被穷尽了,于是转行至生物化学,寻求新突破。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合作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
   谈冠华:讲述核能、DNA结构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过程都是为了在课的一开始,就凸显本课的灵魂“创新的不可预知”,揭示战后科技革命肇端于意料之外的科学发现。同时,此处的讲述也旨在说明战后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
   李惠军:如此设计非但奇特新颖,而且着意于“创新的不可预知”。战争和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催生了意料之外的科技成果和理论科学。从历史教育的意境而言,那就是环节中、素材间,无不诠释历史课的灵魂,以及在灵魂统摄下的三维目标。但是,据我所知,战后科技成果绝不仅限于你所展现的三大领域——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生物技术。即便单从教材而言,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三个领域。尽管,我们在有限的课堂中并不追求,也不可能追求“历史的穷尽”,或许,欲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不到。“取舍”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艺术。但是,从整体化、结构化和系统化而言,我们需要有一个大视野——也就是具体历史现象的“大疆域”,或者说是战后科技的“边框底纹”。然后,在这个大视野下去聚焦那些最具典型和价值的科技成果。我建议可用一种很简单的“排比罗列”,将课本知识的全貌展现出来。比如,采用组织结构图,给出一个宏观感。
   二、谁来“接盘”
   核能和计算机本是军用技术。战后军用订单锐减,科技面临尘封于实验室成为历史尘埃的可能!谁来“接盘”并“转型”?此时,一批企业大亨脱颖而出!
   说到计算机技术转型,就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创立于1924年,最初是一家为商业公司提供制表计算机和卡片统计机的企业。二战时,IBM成为美军供应商,主要生产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二战末期,IBM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制了第一代计算机——Harvard Mark I。战后世界进入和平时期,如果IBM还死死盯着军事订单,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50年代,时任总裁小华生迅疾指示,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制商用计算机。1959年,IBM研制出小型数据处理计算机IBM1401。此后几年,IBM先后推出几种型号的计算机,共销售14000台。IBM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民用市场并就此垄断了20年。
   核能转向民用也在50年代。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联合国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美国海军将领Rickover积极支持该计划,并付诸实践,设计了民用核电站。为获得廉价电能,匹兹堡供电企业杜肯电力主动投资。1953年,历史上第一座民用核电站——希平港原子能核电站破土动工,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参加了开工典礼。1957年,核电站竣工,开始并网发电。    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源于另一家知名企业——孟山都。自50年代开始孟山都就利用基因技术开发新型的粮食种子和农药化肥。
   当国家退出这些军用技术之后,一批企业介入将这些技术推向民用。这些企业背后就是资本的力量,是资本接盘军用技术,把它们推向了更为广阔的民用市场。
   李惠军:如果说,在前一个环节中,你以原子弹为切口,引发出新的科技成果很有创意,暗含了“不可预知”,只是少了“大视野”——战后科技的大梗概的话,那么,在这个环节中,核心问题的突破给人以定格聚焦之感!科技史讲授有三难:专业缺陷、故事缺失、人文缺亏。你用十分清晰、简洁故事和人物说清了三大领域环环相扣的科技发展经历。这些人和事,就像一条漫长轨迹中的几个关键链接点和关键坐标点。特别是,你关注了世界格局变化与军事科技的窘境,以及转型过程中的无形之手——资本和创意的力量。这就有了历史感,也就是在历史课程中追忆科技的历程,并作出历史的解读,而非简单的科技成果罗列。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话题:你以“创新的不可预知”为全课的主旨,看似“不可知论”。实际上,你在讲授中有条“暗线”——科学家、资本大鳄、创意者们心中有一个美好的诉求和明晰的未来。如果真的是“不可预测”,那么,人类好像是在无的放矢了。我之所以赞赏你的“不可预测”,是因为我们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裂变性的未来,尚不能准确描述。
   在你的故事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看似不可预测,但是却可以破解。战后科技革命的肇端和发展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仔细考察其历程,它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又是可以被破解和破译的。简要而言:现实=科学 资本 创意 市场=未来。冷战所带来的50年和平为战后科技革命提供必要的国际环境;20世纪上半叶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科学理论的突破为战后科技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资本和科技的紧密结合为战后科技革命提供了主要的前进动力;当然还有市场的驱动力和反拨力;而在其中的创意不可或缺,如你所说,许多在互联网领域有成就的经营人才,他们并非科学家出身,也非专业技术人才,马云就是一个学习外语出身的人,他靠的是什么?
   三、江山万世可期
   资本驱动下的战后科技革命在匍匐中奔腾。奔向何方?如同它的发生一般看似不可预知。先看战后几十年计算机技术创新的历程。IBM因商用计算机称霸市场20年。试问:它的垄断万世可期吗?1976年,一个年轻人横空出世,将不可一世的IBM踩在脚下,他就是乔布斯。从里德学院退学后他和搭档在自家简陋车库里鼓捣着。几个月后,人类史上第一台带鼠标的个人计算机——PC——Apple I诞生了。短短几年,苹果电脑销售量超越IBM。春风得意的乔布斯能预知下一次的创新么?1984年,两位IT界未来巨擘乔布斯和盖茨会面。乔布斯请盖茨研发一种新操作系统。1985年,第一个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Windows 1.0诞生,并很快成为主流PC操作系统。而苹果因和Windows无法很好兼容销量大跌。乔布斯挖来可口可乐CEO力挽颓势,这位CEO采取多点开发策略,研发了很多产品,唯独在苹果核心业务——PC研发上毫无建树,乔布斯也被这位CEO逼走。苹果在80年代末沦落为了IT界二流企业。盖茨的微软公司却成了软件业大佬。
   下一个创新会属于盖茨和微软吗?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投入巨资,将国家科学院、各科研机构和大学网络连接起来,从此互联网高速发展起来。网站和网络信息以几何数量增加。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市场上出现了对于网站分类需求。制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网站分类站点的是一位华裔青年杨致远。杨致远出生台湾,1990年来到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求学。1994年,他在校园路遇一个叫大卫的人。在大卫鼓励下,杨致远退学创业。1994年3月,杨致远和大卫共创雅虎,瞬间成为搜索服务的耀眼之星。但是,当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雅虎以人工进行网站和信息分类就显得非常落伍和难以胜任。1996年,杨致远的师弟们——几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创立谷歌公司,推出了一个对网站之间的关系做精确分析的搜寻引擎。雅虎在搜索引擎领域的优势开始丧失。
   90年代,乔布斯回归苹果。他将艺术与工程完美结合,并决定进军智能手机市场。此时,手机市场上独占鳌头的是诺基亚,比诸位同学年龄稍大一点的人可能都使用过诺基亚的手机,最早的智能手机也是诺基亚研发的。为了后来居上,乔布斯做了一个创新,推出了App Store,创造了史上第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生态圈,极大地丰富了手机功能和用途。自此,智能手机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再看诺基亚,不过几年就从市场上彻底消失了。谁又能想到诺基亚的下场呢?我们不禁猜想,下一个被淘汰的会是谁呢?会不会是它?
   谈冠华:在这个环节,我讲述了近60多年电子计算机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历程,突出了每次创新其实都是不可预知的。
   李惠军:聚焦于战后科技的一个关键环节——信息技术,浓墨重彩地通过一个个相互传承,比翼齐飞的人物,揭示“不可预知”,进一步彰显主旨,升华灵魂。从学生的听课情绪看,他们时而聚精会神,时而扼腕痛惜,时而顿有所悟。不过,你所讲述的内容不仅仅是电子计算机技术,还有互联网、智能手机和搜索引擎,等等。此处,在前面战后科技革命内容的边框底纹下,你还可以强调指出,如果说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蒸汽机的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电的发现与应用,那么战后科技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即瞻前顾后,又大气磅礴。此外,讲述的过程中,如何将这些知识有机整合而不显得凌乱呢。我看可以用一种结构使得信息技术发展中的几个关键要素更加了然于心。
   四、被重塑的世界
   战后科技革命以不可预知的创新改造了世界。今天我们回望过去60年,会发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换了人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
   马云,一个奇才!一位大学英语教师下海经商。利用一技之长经营翻译生意,并开发一个叫“中国黄页”的网站。1999年,他灵光闪现地产生“畅想”——电子商务。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马云决定“借船出海”。此时,他遇到一位日本投资人——孙正义。据说,马云用了6分钟换得孙正义2000万美元投资。今天,同学们天天刷,天天淘的淘宝网出现了。同时,淘宝也创造了一群被称为淘宝卖家的人群,支撑着众多普通人的创业梦想。2003年开始,马云先后创办了阿里巴巴、支付宝、天猫、一淘网、阿里云。    马云创业成功,是时代、科技、奇想、资本聚焦裂变结果。战后科技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门类——知识经济。马云最初只有个创意——电子商务,而恰逢知识经济时代,奇想创意孵化出了新经济大亨。资本的推力和市场的浮力,又使他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并成为当时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战后科技革命也创造了新的阶层,例如淘宝上众多的卖家,他们是资产阶级抑或是无产阶级,好像很难归类。
   李惠军:马云的传奇不仅是战后科技成果的一种现象,也是中国人引以骄傲一个奇迹,更是现时代的“低头族”“朋友圈”中众多粉丝的偶像。在本课中,适时、适度、适势地融入马云不仅有助于反映战后科技——信息技术的不可预知的成果,而且透过马云彰显了“中国在其中”的民族智慧与民族自信,更为重要的是你在不经意间将“高大上”的玄深科学技术与学生的生活和体验“无痕对接”。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史学即人学、历史即现实的形而上之大道。而这一大道却又在形而下之情节、人物、事件中获得了具体的诠释。
   马云的故事折射出战后科技革命对于世界的重塑。不过这种重塑不总是正面的,也不乏引发争议的。例如生物工程技术和转基因技术引发了很大争论,不少声音都认为生物技术引发了伦理道德危机。对此,我做了一番调查,得到了如下数据:以“生物”和“伦理道德”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得到如下数据:2015年2篇,2014年25篇,2013年30篇,2012年34篇。大部分文章都发表在法学和社会科学杂志,作者也多是法学和伦理学学者。很少有生物科学的专家发表对于此事的看法。同学们,你对生物工程技术的伦理道德危机怎么看呢?
   (学生讨论)
   (总结)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很少有人去询问生物学家的看法。尽管我也没有去询问他们,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生物学家们知道生物技术的发展肯定会带来伦理问题,作为利益共同体,他们必须保持沉默,不使真相外泄;另一种是生物学家认为法学家和伦理学家们不懂生物科学,不值得一驳。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诸位同学,我们在并不真正了解生物技术的情况下,是很难对于生物技术是否会带来伦理问题作出解答和判断的,就像我们不能猜测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会犯什么罪一样。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然现在不能确定,那就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再来评价吧!
   生物技术只是一个缩影。有人说二战后的世界,就是一个技术塑造的世界。我们从旧世界带来的价值观,在这个新世界中显得像新进城的乡巴佬,到处束手束脚。对于这个现象,一个哲学家这样解释道:“任何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的未来的后果。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但对于预测来说,就为时太晚了;只有当预测亦成为追溯,这样的尝试才能得出结果。”
   谈冠华:在这一环节,我设计了生物技术和伦理危机之间关系的讨论,其主要意图是希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未知的事物切莫急着作出评价。
   李惠军:你此处的关于生物技术和伦理危机的讨论是一个伪命题。第一,你所提供的材料令人生疑。你的搜索途径全面吗?与此连带出的第二个疑问是,你的统计方法和数据精当吗?你说生物学家一般不发表看法,我就记得有于光远与钱学森之争。你在设计意图中美其名曰通过这个问题的探讨交流,让学生形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评价历史问题的态度。但是,仅仅从“生物学家”不发表看法的“局部”,替代“科学家”的“全部”,似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在经过了学生不知所云的讨论后,你又进一步武断地指出:不外乎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知道真的有问题所以不能言明;另一种是他们觉得法学家和伦理学家根本不懂科学,无理取闹。权且不说,我还可以提出“不外两种”之外的可能——或许生物学家知道有问题,但是他们认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就你的数据偏颇、问题设计和武断解释而言,非但不是你所期望的“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相反,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的“互动”(而非互动)的“瞎想”(而非创想)的习惯。我看此处的讨论可以改为“科学与伦理”。这样格局也就大了,可供讨论的内容也就多了。我想这一问题至少涉及科学与自然的伦理,科学与国际关系的伦理,科学与社会的伦理,最后引导学生思考如果科技创新不可预知,它是否会最终摧毁人类文明呢?这样可以使学生领悟到科技创新需要驾驭,需要人类的终极关怀来驾驭。如此一来,整堂课的立意也就高远了。
   反思(谈冠华):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开公开课既是巨大的考验,也是重要的锻炼。所谓巨大的考验是开公开课之前那种沉重的心理压力。所谓重要的锻炼则是通过准备公开课,会对某段历史有更深刻和更丰富的理解,也会因灵感的迸发而创意出某些精彩的教学片断。青年教师准备一节公开课,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其中甘苦自知。在接触这节课之前,我对于科学史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有幸几位理工科出身的朋友为我推荐了一些经典的科普书籍,我校的物理和生物教师也为我答疑解惑。这些都使我能稍窥科学史的门径,不至于毫无头绪。在准备过程中,我阅读了吴军的《数学之美》《浪潮之巅》,埃德蒙·费尔普斯的《大繁荣》,罗杰·彭罗斯的《皇帝的新脑》,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力学史话》和沃尔特·艾萨克森的《斯蒂夫·乔布斯传》。在阅读这些著作的时,我始终牢记李老师关于“历史课要有灵魂”的教诲,竭力厘清战后科技革命的线索和寻觅战后科技革命的灵魂。经过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灵魂”后,我确立了以“创新的不可知”作为全课的灵魂。当我厘清线索,确定灵魂后,如何组织各种素材为诠释灵魂服务就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青年教师往往缺乏经验,教学设计往往也是青涩的。所以,教学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此时需要的就是磨课。我的幸运之处在于为我磨课的是李惠军老师。李老师的指导不仅有宏观的、结构的启发和提炼,而且也有许多微观的、细节层面关于如何围绕灵魂的巧思和创意。这使我在如何捕捉灵魂和彰显灵魂方面获得不少裨益。
   我的一堂青涩的公开课能引起李老师的评论,真是幸莫大焉。热情的鼓励中,又有厚望存焉。我辈青年教师应不负期望,在追寻和彰显灵魂的通衢大道上继续地求索。
  【作者简介】谈冠华,男,中学一级教师,上海晋元高级中学教师,李惠军历史工作室学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及信息技术。
   李惠军,男,历史特级教师,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历史教师,“李惠军历史工作室”领衔人,主要从事历史课程、教材、教法,以及教师专业发展带教等领域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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