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8年前的春晚舞台上，凭借和朱时茂搭档的《吃面条》，陈佩斯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笑星，那时他还有稀稀落落的头发，不过都罩在一顶土黄色的有檐帽子里。1985年，陈佩斯彻底剃了头发，那顶光亮的脑袋从此成为他最显著的标志。2012年3月，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见到58岁的陈佩斯时，他依旧是光头，胡子有些花白，穿着一年四季不离身的马褂，脚下一双懒汉鞋。和他在人们心目中最经典的流里流气、贼眉鼠眼的“小人物”形象不同，如今的他显得很深沉，所关注的话题也很严肃。
过有底线的生活
陈佩斯最近在忙着“招生”。他所筹建的大道喜剧院喜剧表演培训中心已进入招生阶段，不久之后即将正式开班。“我已经在喜剧的门里了，品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而很多热爱喜剧的人却还没摸到门儿，应该把他们领进来，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说到弯路，陈佩斯自己入喜剧这行也不是很容易。他的父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出生时，父亲陈强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访问，北京来报：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陈强说：“那就叫布达吧，如果再有第二个孩子，就叫佩斯。”
儿时的陈佩斯不爱学习，成绩不好，经常打架。15岁时，他被送到内蒙古下乡，每日耕作劳动。他回忆：“我半年没吃过肉，让父亲给我寄钱，父亲不给。后来，还是母亲给我寄钱了。”为了返城，陈佩斯跟父亲学起了表演，吊嗓子，走台步，这样才能进文工团，而文工团是当时唯一能调动户口的地方。不过，去考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话剧团时，陈佩斯都被刷下来，那个年代，文工团偏爱招收的是唐国强那样的英俊小生。陈强找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田华帮忙，八一电影制片厂答复：“我们这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员，如果他愿意演就来。”
父亲陈强回忆：“到第三次考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我才觉得，这个孩子在表演上确实是有才华的。”
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瞧这一家子》，陈佩斯还是沾了父亲的光，首度担纲主演。演完之后的成功是轰动性的，父子俩的对手戏“教英文”成为中国影视喜剧史上的经典桥段。
春晚舞台，更为彻底地改变了陈佩斯的命运。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为春晚贡献了15个小品。作家史航曾说过：“陈佩斯的小品很少怯口（说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基本不出现女角。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断变迁的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格局。细想起来，这些小品很高级。”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那是他在那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陈佩斯告别春晚。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个话题。其实内情并不复杂——他跟春晚较真儿，想演些自己的东西；跟央视较真儿，状告央视出售春晚光盘侵犯他的著作权。
新世纪，陈佩斯自组剧团，投身话剧，制作出《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等优秀剧目，并把它们推向二、三线城市，为后来者趟开了路子。有人说，陈佩斯跟《茶馆》里的常四爷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喜剧是一种人生态度
环球人物杂志：我发现您几乎涉足过所有的戏剧形式，电影、小品、电视剧、话剧，去年您还演出歌剧《蝙蝠》，客串过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但所有您演过的剧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喜剧。喜剧对您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陈佩斯：它的平民化，喜剧属于平民。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理解？
陈佩斯：喜剧是最接近人的，它和人是零距离的。从艺术形式上，它也是最具人性的。它直接表现人的生命，表现生命的需求。悲剧表现死；而喜剧表现的是生。悲剧一定要摧毁，才能体现出悲情；而喜剧则是建立一个新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可以把喜剧理解成一种人生态度吗？
陈佩斯：可以。古代把喜剧称滑稽。滑稽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按我的理解，“稽”由“禾”、“尤”、“匕”、“日”构成，“尤”是“犬”的变形，“匕”是“人”的变形，“日”代表沼泽。前有狼，旁有禾，后有沼泽，人在其中茫然四顾，往哪走？无处可去，就是困境。滑由“水”和“骨”构成，像洗排骨一样，骨头是滑的，但又是硬的。有态度、不妥协，同时又能化解这个困境，这就是滑稽的会意。这两个字非常准确。
卓别林总结说，所有的喜剧最终都要给角色制造窘境，这是不错的。但为什么困境就是喜剧呢？其实在创造困境和解脱困境的同时，观众从中得到了优越感，获得了生命的快乐。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通过观看喜剧获得快乐，人们也需要以喜剧的精神来面对生活。
陈佩斯：对，当代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多少年来，观众对悲情戏已经习惯了，只要音乐一慢下来，主持人的调门往下一降，大家都进入悲情的节奏了。其实好的心态，是可以培养的，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心态，最起码需要两种，一种是积蓄能量的，一种是释放能量的。喜剧精神属于后者，它能够帮人建立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每个生命都会遇到困境，遇到困境怎么去解脱？怎么去化解？好的喜剧能提供这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喜剧精神能够弥合很多社会矛盾。
还没有喜剧这门课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艺术与物质生产不同，是“妙手偶得”，说“套路”就俗了，但您似乎很强调喜剧的“套路”？
陈佩斯：经验完全可以变成科学的认识，艺术的规律也是可以认知的。就像声乐里的中央C，选择这个频率作为中央C是有道理的：这个振荡频率会促成人体细胞的舒适感。它是有能量的，喜剧不也是这样？人物关系形成之后，就产生了势能，这种能量是可以被认知的，能用物理的方法测出来，那就是观众回馈的笑声。喜剧节奏的快慢直接影响观众的笑声，这就是规律。
把一个悲情的人变成一个快乐的人，相当于平白无故把温度从0度一下子升到100度，这是需要能量的。喜剧也是，用正确的方法，让观众的心理温度从0度升到100度。喜剧演员要了解这套方法，也需要积淀、培养、训练。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这些理论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看书看出来的？
陈佩斯：都有，你不看书怎么行呢？不看书怎么知道细胞的振荡频率是怎么回事呢？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现在是一个半娱乐化的时代，什么都要调侃一下，什么都要轻松地去面对，但另一方面，喜剧这个艺术形式的发展，好像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陈佩斯：对，现在可以说，对喜剧连基本的认识都没有。它处于朦朦胧胧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挺好玩，但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舞台排练的时候，往往是观念上的问题把你绊住了，让你进行不下去。我们的正规院校不培养喜剧人才，也没有喜剧这门课。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喜剧跟逗乐、搞笑一样吗？
陈佩斯：一样啊，逗乐是最基础的，就像人走路，脚往外一迈，你得迈出这一步啊，每迈一步都是在搞笑。一出喜剧的过程，不也是逗乐、搞笑的过程吗？这个没有矛盾，是一个组成的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陈佩斯：把我的很多想法总结一下，再把它细化。用培训的方法把它传给后面的人。
和陈佩斯对话，很难想象他只读过5年书。近几年来，陈佩斯开始系统研究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喜剧大师的作品。在网络文化泛滥和各类纯搞笑话剧的冲击下，他坚持自我耕种，不可怜巴巴地、无原则地向网络乞讨笑料。他的偶像是卓别林——那个给全世界带来快乐、自己却得了抑郁症的伟大演员。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行太苦，我的每一步都是煎熬过来的。”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
过有底线的生活
陈佩斯最近在忙着“招生”。他所筹建的大道喜剧院喜剧表演培训中心已进入招生阶段，不久之后即将正式开班。“我已经在喜剧的门里了，品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而很多热爱喜剧的人却还没摸到门儿，应该把他们领进来，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说到弯路，陈佩斯自己入喜剧这行也不是很容易。他的父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出生时，父亲陈强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访问，北京来报：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陈强说：“那就叫布达吧，如果再有第二个孩子，就叫佩斯。”
儿时的陈佩斯不爱学习，成绩不好，经常打架。15岁时，他被送到内蒙古下乡，每日耕作劳动。他回忆：“我半年没吃过肉，让父亲给我寄钱，父亲不给。后来，还是母亲给我寄钱了。”为了返城，陈佩斯跟父亲学起了表演，吊嗓子，走台步，这样才能进文工团，而文工团是当时唯一能调动户口的地方。不过，去考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话剧团时，陈佩斯都被刷下来，那个年代，文工团偏爱招收的是唐国强那样的英俊小生。陈强找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田华帮忙，八一电影制片厂答复：“我们这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员，如果他愿意演就来。”
父亲陈强回忆：“到第三次考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我才觉得，这个孩子在表演上确实是有才华的。”
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瞧这一家子》，陈佩斯还是沾了父亲的光，首度担纲主演。演完之后的成功是轰动性的，父子俩的对手戏“教英文”成为中国影视喜剧史上的经典桥段。
春晚舞台，更为彻底地改变了陈佩斯的命运。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为春晚贡献了15个小品。作家史航曾说过：“陈佩斯的小品很少怯口（说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基本不出现女角。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断变迁的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格局。细想起来，这些小品很高级。”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那是他在那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陈佩斯告别春晚。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个话题。其实内情并不复杂——他跟春晚较真儿，想演些自己的东西；跟央视较真儿，状告央视出售春晚光盘侵犯他的著作权。
新世纪，陈佩斯自组剧团，投身话剧，制作出《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等优秀剧目，并把它们推向二、三线城市，为后来者趟开了路子。有人说，陈佩斯跟《茶馆》里的常四爷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喜剧是一种人生态度
环球人物杂志：我发现您几乎涉足过所有的戏剧形式，电影、小品、电视剧、话剧，去年您还演出歌剧《蝙蝠》，客串过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但所有您演过的剧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喜剧。喜剧对您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陈佩斯：它的平民化，喜剧属于平民。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理解？
陈佩斯：喜剧是最接近人的，它和人是零距离的。从艺术形式上，它也是最具人性的。它直接表现人的生命，表现生命的需求。悲剧表现死；而喜剧表现的是生。悲剧一定要摧毁，才能体现出悲情；而喜剧则是建立一个新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可以把喜剧理解成一种人生态度吗？
陈佩斯：可以。古代把喜剧称滑稽。滑稽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按我的理解，“稽”由“禾”、“尤”、“匕”、“日”构成，“尤”是“犬”的变形，“匕”是“人”的变形，“日”代表沼泽。前有狼，旁有禾，后有沼泽，人在其中茫然四顾，往哪走？无处可去，就是困境。滑由“水”和“骨”构成，像洗排骨一样，骨头是滑的，但又是硬的。有态度、不妥协，同时又能化解这个困境，这就是滑稽的会意。这两个字非常准确。
卓别林总结说，所有的喜剧最终都要给角色制造窘境，这是不错的。但为什么困境就是喜剧呢？其实在创造困境和解脱困境的同时，观众从中得到了优越感，获得了生命的快乐。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通过观看喜剧获得快乐，人们也需要以喜剧的精神来面对生活。
陈佩斯：对，当代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多少年来，观众对悲情戏已经习惯了，只要音乐一慢下来，主持人的调门往下一降，大家都进入悲情的节奏了。其实好的心态，是可以培养的，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心态，最起码需要两种，一种是积蓄能量的，一种是释放能量的。喜剧精神属于后者，它能够帮人建立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每个生命都会遇到困境，遇到困境怎么去解脱？怎么去化解？好的喜剧能提供这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喜剧精神能够弥合很多社会矛盾。
还没有喜剧这门课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艺术与物质生产不同，是“妙手偶得”，说“套路”就俗了，但您似乎很强调喜剧的“套路”？
陈佩斯：经验完全可以变成科学的认识，艺术的规律也是可以认知的。就像声乐里的中央C，选择这个频率作为中央C是有道理的：这个振荡频率会促成人体细胞的舒适感。它是有能量的，喜剧不也是这样？人物关系形成之后，就产生了势能，这种能量是可以被认知的，能用物理的方法测出来，那就是观众回馈的笑声。喜剧节奏的快慢直接影响观众的笑声，这就是规律。
把一个悲情的人变成一个快乐的人，相当于平白无故把温度从0度一下子升到100度，这是需要能量的。喜剧也是，用正确的方法，让观众的心理温度从0度升到100度。喜剧演员要了解这套方法，也需要积淀、培养、训练。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这些理论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看书看出来的？
陈佩斯：都有，你不看书怎么行呢？不看书怎么知道细胞的振荡频率是怎么回事呢？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现在是一个半娱乐化的时代，什么都要调侃一下，什么都要轻松地去面对，但另一方面，喜剧这个艺术形式的发展，好像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陈佩斯：对，现在可以说，对喜剧连基本的认识都没有。它处于朦朦胧胧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挺好玩，但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舞台排练的时候，往往是观念上的问题把你绊住了，让你进行不下去。我们的正规院校不培养喜剧人才，也没有喜剧这门课。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喜剧跟逗乐、搞笑一样吗？
陈佩斯：一样啊，逗乐是最基础的，就像人走路，脚往外一迈，你得迈出这一步啊，每迈一步都是在搞笑。一出喜剧的过程，不也是逗乐、搞笑的过程吗？这个没有矛盾，是一个组成的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陈佩斯：把我的很多想法总结一下，再把它细化。用培训的方法把它传给后面的人。
和陈佩斯对话，很难想象他只读过5年书。近几年来，陈佩斯开始系统研究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喜剧大师的作品。在网络文化泛滥和各类纯搞笑话剧的冲击下，他坚持自我耕种，不可怜巴巴地、无原则地向网络乞讨笑料。他的偶像是卓别林——那个给全世界带来快乐、自己却得了抑郁症的伟大演员。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行太苦，我的每一步都是煎熬过来的。”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