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改革成了一个热词，一旦贴上了改革的标签似乎就代表了进步，但回望中国历史，其实改革二字并非“一贯正确”。比如王安石变法，他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折腾了很多年效果如何呢？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驾崩了，司马光复出为相，看看老百姓是怎么反应的？司马光车马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可见当时天下人为王安石所苦，司马光反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活菩萨！司马光任相执政一年半，就干了一件事儿，废除新法，然后就去世了。老百姓是怎么反应的？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废了新法，司马光简直“立地成佛”了！
　　几百年前的古代社会可没有什么政治动员，老百姓还是能抒发真情实感的，老百姓自发的还是强迫的，忠奸善恶自有公道，权力介入日常生活是现代大众传媒和群众操纵术出现后的事儿。王安石改革为什么不受老百姓欢迎？不要一说改革就是进步，一说保守就是反动，现代影视剧把大搞严刑峻法的商鞅都吹捧成改革家了，这无疑是偏颇的。改革是正确还是错误，需要详审政策的内容而不是粗看政策的名目。社会之常态，古代本来就是人民自由自发自然之经济，所以司马光等所谓保守派，保守的是政府不与民争利的传统;王安石等所谓的改革派，改的正是这个传统，要求政府干预管制经济，其实本质上就是掠夺式的强盗逻辑。而现代中国改革开放要改的是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改革开放中的保守派，保的是政府计划经济的传统;改革派，改的是计划经济的传统，与市场经济接轨，回归经济和社会的本原。所以，美国的市场派也自称保守派，自称古典自由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现代自由主义在现代美国实际上是左派标签。不审时度势，不考察背景，盲目的以改革、保守贴标签，无疑是刻舟求剑！
　　王安石就是公元11世纪的凯恩斯，他的富国政策是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除了把民间闹得鸡飞狗跳、苦不堪言之外，什么社会问题都没解决！王安石的强兵政策貌似爱国实则误国。宋辽缔结澶渊之盟达成了长期和平，是被后世称道的。每年的所谓岁币，其实在富庶的大宋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州的岁入，低价买和平，以低廉的经济代价换取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宋辽两国都享受了和平红利。其实宋辽双方从官到民都不愿打战。王安石搞强兵主要是为了打西夏，结果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丧师辱国，占了西北一点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的荒地，牺牲了不知多少大宋子民。司马光将这块地还回去，以土地换和平，外交解决边境纠纷，在战略上是非常高明的，所以一向标榜气节的宋朝一代，没有道学家为这件事指责过司马光汉奸，反而都批评王安石挑衅他国。北宋的灭亡，不是因为和平协议，而是恰恰违背了盟约，宋徽宗和金国秘密签了个海上之盟，背弃之前和辽国的百年和平攻辽，结果唇亡齿寒，最后引来金兵南下的靖康之耻。辽国使者韩昉在出使北宋时在庭院中哀号：“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从此课件，宋徽宗可谓是个轻佻的画家，缺乏政治家的远虑，不但没收回燕云十六州，反而落得被俘东北，给金人放羊做奴工。
　　富国强兵，是没有争议的，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还是历届宋朝皇帝，他们共同的愿望都是富国强兵。问题是，王安石为了富国强兵采取的政策手段对不对？他的动机正确能证明手段正确吗？他的政策到底是在富国强兵，还是在残民害民、误国祸国？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和平、富足、有尊严生活的政治家们，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是放弃香港的撒切尔，是土地換和平的拉宾和阿拉法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