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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什么样的儿童早期教育带入21世纪？在浙江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学前教育，筹备召开全省学前教育工作会议前夕，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发起组织了一次省内专家座谈会，共商学前教育发展大计。
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学前教育价值透视
——在当今世界，政府的提倡和支持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最重要保障。
田正平（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前教育有没有价值？现在还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但检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对学前教育价值的肯定，自古皆然，及至当代，其价值已得到经验和理性的普遍确证。
朱宗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教授）：是的，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儿童早期教育。孔子的理想是“幼有所长”，孟子希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贾谊从天下兴亡的角度要求对太子“早谕教”，颜之推主张从孩子“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就加以教诲。
田正平：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角度规划学前教育。康有为主张儿童“公养公育”，梁启超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蔡元培同样希望对婴幼儿实施“公育”。陶行知早在1928年就呼吁：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幼稚教育也应当普及”。他所指的“幼稚教育”就是今天的学前教育。
朱宗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家们同样重视儿童早期教育。柏拉图主张由国家设立特殊机构教育婴幼儿，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主张对儿童及早教育。
田正平：同古代西方思想家的认识相比，文艺复兴以后，思想家们的认识更具可操作性。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为幼儿设立了母育学校，19世纪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认为儿童早期“是教育的最重要时期”，首创幼儿园。当代，人们则用科学研究的办法揭示学前教育的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阶段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投资回报率相当于此后所有年龄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总和。因此，在思想层面，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学前教育价值都是充分肯定的。
朱宗顺：从实践层面看，学前教育的价值是怎样体现的呢？
田正平：学前教育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发展，这就是其价值的体现。从物竞天择的观点看，没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学前教育从原始社会的“儿童公育”（古代社会是以家庭教育为主的），转向近现代专门化的学前社会教育模式，它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愈来愈受重视，价值不是明摆着吗？
朱宗顺：非常同意。工业革命推动社会转型，社会发展需要学前教育，这是现代学前教育之所以首先在欧洲产生的原因。1816年欧文在英国首创幼儿学校，1840年福禄贝尔创办幼儿园，到20世纪初，现代化先行的欧美诸国都建立了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二战”后发展更快，1970年以后的30多年间，全球接受学前教育的幼儿数量增长了三倍多。
田正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值得注意。法国于1835年拨款补助学前教育机构，拉开政府管理学前教育的序幕；美国则在19世纪70年代兴起“公立幼儿园运动”。当代，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经费占其总的教育经费的比率超过10%。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政府的提倡和支持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最重要保障。
朱宗顺：比较而言，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学前教育直到20世纪初才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1903年，第一所公立学前教育机构才在中国建立。到1949年为止，中国学前教育虽然也初具规模，但发展缓慢。这说明学前教育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社会发展的保障。
田正平：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高度重视学前教育。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内务委员部颁布《托儿所组织条例》，瑞金、兴国等地建起了数百所托儿所。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要求实行儿童公育制度，并将学前教育向民间推进。在建国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就努力兴办学前教育，承担提供公共学前教育服务的责任，难能可贵。
朱宗顺：新中国建立后，学前教育曾出现过较好的发展势头。1951年，制订了《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以公立为主的学前教育体制。但由于随后极“左”思潮的影响，学前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波折。
田正平：“文革”结束后，学前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虽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学前教育办学体制多元化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党和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重视学前教育”，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肯定学前教育价值的最强音。
朱宗顺：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举双手拥护“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方针。
田正平：但关键是各级行政决策和管理者要加以落实。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学前教育的价值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彰显的。原始社会的“儿童公育”，只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无奈选择。古代社会的思想家们认识到“及早施教”的重要性，学前教育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价值初步显现。工业革命以后，婴幼儿保育和教育的社会需求日益强烈，学前教育的价值在各国日趋发达的学前教育实践中得到展示。如果说古代的思想家们还只能用诗一般的语言想象学前教育价值，那么，当代学者们则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明确揭示出了学前教育的价值。我要说，学前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的奠基有重要价值，具有极强的公益性，政府理应承担起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儿童发展科学的角度看学前教育的价值
——很多时候，父母是以成人的方式在“辛辛苦苦花钱害儿童”，却自以为在为儿童尽责。
秦金亮（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人认为过去的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1899年瑞典人爱伦·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预言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
田学红（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是的，回首20世纪，我们发现它是儿童发展科学研究人才辈出的世纪。大家耳熟能详的有皮亚杰、杜威、蒙台梭利、格塞尔、维果茨基等，他们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儿童世界的丰富、儿童世界不同于成人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使传统的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倒转，儿童的价值被人类深刻认知。
秦金亮：对此，我非常欣赏刘晓东教授对“儿童是成人之父”（这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的学理论证，从进化论、从人类发生的角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儿童，如何摆正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在教育史上夸美纽斯发现了儿童发展的内在精神价值，他把儿童的成长比作种子的发育，把教师比作园丁，成人要尊重儿童内在的发展成长规律，而不是以成人的方式盲目随意地对待儿童的成长，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人类的认识有致命的缺陷，对人类记忆的发展研究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童年遗忘”，即我们每一个人从童年中走来，却记不起我们最早的童年生活了。
田学红：“童年遗忘”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大难题，也是成人认识儿童世界的原点性悖论。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儿童早期教育中存在着很多“好心干坏事”现象。很多时候，父母是以成人的方式在“辛辛苦苦花钱害儿童”，却自以为在为儿童尽责。科学养育低幼儿童是对人类的一大挑战。
秦金亮：皮亚杰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的基本论断是：绕开儿童的发生发展来探究人类的发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皮亚杰的声音震撼了人类的认识研究，震撼了人类的精神文化研究，也指引了儿童发展研究。目前的儿童发展研究已成为多学科广泛交叉整合的研究，认识儿童的发展也是认识人类自身的发展。
田学红：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儿童发展研究方兴未艾，特别是相关的脑科学研究。国际最权威的学术期刊《科学》《自然》几乎每期都有相关的研究文献，儿童研究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儿童早期教育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肯定。
秦金亮：是的，脑（准确地讲是神经系统）与人的精神活动关系密切，现在学术化的称谓是“认知神经科学”，特别是发展认知神经科学揭示了儿童与人类进化中脑与认知发展的一些重要关联现象。如迈克林（Maclean）提出的三位一体脑发育模型：脑干是最古老的脑，爬行类动物都具有，它执行的是生存功能，儿童个体在胚胎期就具有这些功能；边缘脑是人类进化到哺乳动物时的产物，它执行的是人类情绪、睡眠、体液等的调节功能，是儿童个体出生时就有的功能；新皮层则是人类高度进化的产物，是建立在后天经验基础上的产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
田学红：谈到这些就想到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维思尔（Wiesel）等人的工作。他们在新生猫、白内障患儿身上都发现了早期视觉经验对视觉优势的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印证了劳伦茨在雁鹅身上发现的印刻关键期的普遍性。劳伦茨、维思尔等人的研究都启示我们，早期经验、早期教育极其重要，具有不可替代性。
秦金亮：是的，在三位一体脑发育模型框架下，目前学者根据大脑新皮层发育演化的研究又进一步提出了“交互特化作用”理论。我在今年的《教育研究》第8期专文作了介绍，其中心意思是说，儿童出生后新皮层许多区域的功能尚未定型，新皮层区域功能的模块化取决于适宜的环境、适宜的教育条件与已有的神经结构基础的生成性动态建构，这也是神经建构主义的基本主张。
田学红：遗传、环境与教育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已突破了传统教科书所表述的线性因果关系。新兴的儿童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趋向于对儿童发展进行动态因果机制的动力系统解释，特别强调已有的神经结构与早期教育、早期经验交互作用的动态生成，认知结构、神经结构、早期经验、早期教育是一个生成链，在切合中交互作用，学前教育的最大魅力和挑战在于找到这种切合性，在切合性中寻求儿童的发展，因而广义的学前教育不仅仅是幼儿园教育，也远不止是幼儿园教师的事业，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学前教育价值透视
——劣质的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是灾难。我们不应为眼下某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地区基本普及的学前教育而欢欣鼓舞，而应为普遍存在的劣质的学前教育而寝食不安。
方展画（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我看来，世界各国对学前教育的关注，一方面是儿童发展研究对儿童价值的重新发现，甚至出现哥白尼式的倒转，即形成了“以儿童为主体”的幼儿教育新理念；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当今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转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儿童的生存、发展处境。相关研究表明，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一代新型人才，而新型人才的培养与学前教育的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幼儿阶段的教育已成为人才成长极为重要的奠基教育，这也充分印证了中国谚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一十分朴素的认识。
秦金亮：是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儿童而言，饥饿、疾病、杀婴、弃婴、卖婴、奴役等基本生存安全威胁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社会转型期发生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变化使儿童发展面临新的威胁，我们称之为非传统的儿童发展安全问题。
方展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儿童已经受到威胁，但我们的民众却视而不见或不以为意。倘若我们的国家意志也是这样，恐怕就要演化为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全问题了，因为“儿童强则国家强”。
秦金亮：我和您有同样的感受。我曾听某位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上过幼儿园，照样成才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难以想象若这位先生的子女在城里不上幼儿园将会是怎么样。
方展画：我们总是感性地生活着，人们总是素朴地发问着，这些素朴发问若变成国家意志的决策参照，将是非常危险的。
秦金亮：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位先生的话代表了相当多的人的观念和态度。应该看到，当下的城市生活与这位先生的童年生活相比，已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儿童缺少好玩的生活空间，只能整天呆在水泥笼子里；儿童缺少亲密的同龄伙伴，只有大小龄伙伴；儿童缺少大范围活动的自由，时刻被父母约束着、看管着；儿童容易沉溺于现代媒体的视觉享受中，而缺乏文化饥渴状态下的深度阅读；儿童常常被迫参加种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生存竞争训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孩子的生存处境并不比这位先生当年的童年好到哪里去。事实上，它潜伏着表面物质丰富、内在存在着巨大的童年精神危机的威胁。
方展画：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童年危机问题，是值得我们在国家层面、民族意识层面认真审思的。信息化时代出现的“虚拟现实世界”技术对儿童来说是柄双刃剑。日本的游戏研究专家调查发现，日本的电子游戏机数量在成倍增加，每5人就拥有一款电子游戏机，但儿童的户外游戏时间却比过去减少了许多，只有不到原来的1/10，而自然游戏时间更是减少到不到原来的1/80，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城市化的代价、现代化的代价。由此他们进一步发现，日本儿童的动手能力、想象能力、综合能力、体质正在下降。
秦金亮：当代中国，社会在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加快，许多年轻的父母迫切需要摆脱家庭事务，走向工厂和城市，所以发达地区学前教育的需求和普及是工业化、城市化原始需求驱动的结果，因为年轻的父母迫切需要托幼机构来帮助他们照看孩子，他们的第一需求是有人帮助看管儿童，而不是促进儿童的发展。
方展画：原始需求驱动下的学前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反教育（或称负性教育）成分，这样的托幼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农耕时代的散养。所以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劣质的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是灾难，因为它会压制儿童的天性，剥夺儿童的游戏权、自由权，使儿童成了卢梭所描述的“老态龙钟的儿童”。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是“遭遇战”，它遭遇的不是要不要学前教育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学前教育的问题。因此，优质的学前教育特别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也需要培养家长良好的教育素养。
秦金亮：这是当今中国发展学前教育最重要
的逻辑支点。我们不应为眼下某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地区（例如我省）基本普及的学前教育而欢欣鼓舞，而应为普遍存在的劣质的学前教育而寝食不安。
方展画：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不提普及学前教育、学前义务教育的重要原因。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学前教育，政府不承担学前教育的责任，更不意味着父母可以将育儿的重任全部交付给托幼机构。
秦金亮：学前教育中之所以存在反教育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师队伍存在较严重问题。大批家庭妇女式的教师将把我们祖国的未来带向何方？现在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正在这里！如果大部分幼儿园教师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大多数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只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民办教师的水平上，谈何科学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方展画：这确实是很严峻的问题，也是发展学前教育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秦金亮：学前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更是政府的责任和监护人的责任。发达国家对社会处境不利儿童（包括弱势群体家庭的儿童）的学前教育均实施重点支持政策，如著名的开端计划、高瞻方案就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这一责任意识。在日本，家庭有了孩子后，妇女选择做全职妈妈的现象并不鲜见，但这些全职妈妈大多是大学毕业的，有相当多的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她们能将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有效结合起来，这自然是最理想的学前教育方案。正因为如此，日本儿童的品行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可谓一流，儿童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动手能力、体质也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环顾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机构，它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期望与重托，相对于它的基础和素质，它承受的其实是不堪承受之重。学前教育的价值需要全社会来认知，学前教育的价值需要提升到事关民族和国家未来的高度来认识。
各国（地区）学前教育政策反映出的教育价值取向
——我们在制订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时候，既要注重国情与实际，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同时还要从世界各国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中汲取经验和获得启示。
李克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自1816年欧文创办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幼儿教育机构“幼儿学校”以来，幼儿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正规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其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幼儿早期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政府在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承担起最重要的角色。
徐小洲（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确如此。这一点在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普遍认识到：幼儿教育的受益者除了儿童个体和家庭以外，国家和社会是主要受益者；幼儿教育是具有正外部效益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政府财政投入最为必要且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领域之一。1999年，OECD的年度教育总结报告的标题就是“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因此，英国、美国尤其是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等OECD 成员国都积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本国幼儿教育。
李克建：是的。这些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非常强调学前教育立法，以法律来保障学前教育的地位，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立法的内容涉及学前教育的各个方面，如目标、内容、形式、管理、师资、督导及评价等。同时，各国都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过，不同国家在早期教育的投入政策上不尽相同。在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0~6岁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而在德国和意大利，3~6岁儿童的教育由政府免费提供；3岁以下儿童的教育需要家庭支付一定的费用。在英国，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5岁开始的；从1995年开始又实施“幼儿凭证计划”，即发给每位4岁儿童家长价值1100英镑的凭证，以支付孩子的学前教育费用，确保每个4岁儿童都能获得优质的早期教育服务。在美国，很早就实现了小学前一年（5岁）的免费义务教育；尽管政府并没有全部承担2~4岁儿童的教育，但投入了巨额经费用于补偿处境不利（贫困或有特殊需求）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并且投入的经费呈逐年大幅增长的趋势。
徐小洲：这实际上体现了这些高度市场化国家对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政府的责任是保底线，保公平。像英美这些强调自由市场的国家并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幼儿早期教育的全部责任，但是非常注重早期教育对维护社会公平、促进机会均等所具有的价值。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处境不利儿童更加需要优质的早期教育；幼儿教育可以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促进男女平等，减少贫困人口，降低社会救助费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打破“一代贫困，代代贫困”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调节教育资源，为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处境不利儿童提供补偿性教育，让他们与家庭背景优越的儿童一样，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教育起点。在这方面，美国从1965年开始实施的“开端计划”（Head Start），以及英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确保开端计划”（Sure Start）都是这种观念的具体政策体现。英、美的联邦政府对这些计划的投资额都是大得相当惊人的。
李克建：而在我国，情况刚好相反：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质量较好，但享受的人极为有限，往往是社会优势阶层；而广大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很少有机会享受政府提供的早期教育服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发展学前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政府应当承担什么角色？到底应该做什么？
徐小洲：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幼儿教育经费分担机制上，高度市场化国家大多采取相对灵活的政策：视家庭的收入情况而定，高收入家庭支出费用高，低收入家庭支出费用低，甚至完全免费。家庭承担费用的比率约为幼儿教育总费用的10~20%左右，一般不超过30%。
李克建：这样做是比较合理的。同时，各国也普遍认识到高素质的师资对于早期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把师资培养和素质提升看作是学前教育发展与提高的基石。采取的措施大致有：（1）增加对幼儿教育师资培养的经费投入。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甚至实行免费的幼儿师范教育。（2）增加合格幼儿园教师的数量，严格控制师幼比，以提升幼儿教育质量。（3）改善幼儿园教师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以稳定教师队伍，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幼儿园教师队伍。在法国、英国等国家，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较高，收入甚至超过公务员20~30%。
徐小洲：其实，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等也都有发展学前教育的有力政策举措。日本分别于1964年、1972年和1991年三次制订并实施《幼儿园教育振兴计划》，旨在提高3~5岁幼儿入园率，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增长很快。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大幅增加，学前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率1997年为0.9%，到2005年已增加到5%。尤其是为扭转乡村幼儿园发展滞后的局面，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韩国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制订和颁布了《幼儿教育振兴综合计划》和《幼儿教育振兴法》。具体的做法是，由政府投资，在农村大量增设和改建公立幼儿园——“新乡村幼儿园”，大力推进幼儿教育公立化，史称“幼儿教育国家化运动”。这一举措促成了韩国幼儿教育的振兴和高速发展，为普及农村幼儿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目前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起始阶段，韩国发展学前教育尤其是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政策思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李克建：是的。总体来看，世界各国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是多样的，但都体现了对幼儿早期教育价值的高度认同。我们在制订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时候，既要注重国情与实际，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同时还要从世界各国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中汲取经验和获得启示。
“双创”战略下的学前教育价值
——童年期的原发性兴趣是创新能力最好的老师。
万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浙江省委省政府适时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创业、创新的根本在于要有创造型人才，创造型人才的共同特质就是从小形成的原发性兴趣。
李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是的，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就是很好的例子。钱永健幼年患有哮喘病，只能待在家里，但他从小对化学实验有浓厚的兴趣，父母为他在家里的地下室建了一个简易实验室，钱永健在里头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可见，童年期的原发性兴趣是创新能力最好的老师。
万斌：我在国外考察时也发现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科技馆、科技园特别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儿童、青少年，激发着他们的创造梦想。
李涛：在美国、加拿大的家庭和幼儿园、小学，你能看到供孩子们使用、操作的整套的木工之类工具，孩子的想象力、动手能力、合作精神由此得到培养。
万斌：浙江作为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大省，需要成千上万的制造业能工巧匠，也就是创造型的高级技师。我们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不能泯灭儿童的创造天性，我们不要把儿童仅仅看成是背着书包的读书郎。
李涛：这正是学前儿童从事游戏、手工活动的奥秘所在，在动手、活动中儿童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而让孩子整天背书、读经、算数是一个消极的过程。
万斌：创新、创造需要氛围，需要孕育，儿童天生就是一个创造者，问题是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在有意无意地抑制着儿童的这种天性，他们甚至认为儿童是在胡闹、捣乱。
李涛：我们的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创新源自儿童创造天性的萌动以及成人对此的鼓励和支持，这既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也是学前教育的价值所在。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Crucial for a Person’s Life-long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Quality of a Nation
The Reporter
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学前教育价值透视
——在当今世界，政府的提倡和支持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最重要保障。
田正平（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前教育有没有价值？现在还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但检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对学前教育价值的肯定，自古皆然，及至当代，其价值已得到经验和理性的普遍确证。
朱宗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教授）：是的，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儿童早期教育。孔子的理想是“幼有所长”，孟子希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贾谊从天下兴亡的角度要求对太子“早谕教”，颜之推主张从孩子“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就加以教诲。
田正平：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角度规划学前教育。康有为主张儿童“公养公育”，梁启超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蔡元培同样希望对婴幼儿实施“公育”。陶行知早在1928年就呼吁：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幼稚教育也应当普及”。他所指的“幼稚教育”就是今天的学前教育。
朱宗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家们同样重视儿童早期教育。柏拉图主张由国家设立特殊机构教育婴幼儿，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主张对儿童及早教育。
田正平：同古代西方思想家的认识相比，文艺复兴以后，思想家们的认识更具可操作性。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为幼儿设立了母育学校，19世纪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认为儿童早期“是教育的最重要时期”，首创幼儿园。当代，人们则用科学研究的办法揭示学前教育的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阶段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投资回报率相当于此后所有年龄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总和。因此，在思想层面，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学前教育价值都是充分肯定的。
朱宗顺：从实践层面看，学前教育的价值是怎样体现的呢？
田正平：学前教育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发展，这就是其价值的体现。从物竞天择的观点看，没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学前教育从原始社会的“儿童公育”（古代社会是以家庭教育为主的），转向近现代专门化的学前社会教育模式，它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愈来愈受重视，价值不是明摆着吗？
朱宗顺：非常同意。工业革命推动社会转型，社会发展需要学前教育，这是现代学前教育之所以首先在欧洲产生的原因。1816年欧文在英国首创幼儿学校，1840年福禄贝尔创办幼儿园，到20世纪初，现代化先行的欧美诸国都建立了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二战”后发展更快，1970年以后的30多年间，全球接受学前教育的幼儿数量增长了三倍多。
田正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值得注意。法国于1835年拨款补助学前教育机构，拉开政府管理学前教育的序幕；美国则在19世纪70年代兴起“公立幼儿园运动”。当代，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经费占其总的教育经费的比率超过10%。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政府的提倡和支持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最重要保障。
朱宗顺：比较而言，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学前教育直到20世纪初才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1903年，第一所公立学前教育机构才在中国建立。到1949年为止，中国学前教育虽然也初具规模，但发展缓慢。这说明学前教育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社会发展的保障。
田正平：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高度重视学前教育。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内务委员部颁布《托儿所组织条例》，瑞金、兴国等地建起了数百所托儿所。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要求实行儿童公育制度，并将学前教育向民间推进。在建国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就努力兴办学前教育，承担提供公共学前教育服务的责任，难能可贵。
朱宗顺：新中国建立后，学前教育曾出现过较好的发展势头。1951年，制订了《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以公立为主的学前教育体制。但由于随后极“左”思潮的影响，学前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波折。
田正平：“文革”结束后，学前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虽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学前教育办学体制多元化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党和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重视学前教育”，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肯定学前教育价值的最强音。
朱宗顺：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举双手拥护“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方针。
田正平：但关键是各级行政决策和管理者要加以落实。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学前教育的价值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彰显的。原始社会的“儿童公育”，只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无奈选择。古代社会的思想家们认识到“及早施教”的重要性，学前教育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价值初步显现。工业革命以后，婴幼儿保育和教育的社会需求日益强烈，学前教育的价值在各国日趋发达的学前教育实践中得到展示。如果说古代的思想家们还只能用诗一般的语言想象学前教育价值，那么，当代学者们则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明确揭示出了学前教育的价值。我要说，学前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的奠基有重要价值，具有极强的公益性，政府理应承担起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儿童发展科学的角度看学前教育的价值
——很多时候，父母是以成人的方式在“辛辛苦苦花钱害儿童”，却自以为在为儿童尽责。
秦金亮（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人认为过去的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1899年瑞典人爱伦·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预言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
田学红（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是的，回首20世纪，我们发现它是儿童发展科学研究人才辈出的世纪。大家耳熟能详的有皮亚杰、杜威、蒙台梭利、格塞尔、维果茨基等，他们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儿童世界的丰富、儿童世界不同于成人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使传统的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倒转，儿童的价值被人类深刻认知。
秦金亮：对此，我非常欣赏刘晓东教授对“儿童是成人之父”（这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的学理论证，从进化论、从人类发生的角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儿童，如何摆正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在教育史上夸美纽斯发现了儿童发展的内在精神价值，他把儿童的成长比作种子的发育，把教师比作园丁，成人要尊重儿童内在的发展成长规律，而不是以成人的方式盲目随意地对待儿童的成长，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人类的认识有致命的缺陷，对人类记忆的发展研究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童年遗忘”，即我们每一个人从童年中走来，却记不起我们最早的童年生活了。
田学红：“童年遗忘”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大难题，也是成人认识儿童世界的原点性悖论。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儿童早期教育中存在着很多“好心干坏事”现象。很多时候，父母是以成人的方式在“辛辛苦苦花钱害儿童”，却自以为在为儿童尽责。科学养育低幼儿童是对人类的一大挑战。
秦金亮：皮亚杰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的基本论断是：绕开儿童的发生发展来探究人类的发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皮亚杰的声音震撼了人类的认识研究，震撼了人类的精神文化研究，也指引了儿童发展研究。目前的儿童发展研究已成为多学科广泛交叉整合的研究，认识儿童的发展也是认识人类自身的发展。
田学红：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儿童发展研究方兴未艾，特别是相关的脑科学研究。国际最权威的学术期刊《科学》《自然》几乎每期都有相关的研究文献，儿童研究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儿童早期教育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肯定。
秦金亮：是的，脑（准确地讲是神经系统）与人的精神活动关系密切，现在学术化的称谓是“认知神经科学”，特别是发展认知神经科学揭示了儿童与人类进化中脑与认知发展的一些重要关联现象。如迈克林（Maclean）提出的三位一体脑发育模型：脑干是最古老的脑，爬行类动物都具有，它执行的是生存功能，儿童个体在胚胎期就具有这些功能；边缘脑是人类进化到哺乳动物时的产物，它执行的是人类情绪、睡眠、体液等的调节功能，是儿童个体出生时就有的功能；新皮层则是人类高度进化的产物，是建立在后天经验基础上的产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
田学红：谈到这些就想到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维思尔（Wiesel）等人的工作。他们在新生猫、白内障患儿身上都发现了早期视觉经验对视觉优势的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印证了劳伦茨在雁鹅身上发现的印刻关键期的普遍性。劳伦茨、维思尔等人的研究都启示我们，早期经验、早期教育极其重要，具有不可替代性。
秦金亮：是的，在三位一体脑发育模型框架下，目前学者根据大脑新皮层发育演化的研究又进一步提出了“交互特化作用”理论。我在今年的《教育研究》第8期专文作了介绍，其中心意思是说，儿童出生后新皮层许多区域的功能尚未定型，新皮层区域功能的模块化取决于适宜的环境、适宜的教育条件与已有的神经结构基础的生成性动态建构，这也是神经建构主义的基本主张。
田学红：遗传、环境与教育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已突破了传统教科书所表述的线性因果关系。新兴的儿童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趋向于对儿童发展进行动态因果机制的动力系统解释，特别强调已有的神经结构与早期教育、早期经验交互作用的动态生成，认知结构、神经结构、早期经验、早期教育是一个生成链，在切合中交互作用，学前教育的最大魅力和挑战在于找到这种切合性，在切合性中寻求儿童的发展，因而广义的学前教育不仅仅是幼儿园教育，也远不止是幼儿园教师的事业，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学前教育价值透视
——劣质的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是灾难。我们不应为眼下某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地区基本普及的学前教育而欢欣鼓舞，而应为普遍存在的劣质的学前教育而寝食不安。
方展画（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我看来，世界各国对学前教育的关注，一方面是儿童发展研究对儿童价值的重新发现，甚至出现哥白尼式的倒转，即形成了“以儿童为主体”的幼儿教育新理念；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当今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转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儿童的生存、发展处境。相关研究表明，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一代新型人才，而新型人才的培养与学前教育的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幼儿阶段的教育已成为人才成长极为重要的奠基教育，这也充分印证了中国谚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一十分朴素的认识。
秦金亮：是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儿童而言，饥饿、疾病、杀婴、弃婴、卖婴、奴役等基本生存安全威胁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社会转型期发生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变化使儿童发展面临新的威胁，我们称之为非传统的儿童发展安全问题。
方展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儿童已经受到威胁，但我们的民众却视而不见或不以为意。倘若我们的国家意志也是这样，恐怕就要演化为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全问题了，因为“儿童强则国家强”。
秦金亮：我和您有同样的感受。我曾听某位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上过幼儿园，照样成才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难以想象若这位先生的子女在城里不上幼儿园将会是怎么样。
方展画：我们总是感性地生活着，人们总是素朴地发问着，这些素朴发问若变成国家意志的决策参照，将是非常危险的。
秦金亮：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位先生的话代表了相当多的人的观念和态度。应该看到，当下的城市生活与这位先生的童年生活相比，已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儿童缺少好玩的生活空间，只能整天呆在水泥笼子里；儿童缺少亲密的同龄伙伴，只有大小龄伙伴；儿童缺少大范围活动的自由，时刻被父母约束着、看管着；儿童容易沉溺于现代媒体的视觉享受中，而缺乏文化饥渴状态下的深度阅读；儿童常常被迫参加种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生存竞争训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孩子的生存处境并不比这位先生当年的童年好到哪里去。事实上，它潜伏着表面物质丰富、内在存在着巨大的童年精神危机的威胁。
方展画：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童年危机问题，是值得我们在国家层面、民族意识层面认真审思的。信息化时代出现的“虚拟现实世界”技术对儿童来说是柄双刃剑。日本的游戏研究专家调查发现，日本的电子游戏机数量在成倍增加，每5人就拥有一款电子游戏机，但儿童的户外游戏时间却比过去减少了许多，只有不到原来的1/10，而自然游戏时间更是减少到不到原来的1/80，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城市化的代价、现代化的代价。由此他们进一步发现，日本儿童的动手能力、想象能力、综合能力、体质正在下降。
秦金亮：当代中国，社会在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加快，许多年轻的父母迫切需要摆脱家庭事务，走向工厂和城市，所以发达地区学前教育的需求和普及是工业化、城市化原始需求驱动的结果，因为年轻的父母迫切需要托幼机构来帮助他们照看孩子，他们的第一需求是有人帮助看管儿童，而不是促进儿童的发展。
方展画：原始需求驱动下的学前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反教育（或称负性教育）成分，这样的托幼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农耕时代的散养。所以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劣质的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是灾难，因为它会压制儿童的天性，剥夺儿童的游戏权、自由权，使儿童成了卢梭所描述的“老态龙钟的儿童”。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是“遭遇战”，它遭遇的不是要不要学前教育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学前教育的问题。因此，优质的学前教育特别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也需要培养家长良好的教育素养。
秦金亮：这是当今中国发展学前教育最重要
的逻辑支点。我们不应为眼下某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地区（例如我省）基本普及的学前教育而欢欣鼓舞，而应为普遍存在的劣质的学前教育而寝食不安。
方展画：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不提普及学前教育、学前义务教育的重要原因。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学前教育，政府不承担学前教育的责任，更不意味着父母可以将育儿的重任全部交付给托幼机构。
秦金亮：学前教育中之所以存在反教育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师队伍存在较严重问题。大批家庭妇女式的教师将把我们祖国的未来带向何方？现在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正在这里！如果大部分幼儿园教师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大多数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只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民办教师的水平上，谈何科学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方展画：这确实是很严峻的问题，也是发展学前教育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秦金亮：学前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更是政府的责任和监护人的责任。发达国家对社会处境不利儿童（包括弱势群体家庭的儿童）的学前教育均实施重点支持政策，如著名的开端计划、高瞻方案就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这一责任意识。在日本，家庭有了孩子后，妇女选择做全职妈妈的现象并不鲜见，但这些全职妈妈大多是大学毕业的，有相当多的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她们能将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有效结合起来，这自然是最理想的学前教育方案。正因为如此，日本儿童的品行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可谓一流，儿童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动手能力、体质也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环顾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机构，它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期望与重托，相对于它的基础和素质，它承受的其实是不堪承受之重。学前教育的价值需要全社会来认知，学前教育的价值需要提升到事关民族和国家未来的高度来认识。
各国（地区）学前教育政策反映出的教育价值取向
——我们在制订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时候，既要注重国情与实际，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同时还要从世界各国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中汲取经验和获得启示。
李克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副教授）：自1816年欧文创办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幼儿教育机构“幼儿学校”以来，幼儿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正规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其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幼儿早期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政府在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承担起最重要的角色。
徐小洲（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确如此。这一点在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普遍认识到：幼儿教育的受益者除了儿童个体和家庭以外，国家和社会是主要受益者；幼儿教育是具有正外部效益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政府财政投入最为必要且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领域之一。1999年，OECD的年度教育总结报告的标题就是“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从投资中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因此，英国、美国尤其是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等OECD 成员国都积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本国幼儿教育。
李克建：是的。这些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非常强调学前教育立法，以法律来保障学前教育的地位，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立法的内容涉及学前教育的各个方面，如目标、内容、形式、管理、师资、督导及评价等。同时，各国都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过，不同国家在早期教育的投入政策上不尽相同。在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0~6岁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而在德国和意大利，3~6岁儿童的教育由政府免费提供；3岁以下儿童的教育需要家庭支付一定的费用。在英国，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5岁开始的；从1995年开始又实施“幼儿凭证计划”，即发给每位4岁儿童家长价值1100英镑的凭证，以支付孩子的学前教育费用，确保每个4岁儿童都能获得优质的早期教育服务。在美国，很早就实现了小学前一年（5岁）的免费义务教育；尽管政府并没有全部承担2~4岁儿童的教育，但投入了巨额经费用于补偿处境不利（贫困或有特殊需求）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并且投入的经费呈逐年大幅增长的趋势。
徐小洲：这实际上体现了这些高度市场化国家对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政府的责任是保底线，保公平。像英美这些强调自由市场的国家并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幼儿早期教育的全部责任，但是非常注重早期教育对维护社会公平、促进机会均等所具有的价值。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处境不利儿童更加需要优质的早期教育；幼儿教育可以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促进男女平等，减少贫困人口，降低社会救助费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打破“一代贫困，代代贫困”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调节教育资源，为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处境不利儿童提供补偿性教育，让他们与家庭背景优越的儿童一样，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教育起点。在这方面，美国从1965年开始实施的“开端计划”（Head Start），以及英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确保开端计划”（Sure Start）都是这种观念的具体政策体现。英、美的联邦政府对这些计划的投资额都是大得相当惊人的。
李克建：而在我国，情况刚好相反：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质量较好，但享受的人极为有限，往往是社会优势阶层；而广大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很少有机会享受政府提供的早期教育服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发展学前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政府应当承担什么角色？到底应该做什么？
徐小洲：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幼儿教育经费分担机制上，高度市场化国家大多采取相对灵活的政策：视家庭的收入情况而定，高收入家庭支出费用高，低收入家庭支出费用低，甚至完全免费。家庭承担费用的比率约为幼儿教育总费用的10~20%左右，一般不超过30%。
李克建：这样做是比较合理的。同时，各国也普遍认识到高素质的师资对于早期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把师资培养和素质提升看作是学前教育发展与提高的基石。采取的措施大致有：（1）增加对幼儿教育师资培养的经费投入。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甚至实行免费的幼儿师范教育。（2）增加合格幼儿园教师的数量，严格控制师幼比，以提升幼儿教育质量。（3）改善幼儿园教师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以稳定教师队伍，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幼儿园教师队伍。在法国、英国等国家，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较高，收入甚至超过公务员20~30%。
徐小洲：其实，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等也都有发展学前教育的有力政策举措。日本分别于1964年、1972年和1991年三次制订并实施《幼儿园教育振兴计划》，旨在提高3~5岁幼儿入园率，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增长很快。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大幅增加，学前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率1997年为0.9%，到2005年已增加到5%。尤其是为扭转乡村幼儿园发展滞后的局面，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韩国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制订和颁布了《幼儿教育振兴综合计划》和《幼儿教育振兴法》。具体的做法是，由政府投资，在农村大量增设和改建公立幼儿园——“新乡村幼儿园”，大力推进幼儿教育公立化，史称“幼儿教育国家化运动”。这一举措促成了韩国幼儿教育的振兴和高速发展，为普及农村幼儿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目前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起始阶段，韩国发展学前教育尤其是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政策思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李克建：是的。总体来看，世界各国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是多样的，但都体现了对幼儿早期教育价值的高度认同。我们在制订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时候，既要注重国情与实际，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同时还要从世界各国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中汲取经验和获得启示。
“双创”战略下的学前教育价值
——童年期的原发性兴趣是创新能力最好的老师。
万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浙江省委省政府适时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创业、创新的根本在于要有创造型人才，创造型人才的共同特质就是从小形成的原发性兴趣。
李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是的，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就是很好的例子。钱永健幼年患有哮喘病，只能待在家里，但他从小对化学实验有浓厚的兴趣，父母为他在家里的地下室建了一个简易实验室，钱永健在里头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可见，童年期的原发性兴趣是创新能力最好的老师。
万斌：我在国外考察时也发现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科技馆、科技园特别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儿童、青少年，激发着他们的创造梦想。
李涛：在美国、加拿大的家庭和幼儿园、小学，你能看到供孩子们使用、操作的整套的木工之类工具，孩子的想象力、动手能力、合作精神由此得到培养。
万斌：浙江作为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大省，需要成千上万的制造业能工巧匠，也就是创造型的高级技师。我们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不能泯灭儿童的创造天性，我们不要把儿童仅仅看成是背着书包的读书郎。
李涛：这正是学前儿童从事游戏、手工活动的奥秘所在，在动手、活动中儿童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而让孩子整天背书、读经、算数是一个消极的过程。
万斌：创新、创造需要氛围，需要孕育，儿童天生就是一个创造者，问题是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在有意无意地抑制着儿童的这种天性，他们甚至认为儿童是在胡闹、捣乱。
李涛：我们的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创新源自儿童创造天性的萌动以及成人对此的鼓励和支持，这既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也是学前教育的价值所在。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Crucial for a Person’s Life-long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Quality of a Nation
The Repo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