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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贯穿成片的工地，刺眼的阳光下，钻桩机发出烦躁的轰隆声，在这个海滨小城的上空回响。检察院就在这片大工地前方。检察官何文凯在这里上班，正处级。
曾经，逢年过节，这个公务员都会收到一个信封，有点厚，有点沉。里面是一沓钱，冥币。信封上还写有一行字，“何文凯千古”。
显然，他得罪过人。但说起这件事时，他异常平静。当然，他也收到过真钱，同样是一沓，还得想办法退回去。“这些都司空见惯。”何文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诱惑与威胁同在，他说自己很清醒并且不傻。
何文凯算是防城港的名人，在这个广西的地级市，南海边的小城。他掰倒过当地的几个官员。当然，“我也是个官员”，他说，“清官”。上个月，他在微博上公布个人财产，接招了“梁文道20万悬赏清官”，并欢迎人肉。当然，那个帖子不是梁文道发的，但何文凯还是借此接了招。“检察官何文凯”的微博成就了他的名气。
他在网络上“蹿来蹿去”，卖萌或怒斥，也一本正经跟你普法。叫好声有，骂他的也有。领导打来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的“不低调”在官场有点显眼，就像他现实里的棱角一样。
他也思考过，棱角在地方官场与社交网络的边界上，还能走多远。
“介意我看一下你的证件吗？”微胖，头发有些稀疏的何凯文，坐在办公桌后面说。检察院位于防城区，但和港口区交界，其他政府机关和部门也将搬至这片“工地”。
何文凯说，“原来我的办公室很大。”和所有领导干部办公室一样，位于走廊尽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套三间的办公室百来平米，整改成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室，“现在这个是符合标准的。”他笑道。
一张办公桌，一张待客沙发，几盆植物，墙上挂一副同事给他做的无署名的书法，“道宗民本，法治天下”，另一面墙是些照片。对着访客的办公桌前，摆放着他拿过的四个奖杯，其中有全国政法系统的十佳微博奖。
在这间办公室，何文凯接待过不少媒体，最近的话题就是因为他接招“梁文道20万悬赏清官”。
他说，自己也是“不经意”转发了那条微博，没想到火了。肯定不是梁文道的“悬赏”，他想调侃下，扫除谣言，“我缺钱，我对20万感兴趣，请楼主组织人扒我，欢迎人肉。”而他也符合悬赏条件的“处级以上干部”。
还是办公室做网络舆情监测的同事提醒他，“何检，你那条微博转得很厉害。”
“我回头一看，怎么这样子。后来我在微博上进行了必要解释。”何文凯回忆说，然后又有“节外生枝”的喧嚣。直至他公布个人财产或者说家庭财产：他月工资6400，妻子工资近9000，两套房，其中一套贷款购买，两辆车总价38万，家庭存款15万。
事实上，从2010年6月开微博，他已几次公布过个人财产。关于应战“悬赏清官”，之前也想过。
“此前，人大教授张鸣说，把全国官员抓起来没几个冤枉的。”何文凯说，“我想了一下，觉得没必要（应战）。”他觉得那个算是 “情绪帖”。
8 月11 日，何文凯在自己的办公室。摄影/ 陈涛
总结该事件，“我觉得没有给检察机关和检查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相反，我们还树立了正面形象。”他提起，“说到人肉帖的问题，搞得我们市长都知道，打电话给我们检察长，还问了一下这个事情。”一个媒体的副主编也打来电话，是何文凯的老同学，“还欢迎人肉，你是典型的找抽。”
“我是完全支持并呼吁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它有利于官员队伍走向清廉。”何文凯说。但他承认财产转移在中国官员中的现实状况，“很容易做到一贫如洗，但身后家财万贯”。所以作为“搞专业工作来讲”，他认为个人财产公开，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但不是我们反腐倡廉的最后希望和唯一手段”。
而何文凯自己也承认，证明自己是“清官”的确很难，不单是网上，网下也很难证明。“我知道什么意思，小陈。”他喜欢称呼着对方说话，“换句话说，抹黑自己很容易，抹红自己很难。我从来也不想在网上证明或标榜自己是一个清官。”
但网友们不答应，一上来就问，“你干嘛不公布财产？”
何文凯觉得有点冤，因为他公布过了。“我们这种实名认证的微博，老是面对质问，你说烦不烦，不胜其烦。”何文凯最近拉黑了几十个人，之前他没这么干过。
也有人建议他将财产微博置顶，但他想得到，又会有人跳出来说他在标榜自己。
“客观来讲，凡是谩骂的，都没有具体指向，比如具体针对我何检的什么事。”何文凯说，“你也知道，很多网民有一种心态，逢官必骂，逢富必仇。他就是针对你的身份，质疑你的立场，因为你的身份，你持的立场肯定就有问题？”
有时，他会反击，“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离开，要让你掉一身毛。”他有回复私信和评论的习惯，他说这是“营销风格”，能保持微博生命力和关注度。这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
何文凯也知道，不光是网友，防城港本地的很多人也知道他的微博，“你说‘我是清官’，就凭这个陈述句本身，都会有很多人侧目，不认同。”
覃保险是防城港市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也是何文凯的老同学和多年朋友。“事情有正反两面，看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覃保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微博能够紧扣工作，弘扬的是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对他本人，露头和出名，外界对他各种各样的看法也会出来。”
覃也是“检察官何文凯”的粉丝。他甚至曾跟政法委书记提议，“树立一个防城港的典型。”
也就是何文凯了，防城港最会玩微博的官员。
“防城港也有其他官员开微博，但不是很多，而且都没他出名。”覃保险说，“他有理论功底、专业水准，也有写作的爱好，我不得不承认高出我们这帮同学一筹。”覃是何文凯在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大）中文系的同学。
何文凯最初并非学法律，2000年他才在职考了南开大学的法律专业硕士。1985年，广西凭祥人何文凯考取了广西民院中文系。半年后学校让“品学兼优”的几个学生定向派读到华中师大读思想教育专业，毕业后要回来当教师。
覃保险说，在此前的中文系时，何文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算是文艺青年，平时都爱写点东西，“练练笔，也不是说要出名那种。”
1989年，何文凯从华中师大回到南宁的广西民院做中文系教师。何文凯先是教了7年书，如今还有一些学生与他有联系，其中有些也是他微博的粉丝。1996年，他直接调到防城港市检察院，他是全国第一批参加出任检察官资格考试的人之一。
世纪之交，互联网的兴起，也让何文凯成为中国较早的网民。“你看我的QQ就知道，我是骨灰级的。”他说。在世纪之初，他混过社区论坛，在博客大兴时，开过法律博客，而他的网名，也一直延续着曾经大学时代的笔名“朽木刺狼”。但到微博时代，作为检察官，他总被人提醒应该换个合适的网名。
何文凯今年46岁，是个微博控，在网上常自称“叔”。从2010年6月发第一条微博至今，他已经写了两万余条微博，累计超过百万字。
当初因为可以直接用QQ注册，方便，就开了腾讯微博。后来腾讯的人找到他，“你能不能认证一下？”那就认证吧。大致在2011年4月。而在前一个月，他第一次因为微博上过新闻——帮网友辜成宏追回两百万元的款项。
“他是到防城港投资做生意的，交友不慎，被人家坑了。”何文凯回忆，“我们这边的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事情时不够积极主动。然后他在网上发了求助帖，就辗转到我这里来了。”
“我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这算是何文凯第一次体会到网上接案子的过程，但办案还是得线下一步步走程序。这是他第一次成名。
“最开始，火不火，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是喜欢记录生活和工作的人。”何文凯坐在办公室说，“即便是没有微博，我有日记，在电脑上记也好，在我日记本上记也好。”
在刚实名认证时，他的昵称叫“检察官朽木”，还想沿用老名字。
“既然是检察官，应该正气凛然一些，怎么跟朽木绑在一起呢？”有人很奇怪。
“你为什么取朽木这个名字？”广西自治区检察院的领导也问。当时全国的时政微博也在大肆兴起，官方微博，官员个人微博都有。
“我也跟他们解释过，本来不叫朽木，以前的全名叫朽木刺狼。”何文凯回忆，“但是朽木刺狼，听上去又像日本人的名字，所以改成朽木。”但他还是弃用了“朽木”，用“一线御史”，取古代的监察御史之意。
“你是检察机关的，又不是纪委的同志，让人造成误解。”又有人提出。
真没招了，既然认证信息都实名，连昵称就也用实名，叫“检察官何文凯”，再没有网友和领导有意见了。
“你晚节不保，有必要么？”
何文凯是防城港市检察院的二把手，也是该院的新闻发言人，虽然一把手检察长没有跟他说过“我跟你研究一下，你微博该怎么开”之类的话。“但对工作人员对外发表言论都有非常具体的严格的规定。”何文凯说，“因为我们身份特殊，不能完全代表自己。”
事实上，他老婆强烈反对他开微博。理由有二：花时间，经常睡一觉起来，丈夫还在那里拿着iPad刷微博；在微博上针砭时弊，无形当中会得罪一些人，比如说同僚。
“你戳到人家的痛处了，如果别人真的是这样的人，那肯定对你有看法。”何文凯说，不仅是家人，生活当中的朋友“应该说100%”反对他开微博，“再搞只能惹麻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你又不多拿一份薪水。”
“说实在的，我也很矛盾。”何文凯说，“曾经我也想封了微博，或者把认证拿掉，变成完全私密的东西。”
他微博的主要话题标签有，“笔记检查”“停停走走”“检察官视角”，今年还新增了“检事点滴”，内容大都与工作见闻或社会热点有关。他的微博再也停不下来，也不再想封博或取消认证的事。
“既然做了，那就做吧。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成就的理想，在微博上面可能会抓住一些影子，比如我们对法制的信念，我们对法治系统化的一些阐述和思想的归类。”
当然，他也不总是那么严肃。微博是“日记本”，他常把一些事写成段子。比如，“我以前在县里工作，下乡看到一个农民家里很穷，自己掏腰包给他一百元。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就感叹，这可是我的钱，啥时候成了党和政府的。”
在“表哥”杨达才被抓后，何文凯却在微博大胆秀出自己的手表，老婆一万多块给他买的，至今还带在手上。他在2011年购第二套房时，贷款，也感慨自己成了“房奴”。
何文凯有两个孩子，大儿子还在上大学，小女儿才3岁。细心一点的网友，表示过质疑，他只是说，“符合政策”。“既然你问，我觉得没什么。”然后他首次说出了自己二婚，之前在网上不提，他只是想保护个人隐私。
何文凯的周末或假期时间一定会留给家人。包括采访，他强调，非周末时间来。他也喜欢做些运动，在他微博早期还留有“周末打羽毛球的加QQ群”。
平时他也读读书，比如最近在读去年王岐山推荐过的《大清相国》。但关于私人生活，何文凯并不愿太多提及。
“说实在的，我现在的家庭，我的一切，我觉得什么都不缺，别人有的我都可以有。”何文凯有些感慨，“你说多增加一两百万财富，能改变我什么，一两千万又怎么样。油头肥脑，我还痛风呢。”他的确有痛风病，还微博征问过药方。
“几十年过来了，我在政治试卷上，拿的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分数。现在还有几十年，你晚节不保，搞那些东西，有必要吗？”何文凯说。 对“那些东西”，他当然有“伸手”的机会，他也说过，“其实许多官员并没有机会受贿。”
“因为我觉得特别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翻船，一个是毁了我清誉，第二个，我从里面捞到的好处不足以支撑我现在比较美满的生活。”何文凯坦白地说，“你说烟、茶，有没有？有，我都收过。”这是在“八项规定”“五项禁令”出来之前。
但是涉及钱的问题，“我告诉你小陈，像这种情况我们很清醒的，特别是我们搞司法的，人家为什么给你钱，肯定是有求于你。你实现他的目的，达到他的要求，好说。你收了钱，办不成事，吃不了你兜着走。这种钱能收吗？”
1996年开始，何文凯在市检察院工作，但在2001年时，他调任去下属的上施县任检察长。在调任前，他还参与了那一年当地的一个大案子，防城港市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毛旭辉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何文凯作为公诉人出庭。
他说，在县里面当检察长时，也什么工作都抓，反贪只是一块。30出头当了县检察院的一把手，“初生牛犊不怕虎”。
“当时我查一个案件，县委书记批评我，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检察院。”何文凯回忆，“我就不买账。”
但很快，他发现“该拨的钱没拨给我们”。他跑到县长办公室，“你县长再不给钱，我明天就回市院，县检察院关门，责任你来负。”
后来，何文凯承认，“有的时候，你还得必须随大流。比如我们发现领导有不洁行为，会不会去管，那要看情况。”他打了个比方，在县检察院时，一个领导跟他说，另外一个领导有问题，希望去查处。
“我能查吗？它有程序的，我只能跟他说，你应该形成材料，交到市检察院或者报给市纪委。”何文凯回忆，“已经超出我的管辖范围了，那你出头，干吗呢？无非是表明你的无知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2005年时，他又调回市检察院任政治部主任。仍然有人给他送钱，请他“关照自己的案子。”他只能想办法让对方把钱拿走。
2008年时，防城港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亢福顺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何文凯也是作为公诉人。这一年，何文凯已经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二把手。“这么一个小地方，起码是兄弟单位，甚至平时关系还挺不错的，但是犯法了，谁都救不了的。”何文凯的朋友覃保险说。
何文凯说，“这就是戏剧化的生活。”
有网友如今也在何文凯的微博留言，问他抓贪官的事。事实上，惩治贪官是一个整体的法律行为，从接到举报、侦察、批捕、提交讼诉，直到审判。
“那你说何检现在有没有抓贪官？有啊，比如我管侦察监督，我管公诉。”何文凯除了此两项，还分管法律政策研究室、行政装备与后勤等。
他在微博上提过，在公诉阶段，时有领导对案件“打招呼”。事实上，除了被威胁，或有机会受贿外，“打招呼”又是一项经常面对的“工作”。
“这个我不回避，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司法环境和严峻的现实，这就是司法地方化的过程当中，一些行政权力的干预。”何文凯说，“他打招呼，如果我照做了，那我也就变成滥用职权，这是犯罪。现在跟我打招呼，那你将来跟谁打招呼才能罩住我啊？”
何文凯的选择里有坚持也有权衡。
在2011年3月，他的微博认证前夕，他说过：“中国的官员不能有棱角，不能随便讲实话，不能不按官场规则办事，一直在装孙子的不在少数，他们也要生存和养家糊口，不容易啊。”
他认为自己就是有棱角的官员，“真心话，我觉得我个性张扬。但是这个性必须要有一定的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任由发挥，那么我就有可能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
显然，他30多岁在县里做检察官时“不怕虎”的锐气已有所削减。
“说老实话，青春的时候，都成熟不足，这是每个人都走过的过程。”他的朋友覃保险说，“现在他处理问题，显得更加沉稳，更加老练。”他停顿了一下，似觉哪里不对劲，然后笑说，“更加老道。这是不断进步的结果啦。”
事实上，何文凯出生于干部家庭。出生于“文革”初期的他回忆，家里当时并未受冲击，因为父母当时在军营。至少看上去，一直没有过大的不顺。
他的父母原本是凭祥这个县级市的干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父亲从凭祥市委调整为广西驻海南办事处任党委副书记，母亲也调任防城港市政协的副秘书长。而他的两个妹妹在南宁工作。
“我考虑到我妈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我就过来防城港了。”他说。“搞了那么多年，我只是个正处级干部，为什么上不去呢？”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说，他的同学中有官至厅级、副厅级的。当然也有一个落马的，2010年海南省东方市的原市委副书记吴苗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那是他当年在华中师大的同班同学。
答案或许就是他的“棱角”。又或者是，他更愿意“遵从自己的本性”。
何文凯是个写过诗的官员，但笑道，“我的诗见不得人的”。
“有时候你锋芒毕露，还不行。但我还是愿意做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因为这是本真，我们那种文艺心理的执拗。”他说。
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他在家用iPad发微博感慨，“微博上原本活跃的几名公务人员，因为各种原因相继隐退了……可惜说来说去都是个例，且开着开着他们就谨慎了，无言了，撤退了。”
他又转发自己的微博说，“有媒体朋友问我，家人朋友如何看待我实名开博？可以这么讲，几乎没有人支持，几乎没有人不担心我祸起微博。我也担心，也在等待那一刻。”
曾经，逢年过节，这个公务员都会收到一个信封，有点厚，有点沉。里面是一沓钱，冥币。信封上还写有一行字，“何文凯千古”。
显然，他得罪过人。但说起这件事时，他异常平静。当然，他也收到过真钱，同样是一沓，还得想办法退回去。“这些都司空见惯。”何文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诱惑与威胁同在，他说自己很清醒并且不傻。
何文凯算是防城港的名人，在这个广西的地级市，南海边的小城。他掰倒过当地的几个官员。当然，“我也是个官员”，他说，“清官”。上个月，他在微博上公布个人财产，接招了“梁文道20万悬赏清官”，并欢迎人肉。当然，那个帖子不是梁文道发的，但何文凯还是借此接了招。“检察官何文凯”的微博成就了他的名气。
他在网络上“蹿来蹿去”，卖萌或怒斥，也一本正经跟你普法。叫好声有，骂他的也有。领导打来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的“不低调”在官场有点显眼，就像他现实里的棱角一样。
他也思考过，棱角在地方官场与社交网络的边界上，还能走多远。
“抹黑自己很容易，抹红自己很难”
“介意我看一下你的证件吗？”微胖，头发有些稀疏的何凯文，坐在办公桌后面说。检察院位于防城区，但和港口区交界，其他政府机关和部门也将搬至这片“工地”。
何文凯说，“原来我的办公室很大。”和所有领导干部办公室一样，位于走廊尽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套三间的办公室百来平米，整改成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室，“现在这个是符合标准的。”他笑道。
一张办公桌，一张待客沙发，几盆植物，墙上挂一副同事给他做的无署名的书法，“道宗民本，法治天下”，另一面墙是些照片。对着访客的办公桌前，摆放着他拿过的四个奖杯，其中有全国政法系统的十佳微博奖。
在这间办公室，何文凯接待过不少媒体，最近的话题就是因为他接招“梁文道20万悬赏清官”。
他说，自己也是“不经意”转发了那条微博，没想到火了。肯定不是梁文道的“悬赏”，他想调侃下，扫除谣言，“我缺钱，我对20万感兴趣，请楼主组织人扒我，欢迎人肉。”而他也符合悬赏条件的“处级以上干部”。
还是办公室做网络舆情监测的同事提醒他，“何检，你那条微博转得很厉害。”
“我回头一看，怎么这样子。后来我在微博上进行了必要解释。”何文凯回忆说，然后又有“节外生枝”的喧嚣。直至他公布个人财产或者说家庭财产：他月工资6400，妻子工资近9000，两套房，其中一套贷款购买，两辆车总价38万，家庭存款15万。
事实上，从2010年6月开微博，他已几次公布过个人财产。关于应战“悬赏清官”，之前也想过。
“此前，人大教授张鸣说，把全国官员抓起来没几个冤枉的。”何文凯说，“我想了一下，觉得没必要（应战）。”他觉得那个算是 “情绪帖”。
总结该事件，“我觉得没有给检察机关和检查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相反，我们还树立了正面形象。”他提起，“说到人肉帖的问题，搞得我们市长都知道，打电话给我们检察长，还问了一下这个事情。”一个媒体的副主编也打来电话，是何文凯的老同学，“还欢迎人肉，你是典型的找抽。”
“我是完全支持并呼吁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它有利于官员队伍走向清廉。”何文凯说。但他承认财产转移在中国官员中的现实状况，“很容易做到一贫如洗，但身后家财万贯”。所以作为“搞专业工作来讲”，他认为个人财产公开，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但不是我们反腐倡廉的最后希望和唯一手段”。
而何文凯自己也承认，证明自己是“清官”的确很难，不单是网上，网下也很难证明。“我知道什么意思，小陈。”他喜欢称呼着对方说话，“换句话说，抹黑自己很容易，抹红自己很难。我从来也不想在网上证明或标榜自己是一个清官。”
但网友们不答应，一上来就问，“你干嘛不公布财产？”
何文凯觉得有点冤，因为他公布过了。“我们这种实名认证的微博，老是面对质问，你说烦不烦，不胜其烦。”何文凯最近拉黑了几十个人，之前他没这么干过。
也有人建议他将财产微博置顶，但他想得到，又会有人跳出来说他在标榜自己。
“客观来讲，凡是谩骂的，都没有具体指向，比如具体针对我何检的什么事。”何文凯说，“你也知道，很多网民有一种心态，逢官必骂，逢富必仇。他就是针对你的身份，质疑你的立场，因为你的身份，你持的立场肯定就有问题？”
有时，他会反击，“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离开，要让你掉一身毛。”他有回复私信和评论的习惯，他说这是“营销风格”，能保持微博生命力和关注度。这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
何文凯也知道，不光是网友，防城港本地的很多人也知道他的微博，“你说‘我是清官’，就凭这个陈述句本身，都会有很多人侧目，不认同。”
覃保险是防城港市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也是何文凯的老同学和多年朋友。“事情有正反两面，看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覃保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微博能够紧扣工作，弘扬的是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对他本人，露头和出名，外界对他各种各样的看法也会出来。”
覃也是“检察官何文凯”的粉丝。他甚至曾跟政法委书记提议，“树立一个防城港的典型。”
也就是何文凯了，防城港最会玩微博的官员。
“骨灰级”网友
“防城港也有其他官员开微博，但不是很多，而且都没他出名。”覃保险说，“他有理论功底、专业水准，也有写作的爱好，我不得不承认高出我们这帮同学一筹。”覃是何文凯在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大）中文系的同学。
何文凯最初并非学法律，2000年他才在职考了南开大学的法律专业硕士。1985年，广西凭祥人何文凯考取了广西民院中文系。半年后学校让“品学兼优”的几个学生定向派读到华中师大读思想教育专业，毕业后要回来当教师。
覃保险说，在此前的中文系时，何文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算是文艺青年，平时都爱写点东西，“练练笔，也不是说要出名那种。”
1989年，何文凯从华中师大回到南宁的广西民院做中文系教师。何文凯先是教了7年书，如今还有一些学生与他有联系，其中有些也是他微博的粉丝。1996年，他直接调到防城港市检察院，他是全国第一批参加出任检察官资格考试的人之一。
世纪之交，互联网的兴起，也让何文凯成为中国较早的网民。“你看我的QQ就知道，我是骨灰级的。”他说。在世纪之初，他混过社区论坛，在博客大兴时，开过法律博客，而他的网名，也一直延续着曾经大学时代的笔名“朽木刺狼”。但到微博时代，作为检察官，他总被人提醒应该换个合适的网名。
何文凯今年46岁，是个微博控，在网上常自称“叔”。从2010年6月发第一条微博至今，他已经写了两万余条微博，累计超过百万字。
当初因为可以直接用QQ注册，方便，就开了腾讯微博。后来腾讯的人找到他，“你能不能认证一下？”那就认证吧。大致在2011年4月。而在前一个月，他第一次因为微博上过新闻——帮网友辜成宏追回两百万元的款项。
“他是到防城港投资做生意的，交友不慎，被人家坑了。”何文凯回忆，“我们这边的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事情时不够积极主动。然后他在网上发了求助帖，就辗转到我这里来了。”
“我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这算是何文凯第一次体会到网上接案子的过程，但办案还是得线下一步步走程序。这是他第一次成名。
“最开始，火不火，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是喜欢记录生活和工作的人。”何文凯坐在办公室说，“即便是没有微博，我有日记，在电脑上记也好，在我日记本上记也好。”
在刚实名认证时，他的昵称叫“检察官朽木”，还想沿用老名字。
“既然是检察官，应该正气凛然一些，怎么跟朽木绑在一起呢？”有人很奇怪。
“你为什么取朽木这个名字？”广西自治区检察院的领导也问。当时全国的时政微博也在大肆兴起，官方微博，官员个人微博都有。
“我也跟他们解释过，本来不叫朽木，以前的全名叫朽木刺狼。”何文凯回忆，“但是朽木刺狼，听上去又像日本人的名字，所以改成朽木。”但他还是弃用了“朽木”，用“一线御史”，取古代的监察御史之意。
“你是检察机关的，又不是纪委的同志，让人造成误解。”又有人提出。
真没招了，既然认证信息都实名，连昵称就也用实名，叫“检察官何文凯”，再没有网友和领导有意见了。
“你晚节不保，有必要么？”
何文凯是防城港市检察院的二把手，也是该院的新闻发言人，虽然一把手检察长没有跟他说过“我跟你研究一下，你微博该怎么开”之类的话。“但对工作人员对外发表言论都有非常具体的严格的规定。”何文凯说，“因为我们身份特殊，不能完全代表自己。”
事实上，他老婆强烈反对他开微博。理由有二：花时间，经常睡一觉起来，丈夫还在那里拿着iPad刷微博；在微博上针砭时弊，无形当中会得罪一些人，比如说同僚。
“你戳到人家的痛处了，如果别人真的是这样的人，那肯定对你有看法。”何文凯说，不仅是家人，生活当中的朋友“应该说100%”反对他开微博，“再搞只能惹麻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你又不多拿一份薪水。”
“说实在的，我也很矛盾。”何文凯说，“曾经我也想封了微博，或者把认证拿掉，变成完全私密的东西。”
他微博的主要话题标签有，“笔记检查”“停停走走”“检察官视角”，今年还新增了“检事点滴”，内容大都与工作见闻或社会热点有关。他的微博再也停不下来，也不再想封博或取消认证的事。
“既然做了，那就做吧。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成就的理想，在微博上面可能会抓住一些影子，比如我们对法制的信念，我们对法治系统化的一些阐述和思想的归类。”
当然，他也不总是那么严肃。微博是“日记本”，他常把一些事写成段子。比如，“我以前在县里工作，下乡看到一个农民家里很穷，自己掏腰包给他一百元。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就感叹，这可是我的钱，啥时候成了党和政府的。”
在“表哥”杨达才被抓后，何文凯却在微博大胆秀出自己的手表，老婆一万多块给他买的，至今还带在手上。他在2011年购第二套房时，贷款，也感慨自己成了“房奴”。
何文凯有两个孩子，大儿子还在上大学，小女儿才3岁。细心一点的网友，表示过质疑，他只是说，“符合政策”。“既然你问，我觉得没什么。”然后他首次说出了自己二婚，之前在网上不提，他只是想保护个人隐私。
何文凯的周末或假期时间一定会留给家人。包括采访，他强调，非周末时间来。他也喜欢做些运动，在他微博早期还留有“周末打羽毛球的加QQ群”。
平时他也读读书，比如最近在读去年王岐山推荐过的《大清相国》。但关于私人生活，何文凯并不愿太多提及。
“说实在的，我现在的家庭，我的一切，我觉得什么都不缺，别人有的我都可以有。”何文凯有些感慨，“你说多增加一两百万财富，能改变我什么，一两千万又怎么样。油头肥脑，我还痛风呢。”他的确有痛风病，还微博征问过药方。
“几十年过来了，我在政治试卷上，拿的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分数。现在还有几十年，你晚节不保，搞那些东西，有必要吗？”何文凯说。 对“那些东西”，他当然有“伸手”的机会，他也说过，“其实许多官员并没有机会受贿。”
“因为我觉得特别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翻船，一个是毁了我清誉，第二个，我从里面捞到的好处不足以支撑我现在比较美满的生活。”何文凯坦白地说，“你说烟、茶，有没有？有，我都收过。”这是在“八项规定”“五项禁令”出来之前。
但是涉及钱的问题，“我告诉你小陈，像这种情况我们很清醒的，特别是我们搞司法的，人家为什么给你钱，肯定是有求于你。你实现他的目的，达到他的要求，好说。你收了钱，办不成事，吃不了你兜着走。这种钱能收吗？”
1996年开始，何文凯在市检察院工作，但在2001年时，他调任去下属的上施县任检察长。在调任前，他还参与了那一年当地的一个大案子，防城港市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毛旭辉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何文凯作为公诉人出庭。
他说，在县里面当检察长时，也什么工作都抓，反贪只是一块。30出头当了县检察院的一把手，“初生牛犊不怕虎”。
“当时我查一个案件，县委书记批评我，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检察院。”何文凯回忆，“我就不买账。”
但很快，他发现“该拨的钱没拨给我们”。他跑到县长办公室，“你县长再不给钱，我明天就回市院，县检察院关门，责任你来负。”
后来，何文凯承认，“有的时候，你还得必须随大流。比如我们发现领导有不洁行为，会不会去管，那要看情况。”他打了个比方，在县检察院时，一个领导跟他说，另外一个领导有问题，希望去查处。
“我能查吗？它有程序的，我只能跟他说，你应该形成材料，交到市检察院或者报给市纪委。”何文凯回忆，“已经超出我的管辖范围了，那你出头，干吗呢？无非是表明你的无知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2005年时，他又调回市检察院任政治部主任。仍然有人给他送钱，请他“关照自己的案子。”他只能想办法让对方把钱拿走。
2008年时，防城港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亢福顺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何文凯也是作为公诉人。这一年，何文凯已经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二把手。“这么一个小地方，起码是兄弟单位，甚至平时关系还挺不错的，但是犯法了，谁都救不了的。”何文凯的朋友覃保险说。
何文凯说，“这就是戏剧化的生活。”
“我也在等着那一刻”
有网友如今也在何文凯的微博留言，问他抓贪官的事。事实上，惩治贪官是一个整体的法律行为，从接到举报、侦察、批捕、提交讼诉，直到审判。
“那你说何检现在有没有抓贪官？有啊，比如我管侦察监督，我管公诉。”何文凯除了此两项，还分管法律政策研究室、行政装备与后勤等。
他在微博上提过，在公诉阶段，时有领导对案件“打招呼”。事实上，除了被威胁，或有机会受贿外，“打招呼”又是一项经常面对的“工作”。
“这个我不回避，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司法环境和严峻的现实，这就是司法地方化的过程当中，一些行政权力的干预。”何文凯说，“他打招呼，如果我照做了，那我也就变成滥用职权，这是犯罪。现在跟我打招呼，那你将来跟谁打招呼才能罩住我啊？”
何文凯的选择里有坚持也有权衡。
在2011年3月，他的微博认证前夕，他说过：“中国的官员不能有棱角，不能随便讲实话，不能不按官场规则办事，一直在装孙子的不在少数，他们也要生存和养家糊口，不容易啊。”
他认为自己就是有棱角的官员，“真心话，我觉得我个性张扬。但是这个性必须要有一定的边界。如果没有边界，任由发挥，那么我就有可能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
显然，他30多岁在县里做检察官时“不怕虎”的锐气已有所削减。
“说老实话，青春的时候，都成熟不足，这是每个人都走过的过程。”他的朋友覃保险说，“现在他处理问题，显得更加沉稳，更加老练。”他停顿了一下，似觉哪里不对劲，然后笑说，“更加老道。这是不断进步的结果啦。”
事实上，何文凯出生于干部家庭。出生于“文革”初期的他回忆，家里当时并未受冲击，因为父母当时在军营。至少看上去，一直没有过大的不顺。
他的父母原本是凭祥这个县级市的干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父亲从凭祥市委调整为广西驻海南办事处任党委副书记，母亲也调任防城港市政协的副秘书长。而他的两个妹妹在南宁工作。
“我考虑到我妈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我就过来防城港了。”他说。“搞了那么多年，我只是个正处级干部，为什么上不去呢？”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说，他的同学中有官至厅级、副厅级的。当然也有一个落马的，2010年海南省东方市的原市委副书记吴苗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那是他当年在华中师大的同班同学。
答案或许就是他的“棱角”。又或者是，他更愿意“遵从自己的本性”。
何文凯是个写过诗的官员，但笑道，“我的诗见不得人的”。
“有时候你锋芒毕露，还不行。但我还是愿意做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因为这是本真，我们那种文艺心理的执拗。”他说。
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他在家用iPad发微博感慨，“微博上原本活跃的几名公务人员，因为各种原因相继隐退了……可惜说来说去都是个例，且开着开着他们就谨慎了，无言了，撤退了。”
他又转发自己的微博说，“有媒体朋友问我，家人朋友如何看待我实名开博？可以这么讲，几乎没有人支持，几乎没有人不担心我祸起微博。我也担心，也在等待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