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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岷州，现称为岷县，大约9世纪中叶藏传佛教传入岷州，宋朝时期进一步发展，到明朝时藏传佛教逐渐进入鼎盛时期，使岷州成为藏传佛教较早传播与发展的地区。因此，研究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岷州的发展与影响，是研究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根据汉藏历史文献，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论述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岷州的发展与影响。
关键词：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岷州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71-02
岷州，地处陇上十字路口，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以来，它是西部屏藩，又是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地区。作为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较早地区之一，其宗教信仰成为意识形态中一条无形的连接线，为汉藏民族间文化相互交流，共同繁荣，提供了条件。
目前学术界关于岷州藏传佛教研究有很多，但是关于藏传佛教对岷州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就藏传佛教在岷州的发展概况，主要僧人及其贡献，对岷州地方的影响三方面，加以探讨，论证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岷州的发展
据《岷州志》载从763到1073年间，岷州陷于吐蕃，大大小小的藏族部落迁入安多地区，而藏传佛教在这些部落当中已较为盛行，也开始向岷州地区传播和发展。据《岷州志校注》一书的粗略统计，岷州有佛寺37座，遍布于岷州地区，实际数字远远不止37座，反映了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的基本状况。
最著名的为明代的大崇教寺，藏名曲德寺隆主德庆林，俗称东寺。前身即唐代的龙兴寺，在元代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明代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对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修。这次扩修始于1428年，得到了明政府的支持，朝廷“命两位大臣负责修佛殿的工程，又降旨派地方大小官员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白名，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一十名，军人乌拉两千零五人，重新因故刹扩建为宫殿式大佛殿……”①竣工于1430年，寺院落成后，宣宗赐其名为“大崇教寺”，并且刻碑记之。大崇教寺不仅本身规模巨大，而且还有许多属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寺院体系。大崇寺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修建声势浩大独特，所藏宝物稀奇丰富；会期长，香客多，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风景也别具一格；国师聚集，功绩显著。”②它既是政教合一的典型藏传佛教寺院，又是藏族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中心。
除了大崇教寺外，岷州还有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班藏寺，又称法藏寺，它是由班丹嘉措创建的，藏语叫做曲宗班乔寺，它的明代属寺很多。③班藏寺在客观上加强了汉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对岷州地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经济上来说，该寺势力相当雄厚，民间有“九沟十八岔，二十四个簸箕湾”之城的说法。因此这座寺院是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一个中心。
纵观这两个典型藏传佛教寺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中央王朝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严格护理；藏族僧俗官员热心倡导，赐财献物，甚至参与修建，佛寺规模宏伟；弘扬了藏传佛教，传播发展了藏族文化，并扩大了在岷州的影响；沟通了藏汉文化的交流。
二、明朝时期藏传佛教高僧与岷州藏传佛教的发展
藏传佛教高僧辈出对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以班丹嘉措、班丹扎喜和释迦巴藏卜——“洮岷三杰”的贡献最为突出。
（一）班丹嘉措
班丹嘉措，即仲钦班丹嘉措，又称仲钦巴，为洮河北岸歇巴凑地方人氏。自幼聪慧异常，4岁时开始学习藏文，8岁时，已能钻研藏传佛教密乘无上瑜迦部。
根据《安多政教史》的记载，他居留京师的时间不算短，并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主要是他把洮岷地区的藏族子弟送到中央政府培训，使他们成为推行明廷民族、宗教政策的人士。他于25岁时去乌思藏游学，特别精于因明及般若，对古印度四大语系的文字亦有精深的研究，而诗学的造诣，更为卓绝。他一生在洮氓等州从事弘传藏传佛教的教育事业，门徒甚众。晚年，在岷州洮河之阳修建了曲宗班乔寺，亦称班藏寺，汉名法藏寺。他约圆寂于公元1408年前后，由于他和萨迦、噶玛巴及帕竹派都有联系，对于促进明朝政府对藏地政策在这些地区的落实有不小的贡献。
（二）班丹扎喜
班丹扎喜，《明史》译作班丹扎失。他于15岁时披剃出家，22岁时受具足戒，28 岁时,于南台觐见永乐皇帝。公元1405年，被明廷派赴脱思麻（多麦）的扎沃泽岗迎接哈立麻得银协巴，并被任命为翻译。据说，公元1411年由于阐化王扎巴坚赞违背明廷意旨，朝廷将派大军征讨，他率领协敖扎结等侍从，驰赴京师，恳求原肴，消弭了这场战祸。公元1419年，他被任命为僧录司右阐教，公元1423年他又奉命赴乌思藏审验大宝法王哈立麻的呼毕勒罕。1426年，受封为“净觉慈济大国师”，御赐金印、金法冠及诰命等。他精通汉藏语文，译《喜金刚续第二品释》为汉文，在京师常以汉语演教，受戒弟子之中，有许多汉族的地方官员及南印度人，经常受到宫中的褒奖，可见其声誉之高及宠遇之隆。
(三) 释迦巴藏卜
释迦巴藏卜，名释迦室利，《明史》译作沙加。他驻锡班藏寺，于银协巴处为侍从，在其左右学习显密教义。他曾亲近宗喀巴大师，请求了许多教授，并于宗喀巴座前受具足戒。他曾奉大明皇帝之命，先后敦请宗喀巴七次，虽未成功，但可反映出他与格鲁派关系之密切。他率领各地僧俗朝贡献马，深受明廷的赏识，先加封为国师，公元1445年又受封为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公元1453年又加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他先后在班藏寺和大崇教寺大兴讲辩。在他的领导下，大崇教寺与班藏寺成为发展藏族文化的中心。④
纵观“岷州三杰”的事迹可以看出，岷州僧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避免了战祸，维护了祖国统一，密切了民族关系。文化上，培养了一批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弘传了藏传佛教文化。所以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词：“文殊化身班丹嘉措尊，持密主宰办丹扎喜跋，慈悲之主释迦巴藏卜，敬礼恩德无比三上师。”⑤
三、藏传佛教的发展对岷州地区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发展对岷州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兴建众多藏传佛教寺院。如上文所述，明朝时期建立了岷州地区建立了很多藏传佛教寺院。
2.汉族群众入藏传佛寺为僧。一般来说，汉地的藏传佛寺最初创建人多半为藏族僧人，但到后来僧人几乎全为汉族人。还有一些汉族人直接进入藏区，在藏传佛教寺院当了僧人。有的汉族人甚至当上了藏传佛教寺的活佛，如现甘南州夏河县上卡加寺院的活佛是一名汉族，他原名王靖朝，家住临夏市，1953年被认定为该寺活佛。
3.藏汉人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融合。首先，供奉家神。藏族的家家户户都有家神，供于神龛内，经常点酥油灯、献净水、系哈达、烧香、煨桑、磕头。而汉族人民也有供奉家神的风俗。杂居区的汉族，比如西江乡的袁氏家神就是宗喀巴大师。这一事例说明藏传佛教对岷州汉族群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活佛摩顶。摩顶，是活佛与俗人接交的一种仪式。藏族群众对僧侣是非常崇敬的，对活佛则最为尊崇，人们不辞艰辛，徒步跋涉，不远千里去朝拜活佛，让其摩顶。活佛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权威最高，而杂居区的汉族群众也不例外。
再次，念经用文。藏族人家，请阿卡喇嘛念经，则是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岷州地区的汉族人民也进行这种祈祷活动，形成了藏汉两族共同的风俗习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岷县汉族和尚念的是藏文经，使用的文字也是藏文。如汉族和尚书写的祭文、符条，从古至今一直用的都是藏文。这是藏传佛教对汉族群众深远影响最好的物证之一。
当然，藏传佛教的发展对岷州地区的影响，绝非是这三个方面所能包容的。但是仅这三个方面的简要叙述，就足以说明藏传佛教对岷州地区的影响之深。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发展与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藏传佛教对岷州地区的藏汉群众具有教化作用。藏传佛教劝戒人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而要多行善事，追求道德及人格的完善。尽管这些教化内容还有许多缺陷，但在西北边陲地区，它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对藏汉两族人民起到巨大的教化作用。
第二，促进社会的稳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历史上藏传佛教大规模传入汉藏交界地区，沟通了藏汉两大民族，加强了相互联系，增进了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明史》中对此有一段记载：“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⑥
第三，促进了汉藏两大民族的经济、文化、艺术交流。明朝时期修建的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使岷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圈，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兼具多种社会功能，如这些寺院又是当地经济、文化、艺术中心，汉藏商人在这里经商，汉藏学者、艺人在这里从事学术及艺术活动，汉藏牧人、农民、工匠、僧人，在这里购买物品、游览、朝拜，极大地推动了汉藏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
注释：
①③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643-644；648.
②谈士杰.岷州佛教寺院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3）.
④浦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503.
⑤严永孝.甘南藏区藏传佛教的寺院文化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
⑥（清）张廷玉.明史•西域传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718.
关键词：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岷州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71-02
岷州，地处陇上十字路口，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以来，它是西部屏藩，又是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地区。作为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较早地区之一，其宗教信仰成为意识形态中一条无形的连接线，为汉藏民族间文化相互交流，共同繁荣，提供了条件。
目前学术界关于岷州藏传佛教研究有很多，但是关于藏传佛教对岷州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就藏传佛教在岷州的发展概况，主要僧人及其贡献，对岷州地方的影响三方面，加以探讨，论证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岷州的发展
据《岷州志》载从763到1073年间，岷州陷于吐蕃，大大小小的藏族部落迁入安多地区，而藏传佛教在这些部落当中已较为盛行，也开始向岷州地区传播和发展。据《岷州志校注》一书的粗略统计，岷州有佛寺37座，遍布于岷州地区，实际数字远远不止37座，反映了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的基本状况。
最著名的为明代的大崇教寺，藏名曲德寺隆主德庆林，俗称东寺。前身即唐代的龙兴寺，在元代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明代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对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修。这次扩修始于1428年，得到了明政府的支持，朝廷“命两位大臣负责修佛殿的工程，又降旨派地方大小官员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白名，各种技术人员一百一十名，军人乌拉两千零五人，重新因故刹扩建为宫殿式大佛殿……”①竣工于1430年，寺院落成后，宣宗赐其名为“大崇教寺”，并且刻碑记之。大崇教寺不仅本身规模巨大，而且还有许多属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寺院体系。大崇寺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修建声势浩大独特，所藏宝物稀奇丰富；会期长，香客多，活动内容丰富多彩，风景也别具一格；国师聚集，功绩显著。”②它既是政教合一的典型藏传佛教寺院，又是藏族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中心。
除了大崇教寺外，岷州还有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班藏寺，又称法藏寺，它是由班丹嘉措创建的，藏语叫做曲宗班乔寺，它的明代属寺很多。③班藏寺在客观上加强了汉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对岷州地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经济上来说，该寺势力相当雄厚，民间有“九沟十八岔，二十四个簸箕湾”之城的说法。因此这座寺院是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一个中心。
纵观这两个典型藏传佛教寺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中央王朝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严格护理；藏族僧俗官员热心倡导，赐财献物，甚至参与修建，佛寺规模宏伟；弘扬了藏传佛教，传播发展了藏族文化，并扩大了在岷州的影响；沟通了藏汉文化的交流。
二、明朝时期藏传佛教高僧与岷州藏传佛教的发展
藏传佛教高僧辈出对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以班丹嘉措、班丹扎喜和释迦巴藏卜——“洮岷三杰”的贡献最为突出。
（一）班丹嘉措
班丹嘉措，即仲钦班丹嘉措，又称仲钦巴，为洮河北岸歇巴凑地方人氏。自幼聪慧异常，4岁时开始学习藏文，8岁时，已能钻研藏传佛教密乘无上瑜迦部。
根据《安多政教史》的记载，他居留京师的时间不算短，并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主要是他把洮岷地区的藏族子弟送到中央政府培训，使他们成为推行明廷民族、宗教政策的人士。他于25岁时去乌思藏游学，特别精于因明及般若，对古印度四大语系的文字亦有精深的研究，而诗学的造诣，更为卓绝。他一生在洮氓等州从事弘传藏传佛教的教育事业，门徒甚众。晚年，在岷州洮河之阳修建了曲宗班乔寺，亦称班藏寺，汉名法藏寺。他约圆寂于公元1408年前后，由于他和萨迦、噶玛巴及帕竹派都有联系，对于促进明朝政府对藏地政策在这些地区的落实有不小的贡献。
（二）班丹扎喜
班丹扎喜，《明史》译作班丹扎失。他于15岁时披剃出家，22岁时受具足戒，28 岁时,于南台觐见永乐皇帝。公元1405年，被明廷派赴脱思麻（多麦）的扎沃泽岗迎接哈立麻得银协巴，并被任命为翻译。据说，公元1411年由于阐化王扎巴坚赞违背明廷意旨，朝廷将派大军征讨，他率领协敖扎结等侍从，驰赴京师，恳求原肴，消弭了这场战祸。公元1419年，他被任命为僧录司右阐教，公元1423年他又奉命赴乌思藏审验大宝法王哈立麻的呼毕勒罕。1426年，受封为“净觉慈济大国师”，御赐金印、金法冠及诰命等。他精通汉藏语文，译《喜金刚续第二品释》为汉文，在京师常以汉语演教，受戒弟子之中，有许多汉族的地方官员及南印度人，经常受到宫中的褒奖，可见其声誉之高及宠遇之隆。
(三) 释迦巴藏卜
释迦巴藏卜，名释迦室利，《明史》译作沙加。他驻锡班藏寺，于银协巴处为侍从，在其左右学习显密教义。他曾亲近宗喀巴大师，请求了许多教授，并于宗喀巴座前受具足戒。他曾奉大明皇帝之命，先后敦请宗喀巴七次，虽未成功，但可反映出他与格鲁派关系之密切。他率领各地僧俗朝贡献马，深受明廷的赏识，先加封为国师，公元1445年又受封为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公元1453年又加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他先后在班藏寺和大崇教寺大兴讲辩。在他的领导下，大崇教寺与班藏寺成为发展藏族文化的中心。④
纵观“岷州三杰”的事迹可以看出，岷州僧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政治上，避免了战祸，维护了祖国统一，密切了民族关系。文化上，培养了一批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弘传了藏传佛教文化。所以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词：“文殊化身班丹嘉措尊，持密主宰办丹扎喜跋，慈悲之主释迦巴藏卜，敬礼恩德无比三上师。”⑤
三、藏传佛教的发展对岷州地区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发展对岷州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兴建众多藏传佛教寺院。如上文所述，明朝时期建立了岷州地区建立了很多藏传佛教寺院。
2.汉族群众入藏传佛寺为僧。一般来说，汉地的藏传佛寺最初创建人多半为藏族僧人，但到后来僧人几乎全为汉族人。还有一些汉族人直接进入藏区，在藏传佛教寺院当了僧人。有的汉族人甚至当上了藏传佛教寺的活佛，如现甘南州夏河县上卡加寺院的活佛是一名汉族，他原名王靖朝，家住临夏市，1953年被认定为该寺活佛。
3.藏汉人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融合。首先，供奉家神。藏族的家家户户都有家神，供于神龛内，经常点酥油灯、献净水、系哈达、烧香、煨桑、磕头。而汉族人民也有供奉家神的风俗。杂居区的汉族，比如西江乡的袁氏家神就是宗喀巴大师。这一事例说明藏传佛教对岷州汉族群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活佛摩顶。摩顶，是活佛与俗人接交的一种仪式。藏族群众对僧侣是非常崇敬的，对活佛则最为尊崇，人们不辞艰辛，徒步跋涉，不远千里去朝拜活佛，让其摩顶。活佛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权威最高，而杂居区的汉族群众也不例外。
再次，念经用文。藏族人家，请阿卡喇嘛念经，则是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岷州地区的汉族人民也进行这种祈祷活动，形成了藏汉两族共同的风俗习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岷县汉族和尚念的是藏文经，使用的文字也是藏文。如汉族和尚书写的祭文、符条，从古至今一直用的都是藏文。这是藏传佛教对汉族群众深远影响最好的物证之一。
当然，藏传佛教的发展对岷州地区的影响，绝非是这三个方面所能包容的。但是仅这三个方面的简要叙述，就足以说明藏传佛教对岷州地区的影响之深。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发展与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藏传佛教对岷州地区的藏汉群众具有教化作用。藏传佛教劝戒人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而要多行善事，追求道德及人格的完善。尽管这些教化内容还有许多缺陷，但在西北边陲地区，它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对藏汉两族人民起到巨大的教化作用。
第二，促进社会的稳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历史上藏传佛教大规模传入汉藏交界地区，沟通了藏汉两大民族，加强了相互联系，增进了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明史》中对此有一段记载：“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⑥
第三，促进了汉藏两大民族的经济、文化、艺术交流。明朝时期修建的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使岷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圈，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兼具多种社会功能，如这些寺院又是当地经济、文化、艺术中心，汉藏商人在这里经商，汉藏学者、艺人在这里从事学术及艺术活动，汉藏牧人、农民、工匠、僧人，在这里购买物品、游览、朝拜，极大地推动了汉藏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
注释：
①③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643-644；648.
②谈士杰.岷州佛教寺院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3）.
④浦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503.
⑤严永孝.甘南藏区藏传佛教的寺院文化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
⑥（清）张廷玉.明史•西域传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