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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一个ＭＢＡ毕业生，仅需两年左右的时间；造就一所成功的商学院，则要几代人的努力。
15年前，ＭＢＡ（工商管理硕士）一词在中国还毫无知晓度，上海市政府和欧盟签订了一个超前的项目协定。这个协定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商学院的模式，在中国创建一家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商学院。这家商学院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首任院长张国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招生。他动用多年来在政界和企业界的人脉，动员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希望他们派人到中欧去培训。但是他失败了。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把员工送到中欧学习。那时候中欧甚至不能出具教育部承认的学位证书。
如今，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ＭＢＡ毕业的就业和薪酬前景走好，一直在提高ＭＢＡ教育的热度，也把中国的商学院推上了世界舞台。2008年1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2007年度的世界ＭＢＡ排名。中欧巩固了2006年的11名的位置，上海地区另一家首次参加排名的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也成功地进入了全球前50名之列，位列41名。
排名的秘密
和任何排名一样，1999年发起的《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也常常引起争议。2003年，中欧排名90位，3年后飙升到了第11位。一所年轻的商学院，而且位于中国，排名上升速度之快引起了欧美商学院的一片哗然。然而1年后中欧巩固了在排名榜上的位置。即使这不足以平息争议，也足以让中欧的欧美同行不得不正视中国乃至亚洲商学院的崛起。
编制排名的《金融时报》说，今时今日，一流商学院的崛起不一定非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依靠一所著名大学的号召力，或者一个增长迅速因而亟需高素质管理人才的新兴市场，都能够推动一家商学院脱颖而出。
中欧和交大安泰在排名榜上的上升，显然得益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四，有望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大多数跨国企业通过不同形式进驻中国，兼通国际规则和本土经验的管理人才，是这些跨国企业发展中国业务的首选。实际上，一个精通双语的ＭＢＡ学生，又经过商业管理的系统培训，在中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非难事。而且，获得ＭＢＡ学位，常常意味着薪酬的大幅上升。这正是中欧和交大安泰排名靠前的秘密所在。
为进行商学院排名，《金融时报》一般对获得学位3年后的毕业生进行调查，以评估ＭＢＡ对其此后职业进展和薪资增幅的影响。指标共有20项，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校友薪资和职业发展，商学院及其ＭＢＡ课程的多样性和国际化程度，以及商学院的研究能力。其中，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薪酬对排名来说尤其重要，仅薪酬和薪酬增长在得分中所占权重就达到了40％。
2007的排名中，交大安泰有两项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分别是“毕业后三个月就业率”（100％）和“薪资增长百分比”（177％）。这两项指标也显示出中国就业市场对高水平管理人才的饥渴。第一次参加全球排名就挤进前50名，交大安泰的表现令人瞩目。
“大格局在这里，我们适逢其时。”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说。
国际化的焦虑
尽管《金融时报》排名为中国的商学院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徐飞和中欧的副院长张维炯都认为，过分注重排名可能会扭曲对现实的认知：实际上，世界一流商学院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排名榜显示的那么大，而中国商学院和这些一流商学院的差距，则要比排名显示出来的大得多。
“排名的指标只有20个，但决定商学院水平的因素，至少有200个。”张维炯坦然说，如果换一个指标体系，中欧的排名未必能如此靠前。
徐飞更加谨慎地说，参加《金融时报》排名的初衷是为学院的发展寻找动力。“要在国际标尺下创建一流，就要敢于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敢于和强者过招，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不去比较，就看不到差距，就没有改进的动力。”
徐飞和张维炯都表示，《金融时报》或者其他排名都并非他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但是排名显然让他们感到释然。实际上，言语的谦和很难掩饰院长们在全球竞争中的焦虑。商学院之间的全球化竞争正在趋于激烈化，要巩固《金融时报》排名榜上的排名绝非易事。2006年排名前十位的商学院，有3家在2007年的榜单上跌出了前十。
焦虑又和他们的雄心联系在一起。徐飞和张维炯的谈话中，频频会出现“国际化”这个词。这个词既凝聚着他们对中国ＭＢＡ教育的全部心得，也代表了他们的理想和心愿。中国商业已经深深卷入了资本和资源的全球分配格局之中，商业教育也不例外。商学院的院长们每天为实现“国际化”——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他们最大的情结——殚精竭虑。
中欧共有四位院长，其中包括两名外籍院长。这个国际化的领导层暗示着国际化程度与之匹配的教授团队：51名教授中，华裔占60％，但真正拥有中国国籍的教授只有30％。
教师是商学院的灵魂所在。商学院能否实现院长们孜孜以求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具有世界水准。张维炯从去年11月开始和两位学者接触，想把他们引入中欧。令他痛苦的是，他不得不面临来自3所美国大学的竞争。在高度全球化的ＭＢＡ教育界，争夺人才的竞争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也是中国的商学院投入财力最多的地方。
中欧收入的大多数被用于支付教授的薪金，但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金并非全部，真正要把师资留在中欧，还需要学校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事实上，校方甚至会特意安排人力，为教师提供从搬家、装修房子到请保姆等杂务，提供细致而富有人情味的服务。张维炯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要使得那些外籍和海归同事们相信，他们选择中欧是正确的。
ＭＢＡ阶层在崛起
对那些关注转型经济的学者来说，中国每天都在产生弥足珍贵的管理学案例。这些案例不仅独特，而且影响广泛，并且，其价值正在逐渐被世界所认可。这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对选择攻读ＭＢＡ的学生来说，仅是校友们就业前景的历史记录一项，就可以保证ＭＢＡ项目的生源。被中国的就业前景吸引而来的不仅有中国学生，也日渐有外籍学生。中欧2007年入学的ＭＢＡ学员中，外籍生源人数超过了30％。
这一盛况不知道是否在中欧的第一代院长张国华教授多年前的预料之中。2006年，这位中国ＭＢＡ教育的开拓者英年早逝，说来有趣，他最初为中欧设计的并不是ＭＢＡ课程，而是不脱产的ＥＭＢＡ课程。张国华那时候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时间来理解什么是ＭＢＡ；他担心，如果中欧一开始就上马ＭＢＡ课程，说不定毕业生会面临就业难。在各种纪念张国华教授的场合，这个策略常常被人提及，用来说明张教授对中国国情别具洞察力。
ＭＢＡ学费不菲。中欧全日制ＭＢＡ课程学制一年半，收费近17万，北大国际ＭＢＡ学制两年，收费近10万，清华、交大和复旦的学制和收费水平与北大相若。
将《金融时报》排名榜的指标权重与最终排名情况对照一下，在中国读ＭＢＡ显然是一笔昂贵但是值得的投资。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支付高额的薪酬，所以，在过去10年中，绝大多数中欧和安泰的ＭＢＡ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外企工作。
中欧和交大安泰的早期ＭＢＡ毕业生往往全班都进入外企，到2003年之后，就业的目的地才开始渐渐多样。外企仍然是ＭＢＡ毕业生的首选目标，但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也进入了毕业生的选择范围。在中欧，刚刚毕业的学生进入国企、政府机关和民营企业的比例占10％左右。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为数更多，超过了毕业人数的一半。
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是商学院教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到不同商学院的理念。徐飞常常对学生说，如果只是满足于当一个白领——即使是一个高级白领——也没有大出息，他尤其鼓励学生要有创业和创新的精神。而在张维炯看来，涉世未深的ＭＢＡ毕业生如果能进入一家国际化的大公司，历练管理能力，是最务实高效的选择。
创业还是进外企，横亘在ＭＢＡ毕业生面前的疑难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上海，这个1930年代的远东工商业中心，曾经有一个服务于洋行的为数众多的阶层。在毫无贬抑的意义上，这个阶层是上海最早的职业经理人，也是众多小康家庭向往的理想职业。70年后，ＭＢＡ为这个阶层续写了新的篇章。这也许是中国商学院最大的贡献所在。
商学院的中国梦
新职业经理人所在的城市，也在努力转变的同时，试图对接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竭力想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这个梦想在地理上得到了形象的写照。汽车驶上三座横跨黄浦江的大桥中的任何一座，乘客都会看到，上海被鲜明地一分为二，一边是楼宇低矮、喧嚣狭窄的外滩，而高楼林立的陆家嘴与之隔江相望，显得开阔轩昂了许多。外滩70年前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现在，造型优美的老建筑里仍然分布着许多金融机构的营业厅。但金融业的大脑和心脏，都已经转移到了崭新的陆家嘴地区。不久前，中欧在陆家嘴设立了研究院，试图在这个心脏地区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ＭＢＡ排名榜虽然令人激动，却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一家商学院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徐飞和张维炯都深知这一点。不仅他们，包括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大学下属的商学院在内的中国商学院，都在努力拓展自己的研究力量，并且扩张影响。
在日渐激烈的国内竞争中，许多院长们都懂得借力打力的重要性。他们总是能脱口说出一大串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名称——这些老牌同行与中国的后起之秀们之间，有名目和数量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合作项目。至少，对于提升国内商学院的人气，这些项目总是不无帮助的。
徐飞懂得如何用上海交大这所名校的传统来为交大安泰的ＭＢＡ课程加分。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看望了钱学森和吴文俊两位院士，他们都是上海交大的校友。交大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早在1930年代，就以美国的麻省理工为榜样，从学制到英语授课，都以麻省理工为准绳——交大的档案馆里至今保留着钱学森在的一张用英文答写的考卷——这一“国际化”的传统，今天被徐飞看作是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继承的遗产和榜样。
而中欧的力量在于自由。作为一所体制外的商学院，中欧几乎无法得到政府财政的资助，但由此换得了可贵的办学自由。从教授聘任到招生人数、考试制度到学费标准，中欧都享有远比大学商学院大得多的灵活度。正因为如此，中欧在“国际化”的路上比其他中国同行走得更远。
已经有人在建议，中国的商学院应该加快向世界开放的步伐。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成功显然被当作一个契机，“这对于一百多家享有中国教育部授权ＭＢＡ教学资质的中国商学院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金融时报》中文
网的一位专栏作家就直白地说，大学里的商学院应该更努力地谋求进入全球排行榜。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明显，美国商学院的影响力与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成正比。为了获得重要和高薪的职位，那些选择全日制ＭＢＡ课程的学生，需要花费一年半的时间。但要造就一所成功的商学院，困难得多，需要的时间也要长得多——也许要几代人的努力。
15年前，ＭＢＡ（工商管理硕士）一词在中国还毫无知晓度，上海市政府和欧盟签订了一个超前的项目协定。这个协定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商学院的模式，在中国创建一家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商学院。这家商学院就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首任院长张国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招生。他动用多年来在政界和企业界的人脉，动员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希望他们派人到中欧去培训。但是他失败了。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把员工送到中欧学习。那时候中欧甚至不能出具教育部承认的学位证书。
如今，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ＭＢＡ毕业的就业和薪酬前景走好，一直在提高ＭＢＡ教育的热度，也把中国的商学院推上了世界舞台。2008年1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2007年度的世界ＭＢＡ排名。中欧巩固了2006年的11名的位置，上海地区另一家首次参加排名的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也成功地进入了全球前50名之列，位列41名。
排名的秘密
和任何排名一样，1999年发起的《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也常常引起争议。2003年，中欧排名90位，3年后飙升到了第11位。一所年轻的商学院，而且位于中国，排名上升速度之快引起了欧美商学院的一片哗然。然而1年后中欧巩固了在排名榜上的位置。即使这不足以平息争议，也足以让中欧的欧美同行不得不正视中国乃至亚洲商学院的崛起。
编制排名的《金融时报》说，今时今日，一流商学院的崛起不一定非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依靠一所著名大学的号召力，或者一个增长迅速因而亟需高素质管理人才的新兴市场，都能够推动一家商学院脱颖而出。
中欧和交大安泰在排名榜上的上升，显然得益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四，有望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大多数跨国企业通过不同形式进驻中国，兼通国际规则和本土经验的管理人才，是这些跨国企业发展中国业务的首选。实际上，一个精通双语的ＭＢＡ学生，又经过商业管理的系统培训，在中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非难事。而且，获得ＭＢＡ学位，常常意味着薪酬的大幅上升。这正是中欧和交大安泰排名靠前的秘密所在。
为进行商学院排名，《金融时报》一般对获得学位3年后的毕业生进行调查，以评估ＭＢＡ对其此后职业进展和薪资增幅的影响。指标共有20项，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校友薪资和职业发展，商学院及其ＭＢＡ课程的多样性和国际化程度，以及商学院的研究能力。其中，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薪酬对排名来说尤其重要，仅薪酬和薪酬增长在得分中所占权重就达到了40％。
2007的排名中，交大安泰有两项指标排名全球第一，分别是“毕业后三个月就业率”（100％）和“薪资增长百分比”（177％）。这两项指标也显示出中国就业市场对高水平管理人才的饥渴。第一次参加全球排名就挤进前50名，交大安泰的表现令人瞩目。
“大格局在这里，我们适逢其时。”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说。
国际化的焦虑
尽管《金融时报》排名为中国的商学院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徐飞和中欧的副院长张维炯都认为，过分注重排名可能会扭曲对现实的认知：实际上，世界一流商学院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排名榜显示的那么大，而中国商学院和这些一流商学院的差距，则要比排名显示出来的大得多。
“排名的指标只有20个，但决定商学院水平的因素，至少有200个。”张维炯坦然说，如果换一个指标体系，中欧的排名未必能如此靠前。
徐飞更加谨慎地说，参加《金融时报》排名的初衷是为学院的发展寻找动力。“要在国际标尺下创建一流，就要敢于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敢于和强者过招，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不去比较，就看不到差距，就没有改进的动力。”
徐飞和张维炯都表示，《金融时报》或者其他排名都并非他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但是排名显然让他们感到释然。实际上，言语的谦和很难掩饰院长们在全球竞争中的焦虑。商学院之间的全球化竞争正在趋于激烈化，要巩固《金融时报》排名榜上的排名绝非易事。2006年排名前十位的商学院，有3家在2007年的榜单上跌出了前十。
焦虑又和他们的雄心联系在一起。徐飞和张维炯的谈话中，频频会出现“国际化”这个词。这个词既凝聚着他们对中国ＭＢＡ教育的全部心得，也代表了他们的理想和心愿。中国商业已经深深卷入了资本和资源的全球分配格局之中，商业教育也不例外。商学院的院长们每天为实现“国际化”——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他们最大的情结——殚精竭虑。
中欧共有四位院长，其中包括两名外籍院长。这个国际化的领导层暗示着国际化程度与之匹配的教授团队：51名教授中，华裔占60％，但真正拥有中国国籍的教授只有30％。
教师是商学院的灵魂所在。商学院能否实现院长们孜孜以求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具有世界水准。张维炯从去年11月开始和两位学者接触，想把他们引入中欧。令他痛苦的是，他不得不面临来自3所美国大学的竞争。在高度全球化的ＭＢＡ教育界，争夺人才的竞争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也是中国的商学院投入财力最多的地方。
中欧收入的大多数被用于支付教授的薪金，但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金并非全部，真正要把师资留在中欧，还需要学校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事实上，校方甚至会特意安排人力，为教师提供从搬家、装修房子到请保姆等杂务，提供细致而富有人情味的服务。张维炯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要使得那些外籍和海归同事们相信，他们选择中欧是正确的。
ＭＢＡ阶层在崛起
对那些关注转型经济的学者来说，中国每天都在产生弥足珍贵的管理学案例。这些案例不仅独特，而且影响广泛，并且，其价值正在逐渐被世界所认可。这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对选择攻读ＭＢＡ的学生来说，仅是校友们就业前景的历史记录一项，就可以保证ＭＢＡ项目的生源。被中国的就业前景吸引而来的不仅有中国学生，也日渐有外籍学生。中欧2007年入学的ＭＢＡ学员中，外籍生源人数超过了30％。
这一盛况不知道是否在中欧的第一代院长张国华教授多年前的预料之中。2006年，这位中国ＭＢＡ教育的开拓者英年早逝，说来有趣，他最初为中欧设计的并不是ＭＢＡ课程，而是不脱产的ＥＭＢＡ课程。张国华那时候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时间来理解什么是ＭＢＡ；他担心，如果中欧一开始就上马ＭＢＡ课程，说不定毕业生会面临就业难。在各种纪念张国华教授的场合，这个策略常常被人提及，用来说明张教授对中国国情别具洞察力。
ＭＢＡ学费不菲。中欧全日制ＭＢＡ课程学制一年半，收费近17万，北大国际ＭＢＡ学制两年，收费近10万，清华、交大和复旦的学制和收费水平与北大相若。
将《金融时报》排名榜的指标权重与最终排名情况对照一下，在中国读ＭＢＡ显然是一笔昂贵但是值得的投资。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支付高额的薪酬，所以，在过去10年中，绝大多数中欧和安泰的ＭＢＡ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外企工作。
中欧和交大安泰的早期ＭＢＡ毕业生往往全班都进入外企，到2003年之后，就业的目的地才开始渐渐多样。外企仍然是ＭＢＡ毕业生的首选目标，但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也进入了毕业生的选择范围。在中欧，刚刚毕业的学生进入国企、政府机关和民营企业的比例占10％左右。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为数更多，超过了毕业人数的一半。
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是商学院教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到不同商学院的理念。徐飞常常对学生说，如果只是满足于当一个白领——即使是一个高级白领——也没有大出息，他尤其鼓励学生要有创业和创新的精神。而在张维炯看来，涉世未深的ＭＢＡ毕业生如果能进入一家国际化的大公司，历练管理能力，是最务实高效的选择。
创业还是进外企，横亘在ＭＢＡ毕业生面前的疑难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上海，这个1930年代的远东工商业中心，曾经有一个服务于洋行的为数众多的阶层。在毫无贬抑的意义上，这个阶层是上海最早的职业经理人，也是众多小康家庭向往的理想职业。70年后，ＭＢＡ为这个阶层续写了新的篇章。这也许是中国商学院最大的贡献所在。
商学院的中国梦
新职业经理人所在的城市，也在努力转变的同时，试图对接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竭力想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这个梦想在地理上得到了形象的写照。汽车驶上三座横跨黄浦江的大桥中的任何一座，乘客都会看到，上海被鲜明地一分为二，一边是楼宇低矮、喧嚣狭窄的外滩，而高楼林立的陆家嘴与之隔江相望，显得开阔轩昂了许多。外滩70年前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现在，造型优美的老建筑里仍然分布着许多金融机构的营业厅。但金融业的大脑和心脏，都已经转移到了崭新的陆家嘴地区。不久前，中欧在陆家嘴设立了研究院，试图在这个心脏地区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ＭＢＡ排名榜虽然令人激动，却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一家商学院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徐飞和张维炯都深知这一点。不仅他们，包括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大学下属的商学院在内的中国商学院，都在努力拓展自己的研究力量，并且扩张影响。
在日渐激烈的国内竞争中，许多院长们都懂得借力打力的重要性。他们总是能脱口说出一大串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名称——这些老牌同行与中国的后起之秀们之间，有名目和数量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合作项目。至少，对于提升国内商学院的人气，这些项目总是不无帮助的。
徐飞懂得如何用上海交大这所名校的传统来为交大安泰的ＭＢＡ课程加分。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看望了钱学森和吴文俊两位院士，他们都是上海交大的校友。交大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早在1930年代，就以美国的麻省理工为榜样，从学制到英语授课，都以麻省理工为准绳——交大的档案馆里至今保留着钱学森在的一张用英文答写的考卷——这一“国际化”的传统，今天被徐飞看作是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继承的遗产和榜样。
而中欧的力量在于自由。作为一所体制外的商学院，中欧几乎无法得到政府财政的资助，但由此换得了可贵的办学自由。从教授聘任到招生人数、考试制度到学费标准，中欧都享有远比大学商学院大得多的灵活度。正因为如此，中欧在“国际化”的路上比其他中国同行走得更远。
已经有人在建议，中国的商学院应该加快向世界开放的步伐。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成功显然被当作一个契机，“这对于一百多家享有中国教育部授权ＭＢＡ教学资质的中国商学院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金融时报》中文
网的一位专栏作家就直白地说，大学里的商学院应该更努力地谋求进入全球排行榜。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明显，美国商学院的影响力与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成正比。为了获得重要和高薪的职位，那些选择全日制ＭＢＡ课程的学生，需要花费一年半的时间。但要造就一所成功的商学院，困难得多，需要的时间也要长得多——也许要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