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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陈建斌的认识要以电影《一个勺子》为分界线。在这之前，他是《甄嬛传》里的雍正，《三国》里的曹操，《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这之后，他多了新身份——编剧、导演和金马奖影帝。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里，陈建斌饰演的一个西北农民拾到一个勺子（傻子），最后发现自己才是个真正的勺子。妻子蒋勤勤说，戏外的陈建斌就是个勺子，比如他对电影的狂热、对表演的较真、对创作的执著……因此《一个勺子》的横空出世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经历了金马奖和延期上映的大起大落，但电影最终能和观众见面，陈建斌说，自己真的很满足。
名正言顺地指手画脚
《一个勺子》在金马奖斩获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并获得五项提名，这让很多人有点摸不着头脑，陈建斌怎么忽然从一名电视剧演员摇身变成了电影导演和编剧？如今人人都想过把导演瘾，但第一次出手成绩如此不凡，陈建斌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对于陈建斌呢，拍电影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以前他主要拍电视剧是因为出道时正赶上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年代——90年代末到电影市场火爆之前的这段时期，电视剧的观众多，优秀的电视剧也多，演员们几乎都投入到电视剧中。而他很少拍电影是因为没碰上什么好片子。不过，这挡不住陈建斌对电影的爱。他敢说自己在职业影迷这个身份上还没碰到过对手。大学时，他每周六都把自己反锁在观摩室里，通宵看录像带到天亮。平时，只要瞥一眼就知道正在放的电影是哪一部，导演、年代、演员、剧情都能脱口而出。别人问他，你怎么能这么牛？他回答，“我把别人干别的事的时间都用在了看电影上，而且不是为了工作，即使没有做演员，我仍然是个狂热的影迷。”
此外，陈建斌在表演上有一股较真和执拗劲儿。在剧组里，陈建斌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经常不听导演的话，自己改戏，不仅改自己的，他还越俎代庖，对其他演员“指手画脚”。拍《乔家大院》时，蒋勤勤就因为陈建斌总是给她挑毛病而有过不愉快。所以，陈建斌做导演只是迟早的事儿。拍《一个勺子》时，他对蒋勤勤说，“这回，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指手画脚了。”
这两年电影市场大热，演而优则导的时机来了。2013年6月，正在重庆拍戏的陈建斌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了一篇故事，便打算拍成电影，但之后版权一直拿不下来。烦闷时，他又翻起杂志，就看到了小说《奔跑的月光》，“这个才是我想找的！”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机缘巧合，陈建斌遇到了更适合他的故事。
《一个勺子》的“勺子”在西北方言里是“傻子”。电影里，陈建斌演的农民拉条子在镇上遇到一个讨饭的傻子，傻子跟着他回了家，怎么甩都甩不掉。拉条子贴了寻人启事，不久有人来认领了傻子。紧接着又有自称傻子家人的人陆续出现，指责拉条子把傻子卖了，拉条子才知道上当受骗，却有口难言。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好人怎么被当作坏人？一个傻子到底有什么用？而为了寻找傻子，他成了另一个到处缠着别人的傻子……
这个故事是怎么一下击中他的？“一个人被跟随，他想摆脱，摆脱之后他发现还挺怅然若失的。就好像我们对自己身上的某样东西不满意，想摆脱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经历过一段痛苦的时光把自己改变了，你真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摆脱掉之后你还是你自己吗？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陈建斌说。
Q： 《一个勺子》 让你产生关于“摆脱”的思考，当时你的生活经历了什么吗？
A： 所有人的人生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为了获得更好的自己，我们否定之否定，人们把这个叫做成熟。但这成熟是不是付出了代价，而代价比得到成熟的结果还重要，这是值得商榷的吧？很可能为得到结果而失去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
Q： 有评论说电影里的场景看上去脏兮兮的，觉得不太舒服……
A： 真实就脏吗？我并没有在我的电影里美化任何东西，同时我也没丑化任何东西。它只是我看到的感受到的生活。我希望能有一个客观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我希望不看它的环境，不看它的外表，你也能理解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发生在国贸，有可能发生在CBD，有可能发生在纽约，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有共性的故事。
Q： 有人说从中看到了人性的丑恶、生活的残忍和社会的潜规则，这些是你想表达的吗？
A： 没有，人性是复杂的。我从来不觉得只用一个词或几句话就能把人性概括出来。生活就像一条河，我们不能“啪”一下把运动的河流抽出一段，说，你看这条河就是这样的。它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中它有美也有丑，有干净也有肮脏，有黑也有白，有天真也有邪恶。所有东西都掺杂在一起而且不停变化，一会儿好的变成坏的，坏的变成好的，一下喜变成忧，这才是生活本身。因为我是这么客观地看待生活的，不打算从生活里捞出来一段说，你看，这里面是黑的。所以我希望我的电影是五味杂陈的，它里边什么都有。
Q： 你说当导演后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指手画脚了？
A：是，以前有过一段时间是爱指手画脚的，这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让我觉得出力也不讨好，人家都不感谢你，甚至会觉得你很讨厌，因为你做了很多过分的事。二是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我，使我拍我第一部电影时就驾轻就熟。但我做导演后，就尽情地指手画脚了，所以当我拍完这个电影，做回演员时，就发现我没有太多欲望去指手画脚了。我在那个戏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了，而且我明白了演员只是电影里的一个重要元素，他要懂得跟导演配合，跟集体配合。我也就没那么多欲望去管这管那了，做了一回导演后就把这方面的欲望统统都满足了。
Q： 起初你没有让蒋勤勤来演女主，最后为什么又选择了她呢？
A： 我以前没当过导演，没找过演员。我还挺自信的，说得找全中国最好的演员来演我的电影。男演员肯定是找不到了，只能我自己演。女演员我希望能找我心目中最好的，然后我们就联系，这个过程长达一两个月。一直到开拍前的十天，人家告诉我时间不行，我的梦一下就破碎了。我才发现，不是你想拍个电影，大家就都会过来，现实是非常残酷和冷静的。所以我也是没办法，只能让她来演。 Q： 你们这几个城里人怎么快速进入到一个农村人的状态的？
A：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西北农村，我很熟。王学兵、蒋老师（蒋勤勤）啊，他们都是彻头彻尾城里长大的，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有能力把自己迅速转化成这个人物。开拍之前，我们就曾派出美术小分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有照片和视频，又依据生活中带来的东西做参考，所以他们每个人是真的变成了当地人。在这点上，我觉得演员很厉害。
Q： 衣服是在当地买了就直接穿的？
A： 是，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比如说放羊人、农妇、傻子的照片。拍完回来就综合，然后一件一件把衣服拿来让演员试，再根据这个演员来调整，但我们的依据是来自生活。
Q： 拍摄过程中，你有新的体验吗？
A： 就是我们当时想用一个小的新的机器GoPro在镇子上偷拍一些戏。在北京我们专门做了实验，戴在摄影师身上，摄影师跟演员一起走到生活中，他们在拍着，但周围人都没发现，让周围所有人都变成咱们的演员，实验的结果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去外景地拍的时候，拍了一早晨，工作人员然后告诉我，不行导演，里面很多东西不达标。后来我们想这是为什么，可能在北京做实验是阴天，又有雾霾，室内和室外的光差距不是很大，所以没问题。但甘肃的空气透明度特别好，阳光特别强烈，室外和室内的光差别特别大，那个小机器的宽容度不够，所以这个方案就算失败了。那是我在戏里的一个正式的失败。
Q： 比较难忘的是哪一场戏？
A：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场戏，我们是为了抢雪景提前开拍了，大家都来到了现场，在一片荒原上全是大雪，我们要拍第一个镜头。写剧本时完全是凭自己的想象在创作，当坐在监视器前的那一刹那，画面上就真的出现了那些人和景物，有些和你想象中的是一模一样的，有些不一样，有些比你想象中的还精彩。它从一个想象中的突然变成了真的，我印象挺深的。
别人看你和你自己看你是两回事
金马奖的加持没能庇佑《一个勺子》之后的命运。电影原定今年五一档上映，却因演员王学兵涉毒一事而搁浅。王学兵在电影里演大头哥，这个角色完全是由他自己设计的，为了突出人物性格，他还主动把头发和眉毛剃了。这种愿意改变自己成为角色的热情让陈建斌非常感动。
陈建斌是个极理智的人，遇事冷静。“这事儿刚出来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真的没觉得。我就一边准备第二部戏的剧本，一边等待着转机。”见到陈建斌时，他身着黑色大衣，黑色休闲裤，因为眼睛怕光还戴了墨镜。交流中，他表情不多，言语克制，即使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他也只是多答一些而已，很少流露情绪的变化，让人感觉到一种不怒而威的距离感。
陈建斌说，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从没动摇过，因为电影一定要见真正的观众，与观众交流，这才是他想要的。在对王学兵的戏份做了些删减后，11月20日，《一个勺子》终于和观众见面了。
Q： 金马奖现场， 听到最佳新导演是你时，意外吗？
A： 不意外，提名先出来后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能拿一个奖的话应该是最佳新导演。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提名的新导演都拍得挺好的，但我的电影除了提名最佳新导演，还提名了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男配角。在新导演里，我的综合分数最高，我觉得差不多吧。最佳男主角的奖我绝对没想到能拿，他们给我提名我都没想到，听到获奖时我很茫然，也很激动，上台说的乱七八糟的。
《一个勺子》是小成本制作只拍了二十天。蒋勤勤演拉条子的媳妇金枝子，有个镜头她觉得是出道以来演得最好的，但陈建斌却被一只小羊的表现打动而剪掉了她的镜头，断送了她“本可能会得最佳女主角”的机会。
Q： 电影从获奖到上映挺波折的，推迟上映后你都做了哪些努力？
A： 它其实只有一个波折，想那时候上结果没上成，就往后拖了。但其实对我来说，也没什么。
Q： 《一个勺子》的排片不是很多。
A： 第一天还可以，前几天也可以。一开始排片率也十点几呢，对我这个电影，我个人非常非常满足了。它肯定不是一个能够有很多票房的电影，从我拿到小说要拍它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结果。
Q： 那这电影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A： 意义还是很重大的，它给我重新的一个机会，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这个非常重要。
Q： 蒋勤勤在宣传时不止一次说你拍电影非常辛苦。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
A： 我觉得别人看你和你自己看你是两回事。碰到学兵的事一定崩溃了吧？第二天去和他们见面，我说没事，挺好的。但大家觉得你不能这样，说你必须有一个应景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哎呀陈建斌真不容易，大家才会帮你。他们问我当时在干嘛，我说我在书房呆了大半天，然后他们说，哎呦那要说你在书房呆了一天。但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事我也是会在书房里呆一天的。当时为了配合宣传就必须要说成这样，好像我就怎么着了似的，其实真没怎么着。二是你刚刚说蒋老师那样，可能在别人看来我很辛苦，可是没人逼我这么干啊，我自己选择的。到今天我都要说，我选择了，无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乐于承受，在干这事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快乐我才干的。每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都会遇到困难、挫折，这都很正常。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说我当时确实被打翻了，没有就是没有嘛。蒋老师她哭了，她一个女人很感慨这个过程，我理解她。如果她做了一件事，我也在旁边看着，也会说太不容易了。但是换成我我就会告诉你，我觉得挺好的。所有，包括票房、排片率，我真的很满足。我更多的是得到了让我满足和快乐的东西，才会说我现在准备拍第二部。
写不出东西，我就会很沮丧
陈建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与王学兵、李亚鹏同是90级新疆班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人都做起了北漂，只有陈建斌乖乖地回乌鲁木齐呆了一年，“一是觉得没能力当北漂，二是想要正大光明地回来。”后来，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又回到北京。那时，他的同学们已经在演艺事业上大展拳脚，而他最多的时间是泡在图书馆看书。 1997年，陈建斌在学校操场上碰到学长孟京辉。第二年，陈建斌出演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的“疯子”，首轮 30 场均爆满，创造了当代实验戏剧的大剧场演出奇迹。这部戏也开启了陈建斌的演员生涯，“它给了我一个信心，我可以成为一个演员，而且我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他把“疯子”的表演视为自己的标杆，之后人们相继在《结婚十年》、《乔家大院》、《三国》、《甄嬛传》等作品中领略了他不俗的演技。2014年，第51届金马奖用最佳男主角（《一个勺子》）和最佳男配角（《军中乐园》）双料影帝桂冠嘉奖了这位演技派。
戏外的陈建斌是个文艺青年。他想不通为什么人们喜欢强调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从事文艺这一行就应该是文艺青年。但他确实与很多演员不同，他看的书很多，自己写剧本，还会作诗，写歌。平时，他常给妻子蒋勤勤写情诗。一次两人拌了几句嘴，他写下“君行百里沉雾迷，妇起五经暖茶靡。人间烟火烧寒叶，红茶已淡未新沏。”意思是“即使你早上给我泡的茶到下午已经很淡了，但我仍然不舍得换掉”。
《一个勺子》上映宣传期间，蒋勤勤曾激动地流泪说，很开心他实现了他的梦想。问他的梦想是什么？陈建斌说，“创作是我的梦想，比如真正创作出一部好电影，或者我再认认真真创作出一部小说，再创作出一首歌、一首诗。在创作中，我总能感觉到快乐，总能感觉到生活的热情。如果说某一个时刻或某一段时间，我感觉身上没有那种创作的冲动，写不出东西，我就会很沮丧，很别扭，很难受。”
Q： 你说你不喜欢演电视剧？
A： 没有不喜欢，只是因为我演了太多电视剧，对它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是通过电视剧我创作了很多作品，另外一方面确实拍电视剧是比较苦的差事，因为时间很长。
Q： 你都会在什么情况下写诗？
A： 我写的都是打油诗，谈不上文学作品。因为我平时看的都是聂鲁达、里尔克、曹操、李白的诗，估计我这辈子在写诗这方面算是歇菜了，永远只能充当一个爱好者，不可能写出来一首像《短歌行》、《将进酒》这样的诗。在拍戏过程中很多时候都在等待，我会写点东西打发时光。
Q： 一个说法是，文笔好的男人做饭不会太差，你会做饭吗？
A： 不会，而且我文笔很一般，这可能和我不会做饭有关系，我回去得练练做饭。
Q： 创作是输出，你怎样为自己给养？
A： 来自于生活本身，生活是特别复杂的。你在经历的过程中可能感觉到很多东西。但普通人感受到了可能就过去了，不会把它表达出来，而我们特别幸运的是我们掌握了手段，比如我们能把感受变成文字，它就成了小说，然后再拍成电影。
Q： 蒋勤勤婚后接戏比较少，据说她接的戏都是你建议的？
A： 也没有，主要还是她自己的选择，我的意见是参考。
Q： 你拍戏时特别较真，她是性格直爽的重庆妹子，你们俩有矛盾怎么办？
A： 商量嘛，谁说的有道理听谁的，如果她是错的那就肯定不能听。
Q： 你说做爸爸后，变包容了很多？
A： 对，这就是我说的成熟了嘛。我的家庭生活非常普通，没有什么特别异于常人的能够拿出来分享的东西，也很平淡。
Q： 现在大家都讲颜值，你对自己的颜值有要求吗？
A： 没有，我们老师常说一句话，要爱艺术中的角色，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
名正言顺地指手画脚
《一个勺子》在金马奖斩获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并获得五项提名，这让很多人有点摸不着头脑，陈建斌怎么忽然从一名电视剧演员摇身变成了电影导演和编剧？如今人人都想过把导演瘾，但第一次出手成绩如此不凡，陈建斌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对于陈建斌呢，拍电影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以前他主要拍电视剧是因为出道时正赶上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年代——90年代末到电影市场火爆之前的这段时期，电视剧的观众多，优秀的电视剧也多，演员们几乎都投入到电视剧中。而他很少拍电影是因为没碰上什么好片子。不过，这挡不住陈建斌对电影的爱。他敢说自己在职业影迷这个身份上还没碰到过对手。大学时，他每周六都把自己反锁在观摩室里，通宵看录像带到天亮。平时，只要瞥一眼就知道正在放的电影是哪一部，导演、年代、演员、剧情都能脱口而出。别人问他，你怎么能这么牛？他回答，“我把别人干别的事的时间都用在了看电影上，而且不是为了工作，即使没有做演员，我仍然是个狂热的影迷。”
此外，陈建斌在表演上有一股较真和执拗劲儿。在剧组里，陈建斌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经常不听导演的话，自己改戏，不仅改自己的，他还越俎代庖，对其他演员“指手画脚”。拍《乔家大院》时，蒋勤勤就因为陈建斌总是给她挑毛病而有过不愉快。所以，陈建斌做导演只是迟早的事儿。拍《一个勺子》时，他对蒋勤勤说，“这回，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指手画脚了。”
这两年电影市场大热，演而优则导的时机来了。2013年6月，正在重庆拍戏的陈建斌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了一篇故事，便打算拍成电影，但之后版权一直拿不下来。烦闷时，他又翻起杂志，就看到了小说《奔跑的月光》，“这个才是我想找的！”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机缘巧合，陈建斌遇到了更适合他的故事。
《一个勺子》的“勺子”在西北方言里是“傻子”。电影里，陈建斌演的农民拉条子在镇上遇到一个讨饭的傻子，傻子跟着他回了家，怎么甩都甩不掉。拉条子贴了寻人启事，不久有人来认领了傻子。紧接着又有自称傻子家人的人陆续出现，指责拉条子把傻子卖了，拉条子才知道上当受骗，却有口难言。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好人怎么被当作坏人？一个傻子到底有什么用？而为了寻找傻子，他成了另一个到处缠着别人的傻子……
这个故事是怎么一下击中他的？“一个人被跟随，他想摆脱，摆脱之后他发现还挺怅然若失的。就好像我们对自己身上的某样东西不满意，想摆脱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经历过一段痛苦的时光把自己改变了，你真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摆脱掉之后你还是你自己吗？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陈建斌说。
Q： 《一个勺子》 让你产生关于“摆脱”的思考，当时你的生活经历了什么吗？
A： 所有人的人生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为了获得更好的自己，我们否定之否定，人们把这个叫做成熟。但这成熟是不是付出了代价，而代价比得到成熟的结果还重要，这是值得商榷的吧？很可能为得到结果而失去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
Q： 有评论说电影里的场景看上去脏兮兮的，觉得不太舒服……
A： 真实就脏吗？我并没有在我的电影里美化任何东西，同时我也没丑化任何东西。它只是我看到的感受到的生活。我希望能有一个客观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我希望不看它的环境，不看它的外表，你也能理解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发生在国贸，有可能发生在CBD，有可能发生在纽约，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有共性的故事。
Q： 有人说从中看到了人性的丑恶、生活的残忍和社会的潜规则，这些是你想表达的吗？
A： 没有，人性是复杂的。我从来不觉得只用一个词或几句话就能把人性概括出来。生活就像一条河，我们不能“啪”一下把运动的河流抽出一段，说，你看这条河就是这样的。它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中它有美也有丑，有干净也有肮脏，有黑也有白，有天真也有邪恶。所有东西都掺杂在一起而且不停变化，一会儿好的变成坏的，坏的变成好的，一下喜变成忧，这才是生活本身。因为我是这么客观地看待生活的，不打算从生活里捞出来一段说，你看，这里面是黑的。所以我希望我的电影是五味杂陈的，它里边什么都有。
Q： 你说当导演后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指手画脚了？
A：是，以前有过一段时间是爱指手画脚的，这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让我觉得出力也不讨好，人家都不感谢你，甚至会觉得你很讨厌，因为你做了很多过分的事。二是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我，使我拍我第一部电影时就驾轻就熟。但我做导演后，就尽情地指手画脚了，所以当我拍完这个电影，做回演员时，就发现我没有太多欲望去指手画脚了。我在那个戏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了，而且我明白了演员只是电影里的一个重要元素，他要懂得跟导演配合，跟集体配合。我也就没那么多欲望去管这管那了，做了一回导演后就把这方面的欲望统统都满足了。
Q： 起初你没有让蒋勤勤来演女主，最后为什么又选择了她呢？
A： 我以前没当过导演，没找过演员。我还挺自信的，说得找全中国最好的演员来演我的电影。男演员肯定是找不到了，只能我自己演。女演员我希望能找我心目中最好的，然后我们就联系，这个过程长达一两个月。一直到开拍前的十天，人家告诉我时间不行，我的梦一下就破碎了。我才发现，不是你想拍个电影，大家就都会过来，现实是非常残酷和冷静的。所以我也是没办法，只能让她来演。 Q： 你们这几个城里人怎么快速进入到一个农村人的状态的？
A：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西北农村，我很熟。王学兵、蒋老师（蒋勤勤）啊，他们都是彻头彻尾城里长大的，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有能力把自己迅速转化成这个人物。开拍之前，我们就曾派出美术小分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有照片和视频，又依据生活中带来的东西做参考，所以他们每个人是真的变成了当地人。在这点上，我觉得演员很厉害。
Q： 衣服是在当地买了就直接穿的？
A： 是，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比如说放羊人、农妇、傻子的照片。拍完回来就综合，然后一件一件把衣服拿来让演员试，再根据这个演员来调整，但我们的依据是来自生活。
Q： 拍摄过程中，你有新的体验吗？
A： 就是我们当时想用一个小的新的机器GoPro在镇子上偷拍一些戏。在北京我们专门做了实验，戴在摄影师身上，摄影师跟演员一起走到生活中，他们在拍着，但周围人都没发现，让周围所有人都变成咱们的演员，实验的结果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去外景地拍的时候，拍了一早晨，工作人员然后告诉我，不行导演，里面很多东西不达标。后来我们想这是为什么，可能在北京做实验是阴天，又有雾霾，室内和室外的光差距不是很大，所以没问题。但甘肃的空气透明度特别好，阳光特别强烈，室外和室内的光差别特别大，那个小机器的宽容度不够，所以这个方案就算失败了。那是我在戏里的一个正式的失败。
Q： 比较难忘的是哪一场戏？
A：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场戏，我们是为了抢雪景提前开拍了，大家都来到了现场，在一片荒原上全是大雪，我们要拍第一个镜头。写剧本时完全是凭自己的想象在创作，当坐在监视器前的那一刹那，画面上就真的出现了那些人和景物，有些和你想象中的是一模一样的，有些不一样，有些比你想象中的还精彩。它从一个想象中的突然变成了真的，我印象挺深的。
别人看你和你自己看你是两回事
金马奖的加持没能庇佑《一个勺子》之后的命运。电影原定今年五一档上映，却因演员王学兵涉毒一事而搁浅。王学兵在电影里演大头哥，这个角色完全是由他自己设计的，为了突出人物性格，他还主动把头发和眉毛剃了。这种愿意改变自己成为角色的热情让陈建斌非常感动。
陈建斌是个极理智的人，遇事冷静。“这事儿刚出来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真的没觉得。我就一边准备第二部戏的剧本，一边等待着转机。”见到陈建斌时，他身着黑色大衣，黑色休闲裤，因为眼睛怕光还戴了墨镜。交流中，他表情不多，言语克制，即使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他也只是多答一些而已，很少流露情绪的变化，让人感觉到一种不怒而威的距离感。
陈建斌说，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从没动摇过，因为电影一定要见真正的观众，与观众交流，这才是他想要的。在对王学兵的戏份做了些删减后，11月20日，《一个勺子》终于和观众见面了。
Q： 金马奖现场， 听到最佳新导演是你时，意外吗？
A： 不意外，提名先出来后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能拿一个奖的话应该是最佳新导演。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提名的新导演都拍得挺好的，但我的电影除了提名最佳新导演，还提名了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男配角。在新导演里，我的综合分数最高，我觉得差不多吧。最佳男主角的奖我绝对没想到能拿，他们给我提名我都没想到，听到获奖时我很茫然，也很激动，上台说的乱七八糟的。
Q： 电影从获奖到上映挺波折的，推迟上映后你都做了哪些努力？
A： 它其实只有一个波折，想那时候上结果没上成，就往后拖了。但其实对我来说，也没什么。
Q： 《一个勺子》的排片不是很多。
A： 第一天还可以，前几天也可以。一开始排片率也十点几呢，对我这个电影，我个人非常非常满足了。它肯定不是一个能够有很多票房的电影，从我拿到小说要拍它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结果。
Q： 那这电影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A： 意义还是很重大的，它给我重新的一个机会，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这个非常重要。
Q： 蒋勤勤在宣传时不止一次说你拍电影非常辛苦。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
A： 我觉得别人看你和你自己看你是两回事。碰到学兵的事一定崩溃了吧？第二天去和他们见面，我说没事，挺好的。但大家觉得你不能这样，说你必须有一个应景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哎呀陈建斌真不容易，大家才会帮你。他们问我当时在干嘛，我说我在书房呆了大半天，然后他们说，哎呦那要说你在书房呆了一天。但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事我也是会在书房里呆一天的。当时为了配合宣传就必须要说成这样，好像我就怎么着了似的，其实真没怎么着。二是你刚刚说蒋老师那样，可能在别人看来我很辛苦，可是没人逼我这么干啊，我自己选择的。到今天我都要说，我选择了，无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乐于承受，在干这事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快乐我才干的。每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都会遇到困难、挫折，这都很正常。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说我当时确实被打翻了，没有就是没有嘛。蒋老师她哭了，她一个女人很感慨这个过程，我理解她。如果她做了一件事，我也在旁边看着，也会说太不容易了。但是换成我我就会告诉你，我觉得挺好的。所有，包括票房、排片率，我真的很满足。我更多的是得到了让我满足和快乐的东西，才会说我现在准备拍第二部。
写不出东西，我就会很沮丧
陈建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与王学兵、李亚鹏同是90级新疆班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人都做起了北漂，只有陈建斌乖乖地回乌鲁木齐呆了一年，“一是觉得没能力当北漂，二是想要正大光明地回来。”后来，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又回到北京。那时，他的同学们已经在演艺事业上大展拳脚，而他最多的时间是泡在图书馆看书。 1997年，陈建斌在学校操场上碰到学长孟京辉。第二年，陈建斌出演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的“疯子”，首轮 30 场均爆满，创造了当代实验戏剧的大剧场演出奇迹。这部戏也开启了陈建斌的演员生涯，“它给了我一个信心，我可以成为一个演员，而且我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他把“疯子”的表演视为自己的标杆，之后人们相继在《结婚十年》、《乔家大院》、《三国》、《甄嬛传》等作品中领略了他不俗的演技。2014年，第51届金马奖用最佳男主角（《一个勺子》）和最佳男配角（《军中乐园》）双料影帝桂冠嘉奖了这位演技派。
戏外的陈建斌是个文艺青年。他想不通为什么人们喜欢强调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从事文艺这一行就应该是文艺青年。但他确实与很多演员不同，他看的书很多，自己写剧本，还会作诗，写歌。平时，他常给妻子蒋勤勤写情诗。一次两人拌了几句嘴，他写下“君行百里沉雾迷，妇起五经暖茶靡。人间烟火烧寒叶，红茶已淡未新沏。”意思是“即使你早上给我泡的茶到下午已经很淡了，但我仍然不舍得换掉”。
《一个勺子》上映宣传期间，蒋勤勤曾激动地流泪说，很开心他实现了他的梦想。问他的梦想是什么？陈建斌说，“创作是我的梦想，比如真正创作出一部好电影，或者我再认认真真创作出一部小说，再创作出一首歌、一首诗。在创作中，我总能感觉到快乐，总能感觉到生活的热情。如果说某一个时刻或某一段时间，我感觉身上没有那种创作的冲动，写不出东西，我就会很沮丧，很别扭，很难受。”
Q： 你说你不喜欢演电视剧？
A： 没有不喜欢，只是因为我演了太多电视剧，对它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是通过电视剧我创作了很多作品，另外一方面确实拍电视剧是比较苦的差事，因为时间很长。
Q： 你都会在什么情况下写诗？
A： 我写的都是打油诗，谈不上文学作品。因为我平时看的都是聂鲁达、里尔克、曹操、李白的诗，估计我这辈子在写诗这方面算是歇菜了，永远只能充当一个爱好者，不可能写出来一首像《短歌行》、《将进酒》这样的诗。在拍戏过程中很多时候都在等待，我会写点东西打发时光。
Q： 一个说法是，文笔好的男人做饭不会太差，你会做饭吗？
A： 不会，而且我文笔很一般，这可能和我不会做饭有关系，我回去得练练做饭。
Q： 创作是输出，你怎样为自己给养？
A： 来自于生活本身，生活是特别复杂的。你在经历的过程中可能感觉到很多东西。但普通人感受到了可能就过去了，不会把它表达出来，而我们特别幸运的是我们掌握了手段，比如我们能把感受变成文字，它就成了小说，然后再拍成电影。
Q： 蒋勤勤婚后接戏比较少，据说她接的戏都是你建议的？
A： 也没有，主要还是她自己的选择，我的意见是参考。
Q： 你拍戏时特别较真，她是性格直爽的重庆妹子，你们俩有矛盾怎么办？
A： 商量嘛，谁说的有道理听谁的，如果她是错的那就肯定不能听。
Q： 你说做爸爸后，变包容了很多？
A： 对，这就是我说的成熟了嘛。我的家庭生活非常普通，没有什么特别异于常人的能够拿出来分享的东西，也很平淡。
Q： 现在大家都讲颜值，你对自己的颜值有要求吗？
A： 没有，我们老师常说一句话，要爱艺术中的角色，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