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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业处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源头。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决好种子与耕地问题”，“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打好种业翻身仗”，并对涉及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科研攻关、种业市场管理等整个种业全链条各个环节都做了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种子能够靠自己解决，据统计，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和小麦品种自给率为100%，玉米品种自给率在95%左右，禽畜和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达到75%和85%，为国内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与坚实保障。但需看到的是，我们与国际种业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种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成因解析
一是种业结构失衡明显，优秀种质资源流失严重。“十三五”以来，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杂交稻等品种始终领先世界。然而，禽畜核心种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奶牛、肉牛、猪等畜牧品种几乎都从国外进口，种业结构性失衡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不够，优秀种质资源流失严重。产量目标导向下，禽畜行业普遍存在“重引进、轻培育、重杂交、轻保护”现象，导致国内禽畜品种混杂，优秀种质资源流失严重，奶牛、肉牛等品种均面临进口依赖度高与本土品种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的尴尬境地。以白羽肉鸭为例，英国樱桃谷公司的白羽肉鸭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其原始种源却来自中国特有的北京鸭，2017年首农股份与中信农业联合收购樱桃谷农场有限公司100%股权，这才标志着这个源自中国的著名肉鸭品种的“百年回归”。
二是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种业创新水平有待提升。现阶段，我国农业面临新品种数量井喷式爆发与原始创新、持续创新不足的矛盾，种业创新水平有待提升。农业农村部披露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已审定、登记农作物品种3.9万个。2020年11月2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60号》显示，最新审定通过了574个稻品种、802个玉米品种、48个大豆品种和26个棉花品种。国内种业科技进步明显，但也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一方面，种业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商业修饰性育种行为过多。从种业科技创新水平看，很多农业品种的创新实际上并未涉及原始创新，部分品种甚至出现套牌侵权现象，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导致商业修饰性育种行为普遍，影响国内种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种业创新体系尚不健全。发达国家在育种技术与理论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尤其是基因组研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育种体系日趋完善，且育种科研条件和仪器设备也较为先进。相比之下，国内种业创新体系尚不够完善，如部分区域良种繁育基地、种子监管部门等基础条件与设施设备较差，无法达到现代种业发展对于种子繁育条件的要求。
三是企业主体地位薄弱，种业产业发展质量不高。种业产业链环节众多，且育种范围涉及农作物、畜牧和水产等多种类别，再加上新品种培育时间长、见效慢、投入高、风险大，育种科研人员主要集中于科研院所和高校，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企业无论是进行基础性创新的动力还是创新要素的配置能力均存在很大的不足。以禽畜育种为例，禽畜育种周期长，如生猪需要10至12个月才能繁育一代，即使新品种育成后，也要持续不断地进行选育提高，否则可能会出现品种自然退化现象。为确保禽畜种群的优良性状能够实现稳定遗传，需要多个世代的持续选育。企业出于经济效益考虑难有动力培育新品种，导致部分畜种尚未走出“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怪圈。
提升种业全链条竞争力的主要着力点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建立健全种质资源数据库。农业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对此，政府部门应加快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深入调查收集与整理农作物、畜禽和水产种质资源信息，拯救一批珍贵、稀有、濒危的种质资源，发现、鉴定、评估一批特色优质高效的新资源。与此同时，加快高通量、精准化、规模化、数字化的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体系建设，加强基于大数据技术框架的育种数据采集、存储、管理、整合和挖掘研究，形成能够覆盖各类种质资源、数据采集标准统一、数据信息开放共享的全国种质资源数据库。
重视跨领域跨部门联合技术攻关，充分发挥人才支撑作用。应加强顶层设计，采取多种措施解决种业技术难题。一是加强跨领域技术融合。农业生物技术应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深度融合，重点研发不依赖受体基因型的高效遗传转化体系、新一代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等育种关键技术，加快培育环境友好、资源利用高效、适宜机械化等突破性的农作物品种，推动种业关键技术原始创新。二是重视联合技术攻关。育种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政府部门应引导支持种业企业、科研院所、相关团体横向联合，组建政产学研协作联盟，开展技术攻关。三是强化人才支撑作用。打赢种业翻身仗，人才支撑是基础。采用包括引进高端育种人才、建立育种团队、自主培养等方式，或者通过委托研发、共同组建团队研发等合作育种研发模式，充分发挥人才支撑作用。
强化种业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加快推进种业产业化建设。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加快推进种业产业化建设。一是综合运用财政支持、信贷支持等政策措施，鼓励种业龙头企业建立繁育制种基地，重视企业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工作，支持龙头企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二是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如加快建设“南繁硅谷”，经过60多年发展，现有超过700家科研生产单位和高等院校活跃在南繁基地（凭借良好自然条件，海南省北纬18度线以南，位于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的南繁基地，是全国最大的农业科技试验区），全国近70%的农作物新品种都经过南繁，要充分发挥其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作用。三是着力推进主产区种业企业集群化发展，通过建立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对主产区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鼓励主产区农业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构建以大型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为龙头、以专业化种子企业为支撑、以服务型种子企业为配套的企业集群。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粮食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輯：何乐
种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成因解析
一是种业结构失衡明显，优秀种质资源流失严重。“十三五”以来，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杂交稻等品种始终领先世界。然而，禽畜核心种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奶牛、肉牛、猪等畜牧品种几乎都从国外进口，种业结构性失衡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不够，优秀种质资源流失严重。产量目标导向下，禽畜行业普遍存在“重引进、轻培育、重杂交、轻保护”现象，导致国内禽畜品种混杂，优秀种质资源流失严重，奶牛、肉牛等品种均面临进口依赖度高与本土品种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的尴尬境地。以白羽肉鸭为例，英国樱桃谷公司的白羽肉鸭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其原始种源却来自中国特有的北京鸭，2017年首农股份与中信农业联合收购樱桃谷农场有限公司100%股权，这才标志着这个源自中国的著名肉鸭品种的“百年回归”。
二是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种业创新水平有待提升。现阶段，我国农业面临新品种数量井喷式爆发与原始创新、持续创新不足的矛盾，种业创新水平有待提升。农业农村部披露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已审定、登记农作物品种3.9万个。2020年11月2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60号》显示，最新审定通过了574个稻品种、802个玉米品种、48个大豆品种和26个棉花品种。国内种业科技进步明显，但也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一方面，种业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商业修饰性育种行为过多。从种业科技创新水平看，很多农业品种的创新实际上并未涉及原始创新，部分品种甚至出现套牌侵权现象，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导致商业修饰性育种行为普遍，影响国内种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种业创新体系尚不健全。发达国家在育种技术与理论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尤其是基因组研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育种体系日趋完善，且育种科研条件和仪器设备也较为先进。相比之下，国内种业创新体系尚不够完善，如部分区域良种繁育基地、种子监管部门等基础条件与设施设备较差，无法达到现代种业发展对于种子繁育条件的要求。
三是企业主体地位薄弱，种业产业发展质量不高。种业产业链环节众多，且育种范围涉及农作物、畜牧和水产等多种类别，再加上新品种培育时间长、见效慢、投入高、风险大，育种科研人员主要集中于科研院所和高校，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企业无论是进行基础性创新的动力还是创新要素的配置能力均存在很大的不足。以禽畜育种为例，禽畜育种周期长，如生猪需要10至12个月才能繁育一代，即使新品种育成后，也要持续不断地进行选育提高，否则可能会出现品种自然退化现象。为确保禽畜种群的优良性状能够实现稳定遗传，需要多个世代的持续选育。企业出于经济效益考虑难有动力培育新品种，导致部分畜种尚未走出“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怪圈。
提升种业全链条竞争力的主要着力点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建立健全种质资源数据库。农业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对此，政府部门应加快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深入调查收集与整理农作物、畜禽和水产种质资源信息，拯救一批珍贵、稀有、濒危的种质资源，发现、鉴定、评估一批特色优质高效的新资源。与此同时，加快高通量、精准化、规模化、数字化的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体系建设，加强基于大数据技术框架的育种数据采集、存储、管理、整合和挖掘研究，形成能够覆盖各类种质资源、数据采集标准统一、数据信息开放共享的全国种质资源数据库。
重视跨领域跨部门联合技术攻关，充分发挥人才支撑作用。应加强顶层设计，采取多种措施解决种业技术难题。一是加强跨领域技术融合。农业生物技术应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深度融合，重点研发不依赖受体基因型的高效遗传转化体系、新一代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等育种关键技术，加快培育环境友好、资源利用高效、适宜机械化等突破性的农作物品种，推动种业关键技术原始创新。二是重视联合技术攻关。育种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政府部门应引导支持种业企业、科研院所、相关团体横向联合，组建政产学研协作联盟，开展技术攻关。三是强化人才支撑作用。打赢种业翻身仗，人才支撑是基础。采用包括引进高端育种人才、建立育种团队、自主培养等方式，或者通过委托研发、共同组建团队研发等合作育种研发模式，充分发挥人才支撑作用。
强化种业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加快推进种业产业化建设。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加快推进种业产业化建设。一是综合运用财政支持、信贷支持等政策措施，鼓励种业龙头企业建立繁育制种基地，重视企业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工作，支持龙头企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二是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如加快建设“南繁硅谷”，经过60多年发展，现有超过700家科研生产单位和高等院校活跃在南繁基地（凭借良好自然条件，海南省北纬18度线以南，位于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的南繁基地，是全国最大的农业科技试验区），全国近70%的农作物新品种都经过南繁，要充分发挥其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作用。三是着力推进主产区种业企业集群化发展，通过建立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对主产区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鼓励主产区农业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构建以大型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为龙头、以专业化种子企业为支撑、以服务型种子企业为配套的企业集群。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粮食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輯：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