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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说，他不仅远离中国，也远离美国，完全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塔之中。这些年来，他总是背着《红楼梦》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浪迹天涯，“他在我的身边，故乡故国就在身边。”
刘再复先生常住美国科罗拉多，原不在我赴美行程之中，我的朋友谭加东告诉我，刘先生一般会到马里兰州和女儿刘剑梅一家过圣诞节。谭加东和刘剑梅是闺中密友，这就好办了。2007年12月9日清早，华盛顿飘起小雪，谭加东驱车带我去国家艺术馆闲逛，午后才从华盛顿往马里兰州。“我们不必太早去他们家，”她说，“刘先生有午睡的习惯。”我笑了，毕竟还是老派中国人。
车至刘剑梅家，刘再复先生已在静候。家里布置得很有中国味道，印象颇深的是墙上挂着高行健相赠的书画作品。
我问起科罗拉多的生活，刘先生说：“我住在落基山下，是一个叫做Boulder的大学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作些讲座，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课程。我不仅远离中国，也远离美国，完全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塔之中。偌大的美国，对我只意味着：一个宽容的大地，一张自由的书桌，一种正直的人格。”
与伟大的人格相逢
当年离开北京时，刘再复匆忙中带走两本最心爱的书，一本是《红楼梦》，一本是聂绀弩的《散宜生诗》。
我很感兴趣的是刘再复在北京时与那些老先生的交往，最感兴趣的便是以旧体诗传世的聂绀弩。刘再复在北京的家离聂绀弩家只有四五座楼，几十步路，经常过去看他。1983年第一次见面时，聂绀弩躺在床上，脚杆瘦得跟手一样细。刘再复回忆：“什么叫‘皮包骨’？这就是！我当时的第一个闪念是，他的身体快要被他的思想吸干了。那时候他的话很少，但是不断地写，他像蚕整天在抽丝，床边都是手稿。他送给我九箱线装书。有一本书是读破的《资本论》，在监狱里，只让他读《资本论》，他把读懂的地方划上铅笔，而且用毛笔写上小字条，有几千条，这些以后都是重要文物。”
我此前在访问老先生们时，“聂绀弩”便是彼此心灵相通的一个密码，“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常常脱口而出。刘再复说：“我对聂绀弩非常怀念，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座人格山峰，近看是一座高山，远看也是一座高山。从读书中，我追求一种东西，就是跟伟大的灵魂相逢。读书读深了，就可以跟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康德、托尔斯泰的灵魂相逢。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能跟一种伟大的人格相逢，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跟聂老在一起，他的人格光芒一直射到我的血液深处。所以，我总是背着《红楼梦》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浪迹天涯，他在我的身边，故乡故国就在身边。”
聂绀弩自称晚年吃中国古代文学遗产。有一次，聂绀弩发烧39度多，妻子周颖要送他到医院去，他死都不肯，周颖找到刘再复：“你帮我去劝劝，他会听你的。”刘再复过去了，聂绀弩说：“只要你们让我把贾宝玉论写完，你们爱怎么样处置都可以。”这句话在刘再复心中炸开了：“这是不屈的灵魂的诉说与呼唤。从那时候起，我明白，应当像聂老那样，用整个生命去拥抱《红楼梦》，拥抱贾宝玉。聂老教会我用生命感悟《红楼梦》。”
我说起“三红金水之斋”是聂绀弩开玩笑起的书斋名，意取他热衷研究的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文革”时，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边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啪就撕掉了，说：“你也配！”
刘再复说：“聂老说五四运动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把《红楼梦》作为旗帜，五四运动高举的是人的旗帜，个体生命的旗帜，突出个人，突出个性。《红楼梦》正是一部人书，是高举个体生命的书。后来我进一步发挥，五四运动如果不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水浒》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把《红楼梦》作为主要的旗帜，整个就不同了。《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阴谋的大全。《水浒传》两个大命题都是错的，第一个‘造反有理’，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也就是在‘替天行道’的名义下，什么都可以干，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半也无妨，武松把小丫环杀了也都可以。另外一个大命题就是‘情欲有罪’，其实就是生活有罪，所以女子个个都变成罪魁祸首。这两个命题对中国影响太大了。聂老没讲这个，他晚年身体很弱，还有很多思想来不及充分阐述。”
聂绀弩写诗给刘再复：“彩云易散琉璃脆，只有文章最久坚”，意指经历这么多人生的苦难，最重要的是把文章写下来。他也告诫刘再复不要多想以前的恩怨，什么都可以放下，就是写作不要放下。很多胡风的朋友对周扬都很生气，聂绀弩对周扬却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曾托刘再复送书给周扬。
我说：“聂绀弩晚年对舒芜也挺好。”刘再复说：“他说评论《红楼梦》的文章，舒芜写得最好，你一定要看他的文章。所以舒芜的文章我每篇都看，确实写得很有见解。他说那时候舒芜被人利用，有缺点，但是胡风也有缺点，他曾带舒芜去看胡风，胡风一开门就说：‘绀弩，你来是可以的，但不要带一条狗来。’这太伤人了！聂绀弩认为舒芜有才华，是我们的环境不好，这也是一种同情的理解。”
从考证到悟证
1985年，刘再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钱锺书的挚友郑朝宗是刘再复的老师。钱锺书是社科院副院长，负责管外事，有几次接见外宾的时候，他对外交局说：“你们不要派译员，再复陪我就好了，再复英文不好，我来当翻译。”在刘再复面前，钱锺书畅所欲言，不担心会打小报告。
钱锺书逝世后，刘再复没有写悼念文章。“因为他多次嘲讽悼念文章。《围城》里有一句话：文人最希望有人死，可以做死人文章。他的学问之大不用说了，但他对社会的险恶特别警惕，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什么会都不愿意参加，唯有我主持的三次会都参加了，一次是给俞平伯先生平反的会，一次是讨论新时期文学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会。他自嘲说：‘我都快成了刘再复党了’。”刘再复回忆，“理解钱先生对社会险境的警惕，就可以理解《管锥编》为什么写得像一座堡垒。晚年的钱先生和青年的钱先生不同，晚年的钱先生学问很大，但青年的钱先生更率真，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我出国以后，钱先生仍然很关怀我，有一次，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社长陈松龄先生到北京去拜访他。他一见面就问：‘你在海外见到再复了吗？告诉再复，千万不要介入政治，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搞的。’”
刘再复刚当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就着手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创作、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大会，请了四百多人，想借此为俞平伯平反。胡绳直到开会的前一个礼拜才知道，把他叫到办公室：“再复，你就是这样自由主义，这么大的事也不请示，现在我才收到通知。你真是无组织无纪律。”刘再复说：“我刚当所长，不知道，现在怎么办？”胡绳说：“赶紧补写请示报告，但给俞先生平反是应该的。”那次会议，胡绳、钱锺书都参加了，俞平伯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刘再复回忆：“他在会上讲的话非常好，题目是《好了歌》，他说他一辈子做的工作是考证，希望以后年轻人多从哲学、文学上去研究《红楼梦》。受俞先生的启发，我不再走俞先生《红楼梦》‘辨’的路，而走《红楼梦》‘悟’的路。佛教到了中国以后，禅宗把佛教世俗化了，用悟代替佛，用觉代替神。《红楼梦》整部作品佛光普照。俞平伯先生讲过
《红楼梦》的哲学是色空，但是他讲得简单一点，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我是用心灵的悟证来代替对家世的考证和逻辑的论证。当然，悟证也需要有一点阅历的基础，应当是‘阅历而悟’，不是‘凭空而悟’。”
后来，刘再复到访俞平伯家，老先生抓住他的手不放，让他看《红楼梦》的善本。刘再复说：“俞先生，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好？”俞平伯说：“我的秘诀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就光看《红楼梦》。”
返回古典
出国后，刘再复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致力中国古典名著的研究。刘再复认为自己写《红楼梦悟》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我总觉得跟贾宝玉的心灵特别相通，看了以后，心灵上总得到一种安慰，一种提升。我确实是带着《红楼梦》到处流浪。感谢曹雪芹创造了贾宝玉，傻头傻脑，完全没有机心，没有常人那种妒忌、算计、仇恨、贪婪的生命机能。他父亲把他打成这样，他不说一句怨言，贾环用蜡灯油烧伤他的脸，他也宽恕。《红楼梦》帮我打破一切‘执’，尤其是功名之执。”
我说：“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和您的《红楼梦悟》，似乎经典成为心灵解脱的读本了，借《论语》和《红楼梦》的酒杯来浇胸中块垒。”刘再复说：“我更是如此，我跟李泽厚先生这十几年常常在一起，读书、对话、散步，我常常向他请教，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知识。他很理性，我比较感性，他常常提醒我：你是诗人气质。确实如此，他是理性主义者，绝对排除神性，排除宗教。我却一直在神性和理性之间徘徊，而且，总有一种宗教情怀，不过，我只喜欢孤独的上帝，不喜欢有组织的上帝。我对《红楼梦》的解读就有很多主观的色彩。有一哲人讲过，上帝是一个艺术家，不是数学家。这句话非常深刻。”
我问： “您怎么反起《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不是简单的反，从文学批评上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杰作。但从价值观上说，这两部作品对中国的心灵破坏性极大，可说是中国的地狱之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康生支持的社科院左派，流传幕后人指示的三项胜利秘诀：第一，政治无诚实可言；第二，结成死党；第三，抹黑对手。我非常惊讶，后来才发现这三点全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国人早就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两部书对人性的摧残、对中国世道人心的破坏是非常大的。鲁迅先生讲，中国人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因为中国是一个三国气、水浒气很重的国家。意思是说，中国人喜欢这两部书，有其国民性基础。《三国演义》权术的重心在一个‘装’字，装得越像，成功率就越高。刘备最能装了，煮酒论英雄，就把曹操骗了。桃园三结义则是结成利益集团，义气变质了。人是要讲义气的，纯粹的非功利的义气很美，伯牙、钟子期的义气就很美。可是义气到《三国演义》就变成了组织原则。曹操本来了不起的，写诗有大气，有苍茫感，《三国演义》却把他变成最大的坏蛋，改变了历史的事实，历史变质了。整部小说充满了心机，失去了人的本真，最好的东西全都丢掉了。”刘再复说，“我们过去讲逼上梁山，往往是指官府把人逼上梁山，可是水浒那些英雄，也把人逼上梁山，卢俊义、秦明等不想上山，就用阴谋诡计把他们逼上山。为了让卢俊义上山，使尽各种手段，最后甚至屠城，现在想起来，《水浒传》里有多少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像智取生辰纲，有道理吗？要劫富济贫，真的济贫了吗？可以用不义的手段劫取不义之财吗？当然，《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是不错，把一百零八将写得那么有性格，在文学层面上是好的，我是从价值观来看，这两种视角是不同的。”
我又问： “您对《金瓶梅》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刘再复说：“我高度评价《红楼梦》，也高度评价《金瓶梅》，不过，《红楼梦》更深刻，更富哲学意蕴，水平也更高。一是贵族文学，一是市井文学，两者都是难得的文学巨著。《金瓶梅》没有梦，没有终极价值追求，但也没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没有道德法庭。人们如此生活，人性如此混沌，生命如此脆弱，欲望如此强大，男人如此污浊，女人如此势利，妻妾如此紧张，全都写得极为真实。可惜，过多的性行为的书写遮蔽了这些成就，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金瓶梅》是一部非常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把生命的原生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金庸的自由想象
1998年，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和葛浩文教授组织和主持“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会议导言：“金庸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再复和金庸很投缘，2008年12月我到香港访问金庸，便是刘再复先生热情引见的。
刘再复说：“我到香港去，潘耀明告诉他，他就很高兴，因为我当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曾写过一封信给他，想开一个金庸研讨会。在香港便一见如故，我的小女儿刘莲很熟悉金庸的小说，虽缺文功、武功，却成了金庸唯一的记名弟子。我对金庸的作品没有我两个女儿熟，但我能够理解一些她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我跟金庸说：‘你贡献了一个韦小宝。阿Q是一个失败者，韦小宝是一个胜利者，靠生存技巧爬上社会塔尖，中国人的生存技巧不得了。这套东西在美国是不灵的，在中国就很灵。’金庸的语言是具有古典韵味的白话文。金庸除了贡献了韦小宝，还贡献了精彩的英雄系列，尤其是女英雄系列。我们现代文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写得不好，你看莎士比亚的女性写得多好。”
我说：“金庸的小说也是香港的特产。”刘再复说：“金庸正好是利用了香港这个自由的地方，进行自由想象，不拘一格。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家国、社会、历史维度，缺少想象力，金庸小说填补了这个缺陷。”
2000年起，刘再复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讲课内容从《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一直讲到《红楼梦》，自称“我的六经”。此外也讲鲁迅、高行健、张爱玲。他说：“走了全世界近三十个国家，我认为香港地区是世俗生活发展得最完备的地方。香港作为精神之城比较弱，但世俗之城非常完善。香港一直是日常生活状态，不是革命状态。日常生活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最难的是充满活力又很有秩序，香港充满社会的活力，样样超负荷，还很有秩序。香港的成功是英国人的管理天才加上中国人的勤劳。我很喜欢香港，觉得它有汉唐气魄。鲁迅先生说汉唐气魄是拿来主义，很开放，不怕各种文化的介入，全世界各种宗教、各种文化都可以容纳，香港就有这种国际大都市的气派。凡是革命的地方，一般都比较平等。香港没有经过革命的破坏，这是优点，但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所以等级观念、雇佣观念比大陆重。”
父女两地书
当晚，刘再复夫妇和刘剑梅夫妇请我们吃中国菜，畅叙家常。刘剑梅现在任教马里兰大学东亚系，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导师是王德威，夏志清算起来便是她的“师公”了。刘再复说：“我喜欢夏先生的性格，夏先生请我吃饭，搭着我的肩膀对小梅说：‘你看，我和你爸爸很强大，所以不用撒谎。’他是很率直的人，我说：夏先生最大的功劳是让历史活埋的几个作家重见天光，特别是张爱玲。但是不能说张爱玲什么都好，我认为她是一个夭折的天才。她在早年写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是天才之作，到了1950年以后，文学立场开始动摇，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赤地之恋》更是政治话语压倒文学话语，天才夭折了。”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刘剑梅已和父亲两地书信论学。我问：“怎么跟刘剑梅写起父女两地书？”刘再复说：“我对文学有一种信仰。有一个青年写信给沈从文说：我对文学有兴趣。沈从文回信说：‘文学不能只有兴趣，要有信仰。’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对文学有信仰，小梅有一次跟同学吃饭时说：我读文学，不是为祖国，也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爸爸。她在美国读大学，得到西方的学术训练，这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短处是太逻辑，太概念。葛浩文是她的硕士老师，王德威是她的博士老师，我不希望她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丢掉自己的悟性，更不要丢失自己的母语。汉语写作充满魅力，不可丢失。中国文化的特长是感悟，不是逻辑。”
父女起初并没有想到写书。刘剑梅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思想活跃，刘再复就逼着她写信。父亲在科罗拉多，女儿在纽约，有时候，在电话里讨论一个问题，一讲就两个小时，再形成书信往返。后来《明报》开纽约版，父女的通信开始发表，越写越多。刘剑梅很勤奋，一篇一篇写下来，便成了《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
父女后来又出版了《共悟红楼》。刘再复说：“我是尽可能去掉父亲相。《红楼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女儿。’无论是写《共悟人间》，还是《共悟红楼》，我们在心灵上都是平等的。”
刘再复先生常住美国科罗拉多，原不在我赴美行程之中，我的朋友谭加东告诉我，刘先生一般会到马里兰州和女儿刘剑梅一家过圣诞节。谭加东和刘剑梅是闺中密友，这就好办了。2007年12月9日清早，华盛顿飘起小雪，谭加东驱车带我去国家艺术馆闲逛，午后才从华盛顿往马里兰州。“我们不必太早去他们家，”她说，“刘先生有午睡的习惯。”我笑了，毕竟还是老派中国人。
车至刘剑梅家，刘再复先生已在静候。家里布置得很有中国味道，印象颇深的是墙上挂着高行健相赠的书画作品。
我问起科罗拉多的生活，刘先生说：“我住在落基山下，是一个叫做Boulder的大学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作些讲座，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课程。我不仅远离中国，也远离美国，完全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塔之中。偌大的美国，对我只意味着：一个宽容的大地，一张自由的书桌，一种正直的人格。”
与伟大的人格相逢
当年离开北京时，刘再复匆忙中带走两本最心爱的书，一本是《红楼梦》，一本是聂绀弩的《散宜生诗》。
我很感兴趣的是刘再复在北京时与那些老先生的交往，最感兴趣的便是以旧体诗传世的聂绀弩。刘再复在北京的家离聂绀弩家只有四五座楼，几十步路，经常过去看他。1983年第一次见面时，聂绀弩躺在床上，脚杆瘦得跟手一样细。刘再复回忆：“什么叫‘皮包骨’？这就是！我当时的第一个闪念是，他的身体快要被他的思想吸干了。那时候他的话很少，但是不断地写，他像蚕整天在抽丝，床边都是手稿。他送给我九箱线装书。有一本书是读破的《资本论》，在监狱里，只让他读《资本论》，他把读懂的地方划上铅笔，而且用毛笔写上小字条，有几千条，这些以后都是重要文物。”
我此前在访问老先生们时，“聂绀弩”便是彼此心灵相通的一个密码，“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常常脱口而出。刘再复说：“我对聂绀弩非常怀念，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座人格山峰，近看是一座高山，远看也是一座高山。从读书中，我追求一种东西，就是跟伟大的灵魂相逢。读书读深了，就可以跟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康德、托尔斯泰的灵魂相逢。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能跟一种伟大的人格相逢，更是一种巨大的幸福，跟聂老在一起，他的人格光芒一直射到我的血液深处。所以，我总是背着《红楼梦》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浪迹天涯，他在我的身边，故乡故国就在身边。”
聂绀弩自称晚年吃中国古代文学遗产。有一次，聂绀弩发烧39度多，妻子周颖要送他到医院去，他死都不肯，周颖找到刘再复：“你帮我去劝劝，他会听你的。”刘再复过去了，聂绀弩说：“只要你们让我把贾宝玉论写完，你们爱怎么样处置都可以。”这句话在刘再复心中炸开了：“这是不屈的灵魂的诉说与呼唤。从那时候起，我明白，应当像聂老那样，用整个生命去拥抱《红楼梦》，拥抱贾宝玉。聂老教会我用生命感悟《红楼梦》。”
我说起“三红金水之斋”是聂绀弩开玩笑起的书斋名，意取他热衷研究的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文革”时，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边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啪就撕掉了，说：“你也配！”
刘再复说：“聂老说五四运动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把《红楼梦》作为旗帜，五四运动高举的是人的旗帜，个体生命的旗帜，突出个人，突出个性。《红楼梦》正是一部人书，是高举个体生命的书。后来我进一步发挥，五四运动如果不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水浒》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把《红楼梦》作为主要的旗帜，整个就不同了。《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阴谋的大全。《水浒传》两个大命题都是错的，第一个‘造反有理’，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也就是在‘替天行道’的名义下，什么都可以干，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半也无妨，武松把小丫环杀了也都可以。另外一个大命题就是‘情欲有罪’，其实就是生活有罪，所以女子个个都变成罪魁祸首。这两个命题对中国影响太大了。聂老没讲这个，他晚年身体很弱，还有很多思想来不及充分阐述。”
聂绀弩写诗给刘再复：“彩云易散琉璃脆，只有文章最久坚”，意指经历这么多人生的苦难，最重要的是把文章写下来。他也告诫刘再复不要多想以前的恩怨，什么都可以放下，就是写作不要放下。很多胡风的朋友对周扬都很生气，聂绀弩对周扬却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曾托刘再复送书给周扬。
我说：“聂绀弩晚年对舒芜也挺好。”刘再复说：“他说评论《红楼梦》的文章，舒芜写得最好，你一定要看他的文章。所以舒芜的文章我每篇都看，确实写得很有见解。他说那时候舒芜被人利用，有缺点，但是胡风也有缺点，他曾带舒芜去看胡风，胡风一开门就说：‘绀弩，你来是可以的，但不要带一条狗来。’这太伤人了！聂绀弩认为舒芜有才华，是我们的环境不好，这也是一种同情的理解。”
从考证到悟证
1985年，刘再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钱锺书的挚友郑朝宗是刘再复的老师。钱锺书是社科院副院长，负责管外事，有几次接见外宾的时候，他对外交局说：“你们不要派译员，再复陪我就好了，再复英文不好，我来当翻译。”在刘再复面前，钱锺书畅所欲言，不担心会打小报告。
钱锺书逝世后，刘再复没有写悼念文章。“因为他多次嘲讽悼念文章。《围城》里有一句话：文人最希望有人死，可以做死人文章。他的学问之大不用说了，但他对社会的险恶特别警惕，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什么会都不愿意参加，唯有我主持的三次会都参加了，一次是给俞平伯先生平反的会，一次是讨论新时期文学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会。他自嘲说：‘我都快成了刘再复党了’。”刘再复回忆，“理解钱先生对社会险境的警惕，就可以理解《管锥编》为什么写得像一座堡垒。晚年的钱先生和青年的钱先生不同，晚年的钱先生学问很大，但青年的钱先生更率真，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我出国以后，钱先生仍然很关怀我，有一次，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社长陈松龄先生到北京去拜访他。他一见面就问：‘你在海外见到再复了吗？告诉再复，千万不要介入政治，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搞的。’”
刘再复刚当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就着手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创作、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大会，请了四百多人，想借此为俞平伯平反。胡绳直到开会的前一个礼拜才知道，把他叫到办公室：“再复，你就是这样自由主义，这么大的事也不请示，现在我才收到通知。你真是无组织无纪律。”刘再复说：“我刚当所长，不知道，现在怎么办？”胡绳说：“赶紧补写请示报告，但给俞先生平反是应该的。”那次会议，胡绳、钱锺书都参加了，俞平伯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刘再复回忆：“他在会上讲的话非常好，题目是《好了歌》，他说他一辈子做的工作是考证，希望以后年轻人多从哲学、文学上去研究《红楼梦》。受俞先生的启发，我不再走俞先生《红楼梦》‘辨’的路，而走《红楼梦》‘悟’的路。佛教到了中国以后，禅宗把佛教世俗化了，用悟代替佛，用觉代替神。《红楼梦》整部作品佛光普照。俞平伯先生讲过
《红楼梦》的哲学是色空，但是他讲得简单一点，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我是用心灵的悟证来代替对家世的考证和逻辑的论证。当然，悟证也需要有一点阅历的基础，应当是‘阅历而悟’，不是‘凭空而悟’。”
后来，刘再复到访俞平伯家，老先生抓住他的手不放，让他看《红楼梦》的善本。刘再复说：“俞先生，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好？”俞平伯说：“我的秘诀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就光看《红楼梦》。”
返回古典
出国后，刘再复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致力中国古典名著的研究。刘再复认为自己写《红楼梦悟》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我总觉得跟贾宝玉的心灵特别相通，看了以后，心灵上总得到一种安慰，一种提升。我确实是带着《红楼梦》到处流浪。感谢曹雪芹创造了贾宝玉，傻头傻脑，完全没有机心，没有常人那种妒忌、算计、仇恨、贪婪的生命机能。他父亲把他打成这样，他不说一句怨言，贾环用蜡灯油烧伤他的脸，他也宽恕。《红楼梦》帮我打破一切‘执’，尤其是功名之执。”
我说：“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和您的《红楼梦悟》，似乎经典成为心灵解脱的读本了，借《论语》和《红楼梦》的酒杯来浇胸中块垒。”刘再复说：“我更是如此，我跟李泽厚先生这十几年常常在一起，读书、对话、散步，我常常向他请教，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知识。他很理性，我比较感性，他常常提醒我：你是诗人气质。确实如此，他是理性主义者，绝对排除神性，排除宗教。我却一直在神性和理性之间徘徊，而且，总有一种宗教情怀，不过，我只喜欢孤独的上帝，不喜欢有组织的上帝。我对《红楼梦》的解读就有很多主观的色彩。有一哲人讲过，上帝是一个艺术家，不是数学家。这句话非常深刻。”
我问： “您怎么反起《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不是简单的反，从文学批评上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杰作。但从价值观上说，这两部作品对中国的心灵破坏性极大，可说是中国的地狱之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康生支持的社科院左派，流传幕后人指示的三项胜利秘诀：第一，政治无诚实可言；第二，结成死党；第三，抹黑对手。我非常惊讶，后来才发现这三点全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国人早就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两部书对人性的摧残、对中国世道人心的破坏是非常大的。鲁迅先生讲，中国人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因为中国是一个三国气、水浒气很重的国家。意思是说，中国人喜欢这两部书，有其国民性基础。《三国演义》权术的重心在一个‘装’字，装得越像，成功率就越高。刘备最能装了，煮酒论英雄，就把曹操骗了。桃园三结义则是结成利益集团，义气变质了。人是要讲义气的，纯粹的非功利的义气很美，伯牙、钟子期的义气就很美。可是义气到《三国演义》就变成了组织原则。曹操本来了不起的，写诗有大气，有苍茫感，《三国演义》却把他变成最大的坏蛋，改变了历史的事实，历史变质了。整部小说充满了心机，失去了人的本真，最好的东西全都丢掉了。”刘再复说，“我们过去讲逼上梁山，往往是指官府把人逼上梁山，可是水浒那些英雄，也把人逼上梁山，卢俊义、秦明等不想上山，就用阴谋诡计把他们逼上山。为了让卢俊义上山，使尽各种手段，最后甚至屠城，现在想起来，《水浒传》里有多少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像智取生辰纲，有道理吗？要劫富济贫，真的济贫了吗？可以用不义的手段劫取不义之财吗？当然，《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是不错，把一百零八将写得那么有性格，在文学层面上是好的，我是从价值观来看，这两种视角是不同的。”
我又问： “您对《金瓶梅》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刘再复说：“我高度评价《红楼梦》，也高度评价《金瓶梅》，不过，《红楼梦》更深刻，更富哲学意蕴，水平也更高。一是贵族文学，一是市井文学，两者都是难得的文学巨著。《金瓶梅》没有梦，没有终极价值追求，但也没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没有道德法庭。人们如此生活，人性如此混沌，生命如此脆弱，欲望如此强大，男人如此污浊，女人如此势利，妻妾如此紧张，全都写得极为真实。可惜，过多的性行为的书写遮蔽了这些成就，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金瓶梅》是一部非常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把生命的原生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金庸的自由想象
1998年，刘再复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和葛浩文教授组织和主持“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会议导言：“金庸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再复和金庸很投缘，2008年12月我到香港访问金庸，便是刘再复先生热情引见的。
刘再复说：“我到香港去，潘耀明告诉他，他就很高兴，因为我当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曾写过一封信给他，想开一个金庸研讨会。在香港便一见如故，我的小女儿刘莲很熟悉金庸的小说，虽缺文功、武功，却成了金庸唯一的记名弟子。我对金庸的作品没有我两个女儿熟，但我能够理解一些她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我跟金庸说：‘你贡献了一个韦小宝。阿Q是一个失败者，韦小宝是一个胜利者，靠生存技巧爬上社会塔尖，中国人的生存技巧不得了。这套东西在美国是不灵的，在中国就很灵。’金庸的语言是具有古典韵味的白话文。金庸除了贡献了韦小宝，还贡献了精彩的英雄系列，尤其是女英雄系列。我们现代文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写得不好，你看莎士比亚的女性写得多好。”
我说：“金庸的小说也是香港的特产。”刘再复说：“金庸正好是利用了香港这个自由的地方，进行自由想象，不拘一格。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家国、社会、历史维度，缺少想象力，金庸小说填补了这个缺陷。”
2000年起，刘再复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讲课内容从《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一直讲到《红楼梦》，自称“我的六经”。此外也讲鲁迅、高行健、张爱玲。他说：“走了全世界近三十个国家，我认为香港地区是世俗生活发展得最完备的地方。香港作为精神之城比较弱，但世俗之城非常完善。香港一直是日常生活状态，不是革命状态。日常生活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最难的是充满活力又很有秩序，香港充满社会的活力，样样超负荷，还很有秩序。香港的成功是英国人的管理天才加上中国人的勤劳。我很喜欢香港，觉得它有汉唐气魄。鲁迅先生说汉唐气魄是拿来主义，很开放，不怕各种文化的介入，全世界各种宗教、各种文化都可以容纳，香港就有这种国际大都市的气派。凡是革命的地方，一般都比较平等。香港没有经过革命的破坏，这是优点，但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所以等级观念、雇佣观念比大陆重。”
父女两地书
当晚，刘再复夫妇和刘剑梅夫妇请我们吃中国菜，畅叙家常。刘剑梅现在任教马里兰大学东亚系，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导师是王德威，夏志清算起来便是她的“师公”了。刘再复说：“我喜欢夏先生的性格，夏先生请我吃饭，搭着我的肩膀对小梅说：‘你看，我和你爸爸很强大，所以不用撒谎。’他是很率直的人，我说：夏先生最大的功劳是让历史活埋的几个作家重见天光，特别是张爱玲。但是不能说张爱玲什么都好，我认为她是一个夭折的天才。她在早年写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是天才之作，到了1950年以后，文学立场开始动摇，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赤地之恋》更是政治话语压倒文学话语，天才夭折了。”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刘剑梅已和父亲两地书信论学。我问：“怎么跟刘剑梅写起父女两地书？”刘再复说：“我对文学有一种信仰。有一个青年写信给沈从文说：我对文学有兴趣。沈从文回信说：‘文学不能只有兴趣，要有信仰。’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对文学有信仰，小梅有一次跟同学吃饭时说：我读文学，不是为祖国，也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爸爸。她在美国读大学，得到西方的学术训练，这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短处是太逻辑，太概念。葛浩文是她的硕士老师，王德威是她的博士老师，我不希望她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丢掉自己的悟性，更不要丢失自己的母语。汉语写作充满魅力，不可丢失。中国文化的特长是感悟，不是逻辑。”
父女起初并没有想到写书。刘剑梅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思想活跃，刘再复就逼着她写信。父亲在科罗拉多，女儿在纽约，有时候，在电话里讨论一个问题，一讲就两个小时，再形成书信往返。后来《明报》开纽约版，父女的通信开始发表，越写越多。刘剑梅很勤奋，一篇一篇写下来，便成了《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
父女后来又出版了《共悟红楼》。刘再复说：“我是尽可能去掉父亲相。《红楼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女儿。’无论是写《共悟人间》，还是《共悟红楼》，我们在心灵上都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