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碑学和帖学是康有为书法思想中两个重要概念，文章从康有为“帖学观念”入手，进一步分析康有为“帖学观念”的来由以及“抑帖”说的科学性。作者就之前《康有为“帖学观念”旧论考辨》（《书法赏评》，2019年第6期）中未及的详细说明和需要补充的内容略作解释。
　　关键词：《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帖学;尊碑抑帖
　　笔者在《康有为“帖学观念”旧论考辨》①中从康有为“帖学观念”入手，认为当前学术界对康有为帖学观念“暧昧”的看法由来已久，因受“尊碑抑帖”论及晚清碑学兴起的历史大潮流影响，学术界大都选择刻意忽视或武断判断康有为对帖学的一些反思，并未进一步分析康有为“帖学观念”的由来及“抑帖”说的科学性。相较于“卑唐”的拙劣手段，“抑帖”显得根本无法成立，对帖学温柔的形象也不符合康有为敢作敢当、大胆激进的个人性格。笔者就之前《康有为“帖学观念”旧论考辨》中未及的详细说明和需要补充的内容略作解释。
　　目前学者一般将康有为书法风格分为四期，也有将其分为三期的情况，两者相差不大。此分期与按朝代划分康有为对帖学书家态度的分期有所不同，它是以《广艺舟双楫》完成的时间为界，将早期又细分为二，前者为帖学时段，后者是以帖学为主、碑学为辅的碑帖阶段。王澄、梁新颖等先生皆认同此观点。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康有为早年帖学阶段的书法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就有学者从书法艺术風格的角度出发，将康有为的四个时期划分为：11岁到41岁为碑帖结合期，中间的两期分别是个人书风形成期和个性书风成熟期，两者以1910年为限，最后一个时期为收获期。②说到底两种分类都是“三期”说的衍化，只是分期标准和侧重点互有不同而已。一个更偏向于思想，一个侧重书法风格。哪种分类更具科学性，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但是以《广艺舟双楫》为一个时间节点加以分隔前后的做法也并不科学。且不说康有为从未在《广艺舟双楫》中彻底与帖学决裂，即便存在，单以一本书的完成时间作为技法截然转折的划分点十分不科学，试想此书完成前康有为仍在帖学观念下作书，书作一完成便立马全用“碑法”，岂不荒唐？况且按照康有为本人的说法，他十几天就完成了这部书的创作，在这种情况下再将此书作为一个时间点来看待并不准确。然康有为在成年后逐步由单纯的帖法学习到接触金石、迷恋碑学确属事实。康有为在“康体”成熟之前其实一直都在走“碑帖互融”的道路，到他形成“康体”之后，这种碑中带帖的“碑式行书”方才更加明显。康有为在书法实践的过程中极力摆脱近世帖学的弊端，在避免落入帖学俗气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李云光先生在《康南海先生书学异闻记》中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民国六年（1916）出版的《不忍》杂志第九、第十册合刊本，有一则南海先生鬻书润格的广告：“康南海先生书法集汉隶、北碑、南帖之大成。”还特地说：“纵非先生自拟，也必定是经先生同意的。”“虽是广告，用字极有分寸。”可见康有为还是十分受用于“集汉隶、北碑、南帖”的这种说法的。③关于康有为“康体”书法的取法问题，经研究，历来学者都有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康有为的“康体”书法有着丰富的帖学因素。他在自述早年学书的过程就讲到自己行草来自《阁帖》和《书谱》，兼杂张芝等诸人章草，还一度落入苏、米窠臼中难以自拔。康有为书法处在帖学的影响下并没有问题，虽然在晚年已形成“碑式行书”“再也找不到王、颜二家行书的影子”。④康有为曾对颜真卿《争座位帖》中的三帖大加叱责，认为（此三帖）“则为灌夫骂座，可永绝之。”他提倡师学孙虔礼的《书谱》及李邕《云麾将军碑》，由此，能看出他对颜真卿行草书的不屑，但他的“康体”却极为接近“颜书”，不能说没有颜真卿的影响，也不排除康有为在师法古碑时与“颜书”一致，形成了相似的风格。但对纯正二王一脉的学习他也丝毫不加避讳，这一点从康有为对待《圣教序》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对当时碑学兴盛后帖学渐废的现状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近来行草渐废，但行草不可废除，因为在写简札的过程中，魏碑显然已不能适用，反而是帖学的姿媚妍丽发挥了作用，因此学习行草者必须涉及帖学。
　　康有为对颜真卿的态度要单独拿出来看，笔者认为康有为在行草实践上也学习了颜真卿。他对《争座位帖》三帖的态度让人摸不到头脑，想必《广艺舟双楫》里面的“卑唐”观念对康氏看待颜真卿帖学有着重要影响。康有为对待颜氏《争座位帖》一定程度上也受他“浅薄”楷书观的钳制，所以评价不高。这种“卑唐”的观点多处提到颜楷“此则颜、柳丑恶之风败之欤！”又“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不过这种理念也相当复杂，他并未完全否定颜真卿，康氏言道：“大卷弥漫，体尚正方，……宜参学颜书，以撑柱之。颜碑但取三本，《臧怀恪》之清劲，《多宝塔》之丰整，《郭家庙》之端和，皆可兼收并用之。”还说：“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为可学之碑。”又“鲁公书如《宋开府碑》之高浑绝俗，《八关斋》之气体雍容，昔人以为似《瘗鹤铭》者，诚为绝作。”康有为书法也确实有颜氏大字的感觉，这就能看得到康有为对颜真卿的态度并不一致。
　　有一点十分有趣，康有为对待颜氏《争座位帖》三帖是持否定看法，并认为三帖并不可学。单就上述分析，认为康有为对三帖的看法也符合他对颜体所持有的褒贬不一的大势。然此《争座位帖》正是其恩师朱九江书学的取法，反观康有为对朱九江的高度评价，他认为《争座位帖》三帖非但不应列于三本可学之书，甚至还是绝不可学的书作，态度完全相反，让人费解。是否正如他人所说提高朱九江仅为师生情缘？是值得分析的。
　　谢光辉先生曾说：“康有为的书法，……若深究根源，则南海先生的书法与其师朱九江先生的渊源最深，……受其师的影响至深。”①朱次琦（九江）先生的书法恰恰就源于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三帖，按曹受坤在朱次琦先生的家书后面题跋道：“此册为先生致其子孙侄孙云阶小简，……而书法乃酷似鲁公《争坐（座）位帖》。”陈泰来赋跋诗一首，前两句是“再传薪火忆先师，书法平原宛在兹。”卢子枢后跋云：“审观各札，老笔分披，筋力弥劲，深得颜鲁公《争坐（座）位稿》神髓，真迹无疑。盖先生早岁即工书，……所藏宋拓《争坐（座）位帖》，旧为余所得，因知其寝馈功深。”朱九江先生对颜真卿行草的热爱和对《争座位帖》的临习不可能对康有为毫无影响，同样康有为在朱九江先生信函后面也有一则跋语：“先师朱九江先生……，不独学行高一世，但论书法，沉雄苍健，怒猊抉石，亦为清朝第一。”②这里面当然也有学生对老师的尊崇溢美之词。但如此一来就需考量所谓“清朝第一”是否真正符合康有为的看法，还是单纯师生间情谊的夸赞？ 　　在笔者看来，仅仅以单纯流于表面的溢美之词解释康有为对朱次琦的评价并不正确，且前文已说康有为的书法正从朱次琦中而来，在此影响下康氏的赞誉大抵是发自内心的。朱氏书法得《争座位帖》神韵，康有为必定知晓，这样一来他对《争座位帖》的抵触就与诸多问题一起成为康有为思想中众多矛盾点的一个。
　　笔者认为康有为并无借助王羲之实现“改制”的想法。但康有为是否就在《广艺舟双楫》中毫无“托古改制”想法了吗？其实也不是。这也许是我们对“托古改制”一词的错误理解，“托古”一定要托像孔子一样的特定的“个体”吗？难道“托古改制”就不能是凭借某个时代、某种书体或书法来表达自我观点吗？虽然康有为所述“托古改制”思想的时间要晚于《广艺舟双楫》的成书时间，但是康有为在“两考”（《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为便于行文，统一略减为“两考”）中的“托古改制”思想却在《广艺舟双楫》中已有所体现。只是这个“古”指的是什么还需要讨论，康有为指出“学以法古为贵”，他在此处提到的这个“古”与“托古改制”中的“古”当属于同一事物，这点应该没什么好争议的，蔡显良先生认为康氏“法古”的对象至少包含六朝的碑文和魏晋的书法。
　　在笔者看来，康有为“法古”和“托古”的“古”从广义上应该可以伸延到汉碑，甚至再大一点可以通指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书法。尤其是汉碑“智过其师，始可传授。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自本原于汉也”。《体系》与《导源》两章就是他理清脉络“托古改制”的最好证据，只是他所改的“制”是“馆阁体”和流于靡弱的帖学书风，而不是帖学。
　　笔者大胆猜测，所谓康有为“尊碑抑帖”一词极有可能是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才提出来的看法，为的是与“尊碑”相对应，且与“尊魏卑唐”形成对偶。最早提出来此看法的书家可能未必是将“轻”看作是“贬低”“否定”之意，而是“忽视”的意思（关于“抑帖”说法，还有“轻帖”“贬帖”的说法，互相混用。“抑”和“轻”的意思不同，“抑”有贬低、抑制、阻止的意思。清人用“重”“轻”之谈，如张宗祥《书学源流论》中言：“康熙、乾隆之时，人主亦皆重帖而轻碑。”①他论者皆从略）。此说法并非完全没有依据，按“轻”的释义其实有很多种，有一种便是“无势之谓轻”，无势便是“忽视”，是符合本文所提出的康有为刻意忽视帖学、尊崇碑学的看法。是否“抑帖”是“轻帖”一词混乱使用后的结果，此为可能性之一。虽然晚清对碑学的认识和态度是不断上升的，但是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也并未将帖学与碑学真正地对立起来，将“抑制”和“贬低”帖学为能事，反而是极少数的书家极力诋毁。从晚清帖学的发展情况来讲，碑学的流行一定程度上使帖学的发展“受挫”，但也并非完全停步不前，那些极度诋毁帖学推崇碑学的书家也不占多数，在书法史上的影响不大，更关键的是他们的书法风格可以看出完全的碑学取向，与康有为的书风截然不同。可能是后代学者受到这些为数不多极端书家的影响，误将康有为一干人等也笼统地归类为“抑帖”的先行者，后来便以讹传讹，将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固定了下来。到了现代，便直接认为康有为是不遗余力地将帖学完全打倒、全面否定帖学的荒唐说法，实为可哂，此则为另一种可能性。
　　民国书论中鲜有对康有为帖学观念的批评论调，他们的笔锋大多集中于康有为对碑学的态度，如刘咸炘《弄翰余沈》中言：“康氏尊南北朝而卑唐，其言往往太过。”②在评论唐碑时因与帖学面临同样的问题，他则言：“康氏于唐碑亦非全不称许，顾谓其佳碑，已磨翻坏贵，旧拓价贵，此亦当时之言耳。”对帖学因拓本昂贵不学帖的内容丝毫未曾提及，并肯定了康氏的部分言论。考虑此文论述只限于真书体为主而言，劉氏在谈到赵孟頫等人的楷书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松雪始重小真书，……一味圆顺平直，而体势复沿唐人之庸熟方板。……赵体大行，庸俗平浅已极。董香光……仍囿于行草。”若以褚、颜相较，此论当列入唐楷后的元明楷书范围之中，不涉帖学的行草范畴，然似《三门记》等楷书归于碑学更为不妥，当是帖学。另外，此著虽极力批驳康有为的观点，但均未提到康氏抑制帖学，也没有驳论，从前文他对市面上“碑版稀缺”的反应来看，亦未曾提及“帖学大坏”（即便唐碑属于帖学），且刘氏对元明书法也多有讥诋之语。恐康氏对帖学观念的评价尚不至于“抑”，或以“轻”为准，评价中肯，无辩驳的必要。
　　另外笔者曾考证过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的成书时间③，认为该作的成书时间并非康有为自我所述的那样，目前所见版本均为删改本。笔者在完善论点后又发现了一些资料。现补充两点：一是据王申先生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今文经学问题的考辨》④一文中所持的看法，朱一新本人对康有为的“两考”意见颇大，并不赞成。然在旧有的1891年刊本给予回复的序言中未曾提及反对的意见，甚至没有提过关于“刘歆伪造”的任何句子。可见原本并无“刘歆改造”的内容，这是最为适用的证据。至于黄绍箕批评的内容，康有为在增补刘歆作伪时出现前后矛盾，在笔者看来尚不能做为力证。原因在于《广艺舟双楫》一书内本身矛盾的地方就比较多，如果因为前后抵触便认定后者属于后补的内容，则过于武断，不足以服人。
　　此外，王申先生所质疑康有为抄袭廖平一事的说法难以成立，但事实上康有为和廖平在广州见过面，并有过交谈，这也证明康有为极力隐晦相见场面的确曾存在。笔者所争议的话题无非是廖平本人是否向康有为展示过自己所写的“两考”，这倒反而无足轻重了。康有为可能在1890年前后受到《旧约》的影响，从而在学理上推动了疑古思潮的兴起，这倒颇具可能，但这绝不是改变康有为态度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马忠文先生在《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对《我史》的成书时间进行了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是康氏有“造假”的嫌疑。康氏所言第一册年谱在戊戌时惨遭抄没，后落入罗孝高之手，这一说法过于传奇，现在也没有证据显示康有为在乙未年之前写过年谱。即便如此，乙未年前的年谱也掺杂了大量后来的纪事，且在原稿本中有大量删改、添加引注等内容。故朱维铮先生认为《我史》“点窜”过多，所以马忠文先生亦坚持学术界的共有看法：“康有为每每将自己著作撰述时间提前很多年，汤志钧先生称此举为‘倒填年月，制造迷误。’”⑤而在另外的类如《戊戌奏稿》《广艺舟双楫》等书中均出现过类似的旧稿添加新内容的情况，只是《广艺舟双楫》作为一本艺术著作，篡改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