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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论者说，当代的民国热仍是意识形态式的，对社会主流地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物过于关注；而对那些边缘者、特立独行之士、对华夏文化各类生活方式的传承和践行者的关注非常不够。
这一评述相当精深。从这一角度看近现代中国，还有相当多的空白有待今人挖掘填充。以儒释道文化的传承而言，袁焕仙先生的人生功德就值得今人了解。
袁焕仙初探
今人了解袁焕仙先生，多得益于其弟子南怀瑾先生的介绍。
如果没有这一位名满天下的弟子，袁先生或许只能永远消失在历史里，或只成为地方乡贤野老们的零星记忆。文明史的一大悲剧在于，那些立功立言者未必都有机会成为大众的典范。但是，像袁焕仙那样的人确实是文明史需要感念的，他们的人生价值并不在于给后人多少资粮，他们的人生价值既在给自身以圆满，又在夯实一个文明的能量。
袁焕仙本名世杰，小时即表现出不凡的天资。13岁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民国初年（1912年），袁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历任越隽县知事、二十军监督及军法处长等职。据说袁在四川军阀杨森手下做事，结识了杨森的部下朱德，当时的朱德称袁为“焕哥”。
1926年，40岁的袁焕仙弃官退隐，潜心于佛学禅修。袁先师从于吴梦龄先生，后来出川行脚，遍访国内高僧大德。1935年2月，在汉口归元寺，参叩于湖北禅门高僧秀空老和尚；同年4月，参谒穹窿山道坚老和尚。这一番修行回到成都，人们多称袁焕仙已经大彻大悟，但袁焕仙本人更加精进精勤。
1942年，袁焕仙到灵岩寺闭关三个月，随后主持灵岩禅七法会。法会甫一亮相，就震动整个西川禅林。这一次盛会，袁焕仙成就了三位开悟的弟子，即被誉为头名状元的南怀瑾、榜眼郭正平、探花杨光代；另外还有朱叔痴、马白眉、果州道士等人，也于禅道有所悟入。
1943年，人称“大禅师”、“大居士”的袁焕仙，与省内名士潼南傅真吾、大竹萧静轩、巴县朱叔痴、荣县但懋辛，以及山西贾题韬等人，正式成立了“维摩精舍”。
“维摩精舍”宗旨有三：“整理禅宗原理以至方法，使之成为整体之系统”、“比较与其他宗派之异同，以明禅宗教外别传之特点”、“结合中西学术思想，提高禅宗之学术地位及其实用价值”。
袁先生身体力行，在精舍内开讲国学经典中的精华要义，他的努力，使得“维摩精舍”成为中国居士禅的一面旗帜。
“维摩精舍”
抗战期间，袁焕仙先生曾应成都佛教界之托，带着南怀瑾到重庆迎请当时中国的禅门领袖虚云老和尚到成都传法。虽然虚老最终没有到成都，但袁先生与虚云老和尚会晤的这段因缘，却成为当时禅林的一大逸事。
1946年，袁焕仙先生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在南京成立了“首都维摩精舍”。当时的政界要人陈诚、陈立夫、周宗岳等均执弟子之礼叩，而袁先生只以佛法教化于人，不论及余。为了应付时事，袁先生不得已写下了《我之国是》一文，宣称全国应“团结以御外侮，安息以厚民生”。
1947年，袁先生应邀赴台湾讲法。当时有日本和尚去参叩问法，日僧顶礼三拜，长跪举右手伸一指曰：“请问先生这是什么？”袁焕仙站起来，高声用他的川腔呵斥：“我日你妈呦！老子这里一样都莫得，东比西画做么！”日僧被吓得惊起，拂衣而去。有人埋怨袁焕仙脾气不好，袁焕仙也懒得回答。
从台湾返川后，袁焕仙仍全力主持“维摩精舍”，并时常往来于四川各地讲经说法。1949年以后，袁先生家居休养，1966年溘然圆寂，享年八十岁。
我们看袁焕仙先生一生，可以说，他跟很多奇人异士一样，跟主流社会的生活事业模式有一定的距离。比起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袁先生们也许偏于保守；比起民国史上的保守派人物，袁先生们又偏于维新；甚至比起重启道体的新儒家们，袁先生们更通达，更生活。他不是断裂的，不是补天的，不是遗老遗少的。但他对儒家、道家、佛家实修实证实参，他代表的是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史上的自然演进。这是一条至今仍被忽略的文化线索。
拜师传奇
袁焕仙先生在他的《维摩精舍丛书》中，将儒、释、道三家精神，圆融贯通为一个整体；同时旁涉西方文明，直指世道人心：“燃先圣之心灯，续众生之慧命，揭宇宙之至理，轨万有之一行。”
在袁焕仙的棒喝磨砺下，“维摩精舍”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保存了火种。其中的“三大士”和“峨眉五通仙人”，即南怀瑾、杨光代、郭正平；释通禅、释通宽、释通远、释通超、释通永，还有徐剑秋、伍所南、吕寒潭、邓岳高等人，都是一时的大德居士或禅门俊杰。
跟书院或现代大学教育不同，袁焕仙的教育方式是生活的。南怀瑾成为其弟子就是一例。当时南怀瑾到灵岩寺游玩，正好遇到袁焕仙出关。两人见面后，袁焕仙说：“我听说你武功很高，会太极拳，我向你拜师啊。”南怀瑾谦虚一番后，也就认真教袁打太极拳。但袁焕仙的太极拳没有学成功，南怀瑾反而拜倒在这位大禅师的门下。
徐剑秋的拜师同样传奇，“维摩精舍”附近有一“近圣茶园”，袁闲时爱去那里品茗下棋，而徐剑秋跟他是老棋友。有一天，他们正在下棋时，侍者来催袁：“先生，讲经的时间到了。”袁起身向徐剑秋告辞，徐惊问道：“你还讲得来经啊？讲什么经？”徐剑秋跟随袁先生姑且听一听。袁焕仙当天开讲《中庸》，一堂课下来，徐剑秋惊叹不已，立即拜师，成了“维摩精舍”的著名弟子之一。
袁焕仙先生的立身处世方式到今天都未必能够成为主流，今天像他那样的人物事迹同样存在，但同样会被轻视，会被当作“野狐禅”。当年袁结集时，曾寄赠太虚大师，但太虚大师批评为“掷付侍者”，“两样畜生”，“一般假名”，“一场败阙”，一时让袁的弟子哗然。其实，这种遭遇今天仍在重复。
被埋没了数十年的袁焕仙夫子和“维摩精舍”的文化精神，今天因为南怀瑾先生而得以重现，南怀瑾“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数十年来著作等身”，可以说把袁焕仙们的功言德行发扬光大，但南怀瑾先生在主流学界或正统眼里，仍是不被认真对待的。
（作者系自由作家。）
这一评述相当精深。从这一角度看近现代中国，还有相当多的空白有待今人挖掘填充。以儒释道文化的传承而言，袁焕仙先生的人生功德就值得今人了解。
袁焕仙初探
今人了解袁焕仙先生，多得益于其弟子南怀瑾先生的介绍。
如果没有这一位名满天下的弟子，袁先生或许只能永远消失在历史里，或只成为地方乡贤野老们的零星记忆。文明史的一大悲剧在于，那些立功立言者未必都有机会成为大众的典范。但是，像袁焕仙那样的人确实是文明史需要感念的，他们的人生价值并不在于给后人多少资粮，他们的人生价值既在给自身以圆满，又在夯实一个文明的能量。
袁焕仙本名世杰，小时即表现出不凡的天资。13岁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民国初年（1912年），袁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历任越隽县知事、二十军监督及军法处长等职。据说袁在四川军阀杨森手下做事，结识了杨森的部下朱德，当时的朱德称袁为“焕哥”。
1926年，40岁的袁焕仙弃官退隐，潜心于佛学禅修。袁先师从于吴梦龄先生，后来出川行脚，遍访国内高僧大德。1935年2月，在汉口归元寺，参叩于湖北禅门高僧秀空老和尚；同年4月，参谒穹窿山道坚老和尚。这一番修行回到成都，人们多称袁焕仙已经大彻大悟，但袁焕仙本人更加精进精勤。
1942年，袁焕仙到灵岩寺闭关三个月，随后主持灵岩禅七法会。法会甫一亮相，就震动整个西川禅林。这一次盛会，袁焕仙成就了三位开悟的弟子，即被誉为头名状元的南怀瑾、榜眼郭正平、探花杨光代；另外还有朱叔痴、马白眉、果州道士等人，也于禅道有所悟入。
1943年，人称“大禅师”、“大居士”的袁焕仙，与省内名士潼南傅真吾、大竹萧静轩、巴县朱叔痴、荣县但懋辛，以及山西贾题韬等人，正式成立了“维摩精舍”。
“维摩精舍”宗旨有三：“整理禅宗原理以至方法，使之成为整体之系统”、“比较与其他宗派之异同，以明禅宗教外别传之特点”、“结合中西学术思想，提高禅宗之学术地位及其实用价值”。
袁先生身体力行，在精舍内开讲国学经典中的精华要义，他的努力，使得“维摩精舍”成为中国居士禅的一面旗帜。
“维摩精舍”
抗战期间，袁焕仙先生曾应成都佛教界之托，带着南怀瑾到重庆迎请当时中国的禅门领袖虚云老和尚到成都传法。虽然虚老最终没有到成都，但袁先生与虚云老和尚会晤的这段因缘，却成为当时禅林的一大逸事。
1946年，袁焕仙先生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在南京成立了“首都维摩精舍”。当时的政界要人陈诚、陈立夫、周宗岳等均执弟子之礼叩，而袁先生只以佛法教化于人，不论及余。为了应付时事，袁先生不得已写下了《我之国是》一文，宣称全国应“团结以御外侮，安息以厚民生”。
1947年，袁先生应邀赴台湾讲法。当时有日本和尚去参叩问法，日僧顶礼三拜，长跪举右手伸一指曰：“请问先生这是什么？”袁焕仙站起来，高声用他的川腔呵斥：“我日你妈呦！老子这里一样都莫得，东比西画做么！”日僧被吓得惊起，拂衣而去。有人埋怨袁焕仙脾气不好，袁焕仙也懒得回答。
从台湾返川后，袁焕仙仍全力主持“维摩精舍”，并时常往来于四川各地讲经说法。1949年以后，袁先生家居休养，1966年溘然圆寂，享年八十岁。
我们看袁焕仙先生一生，可以说，他跟很多奇人异士一样，跟主流社会的生活事业模式有一定的距离。比起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袁先生们也许偏于保守；比起民国史上的保守派人物，袁先生们又偏于维新；甚至比起重启道体的新儒家们，袁先生们更通达，更生活。他不是断裂的，不是补天的，不是遗老遗少的。但他对儒家、道家、佛家实修实证实参，他代表的是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史上的自然演进。这是一条至今仍被忽略的文化线索。
拜师传奇
袁焕仙先生在他的《维摩精舍丛书》中，将儒、释、道三家精神，圆融贯通为一个整体；同时旁涉西方文明，直指世道人心：“燃先圣之心灯，续众生之慧命，揭宇宙之至理，轨万有之一行。”
在袁焕仙的棒喝磨砺下，“维摩精舍”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保存了火种。其中的“三大士”和“峨眉五通仙人”，即南怀瑾、杨光代、郭正平；释通禅、释通宽、释通远、释通超、释通永，还有徐剑秋、伍所南、吕寒潭、邓岳高等人，都是一时的大德居士或禅门俊杰。
跟书院或现代大学教育不同，袁焕仙的教育方式是生活的。南怀瑾成为其弟子就是一例。当时南怀瑾到灵岩寺游玩，正好遇到袁焕仙出关。两人见面后，袁焕仙说：“我听说你武功很高，会太极拳，我向你拜师啊。”南怀瑾谦虚一番后，也就认真教袁打太极拳。但袁焕仙的太极拳没有学成功，南怀瑾反而拜倒在这位大禅师的门下。
徐剑秋的拜师同样传奇，“维摩精舍”附近有一“近圣茶园”，袁闲时爱去那里品茗下棋，而徐剑秋跟他是老棋友。有一天，他们正在下棋时，侍者来催袁：“先生，讲经的时间到了。”袁起身向徐剑秋告辞，徐惊问道：“你还讲得来经啊？讲什么经？”徐剑秋跟随袁先生姑且听一听。袁焕仙当天开讲《中庸》，一堂课下来，徐剑秋惊叹不已，立即拜师，成了“维摩精舍”的著名弟子之一。
袁焕仙先生的立身处世方式到今天都未必能够成为主流，今天像他那样的人物事迹同样存在，但同样会被轻视，会被当作“野狐禅”。当年袁结集时，曾寄赠太虚大师，但太虚大师批评为“掷付侍者”，“两样畜生”，“一般假名”，“一场败阙”，一时让袁的弟子哗然。其实，这种遭遇今天仍在重复。
被埋没了数十年的袁焕仙夫子和“维摩精舍”的文化精神，今天因为南怀瑾先生而得以重现，南怀瑾“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数十年来著作等身”，可以说把袁焕仙们的功言德行发扬光大，但南怀瑾先生在主流学界或正统眼里，仍是不被认真对待的。
（作者系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