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9日下午3点，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和内蒙古厅，《你是这样的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珍品展》开幕。
　　来自党、政、军和文化界的人士，周恩来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数百人会聚在这里，表达着对这位伟人的思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在开幕式上致词，当他提到1976年1月11日他在长安街头见到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形时，不禁话语哽咽。北京金帆艺术团的少男少女们以无伴奏合唱的形式唱出《你是这样的人》的优美旋律，纯净的歌声表达着人们对这位已逝去37年的国家总理的怀念。
　　展览内容丰富。这里包括有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纪念周恩来的题词原件，都是真迹。尤其是那张名为《沉思中的周恩来》的照片，原作者是意大利摄影家焦尔乔·洛迪的原版作品，上面有他的亲自签名题词，赠给周恩来的亲属。此外，还有周恩来当年在苏联为共产国际“六大”军事委员会作的报告，连保存有共产国际全部档案的俄罗斯中央档案馆和所有研究专家，也都是第一次见到。
　　“终于松了一口气”，展览的组织者、周恩来的侄子周尔均和侄媳邓在军在展览现场心情激动。为了这场展览，他们已经忙碌了大半年，日日夜夜，殚精竭虑，特别是到了临开展前，他们每天都要熬到下半夜。
　　“担心啊！特别是在展览的前一周，所有的文物都送到一个公司去装裱，我真是紧张得夜里睡不着觉。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假如发生火灾怎么办？我每天都是靠吃安眠药来入睡。”周尔均的女儿周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百年恩来

　　周尔均今年已81岁，离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政治部主任，邓在军退休前则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导演，也已是76岁的年纪了。两人的退休金，都可以保证他们有安宁的晚年，但是要办这样一个大型展览，这点钱就是杯水车薪了。是他们的女儿周苓承担起办展的主要支出，也承担起举办展览的大量具体准备工作——近20年来，周尔均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已是第三次这样同舟共济地合作了。
　　有心的电视观众可能会记得，在1998年，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有两部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大型纪录片，一部名为《周恩来》，中央电视台摄制并播出，一部名为《百年恩来》，北京电视台摄制并与全国各地方台联合播映。
　　片子从1995年就开始筹备了，《百年恩来》启动在先。邓在军回忆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顾问李琦写信给她，说他们想组织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片，在周恩来的百年诞辰时播出，并希望由她来执导。邓在军很高兴：“拍摄恩来伯伯的片子，是我长期以来的心愿。”
　　她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周总理在世时，他很低调不让宣传他，我也有顾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来写他，更不能把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资本拿去炫耀。但是现在，我想，我写他，是在为中国人民做一件好事，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也学不够，宣传他不仅是出于对伯伯的关怀之恩的回报，也是表达全中国人民的情感，这是我们亲属和电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给片子筹集经费，邓在军找到了老朋友汪海，当时他是青岛双星集团的总裁。出于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汪海爽快地表示承担片子费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表示愿意参加对外联系等工作。但是后来，拍摄计划发生变化，中央电视台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准备上马文献纪录片《周恩来》，而邓在军正筹备的片子作为电视艺术片，最终与北京电视台合作，以《百年恩来》为名得以播出。
　　这部片子拍了三年。摄制组走遍全球，到了俄罗斯，拿到了周恩来当年在共产国际用俄文填写的履历表和蔡畅为共产国际写的周恩来旁证材料等首次问世的珍贵史料，“俄罗斯人特地告诉我们，这是只提供给亲属的，国家机构去还不给呢。”周尔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寻找拍摄《沉思中的周恩来》的作者，也费了不少劲，最后才打听到是一位意大利摄影家焦尔乔·洛迪拍摄的，于是想方设法与他联系上，约好在法国巴黎见面。“他把签了本人题词的原版照片亲自送给我们。据我所知，当年他拍完照片曾委托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送了6张到中国，但是后来没有找到这几张照片的下落，都是翻拍的，所以现在这张原版恐怕是国内唯一的原版了。”周尔均说。
　　焦尔乔·洛迪讲述了当年他拍摄周恩来的过程：1973年1月，他得到了跟随意大利外长梅迪奇访华的机会，来到北京，安排好在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排在队伍中间等候时，他想，我怎样才能向周总理提出一个拍摄的要求而能得到同意呢？显然不能站在队伍的中间。于是他编了一个借口，谎称忘带相机了，这样他走到了队伍末端，排到最后一个。
　　当周恩来与他握手时，他用法语对周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谎……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能为您拍一张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
　　周恩来看了看他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他接着又笑了，说，“面对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我总是愿意的。”说着，周恩来走近沙发，坐了下来。
　　这张照片后来的发行量超过了9000万张，邓颖超评价说这是周恩来最好的一张照片。有一次，邓颖超同周尔均、邓在军合影时，她指着上方焦尔乔·洛迪拍摄的这幅照片说：“我喜欢这张照片，平时我休息，他常常就坐在照片正面的沙发上。”

家人的回忆

　　邓在军出任《百年恩来》总导演时，年58岁。但她已是一个经历过一次结肠癌大手术的人。他的老伴周尔均担任片子的总筹划，而他身体情况也不佳。然而夫妻俩全然没有拿自己当病人，他们事必躬亲，与组里的年轻人一样每天熬到深夜。“每天干到夜里一两点，到第二天早上，又总是六点就醒了。”邓在军回忆说。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周尔均说到了赵朴初的一段话。 　　在他们采访赵朴初时，离周恩来去世已经过去20年。赵对他们说：“一个人去世以后，即使是他的父母嘛，三年过去也就淡了哀痛。他不是，人民一直还是想念着他，哀痛着，这个没有，少哇！”
　　邓在军第一次见周恩来，她清楚地记得，是在1955年5月的一天，她只有18岁，还是周尔均的女朋友。那一天，接到周恩来卫士的电话，说总理要见她，让她等着有人来接。
　　她想，我还没坐过小汽车呢！没想到来人真的带了一部“小车”：竟然是辆三轮车！一时间，她还以为遇到了骗子。

　　后来，邓在军只要在北京，每逢周末都可以到中南海与她的“七伯”和“七妈”（按周家的大排行，周恩来排老七）在西花厅相聚，后来有了孩子就带着孩子去。膝下无儿女的周恩来夫妇特别喜欢孩子，喜欢热闹。
　　邓在军还记得，有一次周恩来给了她和周尔均两张全国工人运动会的票，并特意嘱咐小夫妻俩：“一、这票子不要送给别人，二、要坚持看到底。”
　　然而小夫妻俩正是久别重逢，觉得时间宝贵，在运动会上看了一会儿就跑了。第二天又见到周恩来。伯伯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他俩觉得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周恩来弄明白他们是没看完就走了，苦笑着叹口气说：“你们这些孩子啊！”
　　邓颖超解释说：“伯伯知道那天毛主席会去看运动会，而且会晚些时候去，但那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预先叮嘱你们坚持到底了！”实际上，周恩来对亲属们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不允许他们以周恩来的关系要求组织特殊照顾，他要求他的侄辈们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下基层，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化。甚至在文革期间还要求，不要对侄辈们任命较高的职务，当了兵的要退役，爱人从外地调北京的要回原籍等等。
　　邓在军有时会在文艺演出等场所见到周总理，她不知该怎么办，只有假装不认识转身就走。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就跟亲属们打招呼，这段时间不要去西花厅了。邓颖超又特地给侄儿女们约法三章：一、不论公事私事，不能托他们办；二、运动中要学会游泳，自己对自己负责；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就这样，文革10年，周尔均和邓在军夫妇再也没进过中南海。只有少数几次在公开场合见到伯伯、伯母，直到周恩来逝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天，周尔均和邓在军又一次见到邓颖超。邓对侄儿侄媳说道：“你们俩不错，从来都靠自己努力，没有打着我们的名义干什么事情。”
　　所有的这些回忆，对于周尔均和邓在军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是在采访中，才更加了解了我的伯伯。我觉得我特别为我的伯伯骄傲。我觉得我挺有福气的，这辈子能得到他的接纳，他的爱。我也挺想念他的……真的。”说到此，邓在军已经潸然泪下。

为了不留遗憾

　　周苓是在1976年才知道自己家与周总理有亲属关系的。当时她还在上小学，1月8日，老师对她说，今天你不用上学了，回家去吧。
　　周苓很奇怪，为什么就可以不用上学了？平常可是只有生病请假才能缺课的啊。回家父母告诉她，周总理逝世了，我们要去遗体告别。“我这才知道我们家与周总理有这么一层关系，家里还叮嘱，不要对外说。”周苓说，父母一向对这些要求很严，她从小也没有感觉过与周恩来总理有什么特殊关系，“我真正了解他，还是因拍摄《百年恩来》。”
　　从做《百年恩来》开始，周苓成为妈妈的助手，开始编片子。当时周苓刚刚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以拍片子为主要业务，算是女承母业。公司的前三年，就只做这一部片子。她记得《百年恩来》做到最紧张时，有过三天三夜剪出一首MV的经历。
　　“当年的机器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做得很慢。当时是管机器的人换班，可是我不能换，那种紧张印象太深刻了。”周苓回忆。“我原来并不了解周恩来，但是后来为他而感动。我觉得这不是作为亲属的感动，而是听到那么多的采访者，对他叙说不完的情感，以及他在中国及世界上人们心中的位置和魅力。”
　　拍片子的生涯非常辛苦，周苓心里很清楚，父母花三年拍这一部《百年恩来》，是非常伤身体的。但这并不是他们老两口的工作终点。2008年，为纪念周恩来的110诞辰，邓在军与老伴周尔均一起筹办大型文艺晚会《你是这样的人》，这场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电视金鹰奖，而担任总导演的邓在军，已经是又做了一次肺癌手术的人。
　　今年做这场大型文物展览，已经是周尔均、邓在军夫妇的第三次拼命。
　　“拍《百年恩来》时，我们采访了近400人，有许多的素材都没有用上，都是非常宝贵的，太可惜了。”周尔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周尔均和邓在军夫妇决定在周恩来115周年诞辰的时候再拼搏一次，办文物展。
　　“这些年的纪念活动，就是这样一次次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邓在军说。“也有人认为，我们保存了这么多的文物真迹，是不是为了将来拿来拍卖。其实我们到现在也还真的没想这些东西将来的去向。我们不是为了卖。这些东西原来的所有者都可以再拿回去。我们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了解它们。”
　　“我有时想，这样值吗？”周苓说，看到父母这样拼命地搭上身体，“昨天我听父亲说他有点头晕，心里就紧张，真的害怕……诞辰115周年，说起来并不是一个‘大年’，但现在，只要他们特别想做，我肯定是无条件支持。因为再过5年，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体状况会怎么样。”
　　“我觉得父母所做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现在只要有这个能力，就会帮助他们完成心愿，为了不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