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路口看万青

　　几盘烤肉，鳕鱼炖豆腐，店家自泡的药酒打开。一灶炉火点上，热气“噌噌”冒起来。
　　2016年初冬的午后，天阴冷。摄影师晓明和我，坐在石家庄胡同一家不起眼的烧烤店里。桌对面是万能青年旅店的主创姬赓，还有经纪人赵亮和几个哥们儿。
　　依稀记得，赵亮一头长卷发，胡子拉碴，像年轻版的迪克牛仔。姬赓有点清瘦，戴着眼镜，会张罗大家。过了半晌，董亚千才懒懒地赶到饭馆。棕色机车皮衣，深色绒线帽，看起来像个孩子。笑着打了下招呼，他便开始闷头吃菜。
　　这算是和这支乐队的初次照面。
　　为什么要把万青作为一个有分量的备选选题，编辑部有过不同意见。
　　国内称得上旋律线好，或者歌词诗性、反映现实，或者编曲优秀、配器演奏精当的独立乐队，并不只万能青年旅店一支。“腰、木马、野孩子、PK14……哪一个都可以啊，为什么是他们？还有，石家庄的摇滚气息也不能算很重吧，和兰州、西安、武汉这些没得比……”有同事问。
　　的确，从音乐风格和质量上，我们无法用“最好”这样的断语。但一个重头报道针对的并不只是金字塔顶的人物和最重的山头。时任责编和我认为，万青选题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曾受到公认的音乐品质，还在他们对于现实的捕捉和表达，在2011-2012年的时间点上，引发了预料之外的强烈共鸣——当时的受众群超越了一般的摇滚乐迷范畴，用张晓舟的话来说，“这支乐队奇妙地小规模统一了不同战线的审美标准”。
　　对于这种“平地而起”的共鸣，虽然有过些许讨论，仍还值得探究。而且多数读者并不太了解这支乐队的起源与生长，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Rock Home Town是笑谈还是真有来处？他们的新作品进展到了何种程度，新歌里还会有明显的家乡城市印记吗？……值得揭开谜底的问题，已经不少。
　　只是，一直以来，有关万青“清高，不接受采访，难搞”的传闻，既加重了歌迷好奇的砝码，也让我们对于采访的可能性和深入程度没多大把握。
　　“我们并不拒绝媒体啊。只不过再谈以前的事情，没啥好说的。新歌现在也还没谱儿，等有点眉目再聊呗。”两年前的秋天，接到我的约访短信后，姬赓很平静地在电话里回答，接着说，“随时欢迎你们来石家庄玩儿哈。”语气不冷也不热。
　　于是几天后，便有了以“相互认识”为目的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我没有对乐队做任何采访，就此别过——因为相信后会有期。
　　一年之后，新歌终于探出头来。
　　沪蓉两地专场用了艺术家张鼎的团队做视觉呈现。大屏幕上“渤海洗雷音”五个字，重重的墨点，苍厚的笔力，好像预示着电闪雷鸣。
　　《秦皇岛》甫一登场，小号犹亮，台下的眼睛和耳朵全被打开，高潮来得猝不及防，又一如当年。
　　再往后，双吉他，长笛，大提琴，萨克斯，三首新曲，接近半小时的密集起伏与轰鸣，像是要把这么些年海量的输入和消化之果倾泻而出。采石变水泥，山雀轻盈，复又远望难归。虚虚实实，依然是创作者不愿点破的意境。
　　就好像，万青极少呈现音乐之外的自己。
　　“比如他们在《行星》（《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那首歌的即兴里，我们都刻意地要求灯光师在那点儿把灯光关掉，就整场全黑，亚千发现在那种状态下他特别放得开，他特别讨厌灯光打在自己脸上。”赵亮说。
　　這回的渤海洗雷音专场，舞台光束变化繁多，切合曲目地烘托了气氛。演出后，几个人才在朋友录的手机视频上看到身后的效果。“真不赖耶！”
　　传统，实验，技术，天然，乐队成员多寡，音乐节大小，万青其实都不设限。他们追求的不过是：让光和能聚在合适的地方。
　　一年前的那次到访，倒也不算空手而归。
　　在《通俗歌曲》前编辑赵磊和其他朋友的引荐下，我和一小圈石家庄音乐人聊了聊。
　　演出经纪人徐亮属于石家庄“金属老炮儿”，20年前和朋克掐架的情形历历在目。他告诉我，石家庄的“摇滚重镇”时期，得数那个时候。那些在这儿练就一身技术的，都去了北京、成都或其他城市。本地的新一代乐手，他都不熟悉了。“除了相对论的邵庄，昏热症的池磊，其他也没什么人了吧。万青（火），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
　　石家庄的livehouse从11年前刚开始起步，现在数得上、坚持下来的，也就是地下丝绒、守望者、红糖、仙丹几家。“演出质量高的不多。像好妹妹、赵雷这种基本上看不上石家庄的市场了，巡演都会忽略这里。还有一些二三线的，已经学会提条件了，比如说保底啊，给我六万块钱，你的票房跟我没关系。我们也没去接过。剩下的无非就是更普通的，基本上演完了也就只剩情怀了。”地下丝绒老板小强说。
　　在刘和珍乐队主唱于征家的沙发上，我们一起看墙上投影里他们昔日演出、排练的视频。很难定义这支乐队的风格，迷幻、爵士、行为艺术，whatever。他们不求市场和受众，只爱自己鼓捣，没演出就自己玩儿呗，高兴就行。还曾经录下一些忠告音乐圈大牌制作人的视频，“参加那么多综艺干嘛？缺钱吗？写你自己的音乐要紧！”语言粗俗犀利，还透着一份恨其不争的关怀。很有趣。
　　“万青现在太精致了，我喜欢他们The Nico时的那种原始状态。”刘和珍的鼓手陈涛说。而瘦精精的于征，虽然过上了开着出租、养着孩子的稳日子，身上的愤怒和从前没有半点不同。
　　视频里，还有几段，像是以色列和欧洲的一些音乐沙龙：四白落地的房子里头，有DJ放着偏英式和世界音乐或民族风的曲子，参加的人随意走动，喝酒，聊天。看起来很休闲、舒服，还有点chic。于征和陈涛说，他们也看好了一处老房子，想装修一下，做成自己和朋友的私人音乐空间。不奔着盈利，不做宣传，就是喜欢音乐的人一起享受一段时光。
　　嘿，庄里也有懂生活的异人啊。我在心里惊喜一把。
　　可是几个月之后，陈涛便去了天津老家——毕竟要照看家人，找份“正经”事干。而于征和他们的音乐空间，基本没了下文。
　　无论是老城的摇滚气息，或是我们臆想中的二三线城市青年的文艺生活选择，看起来，都难逃气候不再、散沙难集的命运。
　　万青，好像成了这个城市里rock band“成功”的一个孤本。
　　但谁又能说，那些没有“起来”的就不够格呢？姬赓时常为他认识的某些摇滚人抱屈。即便乐队里某个人有才华和创作的意识，身边的合作者也会如流水的兵，各自去也，强求不得。
　　他和董亚千、史立、小耕，算是幸运地找到了彼此。几个人里也就姬赓有固定的工作。史立早年做过几年摇滚杂志的编辑，后来也和亚千、小耕一样，成了自由职业者。没有为五斗米愁苦，很大程度上也要感谢各自的家人，还有这座生活标准不高的城市。
　　“我很喜欢他们的歌。他们在石家庄吗？难道不是在北京？”孟加拉小伙子Chorton在诞生于石家庄铁道大学的乐队贰拾叁担任键盘。听我提到万青，很惊讶。
　　另一支本地90后金属核乐队的主创跟我吐露了他的愿望：万青自己发展得这么火，干嘛不能像李志在南京那样，把我们整个石家庄的摇滚都带起来呢？
　　听到这些，姬赓苦笑，“我们？嗨，我们哪有领袖气质。我们太懒散了。”
　　这并非遁词。万青根植于石家庄，但除了几位发小同道，他们和这片土壤上的其他音乐人交往很淡，也毫无要为这个城市的摇滚代言或者改变一地艺术生态的雄心。
　　我原本以为，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会在意象上努力和首专区分，也不会再以写实手法描摹故乡；而且他们早已是一支奔赴各地演出的乐队，这座城市恐怕除了是栖身和排练之所，并不会在他们的生活里承担其他的功能。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未尝不是活在自己的石家庄与太行？只不过，症候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去过三四趟石家庄，我告诉同样来自河北的音乐人小河，就算把方北路和中山路从东走到西，也只能感受到些许皮毛。“其实你的感受和他们的感受是可以对照的。”他鼓励我，“你站在路口，还是迈进了。想抵达他所有感受的中心太难了，但是你可以靠近。何况，也不一定要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