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与文学作品中的宋朝国宴多穷奢极欲，佳肴美馔、玉盘珍馐取之不尽。艺术作品中的这种刻画并非毫无根据的编造，还是有一些史料依据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知道宋朝皇帝常有大宴群臣之举，却不知那种宴会并非一时兴起、随心所欲，而是一项有着明确目的與严格规定的政治活动。
　　按宋朝宫廷的宴会制度，大宴群臣的活动属于宴会之中最高级别的“国宴”，具体又包括三类，分别是春秋大宴、圣节大宴和饮福大宴。
　　先说春秋大宴。顾名思义，此宴是在春秋之季举行的以君臣宴乐为主的大型官方宴饮活动。有意思的是，最先举行的并非春宴，而是秋宴。第一个组织秋宴的人是宋太祖，时间是建隆元年（960年）八月，此后宋太祖屡办秋宴，“开宝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并设秋宴于大明殿”（《宋史》），但他对春宴却没有什么兴趣。这是由于宋太祖的生日在农历二月十六，与春宴的举行时间相冲，而圣节大宴的重要性远胜于春秋大宴，只能选择将春宴搁置。宋太祖在位时期，是秋宴独放光彩的时代。差不多20年之后，到了宋太宗时期开始举办春宴。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九月，宋太宗“大宴大明殿，春宴自兹始也”，秋宴又被废弃。这其中的因由与之前春宴被搁置的原因类同，宋太宗的生日为农历十月七日，与秋宴撞期，故宋太宗只设春宴不置秋宴。
　　直到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上台，春秋大宴才得以并立，这要归因于他的生日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既不在春季，也不在秋季。咸平三年（1000年）九月，“大宴含光殿。真宗朝，圣节外始设春秋二宴，自此为定制”。此后，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发展，春秋大宴在宋徽宗时期步入巅峰，之后随着北宋的结束，最终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
　　春秋大宴规模浩大、气势恢宏，别的不说，只谈其参与人数，便可用“匪夷所思”来形容。按史料记载，以宋神宗时期“裁减”过的规格而论，办一次春秋大宴，参与者即超过1300人，其中吃饭的只有170余人，包括皇帝和各部门高官，其余1100余人都是服务人员。按比例来算，差不多6个人服务一个人。

　　宋朝皇帝常有大宴群臣之举，很多人只看到了国宴场面之穷奢极欲，却不知那种宴会并非一时兴起、随心所欲，而是一项有着明确目的和严格规定的政治活动。

　　人数虽多，宴会却进行得有条不紊，皆因其程序严密且烦琐。春秋大宴的举办地点在集英殿，殿中座次排布自有相关部门负责，基本原则是以皇帝所在的御座为中心，官员按地位高低和恩宠亲疏由近及远排列。参会人员名单由御史台草拟，并绘制座次图交给皇帝审批，之后再通知相关官员。到了宴会当天，又有进殿、用餐、退席三个阶段的一整套礼仪规定。以用餐阶段为例，按照程序，官员需先向皇帝敬酒，其间还有集体的队形变换。之后，是所谓的“君臣宴饮”，也就是正式进入吃喝环节。这个环节需遵循“九盏之礼”，也就是饮酒九巡，每一巡都有不同的舞乐助兴，还有敬酒、饮酒的规矩。其中，第五巡结束后，有大约半个小时的中场休息时间。宴会结束后，参与的官员们还要回去将激动的思绪、澎湃的心情写成文章，以歌功颂德，史称“春宴或秋宴笏记”。
　　后世有学者认为，宋朝皇帝办春秋大宴是为了加强君臣感情。然而，从大宴之规模与程序来看，看上去是“与臣同乐”，其实是为了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

　　春秋大宴虽规模惊人，但还并非宋朝国宴之首。“顶级国宴”的位置属于圣节大宴，所谓“圣节”，是宋朝皇帝生日之专称。
　　圣节大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包括建道场、行斋会、献祝寿诗文、上寿称贺、举行大宴等流程，其中的大宴，规模在春秋大宴之上。如大宴开始前，殿前要搭建山楼彩棚，教坊乐人（宫廷文艺工作者）需在山楼之上表演歌舞。在“九盏之礼”行到第三巡时，又有大型杂技团体“左右军”进行杂技表演。行到第六巡时，则是在殿前搭建高约10米的球门进行蹴鞠表演。行到第七巡时，换以400余名妙龄女子进行唱跳表演。
　　此宴从北宋一直持续到南宋，大多数的宋朝皇帝都有举办，偶尔还会有一两位皇太后、太上皇之类的重要人物加入。春秋大宴可以不办，但皇帝的生日必须要庆祝，由此可见其国宴之首的地位。
　　第三类大宴是宋朝独创的饮福大宴，一般在大型祭祀活动之后举行。“饮福”之本意，是在祭祀时饮用献给天地、鬼神的“福酒”，以期得到种种超自然力量的庇佑。到了宋朝，将“福酒”与大宴结合在一起，便成了用以凝聚人心、神化皇权的工具。
　　饮福大宴始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在一些大型的官方祭祀活动（如郊祀、明堂礼、籍田礼等）后通常都要举行，一年可举办多次。据史料记载，饮福大宴的参与者是四品以上文武官员，人数可能比春秋大宴和圣节大宴更多。与打着沟通君臣感情之幌子的春秋大宴以及表面上“轻松活泼”的圣节大宴相比，饮福大宴的气氛整体显得庄重、肃穆、神圣。大宴之前，也要在殿前搭建山楼彩棚，但不会有人在上面蹦蹦跳跳。宴会的重点，是皇帝赐福酒于臣僚，臣僚跪谢天恩，然后君臣同饮福酒，以示得到了上天的集体庇佑。至于宴会结束后的“心得体会”，那自然是少不了的，肉麻程度也在“春宴或秋宴笏记”之上，几乎就是满篇的溜须吹捧，于是，就有臣僚写出了“醉饱于太平，益讴吟于睿圣”这样的话语。 　　至于国宴所食菜品，按《东京梦华录》等史料记载，有“索粉、白肉胡饼、群仙炙、天花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糖油饼、假圆鱼、蜜浮斯奈花、肉鲊、排炊羊胡饼、炙金肠、餤子馒头、肚羹、水饭”，等等。听起来貌似都是山珍海味，其实不然。“索粉”就是粉丝;“白肉胡饼、天花饼、排炊羊胡饼”，就是各种肉馅的面饼;“群仙炙”则是用鹿肉和熊肉混在一起做成的烧烤;“炙金肠”是用蛋黄涂抹在羊肠上烤熟而成;“太平毕罗”是由波斯传入的一种手抓食物改良而成，类似于包子;“蜜浮斯奈花”是用茉莉花为原料制作的一道甜品;“缕肉羹、肚羹”就是肉汤;“餤子馒头”是带馅的馒头;“肉鲊”是腌肉……
　　相對于影视与文学作品中穷奢极欲的佳肴美馔，这些菜品看起来真的是不怎么好吃。也不奇怪，因为国宴本就不是为了让君臣吃吃喝喝，享受舌尖上的快感，而是要让臣僚以另一种方式来感受皇权的威严，从而约束自己，使自己更加适应权力体系，“配得上”身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属性。对此，史料有明言：“古之飨宴者，所以省祸福而观威仪也。”

　　为了加强这种功能，宋朝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国宴风纪监察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请假

　　原则上，“有幸”被邀请的官员不允许请假，即便确有特殊原因，如家有丧事、突患重病等情况必须请假，也要经过御史台数次核实，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情况，责任人就要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处罚。特别是对于生病这种惯用的借口，朝廷会派出医官前去查验，看请假者是真病还是假病。

嬉笑打闹

　　既然是吃喝活动，酒后难免会有些行为举止上的放松。但在国宴上，这种放松就等于放肆。宋朝初期，臣僚在宴席过程中喧哗吵闹的现象颇为严重，到宋真宗时期，针对此事便定下制度，由御史台派出专人巡场，禁止喧哗吵闹，如有违背者，当庭拿下，以罪论处。

乱坐位置

　　国宴上的座次都是有严格排序的，乱坐不得，但总是有一些人，会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个问题上犯错。在皇帝看来，这就不单是“粗心大意”了，而是关乎“人臣僭越”，也要严加防范。

醉酒失态

　　中国酒文化从不以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语为荣，而是崇尚自律、内敛，国宴更是如此。对于那些酒量不怎么样，喝几杯就丑态百出的人，主管国宴风纪监察的御史台自是深恶痛绝，屡屡发起弹劾。有意思的是，宋朝皇帝对此却多有袒护。如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春宴上，宋太宗定下基调：“天下无事，良辰宴会，无辞尽醉。”但臣僚畏惧于醉酒失态会被弹劾，不敢尽饮，宋太宗不得不立即召来御史台官员，“求情”道：“今日宴会，盖君臣相遇之乐。朕所赐酒，欲以欢洽，苟小有失仪，卿可勿弹举也。”

愁眉苦脸

　　不管你当天心情如何，参加国宴都得和颜悦色，如果带着一副苦瓜脸出现在皇帝和同僚面前，那就是犯罪了！特别是出身行伍的武将，由于性情多粗豪，最容易在这方面出岔子。按照规定，他们一旦被抓，就要送回所属军营接受处罚。

赐花不戴

　　所谓“赐花不戴”，与国宴上的一项重要活动有关，即簪花。在宴会进行过程中，皇帝会赐予官员花朵，有鲜花，亦有绢帛制成的假花，受赐的官员要将其戴在头上，此即簪花。这个看似充满浪漫气息的活动，其实带有权力的深刻印记。除了官员等级不同、受赐的花朵会有所区别外，若是在宴会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赐花不戴，或是在宴会结束后将花送与他人，那都是对皇帝权威的挑战，自然是要受到处罚的。

擅自早退

　　国宴持续时间长，规矩又多，皇帝和臣僚都很疲惫，故而在“九盏之礼”进行至第五巡后，有半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但那不是供你开小差的，而是要你抓紧时间整理仪态、调整坐姿，做好准备迎接最后几巡，如有违背，就会受到弹劾。耐人寻味的是，宋仁宗在这方面对武将有所放宽，特别规定武将可提前离席，不可加以弹劾。有学者推断，这与当时宋朝南方屡生叛乱，皇帝对军队颇为倚重有关。
　　除了上述七大注意事项外，参加国宴的规矩和讲究还有很多，而从国宴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最令参加者感到辛苦的，恐怕还是圣节大宴。在这个看似比春秋大宴和饮福大宴轻松不少的国宴中，参与者更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不要被酒水、杂技或美色乱了方寸。活动内容增加了，要注意的事项便更多，无论是看球还是看杂技，均不得大呼小叫，即便是看到精彩之处，也得稳住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