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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北起府谷、南至宜川的千里黄河防线，既是阻挡日军进犯西北大后方的天然屏障，又是中共中央同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大河上下、秦晋两岸，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谱写了一曲保卫河防的壮丽凯歌。
部署兵力 巩固千里河防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 日本侵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1938年春开始，日军以梅津一一○师团为主力，加上一○九、一一八、二十六等师团，频繁向晋西南、晋西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进攻，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日军的进攻地，多数是在吴堡县城宋家川对面的山西西部黄河军渡、碛口一带的渡口。该地历来为秦晋交通要冲，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河防问题。1938年3月，鉴于日军在军渡、碛口猛攻河防，威胁到河东整个军队的归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他们部署兵力，巩固河防，其中指出一二○师巩固北段河防，保障后路；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立即北移，巩固中段河防。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萧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6月6日进攻山西军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毛泽东发言指出：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保卫河防的重任。1937年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9月，萧劲光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留守处主任。同年12月，对内改称留守兵团。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员，留守兵团实行了新的编制序列，约有兵力15000余人。毛泽东极为倚重和信赖这支部队，他拍着萧劲光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
留守兵团以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驻神(木)府(谷)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志敏)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分别任命何长工、王兆相、陈奇涵为司令员，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与此同时，河东的八路军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不断打击和牵制敌人。八路军一二O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县城7座，歼敌1500余人；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隰县、大宁一带作战，歼敌2000余人。在晋东南一带的一二九师也积极策应，予敌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巩固千里河防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兆相、李赤然、萧劲光回忆河防之战
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是神府红军和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曾令敌人闻风丧胆，有“黑狸虎”之称。他回忆道：“3月，日军第二十六师团2000余人进占保德县城后，南下至神府河防的东岸，在10架飞机的掩护下强渡黄河。警六团三营在黄河西岸沉着应战，不但在日军渡到河中心时猛烈射击敌船，还派出迂回部队渡过黄河，在东岸袭击日军侧后。日军被击毙40余人，击伤100余人，不得不放弃渡河，撤向兴县城。三营这一仗打得漂亮，同时受到留守兵团和一二O师首长的通报表扬。”这是1938年的一场胜利，警六团三营在战斗中仅伤亡6人。
李赤然，又名李宗贵，陕西子长人，1955年授衔少将，时任警备五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回忆道：“1939年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施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萧劲光坐镇陕甘宁边区，统一指挥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及游击队，打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这位后来新中国的第一任海军司令在千里黄河上打响了缺少铁甲利舰而惟有抗日军民钢筋铁骨的“水上保卫战”，让西犯的日军最终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5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30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激战，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20余支。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掉头向东退去”。王老婆山位于离石、柳林、碛口之间，是离石通往碛口的必经之路，该据点的拔除使敌失去了西进的一个重要依托点。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是在1939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持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80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8人，中毒的十多人。”
留守兵团的积极防御战术
在河防战斗中，留守兵团提出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首先，河防部队认真做好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因为打的是防御战，河防部队就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苦，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坚固的防御工事，有效地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是敌人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及时总结了河防作战的战术，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根据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我军严阵以待，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力网后，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另一条叫“主动出击”。不简单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是及时准确获得情报，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当时边区自卫军密切配合河防部队，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八路军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1939年春，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八路军政杂志》上，以《河防战斗的检讨》为题，撰文介绍这些经验。同年夏天，萧劲光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到绥(德)米(脂)地区检查战备工作，察看河防工事，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一起探讨、肯定了这些经验。
三五九旅回防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中共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10月4日，王震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米地区，接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三五九旅增修河防工事，开展河川战斗演习，特别是以攻为守，积极出击，大力加强了渡河作战的力量。这年11月2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1万多人，分四路又进占了碛口等地。敌一部2000余人集结河滩，放船漕渡时，三五九旅河防部队突以机枪猛烈扫射。敌人鼠窜登山，复以大炮还击，妄图压制该旅火力。三五九旅立即派出一支部队从左翼乘机渡河，袭敌侧后，激战约五小时，迫敌分路退去。此役毙敌百余，三五九旅仅伤亡12人。
1940年3月，日军1万余人兵分六路“扫荡”晋西北，三五九旅派兵渡河，主动配合河东八路军，连续作战一个月。3月9日，柳林敌军300余人进犯李家庄，与三五九旅派往河东的游击队激战三小时，终被击退。13日，柳林敌军派出500余人，再次进犯李家庄，又与游击队激战一昼夜，最终以敌人败走而告结束。3月30日，柳林敌军1500余人，附炮十余门，进至军渡，向河西阵地发炮数百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队渡河，与河东八路军配合作战，战斗一天，将敌击退。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报请对王旅予以嘉奖。毛泽东指示萧劲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呈请奖励王震。这封经毛泽东修改的电文中说：“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部奋战，劳绩甚多，尤以三月战役为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皆再接再厉。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溃，巩固陕北后方。……此该员作战之功不可没也。”
河防中的统战工作
1937年河防战斗开始之际，毛泽东就及时指出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文年生团长、帅荣政委率部北上时，毛泽东请他们至延安，当面交代：“你们团到北线去，加强黄河防卫，以防日军进攻，同时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就有理有节地处理同反共专家、国民党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的关系，如何选择北进路线，给他们进行了详细讲解，要他们完全背熟记清。12月24日，毛泽东同萧劲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指示绥德警备区、两延河防司令部和边区各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强调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前去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
王旅回防之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毛泽东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又指示萧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萧劲光起草的电文。改写后的电文如下：“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据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锡山、邓宝珊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军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萧劲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用心之细致，思考之周密，实在令人敬佩。”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附笔指示萧劲光：“萧：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毛泽东考虑得十分细致。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时的一些策略思想。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但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造谣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萧劲光在1939年12月9日《新中华报》第一版上，著文《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痛斥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早在1938年3月，毛泽东就曾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政治局确定之战略方针，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日军根本隔绝条件下，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军。在宋家川河防战斗期间，八路军与友军相互配合，转守为攻，取得战斗胜利。宋家川河防战斗发生于1939年6月4日至5日。日军松井师团万余人进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的一个重要渡口。以往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多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开路，沿公路缓缓推进，其主力则分成两路，在两翼山地中轻装迂回前进。当时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过去的老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日军包围。6日，日军又以1．5万余人再占孟门、碛口。日军在东岸构筑工事，飞机、大炮终日对河西八路军阵地狂轰滥炸。边 区军民立即组织起来，准备物资，运输军粮，全力支援河防。八路军河防部队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在工事内进行有利的还击，敌始终无法渡河。经三昼夜激战，日军开始后撤。这时，正在前线视察的萧劲光调集边区内地大批援军昼夜兼程，一天行军百余里，连病号也没有掉队，及时赶到，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友军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粉碎了日军最大的一次进攻。
毛泽东本人还亲自作河防将领的工作。1941年夏，毛泽东在枣园召见警三团政委杜平时讲道：“要保卫河防，除你们留守兵团的指战员英勇战斗以外，还要贯彻得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分析了党的历史上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教训和边区周边的国民党驻军的不同情况后，毛泽东接着说：“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那种打倒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谈到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时，毛泽东又讲道：“阎锡山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拥阎是促他抗日，现在中央派人专做阎锡山的工作，他们经常派人送材料到延安，但反映你们的防区和渡口很难通行，希望你们给些方便。你们要教育干部战士，都要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杜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强调对友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一手，我们做了认真贯彻。
留守兵团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达70余次，歼灭日军近万人。1940年下半年以后，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予敌人以沉重打击，加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百团大战予敌以重创，日军西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弱。1941年至1942年，日军再度调集兵力进犯河防，均被击退。1941年11月，日军占据军渡，炮轰宋家川1500余发，准备了橡皮舟等渡河器材，并发射了毒气弹，欲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攻打柳林，迫敌回撤。1942年3月，驻柳林日军1500余人再次侵占军渡，用大炮20门发射糜烂性毒气弹、毒瓦斯弹1000余发，连续轰炸11小时，造成军民50余人伤亡。4月，日军再次炮轰宋家川，发炮1800余发，其中1／3系毒气弹，犯下滔天罪行。河防部队坚决出击，两岸呼应，打得敌军弃炮而逃。在坚固的黄河防线前，日军不得不放弃对边区河防的进攻。1944年9月，八路军配合当地游击队，智取军渡玉皇顶，全歼守敌，河防战事胜利结束。
河防保卫战是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广大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巩固黄河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保卫西北大后方的重大军事胜利，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责编 周志清)
部署兵力 巩固千里河防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 日本侵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1938年春开始，日军以梅津一一○师团为主力，加上一○九、一一八、二十六等师团，频繁向晋西南、晋西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进攻，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日军的进攻地，多数是在吴堡县城宋家川对面的山西西部黄河军渡、碛口一带的渡口。该地历来为秦晋交通要冲，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河防问题。1938年3月，鉴于日军在军渡、碛口猛攻河防，威胁到河东整个军队的归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他们部署兵力，巩固河防，其中指出一二○师巩固北段河防，保障后路；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立即北移，巩固中段河防。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萧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6月6日进攻山西军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毛泽东发言指出：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保卫河防的重任。1937年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9月，萧劲光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留守处主任。同年12月，对内改称留守兵团。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员，留守兵团实行了新的编制序列，约有兵力15000余人。毛泽东极为倚重和信赖这支部队，他拍着萧劲光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
留守兵团以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驻神(木)府(谷)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志敏)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分别任命何长工、王兆相、陈奇涵为司令员，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与此同时，河东的八路军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不断打击和牵制敌人。八路军一二O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县城7座，歼敌1500余人；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隰县、大宁一带作战，歼敌2000余人。在晋东南一带的一二九师也积极策应，予敌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巩固千里河防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兆相、李赤然、萧劲光回忆河防之战
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是神府红军和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曾令敌人闻风丧胆，有“黑狸虎”之称。他回忆道：“3月，日军第二十六师团2000余人进占保德县城后，南下至神府河防的东岸，在10架飞机的掩护下强渡黄河。警六团三营在黄河西岸沉着应战，不但在日军渡到河中心时猛烈射击敌船，还派出迂回部队渡过黄河，在东岸袭击日军侧后。日军被击毙40余人，击伤100余人，不得不放弃渡河，撤向兴县城。三营这一仗打得漂亮，同时受到留守兵团和一二O师首长的通报表扬。”这是1938年的一场胜利，警六团三营在战斗中仅伤亡6人。
李赤然，又名李宗贵，陕西子长人，1955年授衔少将，时任警备五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回忆道：“1939年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施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萧劲光坐镇陕甘宁边区，统一指挥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及游击队，打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这位后来新中国的第一任海军司令在千里黄河上打响了缺少铁甲利舰而惟有抗日军民钢筋铁骨的“水上保卫战”，让西犯的日军最终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5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30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激战，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20余支。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掉头向东退去”。王老婆山位于离石、柳林、碛口之间，是离石通往碛口的必经之路，该据点的拔除使敌失去了西进的一个重要依托点。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是在1939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持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80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8人，中毒的十多人。”
留守兵团的积极防御战术
在河防战斗中，留守兵团提出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首先，河防部队认真做好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因为打的是防御战，河防部队就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苦，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坚固的防御工事，有效地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是敌人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及时总结了河防作战的战术，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根据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我军严阵以待，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力网后，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另一条叫“主动出击”。不简单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是及时准确获得情报，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当时边区自卫军密切配合河防部队，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八路军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1939年春，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八路军政杂志》上，以《河防战斗的检讨》为题，撰文介绍这些经验。同年夏天，萧劲光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到绥(德)米(脂)地区检查战备工作，察看河防工事，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一起探讨、肯定了这些经验。
三五九旅回防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中共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10月4日，王震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米地区，接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三五九旅增修河防工事，开展河川战斗演习，特别是以攻为守，积极出击，大力加强了渡河作战的力量。这年11月2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1万多人，分四路又进占了碛口等地。敌一部2000余人集结河滩，放船漕渡时，三五九旅河防部队突以机枪猛烈扫射。敌人鼠窜登山，复以大炮还击，妄图压制该旅火力。三五九旅立即派出一支部队从左翼乘机渡河，袭敌侧后，激战约五小时，迫敌分路退去。此役毙敌百余，三五九旅仅伤亡12人。
1940年3月，日军1万余人兵分六路“扫荡”晋西北，三五九旅派兵渡河，主动配合河东八路军，连续作战一个月。3月9日，柳林敌军300余人进犯李家庄，与三五九旅派往河东的游击队激战三小时，终被击退。13日，柳林敌军派出500余人，再次进犯李家庄，又与游击队激战一昼夜，最终以敌人败走而告结束。3月30日，柳林敌军1500余人，附炮十余门，进至军渡，向河西阵地发炮数百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队渡河，与河东八路军配合作战，战斗一天，将敌击退。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报请对王旅予以嘉奖。毛泽东指示萧劲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呈请奖励王震。这封经毛泽东修改的电文中说：“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部奋战，劳绩甚多，尤以三月战役为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皆再接再厉。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溃，巩固陕北后方。……此该员作战之功不可没也。”
河防中的统战工作
1937年河防战斗开始之际，毛泽东就及时指出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文年生团长、帅荣政委率部北上时，毛泽东请他们至延安，当面交代：“你们团到北线去，加强黄河防卫，以防日军进攻，同时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就有理有节地处理同反共专家、国民党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的关系，如何选择北进路线，给他们进行了详细讲解，要他们完全背熟记清。12月24日，毛泽东同萧劲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指示绥德警备区、两延河防司令部和边区各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强调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前去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
王旅回防之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毛泽东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又指示萧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萧劲光起草的电文。改写后的电文如下：“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据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锡山、邓宝珊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军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萧劲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用心之细致，思考之周密，实在令人敬佩。”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附笔指示萧劲光：“萧：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毛泽东考虑得十分细致。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时的一些策略思想。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但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造谣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萧劲光在1939年12月9日《新中华报》第一版上，著文《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痛斥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早在1938年3月，毛泽东就曾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政治局确定之战略方针，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日军根本隔绝条件下，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军。在宋家川河防战斗期间，八路军与友军相互配合，转守为攻，取得战斗胜利。宋家川河防战斗发生于1939年6月4日至5日。日军松井师团万余人进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的一个重要渡口。以往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多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开路，沿公路缓缓推进，其主力则分成两路，在两翼山地中轻装迂回前进。当时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过去的老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日军包围。6日，日军又以1．5万余人再占孟门、碛口。日军在东岸构筑工事，飞机、大炮终日对河西八路军阵地狂轰滥炸。边 区军民立即组织起来，准备物资，运输军粮，全力支援河防。八路军河防部队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在工事内进行有利的还击，敌始终无法渡河。经三昼夜激战，日军开始后撤。这时，正在前线视察的萧劲光调集边区内地大批援军昼夜兼程，一天行军百余里，连病号也没有掉队，及时赶到，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友军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粉碎了日军最大的一次进攻。
毛泽东本人还亲自作河防将领的工作。1941年夏，毛泽东在枣园召见警三团政委杜平时讲道：“要保卫河防，除你们留守兵团的指战员英勇战斗以外，还要贯彻得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分析了党的历史上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教训和边区周边的国民党驻军的不同情况后，毛泽东接着说：“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那种打倒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谈到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时，毛泽东又讲道：“阎锡山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拥阎是促他抗日，现在中央派人专做阎锡山的工作，他们经常派人送材料到延安，但反映你们的防区和渡口很难通行，希望你们给些方便。你们要教育干部战士，都要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杜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强调对友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一手，我们做了认真贯彻。
留守兵团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达70余次，歼灭日军近万人。1940年下半年以后，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予敌人以沉重打击，加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百团大战予敌以重创，日军西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弱。1941年至1942年，日军再度调集兵力进犯河防，均被击退。1941年11月，日军占据军渡，炮轰宋家川1500余发，准备了橡皮舟等渡河器材，并发射了毒气弹，欲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攻打柳林，迫敌回撤。1942年3月，驻柳林日军1500余人再次侵占军渡，用大炮20门发射糜烂性毒气弹、毒瓦斯弹1000余发，连续轰炸11小时，造成军民50余人伤亡。4月，日军再次炮轰宋家川，发炮1800余发，其中1／3系毒气弹，犯下滔天罪行。河防部队坚决出击，两岸呼应，打得敌军弃炮而逃。在坚固的黄河防线前，日军不得不放弃对边区河防的进攻。1944年9月，八路军配合当地游击队，智取军渡玉皇顶，全歼守敌，河防战事胜利结束。
河防保卫战是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广大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巩固黄河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保卫西北大后方的重大军事胜利，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