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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楼斗殴
1952年9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到中央指示，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将于10月8日到10日访问上海。中央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配合三周年国庆，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向外国来宾展示上海滩的新面貌、新风尚。次日上午，上海警方获得一条情报，北四川区有人准备于近日进行涉枪械斗……
这条情报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5年5月易名上海市公安局）下辖的北四川分局刑侦队最先获得的。消息刚汇报到分局领导那里，市局刑侦处通过他们掌握的渠道也获得了同样内容的情报。分局领导尚在安排如何对这一情报进行核实，市局副局长杨光池已经来电询问情况了，要求迅即立案侦查，限期十天内破案，确保蒙古总理访沪时的安全。
杨光池下达命令后，想想还不放心，随即指令市局刑侦处速派两名经验丰富的刑警前往北四川分局协助处置该案，并将侦查工作进展情况每天向市局刑侦处报告一次。
市局刑警贾顺山、罗宝鼎赶到北四川分局时，分局已经核实了这条情报，正抽调力量组建专案组。分局领导请贾、罗两人中的一位担任专案组长，那二位却说，市局派他们过来时并无这一说法，因此，他俩只是协助分局调查案件。分局领导也就不好勉强。当时分局刑侦队的警力比较紧张，但还是抽调了五名刑警参加该案侦查工作，由刑侦队副队长阮敏煌担任组长，不设副组长。
当天午前，专案组开会商讨案情。这条情报是北四川分局下辖的横浜桥派出所户籍警程庆生下里弄例行了解治安情况时，无意间听说的——
横浜桥派出所管段内有一个名叫金迎成的青年，9月12日刚刚从当时位于上海市西郊的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北新泾劳改农场（今北新泾监狱）刑满释放。金迎成其时不过二十三岁，但在解放前夕的上海滩黑道小有名气。此人祖籍浙江宁波，出身于上海滩一个资本家家庭，其父金必丰拥有两家工厂、三家商铺。金迎成是家里的独子，也是沪东地区纨绔子弟中的著名人物。不过，他的出名，和一般的纨绔子弟不同。
金迎成自小聪明，小学、初中时的成绩一向出类拔萃，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学霸一枚”，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霸，他曾霸到跳级，创造了在小学、初中各跳一级的记录。这等优秀学生，初中毕业时自然要被名校争抢，请他免试入学，直升高中。可是，金迎成却全部回掉，他说自己小学到初中就是免考直升的，所以非要经历一下中考不可。家里拗不过他，只好同意。哪知，这个决定竟然成为他的人生转折。
在复习迎考时，金迎成突然生了伤寒，偏偏又遇上庸医，病情未能及时控制，待到后来确诊时已是奄奄一息。幸亏半夜请得沪上名医张聋甏破例夤夜出诊，将其从阎王殿扯回人间。不过，经此一番折腾，已经误了中考，金迎成成了一名社会青年。
金必丰接受了张聋甏的建议，在儿子病愈后将其送到武馆去习武，以增强体质。金迎成的天资再次得到了发挥，他入门既快，悟性又好，难得的是还特别肯吃苦，一手形意拳练得有模有样。武界有言：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金迎成一年练下来，虽然没有打死人，可他跟人较量时已经是胜多败少。青年人本就争强好胜爱出风头，从此他竟然决定弃文习武，要在武林中扬名立万。之后，他不但学拳术，还习练多般兵器，不久又拜师学摔跤和西洋拳击，在不少比赛中拿了名次。
自然而然，他受到了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少年的追捧，渐渐就形成了一股势力。当然，在上海滩的黑道眼里，他们还算不上一回事，人家是把他作為“小赤佬”一类来看待的。但是，金迎成一伙却很把自己当回事，初学一年，天下去得，他曾单枪匹马闯杜公馆，叩门求见青帮大亨杜月笙。虽然因杜正好外出未能如愿，但这份胆量还真不是寻常小混混儿所具备的。正是因为有这份胆量，所以1948年秋他才摊上了一场官司，在监狱一待四年。
金迎成摊上的官司跟此刻专案组正在讨论的那场斗殴有关——
小有名气之后，金迎成有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年方十七岁的小美女，名叫盛静贞，也是北四川区的。其父是“跑街先生”（推销员）出身，抗战胜利后用挣得的佣金在北四川路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小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离金家不远，步行五六分钟即到，所以，金迎成经常招呼上两三个哥们儿去那里喝咖啡。盛静贞是初二学生，放学后经常去父亲的咖啡馆里相帮干些杂活儿，事情少的时候就在那里做功课。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盛静贞长相虽俏，智商却有限，被同学称为“绣花枕头一包草”，做功课时经常愁眉苦脸。而昔日学霸金迎成的那份基础还在，三言两语就帮她把难题给解决了，起到的作用胜过寻常家教。时间稍长，小美女就喜欢上了这个文武双全的帅哥，两人谈起了朋友。
这样交往到1948年暑假，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那时并不提倡什么晚婚晚育，而是主张早生儿子早得福，十六七岁就做新郎新娘的根本不算新闻，所以，金迎成就想向家里提出请媒人去盛家说亲，先订婚再说。还没找到机会跟父亲商谈此事，金氏在宁波老家的祠堂翻修，作为金家这一支这一辈的唯一男丁，按规矩，金迎成必须回老家待上十来天，每日上香祭拜。
在乡下这些日子，金迎成倒也并不寂寞。当地一些国术爱好者闻知其功夫了得，纷纷赶来，有的为切磋，有的为求教。一晃半月过去，金迎成突然接到姐姐金迎男发来的电报，告知一个消息：盛静贞跟别人了！
金迎成闻讯吃了一惊，当下连夜乘船返沪。从一班来码头迎接他的哥们儿口中得知，盛静贞投入了一个比她大七八岁的男子的怀抱，有人亲眼看见她与那男子勾肘挽臂出入于电影院、溜冰场、饭店等场所。
这不是横刀夺爱吗？金迎成自是恼火。平心而论，金迎成对盛静贞的感情如若打分的话，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满分肯定是达不到的，充其量也要打八折。即使他跟盛静贞结婚了，日后也不一定就可以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子丢不起！试想，像金迎成这样一个黑道后起之秀，“事业”正在上升阶段，冷不防让人这么算计一下，今后还怎么抬得起头！金迎成遂决定找情敌算账。 想到就做，当下，金迎成掏钱在其家附近的徽帮菜馆“横浜大富贵”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七八个哥们儿。那几位自是坚决支持，加上灌了几杯酒，一个个都是豪情满胸怀、义气冲顶门，说金兄您打算什么时候下手，吭一声，咱弟兄到场给您助威，您只要歪歪嘴，咱们就灭了那小子！金迎成说这是兄弟自己的事，由兄弟我自个儿办，请你们来，是拜托你们给我打听清楚，对方姓什么叫什么、住什么地方。
两天后，那几位传来消息，对方是“大世界”的一个职员，姓朱，名豪天，据说是青帮中人，不过辈分不高，是万字辈，应该管杜先生（即杜月笙）叫师爷。金迎成说他夺了我的未婚妻，那是他个人的事儿，我找的也是他个人，跟他参加的帮会没有关系。我现在写一纸挑战书，不知哪位弟兄敢给我送到“大世界”去面交朱豪天？立刻有一个叫马啸峰的青年自告奋勇，说这事儿就交给兄弟去办吧，保证送到，并且还要讨着回音。
小马带着金迎成的挑战书来到“大世界”。朱豪天是那里的巡场员，看来确实已经把盛静贞俘获到手了，工作时间还带着那妞儿，一边转悠一边打情骂俏。小马的胆子确实不小，当下上前拦下对方，说您是朱先生吧？兄弟受金先生的委托给您送一封信来，请您过目，我立等回音。朱豪天一看是封挑战书，冷冷一笑，用钢笔在挑战书上写了一行字，让小马带回去。这行字是：“后天晚八点外白渡桥北堍礼查饭店门前，不见不散”。
隔天，金迎成欣然赴约，身后跟着他那伙弟兄。本来他是不想让这些哥们儿随其前往的，但小马分析了对方在挑战书上写的那行字，说人家没说单刀赴会，你还是多留个心眼吧，免得寡不敌众。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外白渡桥，发现对方竟然真的只来了一人。朱豪天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足蹬擦得锃亮的皮鞋，看见金迎成一伙过去，摘下礼帽向为首的金迎成点头致意。金迎成觉得自己过于小心了，后悔不该听小马之语，便挥手让小马等人离开，远远观望就是。
朱豪天朝金迎成笑笑：“你就是金迎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金迎成说：“你是什么人我不感兴趣，我只知道你夺走了我的未婚妻，所以，要找你算账！若论打斗，像你这样的三五个上来都不在话下，但那就显得我恃技欺人了。所以，怎么个决斗法儿，你可以提出来。挑战书里写明了让你挑选公证人，公证人来了吗？”
朱豪天说：“我还是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接下来输得也有个名目。”说着，亮出派司——绛红色漆皮封面上“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十个金字赫然入目。
金迎成暗吃一惊，没想到这主儿竟然是“军统”（当时“军统”已经改组为“保密局”，但民间还是习惯称其“军统”）！随即回过神来，说你是“军统”也无所谓，这事跟“军统”没关系，是你我两人之间的事情！正说到这里，忽然从礼查饭店门厅里冲出三个同样是西装革履的家伙，直扑金迎成，嘴里一迭声大叫“不许动”。金迎成反应迅速，一拳一脚击倒两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朱豪天和另一个特务已经拔枪在手，接着给他铐上了手铐。小马等弟兄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就这样，金迎成被捕了。后来知道，朱豪天的确是“保密局”特工，奉上司之命执行某项使命，因任务需要，说服盛静贞伪装其恋人。由于金迎成的鲁莽，该使命泡汤了。当然，当时道上传说的内容都是“外白渡桥金少爷勇斗军统”之类。金家有钱，金父也认识些官面上的人物，自是竭力营救。但金迎成坏了“保密局”的事儿，人家不肯放过他。不久，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即以“妨碍公务、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其四年徒刑。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国民党监狱的在押囚犯进行了甄别，金迎成罪名中的“妨碍公务”被删除，但“寻衅滋事”還保留着，这跟他和他那班哥们儿弟兄平时的所作所为有关，与其家庭出身也不无关系——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是革命对象，因此，金迎成仍须吃满四年官司。
1952年9月12日，金迎成刑满释放。当年那班弟兄自打他入狱后就已作鸟兽散，不过马啸峰等几个铁杆儿哥们儿还念着金迎成，每年都会去探监，过年还去给金迎成的父母拜年，平时金老板有什么事情请他们相帮的，也都尽心尽力。金迎成释放那天，他们放下各自手头的事儿，一起去迎接金迎成出狱。当晚，他们为金迎成接风。席间，金迎成问起盛静贞的情况，得知当年“保密局”那桩使命被他搅黄了之后，盛静贞倒真的跟朱豪天好上了，两人于1949年春节结婚。婚后不久，盛静贞跟着丈夫去了台湾。
如果只说到这里，也就没有之后的案件了。偏偏那班弟兄中有个叫施昀生的多了一句嘴，告诉金迎成说当初朱豪天搭上盛静贞，是老闸区一个名叫方登瀛的主儿牵的线。方跟朱豪天是邻居，朱豪天请方给他找一个小姑娘作为身份掩护，而方的女友恰好与盛静贞是同学，就给两人牵了线。
金迎成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未婚妻给夺走了，而且对方不守江湖规矩，说好是决斗的，却持枪抓人，判了他四年徒刑。对于金迎成来说，朱豪天就是自己的头号冤家。现在朱豪天逃台湾去了，那就只有拿这个姓方的家伙出气！
不过，金迎成先要弄清楚，当初方登瀛把盛静贞介绍给朱豪天时，是否知道盛是金迎成的未婚妻。施昀生说肯定知道的，方登瀛在道上的崛起就是通过这件事，金迎成入狱不到半年，方就成了老闸区黑道上的后起之秀，拉起了一个名号叫“老闸一只鼎”的帮伙。这个帮伙的成员经常吹嘘，他们的头儿方少爷敢捋虎须，连赫赫有名文武双全的金少爷都不放在眼里。
于是，金少爷决定会会这位方少爷。当然，如今解放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打一架。但他觉得自己的面子还是很重要的，也是要给外界一个信号——他并不害怕方登瀛，之所以不跟对方算这笔账，不是害怕，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要遵纪守法。
金迎成的姐夫李复生在上海解放前是地下团员，现在当了国家干部，在税务局工作。次日，和金迎成的姐姐一起请小舅子吃饭时问了问他今后的打算，金迎成说长远打算还没有，先把眼下的事儿了结了，遂说到准备和方登瀛会会的话头。姐姐姐夫一听连忙劝阻，李复生说你现在刚出狱，万一把事情闹大了再吃官司，那就是累犯，处罚肯定比上次还重，得不偿失啊。金迎成想想也是，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次就是这样，沈福照受邀为两个团伙调解，可没人买他的账，两伙人火并，其中一伙顺带也对他动了手。这就有点儿不识时务了，沈福照当即拔了刀子，捅伤了对方两人。尽管平息了一场规模不算小的毆斗，但这不是正当防卫，也谈不上立功，结果折进了局子。承办员告诉他，这回要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饶不了你小子！沈福照吓了个激灵，就盘算着立功赎罪，听看守所长喊话让在押人犯提供方登瀛非法私藏枪支的情况，寻思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就站出来了。
9月1日学校开学那天，沈福照的姐姐让他相帮把外甥送到学校去。因为是新入学，外甥脾气又大，少爷派头十足，姐姐担心他在学校惹麻烦，所以让弟弟留在学校照应。巧得很，他在校门口溜达时，正好方登瀛骑着一辆摩托车路过，见他站在那里抽烟，以为他要“办什么事儿”，便停车询问要不要帮忙。两人聊了几句，方登瀛说好久没见面了，晚上聚聚，沈福照欣然应约。
当晚，两人就在外滩的一家小西餐馆喝酒。方登瀛那天很兴奋，喝过了量，沈福照不得不叫了辆三轮车送他回家。到家后，方登瀛清醒了些，留他喝茶。那支手枪，就是喝茶时拿出来给他看的。那是一支新枪，连同五六十发子弹一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冠生园金属糖果盒里。沈福照以前曾玩过旧警察叔父的佩枪，当下把枪拿在手里摆弄了几下，连说“不错”。
现在，专案组一时找不到方登瀛，就想到了沈福照，寻思这主儿虽然是“独脚蟹”，但在黑道上名气不小，关系甚广，也许会有找到方登瀛的路数，就派了两名刑警去看守所找沈福照聊聊。这一聊，果然有收获。
沈福照说，手枪的事“三头”应该知道。9月1日晚上方登瀛跟他说起过，还准备弄几支枪，让“三头”也武装起来;稍停，又问他是不是也要一支，要的话，就把这支拿去。沈福照当即拒绝。上海解放后，他已经不以黑道为主业了，不想涉得太深，而这支枪一拿，他就是“老闸一只鼎”的人了，有违他的“独脚蟹”原则。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他用惯了刀子，换一种武器，还要重新熟悉，关键时刻说不定反倒误事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况且，他随身带刀子，给警察抄出来大不了没收，不算违法，也不会抓他;若是持枪落到警察手里，那就是犯法的事儿了，少说也得吃一纸拘票，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那么，“三头”又是谁？跟方登瀛是什么关系？
沈福照告诉刑警，“三头”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分别是“小毛头”、“阿六头”和“斜扁头”，这三人是方登瀛最好的哥们儿，也是“老闸一只鼎”的主力战将。方登瀛每次组织斗殴，都由这三位打头阵。据说三人是研究过战阵的，站立位置、攻击时间、出手顺序、打击力度等都有讲究，所以虽然谈不上百战百胜，但胜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对本身不擅打斗的方少爷保护得很到位。刑警寻思，这次他们碰上专业打手金迎成，不但没占到便宜，还让人家跑了，难怪方登瀛恼怒得要动枪。
讯问过沈福照后，专案组决定先找到“三头”。这时已是傍晚时分，但案情紧急，领导等着侦破案件收缴枪支，也就没有下班之说了，全组出动，前往老闸分局了解“三头”的情况。像“老闸一只鼎”这些家伙，分局治安、刑侦部门自然都是知晓其骨干分子底细的，专案组很快就了解到了“三头”的情况——
“三头”之一“小毛头”，名叫鲁贾生，二十一岁，“小毛头”是乳名，也是沪语中对男性婴儿的统称。鲁贾生的父母没读过多少书，文化素质低，也懒得请人另起一个乳名，索性就把“小毛头”一路叫下来，一直叫到如今。鲁家世代木匠，以四处揽木工活儿为生，到“小毛头”的老爸这一代，手上积蓄了一些钱钞，开了一家棺材铺。虽然由“鲁木匠”改为“鲁老板”，但还是天天干木工活儿。鲁贾生小学毕业后，因为成绩差且对学习文化缺乏兴趣，干脆就辍学了，老爸让他跟着自己做木工。做棺材用的都是大料，需手工把粗大的木材锯成板料。“小毛头”几年大锯拉下来，力气自是不小。不久，他去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活儿，技术含量不高，讲的是力气，于他颇为合适。这家工厂就是方登瀛的老爸开的，他跟方少爷的关系也因此建立起来了。
“三头”之二“阿六头”，大名叫殷敬宗。其乳名“阿六头”也是沪语中独有的称谓，意思是排行第六的男丁。“阿六头”这年二十二岁，无正当职业，以打短工为生，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方登瀛。他从小跟着邻居大叔学得一身摔跤技艺，长大后渐渐在道上出了名，被方登瀛物色到身边，成为三个心腹之一。
“三头”之三“斜扁头”，大名李长发，二十二岁。“斜扁头”不是乳名，因为他的脑袋长得有点儿歪，后脑勺又有点儿扁，所以上小学时得了这么个绰号。“斜”字在沪语中有时又念作“掐”，这个绰号在沪语中的准确读音应是“掐扁头”。“掐扁头”不像“小毛头”、“阿六头”那样是劳动人民出身，他家里是开金工作坊的，兼做五金生意。他从小就跟着“外国铜匠”（钳工）出身的老爸学艺，十六岁上已是车钳刨焊样样拿得起。结识方登瀛后，他就开始跟方少爷混了。他老爸李老板最初是反对的，后来经方少爷介绍了几笔生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专案组决定传讯“三头”。这三位全部家住老闸区，一干刑警作了分工，各由一名户籍警带路，前往“三头”住处直接传唤，带往派出所分别讯问，综合情况如下——
先是问方登瀛，“三头”都说认识，是朋友。再问是否一起做过什么不法的事儿，都回答说没有做过，只不过一起出去逛荡，下个馆子、看场电影、溜溜冰什么的。问他们是否跟别人打过架，“三头”的回答就不一样了：“小毛头”说从来没有打过架;“阿六头”则说跟人发生矛盾争争吵吵总是有的，毕竟来来往往的都是年轻人，火气大，都不肯谦让，所以难免有些磕磕碰碰;“斜扁头”则承认打过不少架，但没有打死过人，最近刚在北四川区跟横浜桥的金少爷打了一架。
刑警就把话题集中到那一架上面，“斜扁头”是当事人，说得比那个耳目详细，不过，并无新的内容。刑警其实对那一架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那一架过后方登瀛所说的手枪。问“斜扁头”，对方眼里闪过一丝警觉的神色，毫不迟疑地摇头：“没有听说过！” 这样，专案组就总结出了私造手枪案犯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较多时间可以独自待在有机床和热处理设备的工作场所;二是此人有在兵工厂、军队的枪械修理厂或者旧警察局、租界巡捕房验枪部门工作的经历。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就是要在上海滩数以万计出类拔萃的金工工匠中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查摸，把那个家伙找出来。
这项大海捞针式的排查工作是这样进行的：通过政府机关下辖的各相关主管局、科和行业协会，对各自下辖或者有条线对口管辖权的工厂、作坊发送协查通知，要求各厂（作坊）主管部门（或私营老板）在保密前提下把本单位金工中曾有过在兵工厂、枪械修理所、验枪部门等工作经历的工匠遴选出来，报送专案组。
这项工作从9月23日一早开始进行，要求各单位在两天内必须完成。这对于员工较少的单位来说，不成问题;但那些大中厂家的工作量就大了，保卫、人事部门必须加班加点，连夜翻阅职工档案，同时通过工会向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了解。
那些小工厂或作坊，都是当天就把情况报上来了，专案组一边接收一边审阅。次日，其他大中厂家也陆陆续续把名单报过来了，到9月24日晚上，连同之前的小厂家和作坊，一共列出了七十一名被认为有可能涉枪的工匠。这七十一人，都有在南京、汉阳、重庆、巩县等兵工厂及军队（北洋军、国民党军、日伪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枪械修造厂工作过的经历，熟悉枪支结构、制造技术、工具工艺。当然，符合涉枪条件并不意味着就是嫌疑人，接下来专案组还得细致分析调查。
这项调查进行了两天，结果却一无所获。这七十一人中，有三人已经死亡，有十二人已经失联（不排除其中有人也已死亡），有十三人已因各种历史问题被捕，剩下的四十三人还在正常上班。刑警面对面与这四十三人接触，查看了他们的出勤和加班记录，还找了他们提供的多名证明人予以核实，发现这些人都没有在上班或者加班期间利用工厂设备干私活儿的机会。因此，这四十三人都被排除了嫌疑。
那往下该怎么走呢？专案组一番讨论后，决定对被捕和失联的那些工匠进行重点查摸。9月27日，刑警刘熊生去榆林分局看守所讯问被捕工匠龚信达时，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有个名叫曹叫宝的人精通制枪技艺，自抗战中期至1951年，每年至少要私造两三支手枪出售，据说他还能制造子弹。
龚信达是浦东人，早年到上海市区一家纱厂学艺，满师后当了一名保全工，不久又跳槽去了一家机器修造厂。抗战时，浦东地区出现了多支良莠不齐的游击队，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番号是“新四军淞沪支队”以及属于该支队外围武装力量的一些小分队;另一类是既跟日伪军作战，有时也骚扰地方甚至敢跟新四军游击队叫板的浦东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还有一类就是接受日伪番号但自立为王自行其是的土匪队伍。
当时的形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以枪为大，哪怕是一支早就被正规军淘汰的老套筒也算是宝贝。频繁的战斗很容易使槍支损坏，所以，不管是哪路队伍都需要维修枪支的技工。由于游击队没有固定根据地，常常是两三天换一个驻地，再加上经费有限，不可能招收专门技工随军行动，只能雇临时工。浦东当地没有这种技工，只能到市区去请。龚信达当时年轻力壮，技术不错，江湖上人头也熟，经常被请去给这三类游击队修枪。他跟比他大十岁的曹叫宝就是这样认识的。
曹叫宝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北新泾，出道很早。据说他没有正式学过手艺，七八岁就在其伯父开的机修作坊混。十四岁时听说有来沪的洋轮在外滩公开招聘“外国铜匠”，于是就去应聘，当场用钢锯、锤子、凿子、锉刀等工具把一块熟铁制作成一件可以灵巧转动的联动齿轮，立马被洋轮录取。他在洋轮上一干十年，回到上海自己开了个金工作坊，挂出的字号震动上海滩金工业，名曰“万样修”。
同行是冤家，谁也不服谁。“万样修”开张的头一个月，来自全市各个旮旯的金工师傅把大到汽车、摩托车、保险箱，小至照相机、洋玩具、钟表的各种各样的物件送到曹叫宝这里来修理，当然其中也有枪支（猎枪是公开的，军用枪支就是暗里进行了，因为上海滩各个时期的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老百姓可以合法拥有军用枪支）。倒还别说，竟然谁也没难倒曹叫宝。
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听说了曹叫宝其人，认为这绝对是个人才，准备把他“礼送”到日本本土去干什么绝密活儿。其时曹叫宝的朋友已经多得难以计数，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自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马上关了“万样修”，玩起了失踪，其实是躲到浦东奉贤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去了，弄了条小船，靠打鱼为生。由于朋友多，游击队还是找得到他的，一旦遇上其他工匠无法修好的枪械，就会请他出马。
当然，各类枪械结构不同，损坏原因也不同。故障原因内行都知道，无非是零件损坏了，没有相同的调换上去。有些简单的零件，类似龚信达那样的技工是能够手工制造的，复杂些的也勉强对付得了。问题是制造出零件后的热处理如果不到位，那零件的硬度、韧度就达不到标准，装到枪械上也容易损坏。当时修理枪械的工匠中，要数曹叫宝的本领最大，他能把别人处理不好的零件处理好。如果他自己也处理不好，则会不断琢磨，改换原材料品质，更换加工工具，等等。这样到了1944年初，已经没有什么故障可以难倒他了。
据龚信达说，1944年夏末秋初，他曾亲眼看见曹叫宝用纯手工方式，仅凭着一个台虎钳和一套钳工工具以及土法上马的热处理方法制造了三支手枪，听说完成后直接送新四军淞沪支队去了。后来又听说曹叫宝用纯手工方法制作了五百发手枪子弹。他和其他几个技工曾想仿效曹叫宝，在同样的条件下制造手枪，但是遇上了铣膛线的难题，他们根本无法制作铣膛线的模具——模具的原材料选择、加工以及热处理，曹叫宝自有秘诀，别人是无法仿效的。
上海解放后，曹叫宝由于历史问题被人民政府拘捕审查，一年后释放。曹开设了一家制造生产工具的小作坊赖以谋生。龚信达没再跟曹见过面，听说1951年曹曾因私造手枪被捕。犯这种案子是要被判刑的，可不知什么原因，曹叫宝被释放了。至于龚信达自己被捕是三个月前的事儿，案由是参与套购国家规定禁止民间买卖的有色金属。 刑警到看守所提审金迎成，了解了上述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这话从何说起啊？方登瀛怎么可能私造枪支？这小子有这本领吗？况且，他那支涉案手枪的来源已经查清楚了，是北站区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077号摊的摊主汪仁和卖给他的;而向汪仁和兜售这支手枪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金迎成的这份检举材料，要么是他故意编造，让警方通过对这一线索的调查把方登瀛折腾一番;要么就是方登瀛故意捏造，关在监房里闲着无事找乐子。
当然，刑警既然来了，那就有必要对这一线索予以核实。三人就地讨论了几分钟，决定把方登瀛晾在一边，先提审“三头”再说。那三个小子跟方登瀛的关系这么密切，如果方登瀛真的私造枪支，那这三个主儿不可能不知道，甚至是参与者也难说。
“小毛头”、“阿六头”、“斜扁头”被看守员从监房提出来，由阮敏煌、刘熊生、徐家贵三刑警分别讯问。问下来的结果是，三人都说不知道方登瀛私造手枪之事，也没有听说过方登瀛会干“外国铜匠”的活儿，他就是一个大少爷，在家里见到油瓶倒了也不扶，哪里会造枪？想要枪的话，方少爷有的是钞票，买一支不就得了？
那就只有提审方登瀛本人了。这主儿听刑警一说来意，顿时一脸惊讶，说那支手枪的事儿我不是已经交代清楚了吗？你们也向虬江路的汪仁和查清楚了，汪仁和现在也关在这里。你们是听谁说我私造手枪的？是听金迎成说的吧？那是我跟他瞎掰的。为什么要编这事骗他？唉！金迎成的本领大着哩，我姓方的雖说号称“老闸一只鼎”，但跟他是没法儿比的。你们也知道，我折进局子前得罪过他，现在两人都进来了，正好关在一个监房里，他如若要我姓方的难看，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当然啦，可以报告看守员要求调监房，这我不是没想过，可真的调了监房，说我在看守所里怕了他金迎成，那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啊？我这官司是吃定了，那就得去监狱或者劳改农场，这种话头会被人传来传去，我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金迎成把以前的误会解释清楚。我跟他谈得很好，也谈到了那支手枪，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买的，否则人家汪仁和也关在这里，金迎成马上就会想到汪仁和是我出卖的，他就会看不起我。我只好说那支手枪是我私造的。像金迎成这样的人物，是懂规矩的，别人把话说多少他就听多少，不可能盯着我追问具体是怎么造的，这话头也就到此为止了。
刑警再次提审金迎成，他仍坚持自己的说法，说他是吃过官司的人，知道不能编造材料糊弄警方，否则还要罪加一等，他哪儿敢呢？
当晚，专案组开会分析这几个人犯的口供，议来议去一时竟然琢磨不透。那怎么办？看来只有先把金迎成的话当真的来调查了，毕竟方登瀛承认自己确实跟金迎成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专案组中分局刑警的观点，市局两位刑警贾顺山、罗宝鼎对此却不敢苟同，其理由是之前方登瀛关于买枪的口供有“三头”作证，卖家汪仁和也已经捉拿到案了，现在如果把金迎成的话当真，那之前的所有结论不是都要推翻了？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29日凌晨两点多才达成一致：把金迎成、方登瀛两人的口供放在一旁，对之前的调查重新进行判读，看其中是否漏掉了什么。
9月29日上午，专案组刑警集中一处重新翻阅本案的卷宗材料，重点是前面已经调查过的那七十一个有条件私造手枪的工匠。摊子刚铺开，分局看守所打来电话，说在押人犯汪仁和要求提审。
七、真相大白
汪仁和要跟刑警反映什么情况呢？他告诉刑警，进了看守所后，承办员讯问时对他进行了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教育，他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惩罚是比较严重的，通常会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运气不佳，正好遇上政府需要抓典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话，那严重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汪仁和吓得魂不附体，跟金迎成一样，连忙请教如何才能宽大处理。承办员进行了一番政策宣讲，指出一是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如果没有检举揭发内容，那就端正态度，好好想想那个提供手枪的上家的种种细节，说不定能给办案刑警提供些帮助，那就是立功了。
其实承办员的这番说教都是套话，对每个提审的人犯都差不多，但汪仁和听着就感到有了希望，近日来一直挖空心思回想那个老者跟他交易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做梦也想着。昨天半夜，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来——
那天，那个老者来卖枪时曾经对他说过一番话，原话忘记了，大意是，老汪我听说过你的，抗战胜利那年秋天，我的朋友曾拿过几支枪给你，价钱开得比较公道，买卖双方都有赚头。汪仁和讲究的是和气生财，追求的是谈一笔生意交一个朋友，当时就问对方说的那个朋友是谁。老者说是“两把刀”。汪仁和与“两把刀”其实并未见过面，只是间接打过交道。听老者说下来，上海解放后“两把刀”跟老者还有联系，今年劳动节还一起在汉口路浙江路口的“老半斋菜馆”一起喝过老酒。汪仁和寻思这应该是一条线索，刑警只要找到“两把刀”，不就知道老者的下落了吗？
负责提审的阮敏煌、贾顺山获知这一情况，自是大为兴奋。那么，汪仁和所说的“两把刀”又是哪位？
汪仁和只知道此人是上海滩“外国铜匠”中的一名佼佼者，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以其名气，随便找个旧社会在沪上干过“外国铜匠”的打听一下，十有八九都应该知晓。
阮敏煌、刘熊生离开看守所便直奔叶家花园，找“万样修”曹叫宝打听“两把刀”其人。据曹叫宝说，“两把刀”本名叫杨敬民，祖籍浙江萧山，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厢，今年大概五十上下。杨敬民家里是开香烛店的，跟南市沉香阁（即慈云禅寺）的僧人联系得比较多。他小时候经常手舞足蹈，行为失控（可能就是现今小儿所患的“多动症”。当时没有这个说法，只认为是顽皮，顽皮不是病，所以中西医都不会治疗），七八岁上就被送进沉香阁住了一年，请寺内僧人相帮矫治。
沉香阁把这件事儿交给一个操一口北方话的中年僧人负责。这个僧人法号瑞云，曾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功夫了得，尤擅气功。杨敬民被迫跟着瑞云和尚苦练桩功、气功，一年后回家，气功已经有点儿入门的样子了。之后，尽管不是天天习练，但隔三差五练练总比不练好。他的“多动症”基本痊愈，但比寻常“乖小囡”当然顽劣得多，所以小学毕业后，家里就把他送到一家机修厂学“外国铜匠”。没想到，他小时候学的气功有了用武之地，钳工活儿中举凡锯、凿、锉、锤、刮等基本功，一学就会，一会就通，一通就灵，别人三年学的手艺，他一年多就学会了。
1952年9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到中央指示，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将于10月8日到10日访问上海。中央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配合三周年国庆，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向外国来宾展示上海滩的新面貌、新风尚。次日上午，上海警方获得一条情报，北四川区有人准备于近日进行涉枪械斗……
这条情报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5年5月易名上海市公安局）下辖的北四川分局刑侦队最先获得的。消息刚汇报到分局领导那里，市局刑侦处通过他们掌握的渠道也获得了同样内容的情报。分局领导尚在安排如何对这一情报进行核实，市局副局长杨光池已经来电询问情况了，要求迅即立案侦查，限期十天内破案，确保蒙古总理访沪时的安全。
杨光池下达命令后，想想还不放心，随即指令市局刑侦处速派两名经验丰富的刑警前往北四川分局协助处置该案，并将侦查工作进展情况每天向市局刑侦处报告一次。
市局刑警贾顺山、罗宝鼎赶到北四川分局时，分局已经核实了这条情报，正抽调力量组建专案组。分局领导请贾、罗两人中的一位担任专案组长，那二位却说，市局派他们过来时并无这一说法，因此，他俩只是协助分局调查案件。分局领导也就不好勉强。当时分局刑侦队的警力比较紧张，但还是抽调了五名刑警参加该案侦查工作，由刑侦队副队长阮敏煌担任组长，不设副组长。
当天午前，专案组开会商讨案情。这条情报是北四川分局下辖的横浜桥派出所户籍警程庆生下里弄例行了解治安情况时，无意间听说的——
横浜桥派出所管段内有一个名叫金迎成的青年，9月12日刚刚从当时位于上海市西郊的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北新泾劳改农场（今北新泾监狱）刑满释放。金迎成其时不过二十三岁，但在解放前夕的上海滩黑道小有名气。此人祖籍浙江宁波，出身于上海滩一个资本家家庭，其父金必丰拥有两家工厂、三家商铺。金迎成是家里的独子，也是沪东地区纨绔子弟中的著名人物。不过，他的出名，和一般的纨绔子弟不同。
金迎成自小聪明，小学、初中时的成绩一向出类拔萃，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学霸一枚”，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霸，他曾霸到跳级，创造了在小学、初中各跳一级的记录。这等优秀学生，初中毕业时自然要被名校争抢，请他免试入学，直升高中。可是，金迎成却全部回掉，他说自己小学到初中就是免考直升的，所以非要经历一下中考不可。家里拗不过他，只好同意。哪知，这个决定竟然成为他的人生转折。
在复习迎考时，金迎成突然生了伤寒，偏偏又遇上庸医，病情未能及时控制，待到后来确诊时已是奄奄一息。幸亏半夜请得沪上名医张聋甏破例夤夜出诊，将其从阎王殿扯回人间。不过，经此一番折腾，已经误了中考，金迎成成了一名社会青年。
金必丰接受了张聋甏的建议，在儿子病愈后将其送到武馆去习武，以增强体质。金迎成的天资再次得到了发挥，他入门既快，悟性又好，难得的是还特别肯吃苦，一手形意拳练得有模有样。武界有言：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金迎成一年练下来，虽然没有打死人，可他跟人较量时已经是胜多败少。青年人本就争强好胜爱出风头，从此他竟然决定弃文习武，要在武林中扬名立万。之后，他不但学拳术，还习练多般兵器，不久又拜师学摔跤和西洋拳击，在不少比赛中拿了名次。
自然而然，他受到了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少年的追捧，渐渐就形成了一股势力。当然，在上海滩的黑道眼里，他们还算不上一回事，人家是把他作為“小赤佬”一类来看待的。但是，金迎成一伙却很把自己当回事，初学一年，天下去得，他曾单枪匹马闯杜公馆，叩门求见青帮大亨杜月笙。虽然因杜正好外出未能如愿，但这份胆量还真不是寻常小混混儿所具备的。正是因为有这份胆量，所以1948年秋他才摊上了一场官司，在监狱一待四年。
金迎成摊上的官司跟此刻专案组正在讨论的那场斗殴有关——
小有名气之后，金迎成有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年方十七岁的小美女，名叫盛静贞，也是北四川区的。其父是“跑街先生”（推销员）出身，抗战胜利后用挣得的佣金在北四川路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小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离金家不远，步行五六分钟即到，所以，金迎成经常招呼上两三个哥们儿去那里喝咖啡。盛静贞是初二学生，放学后经常去父亲的咖啡馆里相帮干些杂活儿，事情少的时候就在那里做功课。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盛静贞长相虽俏，智商却有限，被同学称为“绣花枕头一包草”，做功课时经常愁眉苦脸。而昔日学霸金迎成的那份基础还在，三言两语就帮她把难题给解决了，起到的作用胜过寻常家教。时间稍长，小美女就喜欢上了这个文武双全的帅哥，两人谈起了朋友。
这样交往到1948年暑假，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那时并不提倡什么晚婚晚育，而是主张早生儿子早得福，十六七岁就做新郎新娘的根本不算新闻，所以，金迎成就想向家里提出请媒人去盛家说亲，先订婚再说。还没找到机会跟父亲商谈此事，金氏在宁波老家的祠堂翻修，作为金家这一支这一辈的唯一男丁，按规矩，金迎成必须回老家待上十来天，每日上香祭拜。
在乡下这些日子，金迎成倒也并不寂寞。当地一些国术爱好者闻知其功夫了得，纷纷赶来，有的为切磋，有的为求教。一晃半月过去，金迎成突然接到姐姐金迎男发来的电报，告知一个消息：盛静贞跟别人了！
金迎成闻讯吃了一惊，当下连夜乘船返沪。从一班来码头迎接他的哥们儿口中得知，盛静贞投入了一个比她大七八岁的男子的怀抱，有人亲眼看见她与那男子勾肘挽臂出入于电影院、溜冰场、饭店等场所。
这不是横刀夺爱吗？金迎成自是恼火。平心而论，金迎成对盛静贞的感情如若打分的话，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满分肯定是达不到的，充其量也要打八折。即使他跟盛静贞结婚了，日后也不一定就可以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子丢不起！试想，像金迎成这样一个黑道后起之秀，“事业”正在上升阶段，冷不防让人这么算计一下，今后还怎么抬得起头！金迎成遂决定找情敌算账。 想到就做，当下，金迎成掏钱在其家附近的徽帮菜馆“横浜大富贵”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七八个哥们儿。那几位自是坚决支持，加上灌了几杯酒，一个个都是豪情满胸怀、义气冲顶门，说金兄您打算什么时候下手，吭一声，咱弟兄到场给您助威，您只要歪歪嘴，咱们就灭了那小子！金迎成说这是兄弟自己的事，由兄弟我自个儿办，请你们来，是拜托你们给我打听清楚，对方姓什么叫什么、住什么地方。
两天后，那几位传来消息，对方是“大世界”的一个职员，姓朱，名豪天，据说是青帮中人，不过辈分不高，是万字辈，应该管杜先生（即杜月笙）叫师爷。金迎成说他夺了我的未婚妻，那是他个人的事儿，我找的也是他个人，跟他参加的帮会没有关系。我现在写一纸挑战书，不知哪位弟兄敢给我送到“大世界”去面交朱豪天？立刻有一个叫马啸峰的青年自告奋勇，说这事儿就交给兄弟去办吧，保证送到，并且还要讨着回音。
小马带着金迎成的挑战书来到“大世界”。朱豪天是那里的巡场员，看来确实已经把盛静贞俘获到手了，工作时间还带着那妞儿，一边转悠一边打情骂俏。小马的胆子确实不小，当下上前拦下对方，说您是朱先生吧？兄弟受金先生的委托给您送一封信来，请您过目，我立等回音。朱豪天一看是封挑战书，冷冷一笑，用钢笔在挑战书上写了一行字，让小马带回去。这行字是：“后天晚八点外白渡桥北堍礼查饭店门前，不见不散”。
隔天，金迎成欣然赴约，身后跟着他那伙弟兄。本来他是不想让这些哥们儿随其前往的，但小马分析了对方在挑战书上写的那行字，说人家没说单刀赴会，你还是多留个心眼吧，免得寡不敌众。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外白渡桥，发现对方竟然真的只来了一人。朱豪天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足蹬擦得锃亮的皮鞋，看见金迎成一伙过去，摘下礼帽向为首的金迎成点头致意。金迎成觉得自己过于小心了，后悔不该听小马之语，便挥手让小马等人离开，远远观望就是。
朱豪天朝金迎成笑笑：“你就是金迎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金迎成说：“你是什么人我不感兴趣，我只知道你夺走了我的未婚妻，所以，要找你算账！若论打斗，像你这样的三五个上来都不在话下，但那就显得我恃技欺人了。所以，怎么个决斗法儿，你可以提出来。挑战书里写明了让你挑选公证人，公证人来了吗？”
朱豪天说：“我还是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接下来输得也有个名目。”说着，亮出派司——绛红色漆皮封面上“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十个金字赫然入目。
金迎成暗吃一惊，没想到这主儿竟然是“军统”（当时“军统”已经改组为“保密局”，但民间还是习惯称其“军统”）！随即回过神来，说你是“军统”也无所谓，这事跟“军统”没关系，是你我两人之间的事情！正说到这里，忽然从礼查饭店门厅里冲出三个同样是西装革履的家伙，直扑金迎成，嘴里一迭声大叫“不许动”。金迎成反应迅速，一拳一脚击倒两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朱豪天和另一个特务已经拔枪在手，接着给他铐上了手铐。小马等弟兄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就这样，金迎成被捕了。后来知道，朱豪天的确是“保密局”特工，奉上司之命执行某项使命，因任务需要，说服盛静贞伪装其恋人。由于金迎成的鲁莽，该使命泡汤了。当然，当时道上传说的内容都是“外白渡桥金少爷勇斗军统”之类。金家有钱，金父也认识些官面上的人物，自是竭力营救。但金迎成坏了“保密局”的事儿，人家不肯放过他。不久，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即以“妨碍公务、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其四年徒刑。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国民党监狱的在押囚犯进行了甄别，金迎成罪名中的“妨碍公务”被删除，但“寻衅滋事”還保留着，这跟他和他那班哥们儿弟兄平时的所作所为有关，与其家庭出身也不无关系——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是革命对象，因此，金迎成仍须吃满四年官司。
1952年9月12日，金迎成刑满释放。当年那班弟兄自打他入狱后就已作鸟兽散，不过马啸峰等几个铁杆儿哥们儿还念着金迎成，每年都会去探监，过年还去给金迎成的父母拜年，平时金老板有什么事情请他们相帮的，也都尽心尽力。金迎成释放那天，他们放下各自手头的事儿，一起去迎接金迎成出狱。当晚，他们为金迎成接风。席间，金迎成问起盛静贞的情况，得知当年“保密局”那桩使命被他搅黄了之后，盛静贞倒真的跟朱豪天好上了，两人于1949年春节结婚。婚后不久，盛静贞跟着丈夫去了台湾。
如果只说到这里，也就没有之后的案件了。偏偏那班弟兄中有个叫施昀生的多了一句嘴，告诉金迎成说当初朱豪天搭上盛静贞，是老闸区一个名叫方登瀛的主儿牵的线。方跟朱豪天是邻居，朱豪天请方给他找一个小姑娘作为身份掩护，而方的女友恰好与盛静贞是同学，就给两人牵了线。
金迎成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未婚妻给夺走了，而且对方不守江湖规矩，说好是决斗的，却持枪抓人，判了他四年徒刑。对于金迎成来说，朱豪天就是自己的头号冤家。现在朱豪天逃台湾去了，那就只有拿这个姓方的家伙出气！
不过，金迎成先要弄清楚，当初方登瀛把盛静贞介绍给朱豪天时，是否知道盛是金迎成的未婚妻。施昀生说肯定知道的，方登瀛在道上的崛起就是通过这件事，金迎成入狱不到半年，方就成了老闸区黑道上的后起之秀，拉起了一个名号叫“老闸一只鼎”的帮伙。这个帮伙的成员经常吹嘘，他们的头儿方少爷敢捋虎须，连赫赫有名文武双全的金少爷都不放在眼里。
于是，金少爷决定会会这位方少爷。当然，如今解放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打一架。但他觉得自己的面子还是很重要的，也是要给外界一个信号——他并不害怕方登瀛，之所以不跟对方算这笔账，不是害怕，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要遵纪守法。
金迎成的姐夫李复生在上海解放前是地下团员，现在当了国家干部，在税务局工作。次日，和金迎成的姐姐一起请小舅子吃饭时问了问他今后的打算，金迎成说长远打算还没有，先把眼下的事儿了结了，遂说到准备和方登瀛会会的话头。姐姐姐夫一听连忙劝阻，李复生说你现在刚出狱，万一把事情闹大了再吃官司，那就是累犯，处罚肯定比上次还重，得不偿失啊。金迎成想想也是，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次就是这样，沈福照受邀为两个团伙调解，可没人买他的账，两伙人火并，其中一伙顺带也对他动了手。这就有点儿不识时务了，沈福照当即拔了刀子，捅伤了对方两人。尽管平息了一场规模不算小的毆斗，但这不是正当防卫，也谈不上立功，结果折进了局子。承办员告诉他，这回要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饶不了你小子！沈福照吓了个激灵，就盘算着立功赎罪，听看守所长喊话让在押人犯提供方登瀛非法私藏枪支的情况，寻思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就站出来了。
9月1日学校开学那天，沈福照的姐姐让他相帮把外甥送到学校去。因为是新入学，外甥脾气又大，少爷派头十足，姐姐担心他在学校惹麻烦，所以让弟弟留在学校照应。巧得很，他在校门口溜达时，正好方登瀛骑着一辆摩托车路过，见他站在那里抽烟，以为他要“办什么事儿”，便停车询问要不要帮忙。两人聊了几句，方登瀛说好久没见面了，晚上聚聚，沈福照欣然应约。
当晚，两人就在外滩的一家小西餐馆喝酒。方登瀛那天很兴奋，喝过了量，沈福照不得不叫了辆三轮车送他回家。到家后，方登瀛清醒了些，留他喝茶。那支手枪，就是喝茶时拿出来给他看的。那是一支新枪，连同五六十发子弹一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冠生园金属糖果盒里。沈福照以前曾玩过旧警察叔父的佩枪，当下把枪拿在手里摆弄了几下，连说“不错”。
现在，专案组一时找不到方登瀛，就想到了沈福照，寻思这主儿虽然是“独脚蟹”，但在黑道上名气不小，关系甚广，也许会有找到方登瀛的路数，就派了两名刑警去看守所找沈福照聊聊。这一聊，果然有收获。
沈福照说，手枪的事“三头”应该知道。9月1日晚上方登瀛跟他说起过，还准备弄几支枪，让“三头”也武装起来;稍停，又问他是不是也要一支，要的话，就把这支拿去。沈福照当即拒绝。上海解放后，他已经不以黑道为主业了，不想涉得太深，而这支枪一拿，他就是“老闸一只鼎”的人了，有违他的“独脚蟹”原则。此外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他用惯了刀子，换一种武器，还要重新熟悉，关键时刻说不定反倒误事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况且，他随身带刀子，给警察抄出来大不了没收，不算违法，也不会抓他;若是持枪落到警察手里，那就是犯法的事儿了，少说也得吃一纸拘票，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那么，“三头”又是谁？跟方登瀛是什么关系？
沈福照告诉刑警，“三头”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分别是“小毛头”、“阿六头”和“斜扁头”，这三人是方登瀛最好的哥们儿，也是“老闸一只鼎”的主力战将。方登瀛每次组织斗殴，都由这三位打头阵。据说三人是研究过战阵的，站立位置、攻击时间、出手顺序、打击力度等都有讲究，所以虽然谈不上百战百胜，但胜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对本身不擅打斗的方少爷保护得很到位。刑警寻思，这次他们碰上专业打手金迎成，不但没占到便宜，还让人家跑了，难怪方登瀛恼怒得要动枪。
讯问过沈福照后，专案组决定先找到“三头”。这时已是傍晚时分，但案情紧急，领导等着侦破案件收缴枪支，也就没有下班之说了，全组出动，前往老闸分局了解“三头”的情况。像“老闸一只鼎”这些家伙，分局治安、刑侦部门自然都是知晓其骨干分子底细的，专案组很快就了解到了“三头”的情况——
“三头”之一“小毛头”，名叫鲁贾生，二十一岁，“小毛头”是乳名，也是沪语中对男性婴儿的统称。鲁贾生的父母没读过多少书，文化素质低，也懒得请人另起一个乳名，索性就把“小毛头”一路叫下来，一直叫到如今。鲁家世代木匠，以四处揽木工活儿为生，到“小毛头”的老爸这一代，手上积蓄了一些钱钞，开了一家棺材铺。虽然由“鲁木匠”改为“鲁老板”，但还是天天干木工活儿。鲁贾生小学毕业后，因为成绩差且对学习文化缺乏兴趣，干脆就辍学了，老爸让他跟着自己做木工。做棺材用的都是大料，需手工把粗大的木材锯成板料。“小毛头”几年大锯拉下来，力气自是不小。不久，他去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活儿，技术含量不高，讲的是力气，于他颇为合适。这家工厂就是方登瀛的老爸开的，他跟方少爷的关系也因此建立起来了。
“三头”之二“阿六头”，大名叫殷敬宗。其乳名“阿六头”也是沪语中独有的称谓，意思是排行第六的男丁。“阿六头”这年二十二岁，无正当职业，以打短工为生，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方登瀛。他从小跟着邻居大叔学得一身摔跤技艺，长大后渐渐在道上出了名，被方登瀛物色到身边，成为三个心腹之一。
“三头”之三“斜扁头”，大名李长发，二十二岁。“斜扁头”不是乳名，因为他的脑袋长得有点儿歪，后脑勺又有点儿扁，所以上小学时得了这么个绰号。“斜”字在沪语中有时又念作“掐”，这个绰号在沪语中的准确读音应是“掐扁头”。“掐扁头”不像“小毛头”、“阿六头”那样是劳动人民出身，他家里是开金工作坊的，兼做五金生意。他从小就跟着“外国铜匠”（钳工）出身的老爸学艺，十六岁上已是车钳刨焊样样拿得起。结识方登瀛后，他就开始跟方少爷混了。他老爸李老板最初是反对的，后来经方少爷介绍了几笔生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专案组决定传讯“三头”。这三位全部家住老闸区，一干刑警作了分工，各由一名户籍警带路，前往“三头”住处直接传唤，带往派出所分别讯问，综合情况如下——
先是问方登瀛，“三头”都说认识，是朋友。再问是否一起做过什么不法的事儿，都回答说没有做过，只不过一起出去逛荡，下个馆子、看场电影、溜溜冰什么的。问他们是否跟别人打过架，“三头”的回答就不一样了：“小毛头”说从来没有打过架;“阿六头”则说跟人发生矛盾争争吵吵总是有的，毕竟来来往往的都是年轻人，火气大，都不肯谦让，所以难免有些磕磕碰碰;“斜扁头”则承认打过不少架，但没有打死过人，最近刚在北四川区跟横浜桥的金少爷打了一架。
刑警就把话题集中到那一架上面，“斜扁头”是当事人，说得比那个耳目详细，不过，并无新的内容。刑警其实对那一架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那一架过后方登瀛所说的手枪。问“斜扁头”，对方眼里闪过一丝警觉的神色，毫不迟疑地摇头：“没有听说过！” 这样，专案组就总结出了私造手枪案犯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较多时间可以独自待在有机床和热处理设备的工作场所;二是此人有在兵工厂、军队的枪械修理厂或者旧警察局、租界巡捕房验枪部门工作的经历。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就是要在上海滩数以万计出类拔萃的金工工匠中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查摸，把那个家伙找出来。
这项大海捞针式的排查工作是这样进行的：通过政府机关下辖的各相关主管局、科和行业协会，对各自下辖或者有条线对口管辖权的工厂、作坊发送协查通知，要求各厂（作坊）主管部门（或私营老板）在保密前提下把本单位金工中曾有过在兵工厂、枪械修理所、验枪部门等工作经历的工匠遴选出来，报送专案组。
这项工作从9月23日一早开始进行，要求各单位在两天内必须完成。这对于员工较少的单位来说，不成问题;但那些大中厂家的工作量就大了，保卫、人事部门必须加班加点，连夜翻阅职工档案，同时通过工会向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了解。
那些小工厂或作坊，都是当天就把情况报上来了，专案组一边接收一边审阅。次日，其他大中厂家也陆陆续续把名单报过来了，到9月24日晚上，连同之前的小厂家和作坊，一共列出了七十一名被认为有可能涉枪的工匠。这七十一人，都有在南京、汉阳、重庆、巩县等兵工厂及军队（北洋军、国民党军、日伪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枪械修造厂工作过的经历，熟悉枪支结构、制造技术、工具工艺。当然，符合涉枪条件并不意味着就是嫌疑人，接下来专案组还得细致分析调查。
这项调查进行了两天，结果却一无所获。这七十一人中，有三人已经死亡，有十二人已经失联（不排除其中有人也已死亡），有十三人已因各种历史问题被捕，剩下的四十三人还在正常上班。刑警面对面与这四十三人接触，查看了他们的出勤和加班记录，还找了他们提供的多名证明人予以核实，发现这些人都没有在上班或者加班期间利用工厂设备干私活儿的机会。因此，这四十三人都被排除了嫌疑。
那往下该怎么走呢？专案组一番讨论后，决定对被捕和失联的那些工匠进行重点查摸。9月27日，刑警刘熊生去榆林分局看守所讯问被捕工匠龚信达时，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有个名叫曹叫宝的人精通制枪技艺，自抗战中期至1951年，每年至少要私造两三支手枪出售，据说他还能制造子弹。
龚信达是浦东人，早年到上海市区一家纱厂学艺，满师后当了一名保全工，不久又跳槽去了一家机器修造厂。抗战时，浦东地区出现了多支良莠不齐的游击队，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番号是“新四军淞沪支队”以及属于该支队外围武装力量的一些小分队;另一类是既跟日伪军作战，有时也骚扰地方甚至敢跟新四军游击队叫板的浦东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还有一类就是接受日伪番号但自立为王自行其是的土匪队伍。
当时的形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以枪为大，哪怕是一支早就被正规军淘汰的老套筒也算是宝贝。频繁的战斗很容易使槍支损坏，所以，不管是哪路队伍都需要维修枪支的技工。由于游击队没有固定根据地，常常是两三天换一个驻地，再加上经费有限，不可能招收专门技工随军行动，只能雇临时工。浦东当地没有这种技工，只能到市区去请。龚信达当时年轻力壮，技术不错，江湖上人头也熟，经常被请去给这三类游击队修枪。他跟比他大十岁的曹叫宝就是这样认识的。
曹叫宝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北新泾，出道很早。据说他没有正式学过手艺，七八岁就在其伯父开的机修作坊混。十四岁时听说有来沪的洋轮在外滩公开招聘“外国铜匠”，于是就去应聘，当场用钢锯、锤子、凿子、锉刀等工具把一块熟铁制作成一件可以灵巧转动的联动齿轮，立马被洋轮录取。他在洋轮上一干十年，回到上海自己开了个金工作坊，挂出的字号震动上海滩金工业，名曰“万样修”。
同行是冤家，谁也不服谁。“万样修”开张的头一个月，来自全市各个旮旯的金工师傅把大到汽车、摩托车、保险箱，小至照相机、洋玩具、钟表的各种各样的物件送到曹叫宝这里来修理，当然其中也有枪支（猎枪是公开的，军用枪支就是暗里进行了，因为上海滩各个时期的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老百姓可以合法拥有军用枪支）。倒还别说，竟然谁也没难倒曹叫宝。
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听说了曹叫宝其人，认为这绝对是个人才，准备把他“礼送”到日本本土去干什么绝密活儿。其时曹叫宝的朋友已经多得难以计数，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自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马上关了“万样修”，玩起了失踪，其实是躲到浦东奉贤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去了，弄了条小船，靠打鱼为生。由于朋友多，游击队还是找得到他的，一旦遇上其他工匠无法修好的枪械，就会请他出马。
当然，各类枪械结构不同，损坏原因也不同。故障原因内行都知道，无非是零件损坏了，没有相同的调换上去。有些简单的零件，类似龚信达那样的技工是能够手工制造的，复杂些的也勉强对付得了。问题是制造出零件后的热处理如果不到位，那零件的硬度、韧度就达不到标准，装到枪械上也容易损坏。当时修理枪械的工匠中，要数曹叫宝的本领最大，他能把别人处理不好的零件处理好。如果他自己也处理不好，则会不断琢磨，改换原材料品质，更换加工工具，等等。这样到了1944年初，已经没有什么故障可以难倒他了。
据龚信达说，1944年夏末秋初，他曾亲眼看见曹叫宝用纯手工方式，仅凭着一个台虎钳和一套钳工工具以及土法上马的热处理方法制造了三支手枪，听说完成后直接送新四军淞沪支队去了。后来又听说曹叫宝用纯手工方法制作了五百发手枪子弹。他和其他几个技工曾想仿效曹叫宝，在同样的条件下制造手枪，但是遇上了铣膛线的难题，他们根本无法制作铣膛线的模具——模具的原材料选择、加工以及热处理，曹叫宝自有秘诀，别人是无法仿效的。
上海解放后，曹叫宝由于历史问题被人民政府拘捕审查，一年后释放。曹开设了一家制造生产工具的小作坊赖以谋生。龚信达没再跟曹见过面，听说1951年曹曾因私造手枪被捕。犯这种案子是要被判刑的，可不知什么原因，曹叫宝被释放了。至于龚信达自己被捕是三个月前的事儿，案由是参与套购国家规定禁止民间买卖的有色金属。 刑警到看守所提审金迎成，了解了上述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这话从何说起啊？方登瀛怎么可能私造枪支？这小子有这本领吗？况且，他那支涉案手枪的来源已经查清楚了，是北站区虬江路五金机电旧货市场077号摊的摊主汪仁和卖给他的;而向汪仁和兜售这支手枪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金迎成的这份检举材料，要么是他故意编造，让警方通过对这一线索的调查把方登瀛折腾一番;要么就是方登瀛故意捏造，关在监房里闲着无事找乐子。
当然，刑警既然来了，那就有必要对这一线索予以核实。三人就地讨论了几分钟，决定把方登瀛晾在一边，先提审“三头”再说。那三个小子跟方登瀛的关系这么密切，如果方登瀛真的私造枪支，那这三个主儿不可能不知道，甚至是参与者也难说。
“小毛头”、“阿六头”、“斜扁头”被看守员从监房提出来，由阮敏煌、刘熊生、徐家贵三刑警分别讯问。问下来的结果是，三人都说不知道方登瀛私造手枪之事，也没有听说过方登瀛会干“外国铜匠”的活儿，他就是一个大少爷，在家里见到油瓶倒了也不扶，哪里会造枪？想要枪的话，方少爷有的是钞票，买一支不就得了？
那就只有提审方登瀛本人了。这主儿听刑警一说来意，顿时一脸惊讶，说那支手枪的事儿我不是已经交代清楚了吗？你们也向虬江路的汪仁和查清楚了，汪仁和现在也关在这里。你们是听谁说我私造手枪的？是听金迎成说的吧？那是我跟他瞎掰的。为什么要编这事骗他？唉！金迎成的本领大着哩，我姓方的雖说号称“老闸一只鼎”，但跟他是没法儿比的。你们也知道，我折进局子前得罪过他，现在两人都进来了，正好关在一个监房里，他如若要我姓方的难看，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当然啦，可以报告看守员要求调监房，这我不是没想过，可真的调了监房，说我在看守所里怕了他金迎成，那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啊？我这官司是吃定了，那就得去监狱或者劳改农场，这种话头会被人传来传去，我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金迎成把以前的误会解释清楚。我跟他谈得很好，也谈到了那支手枪，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买的，否则人家汪仁和也关在这里，金迎成马上就会想到汪仁和是我出卖的，他就会看不起我。我只好说那支手枪是我私造的。像金迎成这样的人物，是懂规矩的，别人把话说多少他就听多少，不可能盯着我追问具体是怎么造的，这话头也就到此为止了。
刑警再次提审金迎成，他仍坚持自己的说法，说他是吃过官司的人，知道不能编造材料糊弄警方，否则还要罪加一等，他哪儿敢呢？
当晚，专案组开会分析这几个人犯的口供，议来议去一时竟然琢磨不透。那怎么办？看来只有先把金迎成的话当真的来调查了，毕竟方登瀛承认自己确实跟金迎成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专案组中分局刑警的观点，市局两位刑警贾顺山、罗宝鼎对此却不敢苟同，其理由是之前方登瀛关于买枪的口供有“三头”作证，卖家汪仁和也已经捉拿到案了，现在如果把金迎成的话当真，那之前的所有结论不是都要推翻了？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29日凌晨两点多才达成一致：把金迎成、方登瀛两人的口供放在一旁，对之前的调查重新进行判读，看其中是否漏掉了什么。
9月29日上午，专案组刑警集中一处重新翻阅本案的卷宗材料，重点是前面已经调查过的那七十一个有条件私造手枪的工匠。摊子刚铺开，分局看守所打来电话，说在押人犯汪仁和要求提审。
七、真相大白
汪仁和要跟刑警反映什么情况呢？他告诉刑警，进了看守所后，承办员讯问时对他进行了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教育，他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惩罚是比较严重的，通常会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运气不佳，正好遇上政府需要抓典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话，那严重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汪仁和吓得魂不附体，跟金迎成一样，连忙请教如何才能宽大处理。承办员进行了一番政策宣讲，指出一是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如果没有检举揭发内容，那就端正态度，好好想想那个提供手枪的上家的种种细节，说不定能给办案刑警提供些帮助，那就是立功了。
其实承办员的这番说教都是套话，对每个提审的人犯都差不多，但汪仁和听着就感到有了希望，近日来一直挖空心思回想那个老者跟他交易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做梦也想着。昨天半夜，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来——
那天，那个老者来卖枪时曾经对他说过一番话，原话忘记了，大意是，老汪我听说过你的，抗战胜利那年秋天，我的朋友曾拿过几支枪给你，价钱开得比较公道，买卖双方都有赚头。汪仁和讲究的是和气生财，追求的是谈一笔生意交一个朋友，当时就问对方说的那个朋友是谁。老者说是“两把刀”。汪仁和与“两把刀”其实并未见过面，只是间接打过交道。听老者说下来，上海解放后“两把刀”跟老者还有联系，今年劳动节还一起在汉口路浙江路口的“老半斋菜馆”一起喝过老酒。汪仁和寻思这应该是一条线索，刑警只要找到“两把刀”，不就知道老者的下落了吗？
负责提审的阮敏煌、贾顺山获知这一情况，自是大为兴奋。那么，汪仁和所说的“两把刀”又是哪位？
汪仁和只知道此人是上海滩“外国铜匠”中的一名佼佼者，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以其名气，随便找个旧社会在沪上干过“外国铜匠”的打听一下，十有八九都应该知晓。
阮敏煌、刘熊生离开看守所便直奔叶家花园，找“万样修”曹叫宝打听“两把刀”其人。据曹叫宝说，“两把刀”本名叫杨敬民，祖籍浙江萧山，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厢，今年大概五十上下。杨敬民家里是开香烛店的，跟南市沉香阁（即慈云禅寺）的僧人联系得比较多。他小时候经常手舞足蹈，行为失控（可能就是现今小儿所患的“多动症”。当时没有这个说法，只认为是顽皮，顽皮不是病，所以中西医都不会治疗），七八岁上就被送进沉香阁住了一年，请寺内僧人相帮矫治。
沉香阁把这件事儿交给一个操一口北方话的中年僧人负责。这个僧人法号瑞云，曾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功夫了得，尤擅气功。杨敬民被迫跟着瑞云和尚苦练桩功、气功，一年后回家，气功已经有点儿入门的样子了。之后，尽管不是天天习练，但隔三差五练练总比不练好。他的“多动症”基本痊愈，但比寻常“乖小囡”当然顽劣得多，所以小学毕业后，家里就把他送到一家机修厂学“外国铜匠”。没想到，他小时候学的气功有了用武之地，钳工活儿中举凡锯、凿、锉、锤、刮等基本功，一学就会，一会就通，一通就灵，别人三年学的手艺，他一年多就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