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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自卑、恐惧、抑郁……作为国内首位从事校园欺凌研究的心理学者，23年来，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文新教授率领团队调查了几万名遭受校园欺凌的中小学生，这些面孔相似的表情刺痛了研究者的心。
仅有少数孩子的遭遇被发现、被制止，但许多孩子的遭遇并没有被看见、被关注。国内外学者将此形容为“沉默的噩梦”。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有太多孩子需要帮助，不仅包括受欺凌者，也包括欺凌者，以及基数巨大的旁观者。
为掌握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对策研究》支持下，从2018年起，历时3年，作为该项目首席科学家，张文新带领团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校园欺凌调研，来自全国的13346名中小学生参与其中，“结果不容乐观”。
网络欺凌，即利用信息技术包括社交软件、手机短信、网上论坛等对个人實施的欺凌行为。此次调研显示，2.4%的中小学生卷入网络欺凌。
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曾接到一名高中男生的求助电话：因在网络游戏中与对方发生争吵，对方找到了他的IP，“挖”出了他父母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家庭信息，对他进行威胁。随着中小学生对电子设备的频繁接触，类似个案并不鲜见。
关系欺凌作为新的概念出现在此次调研中，即通过社会排斥和散播谣言破坏他人人际关系的行为。此次调研显示，遭受关系欺凌的学生占比9.1%。
关系欺凌非常隐蔽，但其危害持久。一个典型案例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女孩从三年级起遭受关系欺凌，她非常想融入同学中，然而，每次她一出现，大家便一哄而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二年级，最终女孩患上抑郁症，甚至尝试割腕自杀。
此外，一个庞大的旁观者群体在此次调研中被“发掘”出来。调研结果显示，每起校园欺凌事件中，80%以上的学生对此知情，而其中一半以上的学生要么在旁起哄煽风点火，要么默默观看然后离开。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教授陈光辉指出：“旁观是对欺凌的一种沉默的纵容，会助长欺凌行为的发生，也会加重受欺凌者的受害程度。”
当孩子受到欺凌后怎么办？此次调研显示，只有40%左右的孩子会告诉家长或老师，大多数孩子会选择独自默默承受。
接下来，让选择告诉他人的孩子给自己信赖的人排序，调研结果显示，他最有可能告诉同学和朋友，然后是家长，“但糟糕的事实是，受欺凌的孩子通常缺乏真正可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团队核心成员、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教授纪林芹说。
令人大跌眼镜的结论是，受欺凌的孩子最不可能告诉的人是老师。“受欺负的孩子通常感到不安全或受威胁，他（她）觉得告诉老师后，老师很可能不会有效制止，反而让事情被曝光，继而引来其他同学的嘲笑，甚至可能激怒欺凌者，导致欺凌行为的加剧。”纪林芹补充道。
此次调研中针对老师的问卷结果从另一方面对孩子们的上述选择给出了合理解释。当班里有欺凌事件发生时，90%以上的老师表示会去制止，但同时，70.3%的老师却坦言无法有效应对。
对每一名遭受欺凌的孩子而言，身心所受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我们通过追踪发现，绝大部分欺凌行为具有重复性，往往持续一年甚至几年时间，很多遭受欺凌的孩子终生难以走出阴影。”张文新提到。
而欺凌者同样也是受害者。此次调研显示，经常欺负别人的孩子，一年之后共情能力会遭到严重损害，他们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而且会遭到其他同学的拒绝和排斥，大部分同学不想和他交朋友。
“这些孩子会因欺凌行为被其他同学排斥，老师说他（她）是坏孩子，慢慢地，他（她）的情感受到影响，行为缺乏约束，犯罪的可能性会很大。”陈光辉进一步援引挪威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小学和初中时经常欺负别人的孩子，二三十岁以后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4倍以上。
校园欺凌能否根除？现实并不乐观。“目前，为国际学界公认的是，校园欺凌无法根除，将其降为零只能是美好的向往。”张文新解释。
无法根除并不意味着无力作为。
早在2000年，张文新曾选取济南一所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各3个班级进行干预实验，每个年级有两个班作为实验班，一个班作为对照班。结果显示，经过专业干预，实验班学生欺凌行为发生率和程度均有明显下降，受欺凌学生比率减少50%以上。
让校园欺凌事件大幅减少，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及学校、家长等各方协同努力。
团队干预小组开展工作时，曾接触过这样一个班级，其中一名学生性格强势，其家长总因一点小事找学校麻烦，班主任对这个孩子和其家长没有办法。恰恰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孩子每天打身边同学。经过干预，打人的孩子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此后该班的班风明显好转。
项目课题组建议，从政府层面，应确立教育行政机构的责任主体地位，以及立法机构、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多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制定国家层面的反校园欺凌政策，并细化到不同年龄段、不同严重程度；建设校园欺凌监测平台，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基础数据。
“校园欺凌的防治是一项高度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必须依托专门的团队研发科学的系统性防治方案。”陈光辉说。
该项目的研究目的就是研发针对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系统性科学方案体系，目前已研发完成包含普遍预防策略、定向干预策略及专门的反校园欺凌课程在内的校园欺凌防治体系，并正在尝试进入校园。
从2018年起，张文新团队在济南市14所中小学引入该套校园欺凌防治体系。经过一个学期的干预，这些学校的欺凌事件发生率显著下降。
2020年9月，该团队研发的15节反校园欺凌课程体系进入济南6所中小学。该课程包括对欺凌的认识、情绪控制、同伴关系、社会交往、规则建立5方面内容。经过半年的实验，相比未经过干预的班级，接受干预的班级学生的共情能力、干预欺凌行为的责任感、积极帮助受欺凌者的意愿都显著提升，班级中欺凌事件发生率显著下降，而且学生反映认为班级生活更积极愉快了。
对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每一个人，艰难的自我重建更为漫长：对欺凌者而言，要改变行为方式，学会以亲社会的方式与人打交道；对受欺凌者而言，要敢于对欺凌说“不”，并真正拥有摆脱被欺凌困境的勇气和能力。
“校园欺凌防治，没有人是局外人。”张文新始终坚信。
仅有少数孩子的遭遇被发现、被制止，但许多孩子的遭遇并没有被看见、被关注。国内外学者将此形容为“沉默的噩梦”。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有太多孩子需要帮助，不仅包括受欺凌者，也包括欺凌者，以及基数巨大的旁观者。
为掌握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对策研究》支持下，从2018年起，历时3年，作为该项目首席科学家，张文新带领团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校园欺凌调研，来自全国的13346名中小学生参与其中，“结果不容乐观”。
网络欺凌，即利用信息技术包括社交软件、手机短信、网上论坛等对个人實施的欺凌行为。此次调研显示，2.4%的中小学生卷入网络欺凌。
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曾接到一名高中男生的求助电话：因在网络游戏中与对方发生争吵，对方找到了他的IP，“挖”出了他父母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家庭信息，对他进行威胁。随着中小学生对电子设备的频繁接触，类似个案并不鲜见。
关系欺凌作为新的概念出现在此次调研中，即通过社会排斥和散播谣言破坏他人人际关系的行为。此次调研显示，遭受关系欺凌的学生占比9.1%。
关系欺凌非常隐蔽，但其危害持久。一个典型案例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女孩从三年级起遭受关系欺凌，她非常想融入同学中，然而，每次她一出现，大家便一哄而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二年级，最终女孩患上抑郁症，甚至尝试割腕自杀。
此外，一个庞大的旁观者群体在此次调研中被“发掘”出来。调研结果显示，每起校园欺凌事件中，80%以上的学生对此知情，而其中一半以上的学生要么在旁起哄煽风点火，要么默默观看然后离开。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教授陈光辉指出：“旁观是对欺凌的一种沉默的纵容，会助长欺凌行为的发生，也会加重受欺凌者的受害程度。”
忍着不报告，危害多样且持久
当孩子受到欺凌后怎么办？此次调研显示，只有40%左右的孩子会告诉家长或老师，大多数孩子会选择独自默默承受。
接下来，让选择告诉他人的孩子给自己信赖的人排序，调研结果显示，他最有可能告诉同学和朋友，然后是家长，“但糟糕的事实是，受欺凌的孩子通常缺乏真正可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团队核心成员、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教授纪林芹说。
令人大跌眼镜的结论是，受欺凌的孩子最不可能告诉的人是老师。“受欺负的孩子通常感到不安全或受威胁，他（她）觉得告诉老师后，老师很可能不会有效制止，反而让事情被曝光，继而引来其他同学的嘲笑，甚至可能激怒欺凌者，导致欺凌行为的加剧。”纪林芹补充道。
此次调研中针对老师的问卷结果从另一方面对孩子们的上述选择给出了合理解释。当班里有欺凌事件发生时，90%以上的老师表示会去制止，但同时，70.3%的老师却坦言无法有效应对。
对每一名遭受欺凌的孩子而言，身心所受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我们通过追踪发现，绝大部分欺凌行为具有重复性，往往持续一年甚至几年时间，很多遭受欺凌的孩子终生难以走出阴影。”张文新提到。
而欺凌者同样也是受害者。此次调研显示，经常欺负别人的孩子，一年之后共情能力会遭到严重损害，他们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而且会遭到其他同学的拒绝和排斥，大部分同学不想和他交朋友。
“这些孩子会因欺凌行为被其他同学排斥，老师说他（她）是坏孩子，慢慢地，他（她）的情感受到影响，行为缺乏约束，犯罪的可能性会很大。”陈光辉进一步援引挪威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小学和初中时经常欺负别人的孩子，二三十岁以后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4倍以上。
显著减少并非奢望
校园欺凌能否根除？现实并不乐观。“目前，为国际学界公认的是，校园欺凌无法根除，将其降为零只能是美好的向往。”张文新解释。
无法根除并不意味着无力作为。
早在2000年，张文新曾选取济南一所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各3个班级进行干预实验，每个年级有两个班作为实验班，一个班作为对照班。结果显示，经过专业干预，实验班学生欺凌行为发生率和程度均有明显下降，受欺凌学生比率减少50%以上。
让校园欺凌事件大幅减少，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及学校、家长等各方协同努力。
团队干预小组开展工作时，曾接触过这样一个班级，其中一名学生性格强势，其家长总因一点小事找学校麻烦，班主任对这个孩子和其家长没有办法。恰恰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孩子每天打身边同学。经过干预，打人的孩子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此后该班的班风明显好转。
项目课题组建议，从政府层面，应确立教育行政机构的责任主体地位，以及立法机构、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多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制定国家层面的反校园欺凌政策，并细化到不同年龄段、不同严重程度；建设校园欺凌监测平台，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基础数据。
“校园欺凌的防治是一项高度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必须依托专门的团队研发科学的系统性防治方案。”陈光辉说。
该项目的研究目的就是研发针对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系统性科学方案体系，目前已研发完成包含普遍预防策略、定向干预策略及专门的反校园欺凌课程在内的校园欺凌防治体系，并正在尝试进入校园。
从2018年起，张文新团队在济南市14所中小学引入该套校园欺凌防治体系。经过一个学期的干预，这些学校的欺凌事件发生率显著下降。
2020年9月，该团队研发的15节反校园欺凌课程体系进入济南6所中小学。该课程包括对欺凌的认识、情绪控制、同伴关系、社会交往、规则建立5方面内容。经过半年的实验，相比未经过干预的班级，接受干预的班级学生的共情能力、干预欺凌行为的责任感、积极帮助受欺凌者的意愿都显著提升，班级中欺凌事件发生率显著下降，而且学生反映认为班级生活更积极愉快了。
对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每一个人，艰难的自我重建更为漫长：对欺凌者而言，要改变行为方式，学会以亲社会的方式与人打交道；对受欺凌者而言，要敢于对欺凌说“不”，并真正拥有摆脱被欺凌困境的勇气和能力。
“校园欺凌防治，没有人是局外人。”张文新始终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