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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表于1961年的小说《革命之路》，开启了理查德·耶茨的创作生涯，并开创了“焦虑时代”的创作先河。在耶茨的小说中，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他在作品中表达着对这些主人公生存际遇以及精神世界的关照。本文认为，耶茨具有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与预见能力，他是时代的书写者同样也是作为超越时代本身的思考者。
关键词：《革命之路》 理查德·耶茨 理想困境
一 引言
如果说在美国现代文学中有哪位作家可以成为“作家中的作家”，可能会列举诸如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但是作为同样担得起这个称号却一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非理查德·耶茨莫属，尽管他被公众视野所遗忘，甚至在1992去世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其九部作品消失了。然而伟大注定以各种形式重现光芒，时下许多炙手可热的美国作家都承认受到过耶茨的影响，如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卡佛就承认受到耶茨小说的影响，并继承了他的观察角度与创作风格。
发表于1961年的《革命之路》，开启了耶茨的创作生涯，并开创了“焦虑时代”的创作先河。在耶茨的小说中，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他在作品中表达着对这些主人公生存际遇以及精神世界的关照。通过对“美国梦”破碎这一传统主题的全新阐释，表现了对社会的沉重拷问与对历史深处的忧虑情怀。
二 难以突围的理想困境
美国文化中，美国梦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它作为美国人或者来美国寻求机会的人的生存信仰存在，事实上，当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体系，发展成为体系内的发展，体系越成熟稳定性越强的时候，越难以实现突破，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这使得一部分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变成了虚妄的幻想，势必会导致最终的梦想幻灭的个人悲剧。
1 生活中“熵”的侵袭
“熵”最早作为热力学概念被发现并命名，但是这一概念所涵盖的理论内核，在封闭空间内的不可逆转的效能的耗损，使得原有均匀分布的空间成分变得混沌而能量越来越低，最终导致内部崩溃瓦解。就像一杯同时掺了热水和冷水的温水，它并无法将原有的冷水、热水分离，这种无法还原的持续在系统内部做功造成的，热水逐渐转凉，温水变成冷水。这种无法逆转的能耗热力学现象称为“熵”，在文学中的“熵”被作家使用，是用来反映现代社会物质对人的异化作用，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逐渐走向空虚，饱满灵魂逐渐走向无灵的状态。
在小说《革命之路》中，惠勒夫妇因为年轻的梦想的契合而一见钟情，他们的结合是两颗追寻理想的心灵的碰撞，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却并没有给予他们长久的幸福。革命之路上最美丽的白房子是他们的家，看上去羡煞旁人的生活却掩盖不住在平淡的生活中逐渐产生的裂痕。在小说中，弗兰克与爱波的由现代“美国梦”作为思想支撑的小家庭，呈现出在琐碎平庸生活中，一点点被消耗的逐渐走向空虚、隔膜甚至是敌视的分裂悲剧。
在弗兰克与爱波组成的家庭中，看上去琐碎的家庭琐事却同时代、社会大背景相连，渐渐累积起来成为两个人、一个家庭无法承受之重。在美国之所以称该时代为焦虑时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焦虑的反应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作为美国最广泛存在的家庭形式，同惠勒夫妇一样，年轻的中产阶级者怀揣“美国梦”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试图通过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自我实现，但是这个时代区别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看似机会无限但是却无所适从。当代美国不再是那个“美国梦”最早确立的时代了，不再是充满了无限自我建构与实现可能的时代了，脱离了“美国梦”赖以生存的土壤，现代美国人集体无意识观念中的人怀揣着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的梦想，在这个固化、僵化了的社会时代背景中，显得格格不入，成为与平庸现实相对的海市蜃楼。
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固定化、僵化的模式，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消失了个体的存在感，仿佛生产线上的商品，大量被同化、被复制。现代人对于物质的追求，受到来自本能的欲望支配，物质的过度追求却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被物欲的吞噬，造成了人的物化，人的灵魂被这种固定、僵化模式所禁锢所吞噬，在这个体系内“熵”的形成，势必导致了对于怀有个体意志，拒绝被同化、被物化的爱波走向最后的绝境。
2 自我与他者的困惑
在小说中，爱波在痛苦的决绝中走向死亡，她在生命的最后仍拒绝同这个摧毁梦想的世界和解，以抗争者的姿态离开了这个冷漠的世界。然而，爱波的死亡并不是简单的理想幻灭，同时还包含了对于他者和自我认同的失败。
在自我和他人认证之旅上，爱波也是个失败者，当她与弗兰克相识时，两个怀有梦想的人相逢，便认定弗兰克是与自己心灵相契合之人，在弗兰克身上看到了自我理想的影像，在一定程度上，爱波将弗兰克作为自我来认同。但是在共同生活的空间内，爱波越来越发现弗兰克与自我的差异，弗兰克呈现出他者形象出现，并且在对梦想的坚守问题上，弗兰克最后在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后便放弃了与爱波共赴巴黎开拓新生活的梦想。而此时的弗兰克并不仅仅是作为他者形象，而是作为与爱波的自我形象对立的存在。爱波将自我理想的实现放在了弗兰克身上，她将弗兰克看做自我的一部分，将自我与弗兰克视为一体，她渴望作为女性的独立争取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对家庭生活繁琐平庸的禁锢，但是她却依赖弗兰克，将理想作为两个人共同的追求。作为女性的爱波因为从小的孤儿身份让其对于家庭中的角色并不能形成足够的认同感，对传统女性扮演的“家庭天使”角色并不能产生认同感，所以她需要走向外界，在社会中寻找自我的认同而非家庭。
当弗兰克选择了对现实生活的妥协，他接受了升职加薪的机会，他发现自己其实仍有自我实现的可能，但是爱波不同，她所期望的完全落空了。爱波惊觉自我的理想与弗兰克的不对位关系。自我理想随着弗兰克的妥协而破灭了。当弗兰克虚伪地以他们又有了孩子为借口，推脱不能去法国时，爱波的梦想破灭了，而这次破灭让爱波看到了她与弗兰克爱情的同时幻灭。弗兰克作为他者对自我所构成的压制与阻挠，让其无法脱身。 3 虚妄的理想
耶茨有意将小说以惠勒夫妇居住地“革命之路”来命名，在这条革命之路上，居住的惠勒夫妇实际上一直在探索着对平庸的生活革命，对平庸的自我进行超越，但是这条路从这篇来看似乎是一个环形废墟，对于处于焦虑时代的弗兰克和爱波来说，尽管他们怀抱理想，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寻找到实现之路的。当惠勒夫妇结合时，他们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影子，并彼此确认，坚信两个人的结合是志同道合，但是两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模式里扮演着固化的角色，并在这个固化了角色中坚持梦想。两个人走不同的道路，弗兰克的职场道路，爱波的家庭主妇与兼职演员之路，但是两个人都同时被家庭这个沉重的负担所禁锢，他们在美国社会中艰难跋涉，却看不到希望，被家庭重担压的只剩下生存的苟延残喘。
之所以称焦虑时代中惠勒夫妇的理想实现之路为环形废墟在于，在现实的不断进攻下，夫妇二人坚持着梦想但是却难以寻找到实现的路径，两个人不断的试图重新出发，却又不断地被现实的侵扰所打断，两个人刚结合在一起准备开拓梦想的时候，却被孩子的到来所耽搁了，接下来随着另外一个孩子的到来，这种环形模式又开始凸显出来了。在小说中，爱波曾先后三次怀孕，两次分娩一次流产并导致了最终的死亡，实际上，两个人将梦想被阻断归咎为孩子的到来，甚至最后一次爱波愤怒之下选择流产也是因为她拒绝再次接受这种梦想燃起又破灭的重复的现实。
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发现，惠勒夫妇的理想悲剧并非是因为孩子的到来而阻碍了其实现。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成就二人梦想的土壤，两个人的梦想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认同感而渴望践行的行动上的渴望，实际上两个人是被社会禁锢已久，渴望走出僵化、封闭的现代美国社会模式，所以他们幻想着去法国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在他们二人的幻想中我们看不出具体的实现目标，而是单纯的对自由的渴望，渴望摆脱生命承受之重，而过上轻逸自由的生活，他们希望凭借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弗兰克作为现代职场的一员，他有理想有才华却在每天重复着单调平庸的工作，对于渴望自我实现的弗兰克来说是一种压制；同样学艺术出身的爱波天生就富有梦幻气息，她从小作为孤儿身份长大，作为现代女性她渴望在家庭之外更广阔的天地有所施展，但是因为同弗兰克的结合后并生下孩子，使得她渴望实现自我的愿望受到家庭的拖累与禁锢。两个人既是作为怀揣梦想的志同道合者结合，但是同时又作为家庭组成分子而承受来自家庭的重压。
我们能够从最后弗兰克的选择中看到另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弗兰克作为男性获得的自我实现的空间要大于作为女性的爱波，弗兰克之所以同意和爱波换一个环境去重新开始的主要原因是厌倦了目前的工作环境。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惠勒夫妇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并不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追求，而是在焦虑时代滋生的一种焦虑感，将生活的平庸琐碎视为残忍的压迫性伤害，他们渴望的自由是一种摆脱式的自由，是抛下固化的生活方式，以打破僵化的生活模式为目的的理想，他们做出去巴黎的决定，并为之设计了美好的蓝图，在爱波心理活动中我们看到她只不过是想摆脱现有家庭生活的禁锢，走向更为自由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她的设想里，并没有将自己对应于社会上的什么位置，甚至没有具体的职业定位，按照书中她的心中所想大概是公司打字员一类的职位，但是只是这样想想她都觉得心里充满了希望。而弗兰克想换一个环境，是对自己在新环境中能够实现自我可能的期待。
然而掩卷沉思，惠勒夫妇的理想之所以被成为虚妄性，在于他们对自我并没有明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相混淆，而理想自我逐渐在追寻过程中将现实自我消解。弗兰克和爱波两个人的理想是消极的，是消极的逃避而非积极的建构。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猜测，即使惠勒夫妇巴黎之行能够成行，仍然免不了遭受现实的打击。
三 结语
理查德·耶茨创作的时代正是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出版，女权主义运动的高峰。耶茨处于这个时代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虽然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耶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革命之路》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悲剧故事，在耶茨笔下，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被细致地描摹出来，尽管物质上充足，但人物不是安于平庸现实就是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妥协，他们的精神状态要么是麻木的虚情假意，要么是痛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惑者，在无灵与灵魂困境的人物之间，揭示了焦虑时代中人的精神生态的紊乱状态。耶茨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示出的深刻人本意蕴，在情感体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下，对现实人生的关照以与呈现，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思索，使得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具有了寓言性，同时兼有了预言性。
参考文献：
[1]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朱与墨：《〈革命之路〉：美国文化的反省与救赎》，《电影评介》，2009年第15期。
[3] 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述评》，《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郑雪，齐齐哈尔大学讲师）
关键词：《革命之路》 理查德·耶茨 理想困境
一 引言
如果说在美国现代文学中有哪位作家可以成为“作家中的作家”，可能会列举诸如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但是作为同样担得起这个称号却一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非理查德·耶茨莫属，尽管他被公众视野所遗忘，甚至在1992去世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其九部作品消失了。然而伟大注定以各种形式重现光芒，时下许多炙手可热的美国作家都承认受到过耶茨的影响，如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卡佛就承认受到耶茨小说的影响，并继承了他的观察角度与创作风格。
发表于1961年的《革命之路》，开启了耶茨的创作生涯，并开创了“焦虑时代”的创作先河。在耶茨的小说中，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他在作品中表达着对这些主人公生存际遇以及精神世界的关照。通过对“美国梦”破碎这一传统主题的全新阐释，表现了对社会的沉重拷问与对历史深处的忧虑情怀。
二 难以突围的理想困境
美国文化中，美国梦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它作为美国人或者来美国寻求机会的人的生存信仰存在，事实上，当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体系，发展成为体系内的发展，体系越成熟稳定性越强的时候，越难以实现突破，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这使得一部分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变成了虚妄的幻想，势必会导致最终的梦想幻灭的个人悲剧。
1 生活中“熵”的侵袭
“熵”最早作为热力学概念被发现并命名，但是这一概念所涵盖的理论内核，在封闭空间内的不可逆转的效能的耗损，使得原有均匀分布的空间成分变得混沌而能量越来越低，最终导致内部崩溃瓦解。就像一杯同时掺了热水和冷水的温水，它并无法将原有的冷水、热水分离，这种无法还原的持续在系统内部做功造成的，热水逐渐转凉，温水变成冷水。这种无法逆转的能耗热力学现象称为“熵”，在文学中的“熵”被作家使用，是用来反映现代社会物质对人的异化作用，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逐渐走向空虚，饱满灵魂逐渐走向无灵的状态。
在小说《革命之路》中，惠勒夫妇因为年轻的梦想的契合而一见钟情，他们的结合是两颗追寻理想的心灵的碰撞，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却并没有给予他们长久的幸福。革命之路上最美丽的白房子是他们的家，看上去羡煞旁人的生活却掩盖不住在平淡的生活中逐渐产生的裂痕。在小说中，弗兰克与爱波的由现代“美国梦”作为思想支撑的小家庭，呈现出在琐碎平庸生活中，一点点被消耗的逐渐走向空虚、隔膜甚至是敌视的分裂悲剧。
在弗兰克与爱波组成的家庭中，看上去琐碎的家庭琐事却同时代、社会大背景相连，渐渐累积起来成为两个人、一个家庭无法承受之重。在美国之所以称该时代为焦虑时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焦虑的反应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作为美国最广泛存在的家庭形式，同惠勒夫妇一样，年轻的中产阶级者怀揣“美国梦”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试图通过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自我实现，但是这个时代区别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看似机会无限但是却无所适从。当代美国不再是那个“美国梦”最早确立的时代了，不再是充满了无限自我建构与实现可能的时代了，脱离了“美国梦”赖以生存的土壤，现代美国人集体无意识观念中的人怀揣着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的梦想，在这个固化、僵化了的社会时代背景中，显得格格不入，成为与平庸现实相对的海市蜃楼。
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固定化、僵化的模式，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消失了个体的存在感，仿佛生产线上的商品，大量被同化、被复制。现代人对于物质的追求，受到来自本能的欲望支配，物质的过度追求却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被物欲的吞噬，造成了人的物化，人的灵魂被这种固定、僵化模式所禁锢所吞噬，在这个体系内“熵”的形成，势必导致了对于怀有个体意志，拒绝被同化、被物化的爱波走向最后的绝境。
2 自我与他者的困惑
在小说中，爱波在痛苦的决绝中走向死亡，她在生命的最后仍拒绝同这个摧毁梦想的世界和解，以抗争者的姿态离开了这个冷漠的世界。然而，爱波的死亡并不是简单的理想幻灭，同时还包含了对于他者和自我认同的失败。
在自我和他人认证之旅上，爱波也是个失败者，当她与弗兰克相识时，两个怀有梦想的人相逢，便认定弗兰克是与自己心灵相契合之人，在弗兰克身上看到了自我理想的影像，在一定程度上，爱波将弗兰克作为自我来认同。但是在共同生活的空间内，爱波越来越发现弗兰克与自我的差异，弗兰克呈现出他者形象出现，并且在对梦想的坚守问题上，弗兰克最后在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后便放弃了与爱波共赴巴黎开拓新生活的梦想。而此时的弗兰克并不仅仅是作为他者形象，而是作为与爱波的自我形象对立的存在。爱波将自我理想的实现放在了弗兰克身上，她将弗兰克看做自我的一部分，将自我与弗兰克视为一体，她渴望作为女性的独立争取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对家庭生活繁琐平庸的禁锢，但是她却依赖弗兰克，将理想作为两个人共同的追求。作为女性的爱波因为从小的孤儿身份让其对于家庭中的角色并不能形成足够的认同感，对传统女性扮演的“家庭天使”角色并不能产生认同感，所以她需要走向外界，在社会中寻找自我的认同而非家庭。
当弗兰克选择了对现实生活的妥协，他接受了升职加薪的机会，他发现自己其实仍有自我实现的可能，但是爱波不同，她所期望的完全落空了。爱波惊觉自我的理想与弗兰克的不对位关系。自我理想随着弗兰克的妥协而破灭了。当弗兰克虚伪地以他们又有了孩子为借口，推脱不能去法国时，爱波的梦想破灭了，而这次破灭让爱波看到了她与弗兰克爱情的同时幻灭。弗兰克作为他者对自我所构成的压制与阻挠，让其无法脱身。 3 虚妄的理想
耶茨有意将小说以惠勒夫妇居住地“革命之路”来命名，在这条革命之路上，居住的惠勒夫妇实际上一直在探索着对平庸的生活革命，对平庸的自我进行超越，但是这条路从这篇来看似乎是一个环形废墟，对于处于焦虑时代的弗兰克和爱波来说，尽管他们怀抱理想，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寻找到实现之路的。当惠勒夫妇结合时，他们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影子，并彼此确认，坚信两个人的结合是志同道合，但是两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模式里扮演着固化的角色，并在这个固化了角色中坚持梦想。两个人走不同的道路，弗兰克的职场道路，爱波的家庭主妇与兼职演员之路，但是两个人都同时被家庭这个沉重的负担所禁锢，他们在美国社会中艰难跋涉，却看不到希望，被家庭重担压的只剩下生存的苟延残喘。
之所以称焦虑时代中惠勒夫妇的理想实现之路为环形废墟在于，在现实的不断进攻下，夫妇二人坚持着梦想但是却难以寻找到实现的路径，两个人不断的试图重新出发，却又不断地被现实的侵扰所打断，两个人刚结合在一起准备开拓梦想的时候，却被孩子的到来所耽搁了，接下来随着另外一个孩子的到来，这种环形模式又开始凸显出来了。在小说中，爱波曾先后三次怀孕，两次分娩一次流产并导致了最终的死亡，实际上，两个人将梦想被阻断归咎为孩子的到来，甚至最后一次爱波愤怒之下选择流产也是因为她拒绝再次接受这种梦想燃起又破灭的重复的现实。
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发现，惠勒夫妇的理想悲剧并非是因为孩子的到来而阻碍了其实现。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成就二人梦想的土壤，两个人的梦想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认同感而渴望践行的行动上的渴望，实际上两个人是被社会禁锢已久，渴望走出僵化、封闭的现代美国社会模式，所以他们幻想着去法国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在他们二人的幻想中我们看不出具体的实现目标，而是单纯的对自由的渴望，渴望摆脱生命承受之重，而过上轻逸自由的生活，他们希望凭借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弗兰克作为现代职场的一员，他有理想有才华却在每天重复着单调平庸的工作，对于渴望自我实现的弗兰克来说是一种压制；同样学艺术出身的爱波天生就富有梦幻气息，她从小作为孤儿身份长大，作为现代女性她渴望在家庭之外更广阔的天地有所施展，但是因为同弗兰克的结合后并生下孩子，使得她渴望实现自我的愿望受到家庭的拖累与禁锢。两个人既是作为怀揣梦想的志同道合者结合，但是同时又作为家庭组成分子而承受来自家庭的重压。
我们能够从最后弗兰克的选择中看到另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弗兰克作为男性获得的自我实现的空间要大于作为女性的爱波，弗兰克之所以同意和爱波换一个环境去重新开始的主要原因是厌倦了目前的工作环境。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惠勒夫妇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并不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追求，而是在焦虑时代滋生的一种焦虑感，将生活的平庸琐碎视为残忍的压迫性伤害，他们渴望的自由是一种摆脱式的自由，是抛下固化的生活方式，以打破僵化的生活模式为目的的理想，他们做出去巴黎的决定，并为之设计了美好的蓝图，在爱波心理活动中我们看到她只不过是想摆脱现有家庭生活的禁锢，走向更为自由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她的设想里，并没有将自己对应于社会上的什么位置，甚至没有具体的职业定位，按照书中她的心中所想大概是公司打字员一类的职位，但是只是这样想想她都觉得心里充满了希望。而弗兰克想换一个环境，是对自己在新环境中能够实现自我可能的期待。
然而掩卷沉思，惠勒夫妇的理想之所以被成为虚妄性，在于他们对自我并没有明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相混淆，而理想自我逐渐在追寻过程中将现实自我消解。弗兰克和爱波两个人的理想是消极的，是消极的逃避而非积极的建构。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猜测，即使惠勒夫妇巴黎之行能够成行，仍然免不了遭受现实的打击。
三 结语
理查德·耶茨创作的时代正是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出版，女权主义运动的高峰。耶茨处于这个时代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虽然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耶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革命之路》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悲剧故事，在耶茨笔下，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被细致地描摹出来，尽管物质上充足，但人物不是安于平庸现实就是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妥协，他们的精神状态要么是麻木的虚情假意，要么是痛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惑者，在无灵与灵魂困境的人物之间，揭示了焦虑时代中人的精神生态的紊乱状态。耶茨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示出的深刻人本意蕴，在情感体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下，对现实人生的关照以与呈现，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思索，使得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具有了寓言性，同时兼有了预言性。
参考文献：
[1]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朱与墨：《〈革命之路〉：美国文化的反省与救赎》，《电影评介》，2009年第15期。
[3] 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述评》，《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郑雪，齐齐哈尔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