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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外交家傅莹常有引人注目的讲话，这次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向美国大学生们说了一番话，演讲的标题是《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外交家的讲话，既明白又含深意，表面上的话清清楚楚，但想表达什么？想对谁表达？这些就需要琢磨了。
历史告诉未来
一开始读了中文的演讲稿，觉得似乎不太好理解，又找了英文稿看，果然明白多了。寒暄暖场过后，傅莹首先说“我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这个话看起来平淡，但最后引出的结论是很大的。她实际要回应外界对中国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疑问，说得更重些是中国强大后会不会威胁别人，打破旧秩序。外交家会说话，她没有直接点出这些听起来不太好听的疑问，也没有直接生硬说我们不会怎么怎么样，她像触龙说赵太后一样，细说从头，从历史中走来，自然引出了结论。她说：
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19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近代被列强侵略，国土沦陷、不平等条约的屈辱、战争的摧残，这些惨痛的历史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也正是有过这样沉重的历史，中国珍爱和平。傅莹的结论：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信守”，傅莹原文是believe in，表达出从历史中获得的明确和坚定的信念。
傅莹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成长”，她讲得很少，稍提了提西方媒体对中国突出的几点负面报道，没有在此纠缠，只是简单回应，随即展开第三点，也是最核心，最大篇幅的论述，即中美关系。
中国不会与美国争霸
崛起的中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未来中美是否会争夺世界权力？针对这一问题，傅莹从两方面做了回答：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并非是靠侵略别国成长起来，而是依靠我们自身的天然优势、资源、努力与全球化的机遇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存在侵略、争霸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仍然面临很多国内问题，重心也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无暇也没有兴趣争夺世界权力。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更不可能进行与美国的争霸。她说：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做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要靠年轻一代
不过，傅莹也承认世界已经有很大变化，应该对国际秩序进行一些调整：
首先，在当今世界，像过去那样，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全称“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与挑战，这要求各国要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全球性新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各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性新问题，例如20国集团（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增强了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联系，这些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实践，实际上也是一种新机制，是构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将有利于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傅莹前面说中国认为的国际体系，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中国要维护这个体系。后面又说要对国际秩序进行一些调整。这中间是否有矛盾？仔细看她的用语，会发现并不矛盾，前面说的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机制，即联合国，核心是安理会和五常的机制。后面说的主要是国际经济秩序和应对气候卫生等问题的机制。这些方面需要调整，原来有G7，现在的G20重要性越来越大；原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在我们倡导的亚投行崭露头角，前景看好。
当然这些调整是否能顺利进行，现在还有疑问。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
向何方的核心还是中美关系，傅莹紧接着又回来谈到中美关系，暗指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建立国际新型秩序：
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傅莹给出的答案是：寄希望于中美年轻一代。这说明了她为什么选择来芝加哥大学向大学生们演讲。她说：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轻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
历史告诉未来
一开始读了中文的演讲稿，觉得似乎不太好理解，又找了英文稿看，果然明白多了。寒暄暖场过后，傅莹首先说“我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这个话看起来平淡，但最后引出的结论是很大的。她实际要回应外界对中国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疑问，说得更重些是中国强大后会不会威胁别人，打破旧秩序。外交家会说话，她没有直接点出这些听起来不太好听的疑问，也没有直接生硬说我们不会怎么怎么样，她像触龙说赵太后一样，细说从头，从历史中走来，自然引出了结论。她说：
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19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近代被列强侵略，国土沦陷、不平等条约的屈辱、战争的摧残，这些惨痛的历史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也正是有过这样沉重的历史，中国珍爱和平。傅莹的结论：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信守”，傅莹原文是believe in，表达出从历史中获得的明确和坚定的信念。
傅莹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成长”，她讲得很少，稍提了提西方媒体对中国突出的几点负面报道，没有在此纠缠，只是简单回应，随即展开第三点，也是最核心，最大篇幅的论述，即中美关系。
中国不会与美国争霸
崛起的中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未来中美是否会争夺世界权力？针对这一问题，傅莹从两方面做了回答：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并非是靠侵略别国成长起来，而是依靠我们自身的天然优势、资源、努力与全球化的机遇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存在侵略、争霸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仍然面临很多国内问题，重心也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无暇也没有兴趣争夺世界权力。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更不可能进行与美国的争霸。她说：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做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要靠年轻一代
不过，傅莹也承认世界已经有很大变化，应该对国际秩序进行一些调整：
首先，在当今世界，像过去那样，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全称“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与挑战，这要求各国要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全球性新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各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性新问题，例如20国集团（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增强了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联系，这些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实践，实际上也是一种新机制，是构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将有利于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傅莹前面说中国认为的国际体系，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中国要维护这个体系。后面又说要对国际秩序进行一些调整。这中间是否有矛盾？仔细看她的用语，会发现并不矛盾，前面说的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机制，即联合国，核心是安理会和五常的机制。后面说的主要是国际经济秩序和应对气候卫生等问题的机制。这些方面需要调整，原来有G7，现在的G20重要性越来越大；原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在我们倡导的亚投行崭露头角，前景看好。
当然这些调整是否能顺利进行，现在还有疑问。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
向何方的核心还是中美关系，傅莹紧接着又回来谈到中美关系，暗指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建立国际新型秩序：
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傅莹给出的答案是：寄希望于中美年轻一代。这说明了她为什么选择来芝加哥大学向大学生们演讲。她说：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轻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