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最为有名有影响的，一个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为李陵辩护，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得到的是难熬的牢狱生涯。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儿。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皇帝而被罢官。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言的例子很多，但说假话在官场走红的人，更多。赵高的指鹿为马，李林甫的口蜜腹剑，让多少说实话的人掉了脑袋呀，而和珅之流因为欺上瞒下，却一个个得道升天。
　　星云大师在《寻找美玉般的君子》中说：“人常常为自身的利益，不惜说假话，欺骗别人，有时候甚至用尽心机，占尽别人的便宜。”大师问道：“在利益当头，攸关身命之际，有几个人能刚正不阿，坚持良知，不说假话？”
　　人活在世上，尤其是在官场上谋事，真正要做到不说假话，太难太难。
　　说实话讲真话很难，难就难在需要独立的人格和人品，难就难在需要刚正不阿的良知，难就难在需要为民请命的勇气，难就难在需要敢于犯颜直谏的无畏精神，难就难在需要抛却一切私心杂念。
　　说实话讲真话很难，因为真话往往是为上者不愿意听到的另一面，不愿意看到的闹心事。为上者欲为之事，你却认为欠妥；为上者所做之事需要“成绩辉煌”，你却说“太阳也有斑点”；为上者所言所行需要“光荣正确”，你却直指弊端。其结果，你自认为是两肋插刀，忠心耿耿，为上者却觉得失了颜面，丢了尊严，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
　　说实话讲真话很难，难就难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造成了讲假话的历史源远流长。街谈巷议的《宰相刘罗锅》，不就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嘛，皇帝需要埋头拉车的，也需要吹喇叭抬轿的。没有干事的人，他的“金口玉言”何以落实？没有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他何以“龙颜大悦”？
　　既然说实话讲真话很难，很容易让人受伤，而说假话又很有市场，既能取悦上司，又能保全自己；既能安然无恙，又能升迁发财；既能得到实惠，又能神气光鲜，何乐而不为？那就来个“皇帝的新装”吧。于是乎，欺上瞒下、混淆黑白，移花接木、添油加醋，指鹿为马、献媚取宠，避重就轻、争功诿过，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等等，不一而足。说假话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多少年前，列宁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新政吹来一股新风，对于靠假话过日子的封建土壤，人们渴盼能彻底得以改良和改造。
　　对于根治假话，我开不出几多良方，就是开出，也是一纸空文。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不会说假话”乃公认的最低标准的人格要求，对幼儿园的稚童来说都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怎么竟成了难能可贵的极高的赞誉呢？这的确是个令人伤心的问题。它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颠倒，一种可悲的颠倒。最低标准变成了最高标准。每个人都应具备的普通品质变成了只有极少数人具备的伟大美德……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其实都反对说假话，而且都不会说假话。但是，令人伤心的可悲的颠倒又确实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该作何解释？
　　这位作家还写道：中国的改革大业，无论要经历多少曲折，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功。与此同时，“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也自然要不断地增长，并逐渐地失去这一概念所不应具有的特殊含义。人们将不再把它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极高的赞誉。我坚信这一点。
　　这一点，我也坚信，因为，我们的人民，对假话早已深恶痛绝，他们不想在假话中过日子，他们更不愿意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那些以说假话为能事的为官者。他们向往的是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一个真、善、美的世界，是一个安居乐业、实实惠惠的好日子，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美丽的中国，他们需要活出人的尊严。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原副书记
　　（责编/朱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