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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向，听冯象谈《圣经》与译经，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充实的下午。记得早几年，他的随笔在《万象》杂志上刊登时，曾经逐月一一读过。摩西、约伯和亚伯拉罕们时而在书房里喃喃自语，时而在荒郊中奔走呼告的场景，总让我眼前浮现李长吉诗中同样瑰丽玄幻的画面。后来，在书店里又陆续翻阅了他的《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和《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深觉中文世界里谈《圣经》和基督教传统，冯象的文字真是另有一种风姿。最近半月，睡前总要读上几页他的新作《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三联书店二○○七年一月版）。几年过去，虽然文体由随笔摇身一变而为尺牍，但见解和风格却依然清明畅达、饱满含蓄。
那天讲座上，冯象谈到基督教历史进程和《圣经》文本及译本演变时，几次说及一度聚讼不休的《死海古卷》对于理解《圣经》的意义。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的开篇，就是一段关于古卷的诡谲描写：某个午后，“我”倚在沙发上翻阅《古今符咒录》，当读到瑞士名医兼炼金术士巴拉色苏《论秘传智术》时，倦意袭人，昏昏睡去。一觉醒来，书却不翼而飞，直到半夜才发现，它好端端地躺在被单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正是鬼火森森的万圣节，这册《符咒录》“回到它的作者和信众身边去了”。有趣的是，茶几上的这本书，长期以来被一部厚厚的《死海古卷》压着。这次逃逸，按照作者的说法，大概要归功于无意间的抽出，将它从“上帝之言和圣人戒律”下释放了。
这当然是作者的俏皮话。不过，对基督教稍有常识者都了解，现实世界里《死海古卷》所承载的“上帝之言”和“圣人戒律”，倒真是因为牧羊童子无意投掷的石块击碎了山洞中的瓦罐，才从幽暗的地下“逃逸”而出的。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敦煌卷子那同样匪夷所思的问世经历。此时此刻，大学时代在昏暗的书库里翻看《死海古卷》时的模糊印象与片段理解，随着冯象的细致阐释，也在记忆中悄然复活。据史料记载，那次出土的古卷，除希伯来语《圣经》各卷皆有抄本外，还发现了久已失传的和未经后人删节的《次经》、《伪经》和《经外书》，以及《圣经》的特殊注释、用希腊文和地方方言翻译的希伯来语《圣经》抄本。历史地看，这证明库兰（死海古卷出土地）宗团所属的艾赛尼教派在奉希伯来语《圣经》为圭臬的同时，对其余《经外书》的权威性宽容视之，并未像后来的正统犹太教那样，把《经外书》视为禁书而大加挞伐。
但是，对于《死海古卷》这样宗教气息浓郁的文本而言，“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钱锺书语）的终极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文字比照、版本校勘等考据者流的技艺。简捷地说，《死海古卷》的宗教意义在于，依靠这些断简零编，能否重新修复一部久已失传的基督教先驱的文献（权威版本）？或者，根据古卷追本溯源，上帝创世的奥秘（上帝之言）能否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答，进而使得基督教的事实、逻辑与教义，实现真正意义上彼此的抵达？
按照《死海古卷》的英译者加斯特的说法，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确定的——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加斯特的态度貌似依违两可，体现的却恰恰是诚者的审慎。其实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死海古卷》具体而微地描述了施洗约翰进行工作的宗教氛围和文化氛围（也是耶稣最初所受教育的环境）。毫无疑问，这是孕育基督教的温床，也是福音缭绕的圣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死海古卷》可以视为基督教的先驱文献。但另一方面，奇怪的是，诸如道成肉身的神性、原罪、十字架的救赎、圣餐等，在《死海古卷》里居然连只言片语也找不到。库兰宗团所谓的“新约”、洗涤的礼节以及公共聚餐等，与基督教的《新约》、洗礼以及圣餐的关联，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基于这一系列内涵丰富的考察结果，加斯特告诫我们：“假若说，试图使《死海古卷》基督教化是不幸的，同样也可以说，企图使它历史化——即使其与特定的历史事例联系起来，也是不幸的。”
《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中，冯象有两封书简谈到了贯古通今的解经学，不妨视作关于加斯特的态度和《死海古卷》这一话题的深度阐发，对于今人理解《圣经》奥义似也不无小补。在《哪怕摩西再世》一篇中可以看到，今天的解经学实际上已经走得更远。它相信真理源于上帝之言，一切教义基于经文，圣书的秘密是创世的大智慧，以人类孱弱的理智，显然难以与之共通款曲。《马太福音》云：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可是在解经学看来，即便是上帝降恩特许，与他“一同行走”，也未必有一终极定论。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为何会有这样貌似极端的表述：“哪怕摩西再世，亲口告诉：‘我是这个意思’，我们也仍旧会[对那不变的真理]看法不一，诚然我们信他！”
在《天国的讽喻》一篇里，这个话题从讽喻的效能和解经的策略的角度，被作者重新提起。但在这一转换中，它变成了对彼岸的热切期待和这种期待在圣言中的消解——为何彼岸似乎触手可碰却又如此遥不可及？冯象说，从文本上看，经文的记载或许充满矛盾与悖论，但要旨却在于，对于作为“被造之物”的人类而言，“天国的秘密”是隐而不彰的，甚至连耶稣也无法向子民们细说，而不得不诉诸讽喻。它要求借助修辞的联想，专注于信仰的体认。
简捷地说，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历代解经者和译经者皓首穷经，或追寻圣言的微言大义，或为穷竭真理争执不休，用意固然甚善，但如果试图以一己之见截断众流，却可能曲解圣灵降临的叙事，导致对真与爱的戕害。所以，与其殚精竭虑为《圣经》做历史目的论式的过度阐释，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宗教理念的会通和合上来。这样，我们也许能以更加宽博的眼光，来看待从《死海古卷》引发的辩难直到今天冯象式的重新译经。静心一想，不正是因为基于对《圣经》大智慧的心悦诚服，一代代读书人才朝着这一伟大文本的开放性发起挑战么？多少年来，从马丁·路德、圣杰罗姆到圣徒西里尔、廷代尔再到吾国的吴经熊、朱维之、徐怀启，一束束微弱而执著的思想之光，就在每一次的捧起、翻开和诵读之时，悄然射进《圣经》文本的混沌之处——从此岸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出发，照亮了彼岸奶与蜜的迦南地。
那天讲座上，冯象谈到基督教历史进程和《圣经》文本及译本演变时，几次说及一度聚讼不休的《死海古卷》对于理解《圣经》的意义。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的开篇，就是一段关于古卷的诡谲描写：某个午后，“我”倚在沙发上翻阅《古今符咒录》，当读到瑞士名医兼炼金术士巴拉色苏《论秘传智术》时，倦意袭人，昏昏睡去。一觉醒来，书却不翼而飞，直到半夜才发现，它好端端地躺在被单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正是鬼火森森的万圣节，这册《符咒录》“回到它的作者和信众身边去了”。有趣的是，茶几上的这本书，长期以来被一部厚厚的《死海古卷》压着。这次逃逸，按照作者的说法，大概要归功于无意间的抽出，将它从“上帝之言和圣人戒律”下释放了。
这当然是作者的俏皮话。不过，对基督教稍有常识者都了解，现实世界里《死海古卷》所承载的“上帝之言”和“圣人戒律”，倒真是因为牧羊童子无意投掷的石块击碎了山洞中的瓦罐，才从幽暗的地下“逃逸”而出的。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敦煌卷子那同样匪夷所思的问世经历。此时此刻，大学时代在昏暗的书库里翻看《死海古卷》时的模糊印象与片段理解，随着冯象的细致阐释，也在记忆中悄然复活。据史料记载，那次出土的古卷，除希伯来语《圣经》各卷皆有抄本外，还发现了久已失传的和未经后人删节的《次经》、《伪经》和《经外书》，以及《圣经》的特殊注释、用希腊文和地方方言翻译的希伯来语《圣经》抄本。历史地看，这证明库兰（死海古卷出土地）宗团所属的艾赛尼教派在奉希伯来语《圣经》为圭臬的同时，对其余《经外书》的权威性宽容视之，并未像后来的正统犹太教那样，把《经外书》视为禁书而大加挞伐。
但是，对于《死海古卷》这样宗教气息浓郁的文本而言，“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钱锺书语）的终极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文字比照、版本校勘等考据者流的技艺。简捷地说，《死海古卷》的宗教意义在于，依靠这些断简零编，能否重新修复一部久已失传的基督教先驱的文献（权威版本）？或者，根据古卷追本溯源，上帝创世的奥秘（上帝之言）能否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答，进而使得基督教的事实、逻辑与教义，实现真正意义上彼此的抵达？
按照《死海古卷》的英译者加斯特的说法，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确定的——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加斯特的态度貌似依违两可，体现的却恰恰是诚者的审慎。其实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死海古卷》具体而微地描述了施洗约翰进行工作的宗教氛围和文化氛围（也是耶稣最初所受教育的环境）。毫无疑问，这是孕育基督教的温床，也是福音缭绕的圣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死海古卷》可以视为基督教的先驱文献。但另一方面，奇怪的是，诸如道成肉身的神性、原罪、十字架的救赎、圣餐等，在《死海古卷》里居然连只言片语也找不到。库兰宗团所谓的“新约”、洗涤的礼节以及公共聚餐等，与基督教的《新约》、洗礼以及圣餐的关联，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基于这一系列内涵丰富的考察结果，加斯特告诫我们：“假若说，试图使《死海古卷》基督教化是不幸的，同样也可以说，企图使它历史化——即使其与特定的历史事例联系起来，也是不幸的。”
《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中，冯象有两封书简谈到了贯古通今的解经学，不妨视作关于加斯特的态度和《死海古卷》这一话题的深度阐发，对于今人理解《圣经》奥义似也不无小补。在《哪怕摩西再世》一篇中可以看到，今天的解经学实际上已经走得更远。它相信真理源于上帝之言，一切教义基于经文，圣书的秘密是创世的大智慧，以人类孱弱的理智，显然难以与之共通款曲。《马太福音》云：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可是在解经学看来，即便是上帝降恩特许，与他“一同行走”，也未必有一终极定论。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为何会有这样貌似极端的表述：“哪怕摩西再世，亲口告诉：‘我是这个意思’，我们也仍旧会[对那不变的真理]看法不一，诚然我们信他！”
在《天国的讽喻》一篇里，这个话题从讽喻的效能和解经的策略的角度，被作者重新提起。但在这一转换中，它变成了对彼岸的热切期待和这种期待在圣言中的消解——为何彼岸似乎触手可碰却又如此遥不可及？冯象说，从文本上看，经文的记载或许充满矛盾与悖论，但要旨却在于，对于作为“被造之物”的人类而言，“天国的秘密”是隐而不彰的，甚至连耶稣也无法向子民们细说，而不得不诉诸讽喻。它要求借助修辞的联想，专注于信仰的体认。
简捷地说，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历代解经者和译经者皓首穷经，或追寻圣言的微言大义，或为穷竭真理争执不休，用意固然甚善，但如果试图以一己之见截断众流，却可能曲解圣灵降临的叙事，导致对真与爱的戕害。所以，与其殚精竭虑为《圣经》做历史目的论式的过度阐释，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宗教理念的会通和合上来。这样，我们也许能以更加宽博的眼光，来看待从《死海古卷》引发的辩难直到今天冯象式的重新译经。静心一想，不正是因为基于对《圣经》大智慧的心悦诚服，一代代读书人才朝着这一伟大文本的开放性发起挑战么？多少年来，从马丁·路德、圣杰罗姆到圣徒西里尔、廷代尔再到吾国的吴经熊、朱维之、徐怀启，一束束微弱而执著的思想之光，就在每一次的捧起、翻开和诵读之时，悄然射进《圣经》文本的混沌之处——从此岸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出发，照亮了彼岸奶与蜜的迦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