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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这个来自美国的房屋短租平台，因其丰富的资源和新鲜的概念，正悄然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这个已是全球估值第三的科技创业公司，Airbnb的精髓不仅仅是租房子，而是要交朋友，要把一个温暖、温馨的家庭气氛带给别人
和家喻户晓的打车软件Uber相比，同样作为共享经济的鼻祖，Airbnb在中国的知名度和用户人数少得多。人们早已习惯了随便坐进一辆陌生人的车，却并不是谁都放心像住酒店一样住到陌生人的家里。
但这并不意味着Airbnb可以被小觑。事实上，这个8年前由3张气垫床起家的小网站，如今已经变身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覆盖了超过190个国家的34000多个城市，拥有120余万套房源。而过去一年它的增长骤然加速，自2014年5月起的短短一年里，其用户人数就由原来的1500万猛增至3500万。
在6月28日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私募融资后，Airbnb的估值更是达到了255亿美元，仅次于小米和Uber，成为了全球估值最高的三大科技创业公司之一。
尽管已经推出中文页面，也招聘了中国员工，但Airbnb至今并没有进军中国，也没有在国内设办公室。而借助互联网，这个来自美国的房屋短租平台，因其丰富资源和新鲜概念，正悄然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
2013年春节，吴洋和全家人一起到普吉岛度假。通过Airbnb，他预定了一栋海边别墅。因为刚刚开张，为了吸引房客，房主把价格定的很低：一栋4层的豪华别墅，附带2个私人游泳池，一天只折合2000多人民币。令人惊喜的不仅仅是价格，还有那位来自俄罗斯的房主。他们从当地特色聊到房地产的生意经，走过很多国家、向来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的吴洋和他相谈甚欢。
这次“入户”体验让吴洋觉得“很好玩”，在回国后不久，他也把自己的房间挂上了Airbnb网站，成为了当时Airbnb上为数不多的中国房东之一——“我注册那会儿，北京可能只有一两百个房源。”这或许算是Airbnb在中国最早的一批种子用户，他们大多和吴洋相似：年轻，爱玩、爱旅行、爱社交，经常接触西方文化，许多都有海外生活背景，甚至干脆就是在中国工作的老外们。
1990年出生的吴洋有着比大多数同龄人都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曾经是DOTA职业玩家，获得过世界电子竞技大赛亚洲锦标赛的季军，也在新加坡特种救援队做过训犬师特种兵。因为觉得上学无趣，他曾辍学在家自学编代码，后来又跑到中国中医药大学认真地学了四年临床中医，现在，他是一家与旅行相关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的CEO。
“都是兴趣导向。”吴洋这样概括自己尝试过的各种人生选择，同样出于兴趣，把闲置的房间出租出去，还能认识有趣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个理所当然的决定。
吴洋会被这样的概念吸引并不奇怪，这本来就是几个像他一样年轻又爱玩的创业者想出的点子。
2007年10月，毕业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的设计师、26岁的布赖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和乔·吉比亚（Joe Gebbia）蜗居在旧金山的一个小公寓里。他们酝酿着创业，却苦于经济压力时时要为交房租而发愁。恰逢一个设计领域的国际会议要在旧金山召开，周边的酒店价高客满，他们灵机一动，在客厅里摆上了3张气垫床，以每人每天80美元的价格招来了3位参会者。他们给房客提供橙汁和果酱饼作为早餐，而这也正是“Airbnb”这个缩写的由来（源于Airbed and Breakfast，气垫床和早餐）。
既小赚了一笔，又认识了同行，送走房客，两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随后做技术出身的纳森·布林克兹克（Nathan Blecharczyk）加入，2008年8月，Airbnb网站正式上线。在这个平台上，房东以介于酒店和免费沙发客之间的价位将闲置的房间出租，房客也能获得居家般的住宿体验，而Airbnb则通过向双方收取佣金盈利。在此后的发展中，提供早餐渐渐淡化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新的主打很快随之而来。
个性化且富有各地特色的住所成为了Airbnb的新卖点。古堡、树屋、洞穴、私人岛屿……这些遍布全球各地稀奇古怪的住所都能在Airbnb上找到。
而在北京，吴洋家的四合院显然与这一新标签相当匹配。
这是一个位于胡同居民区里的小四合院，有4个房间和1个厨房，除了父母偶尔过来，大多数时间里都只有吴洋一个人住。
由于当初买来时就进行过装修，给每个房间都改建了独立的卫生间，古典风格的雕花木床、桌椅也都是现成的，吴洋并没为做Airbnb房东费太大工夫。他去采购了床单被罩、毛巾、洗发水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在网站上注册了房源，又预约了Airbnb的摄影师，上门给房间拍了照片，信息就很快上线了，吴洋就这么变成了房东。
虽然只有一间用来出租，充满生活气息的胡同和颇具东方韵味的房间陈设还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房客——他们大多是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他们想在四合院里体验一下地道北京人的生活。这里极佳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也是加分项：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地铁站，距离王府井、后海、三里屯都不过5分钟的车程。因为房客太多，为了保留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吴洋不得不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一下房客人数，每个月留出5-10天的空当。
两年来，吴洋接待了上百位房客，也如当初所愿那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个来北京找灵感的华裔导演在吴洋家里住了两个月，向他展示了自己拍过的作品;有微软、戴尔公司的工程师，了解了他在做的公司，提出想跟他合作项目;还有个法新社驻北京站的记者，酷爱用照片记录生活，而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吴洋也成了他的拍摄对象，被跟拍了好几天……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吴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倪娜在东单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有一间平房，是早年单位分的宿舍。房子一直长租给别人，后来房客搬走了，她也在几年前退休，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了Airbnb，马上决定试一试。理由很简单：和年租相比，短租虽然麻烦些，但收益更高、还“不毁房子”。她给这个有独立卫生间的单间定价220元一天，最多可住4个人，走的实惠路线。 而30岁的互联网从业者阿东则想得更远些。他和妻子都是北漂，从两年前开始，为了补贴家用，他们把租来的房子中的一间挂上了Airbnb。眼看着生意越来越好，今年他们又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区里另租了一套两居室，也挂在网上。
其实，补贴家用正是当初Airbnb及其代表的“共享经济”在美国迅速火起来的重要原因：2009年前后，美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大增，而这种共享模式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省钱和赚外快的大好途径。
2012年，Airbnb在旧金山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56%的房东把短租收入用来支付房租或是银行贷款，42%则用来补贴日常生活。
在一家国企工作了5年之后，27岁的张钊辞了职，决定和妻子一起创业。由于妻子之前在一家房屋租赁公司工作，跟着美国老板接触过Airbnb，受到这个启发，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民宿。
经过一番调研，他们选择了三里屯附近的一处高档国际公寓。一来是因为三里屯和胡同、四合院一样，也是广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地区之一;二来张钊从小在这一片长大，妻子之前也在此工作，小两口对附近的房源、设施和市场都很熟悉。
尽管注册公司时写的是“酒店管理”，可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最初其实只有1间客房。当然，他们也并非真正的“所有者”，只是以每月六七千元的价格在国际公寓里租下一个房间，然后挂在Airbnb、Booking、携程等几个短租、旅游网站上，标价一天409元。
张钊原先就是做市场营销、推广方面的工作，又有着北京人一贯的仗义、热情，把握客户需求、与人沟通交流都是他的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毫不费力就能赢得客源。事实上，仅在张钊这个小区里，在Airbnb等短租平台上招租的民宿型酒店就有六七家，每一家都比他们的规模大得多。
从接待房客到打扫房间，再到设施维护，所有的工作都是小两口亲力亲为。张钊更是以处女座的性格坚持对细节、品质的追求：他们在原先的床垫上又加了一层亲自试睡过的记忆棉床垫;为了使房客拿到的毛巾足够柔软亲肤，他们专门买来烘干机，自己清洗后再一一烘干;还有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连拖鞋都是60多一双的”……
起初，他们在几个酒店预定网站上都列出了房源，但近几个月来，来自Airbnb的客户明显增多，加上其更规范的预订流程、先行支付的政策（它类似淘宝上的支付宝，房客将全款打入Airbnb公司账户，租期结束后再由公司支付房东）很好地保障了两方的利益。Airbnb成为张钊主要的客源平台。
为了积累经验，小两口连蜜月旅行都在考察房源，全程在Airbnb上预定住宿，2天换一个地方，体验不同的服务和风格。
在Airbnb上订房，房客往往会给房东发消息提出预订申请或询问情况，而房东的回复率和回复速度则被视为优质房东的考量标准之一。因为外国用户居多，使用时间常有时差，为了保证回复速度，张钊晚上睡觉时也把手机、iPad摆在枕边。就算是半夜三点，一听有消息来了，也会“噌”地一下坐起来回复对方。
后来，为了随时响应客人的需求，他们索性在小区里又租了间房，把家也搬了过来。有了“办公室”，他们的服务也更多了：替房客寄放行李，出租自行车，甚至自己开车把行程紧张的游客送到长城等景点。
开业半年来，他们已经扩充到了3间客房，几乎每天都订满了。因为口碑好，他们被评为了Airbnb的“超赞房东”，许多房客都邀请他们以后到自己的国家旅游再见面，而不少国内的团购、旅游网站也主动找来请他们入驻或是参加活动。
不单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Airbnb也给张钊这样的普通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虽然目前这3间客房还不能为他和妻子带来丰厚的收益，但他们还有着更大的梦想：他们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客房扩充到8间;利用积累下来的世界各国的房客资源，建立起一个旅游信息交流平台;甚至有朝一日还能把他们的“家舍”开到国外去。
当科技的杠杆撬动了传统的商业壁垒，他们无意中成为了这场颠覆消费与所有权的变革中勇敢的参与者。
竞争是激烈的，Airbnb还没正式进入中国，小猪短租、蚂蚁短租等一系列“中国模仿者”相继出现了。
倪娜是2013年9月在Airbnb上注册的，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房子刚上线第二天，小猪短租的工作人员就找到她，邀请她入驻。自那以后，这间房同时挂在这两个平台上，房客都不少。而今年以来，来自Airbnb的房客越来越多，别的预订就只能插空安排了。
阿东的情况正相反，他的房子也同时挂在几个平台上，但95%的客源都来自小猪短租。与倪娜通过Airbnb接待的众多外国游客不同，他的房客多以中国人为主。从上线第一天起，这房子几乎没空过，每个月的租金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能有四五千块钱的盈余。在刚过去的6月，他从短租中获得的纯利润，已经超过了自己每月的税后工资收入。
虽然Airbnb上的中国房东们尝到了共享经济带来的甜头，但大家似乎都不怎么看好这个洋品牌在中国的发展。这样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直到现在，Airbnb在北京和上海的房源也分别只有1000多套，而房源数量全球最多的巴黎，已有 4万套。
“我看好Uber这样的共享经济，毕竟车是比较轻的，而房子……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太重了。”阿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
倪娜也曾劝过几个朋友加入短租大军，可朋友们都不是嫌麻烦就是不放心了。
的确，因为中国人对房子的看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房东和房客之间的信任，而国内尚未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更是加重了这种不安全感。
在国外，除了必须的身份验证信息，Airbnb还鼓励用户用Facebook账号注册，由此展开的社交网络被视为衡量租赁双方可靠程度的标准之一。而对于中国用户来说，他们可以选择链接微博，但显然这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 2015年年初，小猪短租联手芝麻信用，首次将个人征信体系引入在线短租行业。信用分在600以上的房客可以不交押金，而由公司垫付。但在阿东看来，在现阶段，这个仍在测试中的信用体系并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他就曾遇到过分数很高但素质、信用都很糟的客人。
而另一方面，与Uber等专车软件面临的监管问题类似，Airbnb所涉及的短租服务其实也处于法律和税收的灰色地带。尤其是那些坐拥多套房源的职业房东们——他们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没投身酒店业，却依仗“普通人”的身份，把共享经济做成了利润丰厚的隐秘生意。
其实，这是Airbnb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着的共同问题。
在纽约、旧金山、柏林等多个城市，它都曾被指控违反了酒店业或房屋租赁相关的法规，遭到了监管部门不同程度上的打击。
这也是Airbnb上中国房东们的担忧。在他们看来，短租既非刚需，也不高频，一旦面临政策压力或是遭到酒店业的打压，人们不会像支持打车软件一样支持他们。
“Uber毕竟有舆论豁免权，因为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人们打不到车的问题。但租房这个就比较难，很多人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不会声援这个事情。如果Airbnb出了事情，性质和Uber是不一样的。”吴洋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过阿东对此倒不太担心。在他看来，Airbnb这类短租平台的出现本身并不新鲜，本质上不过是日租房在互联网上的延伸。“这个产业已经在线下存在很多年了，盈利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现在只不过是更大面积信息的匹配，所谓的社交红利只是噱头。”就算平台不行，这个产业也不会受太大影响，“毕竟需求在那儿放着呢。”
2014年5月，Airbnb与国内最大的出境旅游平台穷游网签订了为期2年半的战略合作协议，这也意味着他们把探索中国市场的第一步放在了出境旅游者身上。
沙丽其实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出境旅游者——她在国外生活多年，现在又做国际贸易，常常一个人世界各地到处跑。一次次国外的旅行中被培养成了Airbnb的忠实用户。
她的第一次尝试是在法国巴黎。当时她预定了一栋用石头建起的、很有艺术感的房子，房东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士。
最初的两天，宾主双方一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互不干扰。让她没想到的是，第三天房东上街采购，竟主动邀请她一起去。虽然到过巴黎多次，但她们去的那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香薰店还是让沙丽十分惊喜。从香薰店出来，迎着夏日的微风，她们又去了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坐在街边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然后再一起回家做饭。从那天起，她们就渐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离开的那天是早班飞机，因为怕打扰房东休息，沙丽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和她告过别。可早晨她一出卧室，却看到了房东摆在餐桌上的告别小卡片。等她回到家，打开电子邮箱，房东早已发来询问是否平安抵达的电子邮件。
之后，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那次温暖的回忆让沙丽一直对Airbnb抱有特别的好感。后来在英国、西班牙等地，只要出去旅行，她都愿意在Airbnb上找民宿住。
即便在国内旅行，她也尝试住过几次Airbnb，可“回家”的体验反倒没那么美好。
一次，她在北京预订了一栋三层别墅里的一个房间，可到了才发现，现实与照片反差不小：空调失控，卫生间的地砖坏掉了一大片，洗手盆也在漏水，房东的冷漠更让她觉得不舒服。
为了拉近距离，每次她下楼做饭，都邀请房东一起吃，可对方总是略带勉强地说一句“那好吧”，然后像做客一样等饭菜备齐。
临走前，沙丽用吸尘器把三层楼的别墅都清扫了一遍，上下都收拾得非常干净。可到了约定的时间，房东根本就没出现，再三联系才说不来了，让她把钥匙交到物业。
经历过两次失望的体验，沙丽觉得国内的房东里没有多少人真的有和房客交流的愿望，和真正认同Airbnb“分享式旅行”的理念，“他们的心态就是在出租房子。”
如今，沙丽已经不太想在国内住普通人家里了，在她看来，“Airbnb的精髓不仅仅是租房子，而是要交朋友，要把一个温暖、温馨的家庭气氛带给别人。”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作为共享经济的一部分，这也正是Airbnb努力打造的理念。2014年，公司用重新设计的红色logo替代了原先的蓝色logo，就是希望能给用户带来温暖的联想，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雷恒曾是腾讯的产品经理，现在自己出来创业，除了正在做的互联网产品，他还有一个人生梦想：开一家有独特理念的七星级度假酒店。
做Airbnb房东被他称为“坐在家里旅行”：让他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是他为自己产品进行的市场调查，也是对未来梦想的提前演练。
雷恒对于和房客们的相处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一旦确定入住，他会先加微信跟对方聊天，提前熟悉。而朋友圈是他了解对方的重要途径：“连朋友圈都不发的人，说明没有交流的欲望。”
他会和每位房客一起做饭、吃饭，和每个人自拍;他会叫上自己的朋友大家一起开party，也常常和房客深聊到半夜。他提供无限量的零食、水果，但他从不为房客们忙前忙后，事实上，也几乎没人向他提出过什么要求，反而还都会主动帮他浇花、遛狗、倒垃圾。
他认为主要是Airbnb的筛选功能起了作用：如今使用这个软件的中国人，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开放、素质很高、很精英的一批人。
雷恒一直对自己的第一个房客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来自山西的西餐厅老板，他带来了10个猪蹄作为见面礼，也带来了一个雷恒从不了解的人生：身处四线小城市的他，却对西方世界和高雅艺术充满向往;他经济条件优越，却渴望摆脱现实的生活环境。
那个周末，雷恒带他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去了奥体公园野餐，餐厅老板回请雷恒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法国戏剧。
后来，那个带礼物的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从巧克力到自家包的粽子，每个房客都会给雷恒带来各种各样的小惊喜。
现在在他的手机里，存满了和房客们一起的照片，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人的故事，也对每一张照片如数家珍。“每个人都超有意思的。”他顿了一下，“真的，每个人。”
他还把所有房客都拉到一个微信群里，让大家互相认识。从6月初开始做房东到现在，这个“床友会”里已经有了近50个成员。
“做Airbnb房东让我最开心的事情，是让我更加享受到陌生人和陌生人相处的愉悦感、信任感。”雷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前自己太刻薄，与不同的房客真诚地交流，你的确可以去掉刻板印象和有色眼镜，真心发掘每一个人身上值得欣赏的地方！”做房东给雷恒带来了改变。
而他觉得这个共享的模式还可以做得更多。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社会里，明明是不同世界的人却有缘相遇， “会让人觉得还有一个社区，大家还是有爱的，都是可信任的。”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吴洋、倪娜、阿东、沙丽等为化名）
和家喻户晓的打车软件Uber相比，同样作为共享经济的鼻祖，Airbnb在中国的知名度和用户人数少得多。人们早已习惯了随便坐进一辆陌生人的车，却并不是谁都放心像住酒店一样住到陌生人的家里。
但这并不意味着Airbnb可以被小觑。事实上，这个8年前由3张气垫床起家的小网站，如今已经变身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覆盖了超过190个国家的34000多个城市，拥有120余万套房源。而过去一年它的增长骤然加速，自2014年5月起的短短一年里，其用户人数就由原来的1500万猛增至3500万。
在6月28日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私募融资后，Airbnb的估值更是达到了255亿美元，仅次于小米和Uber，成为了全球估值最高的三大科技创业公司之一。
尽管已经推出中文页面，也招聘了中国员工，但Airbnb至今并没有进军中国，也没有在国内设办公室。而借助互联网，这个来自美国的房屋短租平台，因其丰富资源和新鲜概念，正悄然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
房客成了房东
2013年春节，吴洋和全家人一起到普吉岛度假。通过Airbnb，他预定了一栋海边别墅。因为刚刚开张，为了吸引房客，房主把价格定的很低：一栋4层的豪华别墅，附带2个私人游泳池，一天只折合2000多人民币。令人惊喜的不仅仅是价格，还有那位来自俄罗斯的房主。他们从当地特色聊到房地产的生意经，走过很多国家、向来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的吴洋和他相谈甚欢。
这次“入户”体验让吴洋觉得“很好玩”，在回国后不久，他也把自己的房间挂上了Airbnb网站，成为了当时Airbnb上为数不多的中国房东之一——“我注册那会儿，北京可能只有一两百个房源。”这或许算是Airbnb在中国最早的一批种子用户，他们大多和吴洋相似：年轻，爱玩、爱旅行、爱社交，经常接触西方文化，许多都有海外生活背景，甚至干脆就是在中国工作的老外们。
1990年出生的吴洋有着比大多数同龄人都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曾经是DOTA职业玩家，获得过世界电子竞技大赛亚洲锦标赛的季军，也在新加坡特种救援队做过训犬师特种兵。因为觉得上学无趣，他曾辍学在家自学编代码，后来又跑到中国中医药大学认真地学了四年临床中医，现在，他是一家与旅行相关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的CEO。
“都是兴趣导向。”吴洋这样概括自己尝试过的各种人生选择，同样出于兴趣，把闲置的房间出租出去，还能认识有趣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个理所当然的决定。
吴洋会被这样的概念吸引并不奇怪，这本来就是几个像他一样年轻又爱玩的创业者想出的点子。
2007年10月，毕业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的设计师、26岁的布赖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和乔·吉比亚（Joe Gebbia）蜗居在旧金山的一个小公寓里。他们酝酿着创业，却苦于经济压力时时要为交房租而发愁。恰逢一个设计领域的国际会议要在旧金山召开，周边的酒店价高客满，他们灵机一动，在客厅里摆上了3张气垫床，以每人每天80美元的价格招来了3位参会者。他们给房客提供橙汁和果酱饼作为早餐，而这也正是“Airbnb”这个缩写的由来（源于Airbed and Breakfast，气垫床和早餐）。
既小赚了一笔，又认识了同行，送走房客，两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随后做技术出身的纳森·布林克兹克（Nathan Blecharczyk）加入，2008年8月，Airbnb网站正式上线。在这个平台上，房东以介于酒店和免费沙发客之间的价位将闲置的房间出租，房客也能获得居家般的住宿体验，而Airbnb则通过向双方收取佣金盈利。在此后的发展中，提供早餐渐渐淡化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新的主打很快随之而来。
个性化且富有各地特色的住所成为了Airbnb的新卖点。古堡、树屋、洞穴、私人岛屿……这些遍布全球各地稀奇古怪的住所都能在Airbnb上找到。
而在北京，吴洋家的四合院显然与这一新标签相当匹配。
这是一个位于胡同居民区里的小四合院，有4个房间和1个厨房，除了父母偶尔过来，大多数时间里都只有吴洋一个人住。
由于当初买来时就进行过装修，给每个房间都改建了独立的卫生间，古典风格的雕花木床、桌椅也都是现成的，吴洋并没为做Airbnb房东费太大工夫。他去采购了床单被罩、毛巾、洗发水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在网站上注册了房源，又预约了Airbnb的摄影师，上门给房间拍了照片，信息就很快上线了，吴洋就这么变成了房东。
虽然只有一间用来出租，充满生活气息的胡同和颇具东方韵味的房间陈设还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房客——他们大多是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他们想在四合院里体验一下地道北京人的生活。这里极佳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也是加分项：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地铁站，距离王府井、后海、三里屯都不过5分钟的车程。因为房客太多，为了保留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吴洋不得不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一下房客人数，每个月留出5-10天的空当。
两年来，吴洋接待了上百位房客，也如当初所愿那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个来北京找灵感的华裔导演在吴洋家里住了两个月，向他展示了自己拍过的作品;有微软、戴尔公司的工程师，了解了他在做的公司，提出想跟他合作项目;还有个法新社驻北京站的记者，酷爱用照片记录生活，而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吴洋也成了他的拍摄对象，被跟拍了好几天……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吴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倪娜在东单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有一间平房，是早年单位分的宿舍。房子一直长租给别人，后来房客搬走了，她也在几年前退休，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了Airbnb，马上决定试一试。理由很简单：和年租相比，短租虽然麻烦些，但收益更高、还“不毁房子”。她给这个有独立卫生间的单间定价220元一天，最多可住4个人，走的实惠路线。 而30岁的互联网从业者阿东则想得更远些。他和妻子都是北漂，从两年前开始，为了补贴家用，他们把租来的房子中的一间挂上了Airbnb。眼看着生意越来越好，今年他们又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区里另租了一套两居室，也挂在网上。
其实，补贴家用正是当初Airbnb及其代表的“共享经济”在美国迅速火起来的重要原因：2009年前后，美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大增，而这种共享模式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省钱和赚外快的大好途径。
2012年，Airbnb在旧金山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56%的房东把短租收入用来支付房租或是银行贷款，42%则用来补贴日常生活。
变革的参与者
在一家国企工作了5年之后，27岁的张钊辞了职，决定和妻子一起创业。由于妻子之前在一家房屋租赁公司工作，跟着美国老板接触过Airbnb，受到这个启发，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民宿。
经过一番调研，他们选择了三里屯附近的一处高档国际公寓。一来是因为三里屯和胡同、四合院一样，也是广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地区之一;二来张钊从小在这一片长大，妻子之前也在此工作，小两口对附近的房源、设施和市场都很熟悉。
尽管注册公司时写的是“酒店管理”，可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最初其实只有1间客房。当然，他们也并非真正的“所有者”，只是以每月六七千元的价格在国际公寓里租下一个房间，然后挂在Airbnb、Booking、携程等几个短租、旅游网站上，标价一天409元。
张钊原先就是做市场营销、推广方面的工作，又有着北京人一贯的仗义、热情，把握客户需求、与人沟通交流都是他的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毫不费力就能赢得客源。事实上，仅在张钊这个小区里，在Airbnb等短租平台上招租的民宿型酒店就有六七家，每一家都比他们的规模大得多。
从接待房客到打扫房间，再到设施维护，所有的工作都是小两口亲力亲为。张钊更是以处女座的性格坚持对细节、品质的追求：他们在原先的床垫上又加了一层亲自试睡过的记忆棉床垫;为了使房客拿到的毛巾足够柔软亲肤，他们专门买来烘干机，自己清洗后再一一烘干;还有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连拖鞋都是60多一双的”……
起初，他们在几个酒店预定网站上都列出了房源，但近几个月来，来自Airbnb的客户明显增多，加上其更规范的预订流程、先行支付的政策（它类似淘宝上的支付宝，房客将全款打入Airbnb公司账户，租期结束后再由公司支付房东）很好地保障了两方的利益。Airbnb成为张钊主要的客源平台。
为了积累经验，小两口连蜜月旅行都在考察房源，全程在Airbnb上预定住宿，2天换一个地方，体验不同的服务和风格。
在Airbnb上订房，房客往往会给房东发消息提出预订申请或询问情况，而房东的回复率和回复速度则被视为优质房东的考量标准之一。因为外国用户居多，使用时间常有时差，为了保证回复速度，张钊晚上睡觉时也把手机、iPad摆在枕边。就算是半夜三点，一听有消息来了，也会“噌”地一下坐起来回复对方。
后来，为了随时响应客人的需求，他们索性在小区里又租了间房，把家也搬了过来。有了“办公室”，他们的服务也更多了：替房客寄放行李，出租自行车，甚至自己开车把行程紧张的游客送到长城等景点。
开业半年来，他们已经扩充到了3间客房，几乎每天都订满了。因为口碑好，他们被评为了Airbnb的“超赞房东”，许多房客都邀请他们以后到自己的国家旅游再见面，而不少国内的团购、旅游网站也主动找来请他们入驻或是参加活动。
不单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Airbnb也给张钊这样的普通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虽然目前这3间客房还不能为他和妻子带来丰厚的收益，但他们还有着更大的梦想：他们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客房扩充到8间;利用积累下来的世界各国的房客资源，建立起一个旅游信息交流平台;甚至有朝一日还能把他们的“家舍”开到国外去。
当科技的杠杆撬动了传统的商业壁垒，他们无意中成为了这场颠覆消费与所有权的变革中勇敢的参与者。
隐秘的“共享经济”
竞争是激烈的，Airbnb还没正式进入中国，小猪短租、蚂蚁短租等一系列“中国模仿者”相继出现了。
倪娜是2013年9月在Airbnb上注册的，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房子刚上线第二天，小猪短租的工作人员就找到她，邀请她入驻。自那以后，这间房同时挂在这两个平台上，房客都不少。而今年以来，来自Airbnb的房客越来越多，别的预订就只能插空安排了。
阿东的情况正相反，他的房子也同时挂在几个平台上，但95%的客源都来自小猪短租。与倪娜通过Airbnb接待的众多外国游客不同，他的房客多以中国人为主。从上线第一天起，这房子几乎没空过，每个月的租金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能有四五千块钱的盈余。在刚过去的6月，他从短租中获得的纯利润，已经超过了自己每月的税后工资收入。
虽然Airbnb上的中国房东们尝到了共享经济带来的甜头，但大家似乎都不怎么看好这个洋品牌在中国的发展。这样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直到现在，Airbnb在北京和上海的房源也分别只有1000多套，而房源数量全球最多的巴黎，已有 4万套。
“我看好Uber这样的共享经济，毕竟车是比较轻的，而房子……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太重了。”阿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
倪娜也曾劝过几个朋友加入短租大军，可朋友们都不是嫌麻烦就是不放心了。
的确，因为中国人对房子的看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房东和房客之间的信任，而国内尚未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更是加重了这种不安全感。
在国外，除了必须的身份验证信息，Airbnb还鼓励用户用Facebook账号注册，由此展开的社交网络被视为衡量租赁双方可靠程度的标准之一。而对于中国用户来说，他们可以选择链接微博，但显然这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 2015年年初，小猪短租联手芝麻信用，首次将个人征信体系引入在线短租行业。信用分在600以上的房客可以不交押金，而由公司垫付。但在阿东看来，在现阶段，这个仍在测试中的信用体系并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他就曾遇到过分数很高但素质、信用都很糟的客人。
而另一方面，与Uber等专车软件面临的监管问题类似，Airbnb所涉及的短租服务其实也处于法律和税收的灰色地带。尤其是那些坐拥多套房源的职业房东们——他们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没投身酒店业，却依仗“普通人”的身份，把共享经济做成了利润丰厚的隐秘生意。
其实，这是Airbnb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着的共同问题。
在纽约、旧金山、柏林等多个城市，它都曾被指控违反了酒店业或房屋租赁相关的法规，遭到了监管部门不同程度上的打击。
这也是Airbnb上中国房东们的担忧。在他们看来，短租既非刚需，也不高频，一旦面临政策压力或是遭到酒店业的打压，人们不会像支持打车软件一样支持他们。
“Uber毕竟有舆论豁免权，因为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人们打不到车的问题。但租房这个就比较难，很多人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不会声援这个事情。如果Airbnb出了事情，性质和Uber是不一样的。”吴洋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过阿东对此倒不太担心。在他看来，Airbnb这类短租平台的出现本身并不新鲜，本质上不过是日租房在互联网上的延伸。“这个产业已经在线下存在很多年了，盈利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现在只不过是更大面积信息的匹配，所谓的社交红利只是噱头。”就算平台不行，这个产业也不会受太大影响，“毕竟需求在那儿放着呢。”
能不能和陌生人愉快的聊天？
2014年5月，Airbnb与国内最大的出境旅游平台穷游网签订了为期2年半的战略合作协议，这也意味着他们把探索中国市场的第一步放在了出境旅游者身上。
沙丽其实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出境旅游者——她在国外生活多年，现在又做国际贸易，常常一个人世界各地到处跑。一次次国外的旅行中被培养成了Airbnb的忠实用户。
她的第一次尝试是在法国巴黎。当时她预定了一栋用石头建起的、很有艺术感的房子，房东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士。
最初的两天，宾主双方一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互不干扰。让她没想到的是，第三天房东上街采购，竟主动邀请她一起去。虽然到过巴黎多次，但她们去的那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香薰店还是让沙丽十分惊喜。从香薰店出来，迎着夏日的微风，她们又去了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坐在街边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然后再一起回家做饭。从那天起，她们就渐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离开的那天是早班飞机，因为怕打扰房东休息，沙丽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和她告过别。可早晨她一出卧室，却看到了房东摆在餐桌上的告别小卡片。等她回到家，打开电子邮箱，房东早已发来询问是否平安抵达的电子邮件。
之后，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那次温暖的回忆让沙丽一直对Airbnb抱有特别的好感。后来在英国、西班牙等地，只要出去旅行，她都愿意在Airbnb上找民宿住。
即便在国内旅行，她也尝试住过几次Airbnb，可“回家”的体验反倒没那么美好。
一次，她在北京预订了一栋三层别墅里的一个房间，可到了才发现，现实与照片反差不小：空调失控，卫生间的地砖坏掉了一大片，洗手盆也在漏水，房东的冷漠更让她觉得不舒服。
为了拉近距离，每次她下楼做饭，都邀请房东一起吃，可对方总是略带勉强地说一句“那好吧”，然后像做客一样等饭菜备齐。
临走前，沙丽用吸尘器把三层楼的别墅都清扫了一遍，上下都收拾得非常干净。可到了约定的时间，房东根本就没出现，再三联系才说不来了，让她把钥匙交到物业。
经历过两次失望的体验，沙丽觉得国内的房东里没有多少人真的有和房客交流的愿望，和真正认同Airbnb“分享式旅行”的理念，“他们的心态就是在出租房子。”
如今，沙丽已经不太想在国内住普通人家里了，在她看来，“Airbnb的精髓不仅仅是租房子，而是要交朋友，要把一个温暖、温馨的家庭气氛带给别人。”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作为共享经济的一部分，这也正是Airbnb努力打造的理念。2014年，公司用重新设计的红色logo替代了原先的蓝色logo，就是希望能给用户带来温暖的联想，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雷恒曾是腾讯的产品经理，现在自己出来创业，除了正在做的互联网产品，他还有一个人生梦想：开一家有独特理念的七星级度假酒店。
做Airbnb房东被他称为“坐在家里旅行”：让他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是他为自己产品进行的市场调查，也是对未来梦想的提前演练。
雷恒对于和房客们的相处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一旦确定入住，他会先加微信跟对方聊天，提前熟悉。而朋友圈是他了解对方的重要途径：“连朋友圈都不发的人，说明没有交流的欲望。”
他会和每位房客一起做饭、吃饭，和每个人自拍;他会叫上自己的朋友大家一起开party，也常常和房客深聊到半夜。他提供无限量的零食、水果，但他从不为房客们忙前忙后，事实上，也几乎没人向他提出过什么要求，反而还都会主动帮他浇花、遛狗、倒垃圾。
他认为主要是Airbnb的筛选功能起了作用：如今使用这个软件的中国人，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开放、素质很高、很精英的一批人。
雷恒一直对自己的第一个房客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来自山西的西餐厅老板，他带来了10个猪蹄作为见面礼，也带来了一个雷恒从不了解的人生：身处四线小城市的他，却对西方世界和高雅艺术充满向往;他经济条件优越，却渴望摆脱现实的生活环境。
那个周末，雷恒带他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去了奥体公园野餐，餐厅老板回请雷恒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法国戏剧。
后来，那个带礼物的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从巧克力到自家包的粽子，每个房客都会给雷恒带来各种各样的小惊喜。
现在在他的手机里，存满了和房客们一起的照片，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人的故事，也对每一张照片如数家珍。“每个人都超有意思的。”他顿了一下，“真的，每个人。”
他还把所有房客都拉到一个微信群里，让大家互相认识。从6月初开始做房东到现在，这个“床友会”里已经有了近50个成员。
“做Airbnb房东让我最开心的事情，是让我更加享受到陌生人和陌生人相处的愉悦感、信任感。”雷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前自己太刻薄，与不同的房客真诚地交流，你的确可以去掉刻板印象和有色眼镜，真心发掘每一个人身上值得欣赏的地方！”做房东给雷恒带来了改变。
而他觉得这个共享的模式还可以做得更多。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社会里，明明是不同世界的人却有缘相遇， “会让人觉得还有一个社区，大家还是有爱的，都是可信任的。”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吴洋、倪娜、阿东、沙丽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