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桑楚曾经说过，在电影的世界里他此生不虚。他被称为红色电影大亨，同时又是中国电影亿万票房之父。革命与消费贴合于一身而不显突兀。这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顺应潮流却从不乏勇气创新。
　　这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故事。他从抗敌演剧队踏入文艺序列，1949年进入电影行业。虽然自称门外汉，但他善于汲取营养，从未孤立无援。上海电影厂的两个辉煌期他是见证者，更是创造者。尤其是新时期的十年，他带领上海电影制片厂，一手打造 “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仅1982年一年，在徐桑楚的主导下，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和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相继公映，被电影界誉为“双绝”。这两部影片不仅斩获诸多奖项，还带给整个中国电影界强烈震撼。
　　从20世纪50年代他组织拍摄的革命却不乏诙谐的《鸡毛信》就不难看出，他对电影的喜闻乐见有着自己的把握。他大亨式的行事方式在业内也广为人知。1964年，他支持导演刘琼拍摄《阿诗玛》。尽管剧组顶住压力把影片拍摄完毕，然而《阿诗玛》还是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直到1982年才重见天日。
　　这类遭遇并不会让他感到畏惧。“文革”之后，所有人的思想都偏于保守，观望者居多，行动者甚少。比如重拍的《南征北战》，部队的军装都是笔挺的“的确良”，用徐桑楚的话说就是“假得简直没法看，那时的情况很糟糕！”接任厂长后，徐桑楚立刻开始行动。打破禁锢成为首要任务，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他工作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鼓舞士气，鼓励所有人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
　　70年代末，《庐山恋》诞生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吻的镜头。在当年，女主角张瑜的频繁换装以及吻戏都引发了有关“道德”和“洁净度”的争论。然而这并没有出乎徐桑楚的预料。在《庐山恋》开拍前，他对剧组说：“你们安心拍，其他的事我来担着。”徐桑楚深知“文革”后中国观众强烈的文化需求对当局的影响。张瑜回忆说：“今天看来，老厂长的这种坚持让中国电影前进了一大步。”
　　徐桑楚敢于承担，也善于挖掘。“文革”之后，导演和人才的调动以及剧本严重缺乏，使厂内空前的热情受到制约。他们必须从电影厂之外寻找新的灵感。徐桑楚善于“抢”剧本。20世纪80年代，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大获成功。他本人又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交给八一厂。后者却显得有些举棋不定。这个时候，其他电影厂得到消息都纷纷派人去同李存葆联系，想把本子挖走。作家很谨慎，直到徐桑楚承诺他：“只要你愿意把本子给上影，我就请谢晋导演来拍。”接下来的故事尽人皆知，《高山下的花环》电影成为一代经典。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许多有争议的剧本都最终在徐桑楚的支持下投拍，比如《曙光》《天云山传奇》还有《城南旧事》。上影厂也在这个黄金10年中出了大量电影作品，占据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创造了影业的一个奇迹。80年代，电影票价仅为2毛5分钱，共有5部影片票房过亿，《少林寺》《喜盈门》《庐山恋》《天云山传奇》《405谋杀案》。后4部电影均由徐桑楚制片。
　　除了支撑谢晋这样的导演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施展才华，徐桑楚还打破了中国电影曾经饱受束缚的题材空间，把故事内容拓展到有关女性、农村以及知青生活。黄蜀芹执导《人·鬼·情》，史蜀君执导《女大学生宿舍》，杨延晋执导《小街》这类的影片都从某种意义上帮助形成了当时国内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导演中心制的制作流程也被继承下来。一批新人，比如张瑜、陈冲、刘晓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
　　2006年，徐桑楚的口述传记《踏遍青山人未老》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然而，上影老厂长在书中谈及他人的功绩却远多于自己。对于从影之路，他曾表示对过去的工作环境、氛围、合作者充满了美好的留恋之情，特别是曾经亲历的上影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没有亲手把《三国》搬上大银幕依旧成为徐桑楚职业生涯中一个遗憾。他甚至已经筹集到了2.5亿元的投资，并准备好了从“桃园三结义”到“三分归晋”的10部电影的剧本。上影厂的后辈们深知徐桑楚的愿望，他们甚至以参与《赤壁》拍摄的方式帮助老厂长圆梦。
　　2011年8月23日，徐桑楚因心肺衰竭，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6岁。同时，他也把鸿篇巨制的梦想保存在上影厂的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