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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生活和工作26年后，刘伟也如父亲一样成为大家眼中的“老西藏”。2009年，在中国西藏民主改革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之际，新华网曾邀请刘伟以一名“老西藏”的身份做客新华访谈，畅谈在西藏的感受。
这位“藏二代”曾走遍西藏76个县，“可以说把最好的、年轻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西藏”。“作为一名记者，在现今这个年代，能有一段在西藏生活的经历，是自己的幸运。”对于父亲与自己曾挥洒青春的那片神秘土地，他心存感激。
父亲见证拉萨中学改革
刘伟对于西藏的情结始于他的父辈。他的父母都是早期进藏的“老西藏”，是首批进藏的地方干部。
巧合的是，父亲刘大道自1960年担任拉萨中学副校长，至1984年成为校长，两年后退休，同样历时26年。这26年来除了屈指可数的3次休假，他总是按步就班地进教室上课、听课，到办公室处理公务，从没有递过一次病假条。
刘大道毕业于武汉大学，解放初由党组织派送到刘伯承元帅任校长的重庆西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曾在川北行署做过短暂的人事工作，很快就转到教育战线上，先后在盐亭、三台担任中学教务主任和中学校长。1960年春，组织选派刘大道到四川省委党校学习。到了成都，正逢西藏平叛改革，中央通知各省抽调大批干部援藏，省委组织部决定调刘大道到西藏工作，妻子也与他同调。时间紧迫，他们安排好年幼的子女，就匆匆出发了。
到了拉萨，刘大道被分配到自治区拉萨中学担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妻子被分配在银行工作。当时西藏刚刚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拉萨中学创办于1956年9月21日，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第一任校长是达赖喇嘛的经师，平叛前学校还设有每天念经的课程。为适应民主改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刘大道虚心向18军进藏的学校老领导、老教师了解西藏历史和文化；针对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文字转换的障碍，在全校藏汉教师间相互开展学习汉、藏语文的活动；组织藏汉教师共同编写各个科目的教材，适应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需要，尽快与全国中学教育接轨；带头学习藏语，承担部分讲课任务，还轮流到各个班级听课，和教师一起总结经验。……
1963年，拉萨中学，事实上也是整个西藏，历史上第一批高中生毕业了，自治区筹委文教处决定从中选拔8名毕业生，由刘大道带领去首都参加全国高考。妻子请求同时去内地休假，得以亲眼目睹刘大道带学生赴京高考的全过程。“他哪里是在休假啊，简直比在拉萨还焦心、劳累！学生进考场那几天，正直北京酷暑时节，他场场不漏地顶着烈日守候在考场外面。怕学生怯场，更怕学生中暑，千叮咛万嘱咐，既尽到教师的职责，又表现出家长般的关爱。”刘道玉深深懂得参加这次考试是国家教育部门对西藏教育的一次考核，也是对拉萨中学和他本人工作的一次检验。高考结束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专门接见了他。回去后他高兴地告诉妻子，“部长充分肯定了西藏教育工作的成绩，说这次考试原本是想让西藏第一批高中毕业生见见世面，尝试一下，没想到这批从民族语言起步的中学生，通过短短几年的学习，汉语文、数学、理化知识提高得如此快速，真是可喜可贺。”结果，应试学生都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刘道玉欣慰地对妻子说，“藏族孩子很可爱，只要我们功夫做到家，他们的聪明才智就会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平凡而又高大的父亲
刘伟出生在内地，小学也是在内地读的，直到“文革”开始。
刘伟在西安保育院小学读书无人照料，因为父亲放心不下学校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母亲一个人去西安把他接回拉萨。
“文革”期间，拉萨中学与全国一样停课闹“革命”，斗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界路线”。学校其他领导离开了学校，剩下刘大道一人管理伙食和日常行政事务。
在刘伟的记忆中，父亲非常忙碌，就像一名孤独的守护者细心地看护着学校的图书馆、教学实验室和其他固定资产。“动乱一开始，父亲就和木工用木板把实验室和图书馆的门窗全部封闭起来，钉死钉牢仍然不放心，每天还要围着房屋巡逻查看几遍。”
后来，拉萨发生武斗，“摔石头，动枪支，时刻都面临着危险”。为预防不测，母亲把刘伟送到军区大院一位同志家，又赶回家催促丈夫一起离开学校。性格温和的丈夫自结婚以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对妻子大发脾气：“你懂得什么？学校实验室里的20多台高档显微镜和许多贵重仪器，比内地有的大学还齐全。那些教学仪器都是中央按省、市、自治区分配的，而分给西藏的仪器全部都给了拉萨中学。来得容易吗？”看着丈夫的激烈反应，妻子明白了：学校这些图书、教学仪器在他心中的价值比他生命更重要。“我终于醒悟过来，‘文革’十年中，甚至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时期，已经没有任何名分的老刘为什么仍然不肯离开拉中一步的真实原因。”
正是在刘大道的精心保护下，十年“文革”浩劫中，拉萨中学的众多教学仪器完好无损，数万册图书也基本保存完好。
打倒“四人帮”后，学校领导班子调动频繁，教师人心浮动，纷纷内调或去机关单位工作。刘大道却成天为尽快恢复被极“左”路线扰乱的正常教学秩序奔忙。
正在这时，妻子在成都休假时又不幸摔断了腿，刘大道匆忙赶回成都料理。妻子动员他申请内调。看到妻子摔断的腿，刘大道左右为难，沉思了好几天后对妻子说，“党给我在西藏的工作远未完成，我在拉萨中学许下的诺言尚未实现。每当夜里想起内调，眼前就浮现出一双双学生、家长渴望的眼睛，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此后，体贴的妻子再也没有谈过内调的事。
直到刘大道退休，经他亲手输送到大学、机关、部队的藏汉族学生有一万多人。
2005年刘大道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家人只在殡仪馆定了一个很小的房间举行亲人告别仪式。不料消息不胫而走，那天竟一下子来了100多个悼念者。“我们居住的社区黑板报还以‘社区的骄傲’为题出版了悼念专刊，这在北京社区很少见的。”平凡的父亲在刘伟心目中陡然变得高大起来。
触摸跨世纪的历史两端
身教胜于言教，或许正是父亲对西藏割舍不下的深沉情感影响着刘伟，作为一名记者，他以自己的方式，用文字表述着他对这片被他称为“故乡”的土地的热爱。
1979年，刘伟参加高考，考入西藏民族学院。在陕西省咸阳市读了4年大学后，他再次回到西藏。“那时，西藏是大学生最多的时代，而且集中在大学的78、79、80级三届。”毕业后，刘伟进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做记者。刘伟就是属于父母献给西藏的第二代人,在他的身心中已经深深地刻上了西藏的烙印。他说：“职业的原因，我时常乘坐波音飞机从西藏直抵北京。都市的喧哗躁乱使我这个来自高原的‘牧民’变得迟钝起来。”
1989年，刚从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调入人民日报社的刘伟就参加了“民族地区纪行”的重大系列采访活动。在藏南一个桃花盛开的山谷里，刘伟等人采访了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珞巴族的一个民族自治乡。那天他们正好碰上南伊珞巴族最有名望的女巫师“纽布”亚崩举行杀鸡看肝纹的巫术仪式。“一个病人背来十几只小鸡，请大巫师杀鸡看肝纹，解答朕兆，以求病因和治病方法。”
回拉萨后不久，刘伟采访了亚崩的女儿亚依。她是内地毕业的舞蹈演员，正在自学英语，业余还写诗，不久要出国演出。
两代珞巴人，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纪。“采访亚崩母女，我似乎瞬间经历了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这本身就是凝固的西藏最有意义的变化，是生命灿烂之所在，是历史变迁之魅力。这就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神话与现实共存的西藏。”有了这样的思考，刘伟写下了通讯《纽布亚崩和她的女儿》。
“在西藏，蓝空无尽，群山重重，人的生命与之对应，可切实体会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这种凝固，千余年皆如此，不仅有文化化石的意味，而且还展示了人类文明顽强地一点一滴地演进。”
西藏是新闻业公认的“新闻宝库”，在高原成名的新闻记者也不少，刘伟是其中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一位。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多吉占堆看来，刘伟是一位文化底蕴较深厚、政治敏感较强的复合型记者，一定程度上介于记者和藏学家之间，并且很好地融合了两者的优势。“百年变迁对个人而言是漫长的，而他有幸生活在当今中国的西极，而且又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短暂的时间中，随时能够触摸跨世纪的历史两端。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多了几分凝重和质朴，多了几分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鲜活气息。”
西藏是故乡
2000年秋，当多年的好友多吉占堆听说刘伟要回藏担任分社社长时，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让他惊讶的是，刘伟在高原新闻战线上奋斗了20年后已经回到了内地，并且已是人民日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家也安在了首都北京。“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几个人有那样的勇气再次长时间拥抱雪域高原的高寒缺氧和与家人别离的寂寞。”
其实，早在刘伟刚从西藏到山西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怀念“故乡”。“轰鸣的汽车和杂乱无章的人行道、车行道让人心烦意乱，飘散的煤烟混合在呛人口鼻的空气中。看着那些乌色的河流和挂满尘土的植物，我心情如何也好不起来。”
这次，回到西藏工作后的一次采访经历让刘伟“最为难忘”。2004年10月13日，时任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的刘伟率领5名记者于上午10时30分离开拉萨，前往藏东南林芝地区。他们计划从16日开始徒步进入中国当时唯一未通公路的县——墨脱县进行采访。这是新华社西藏分社历史上派往墨脱采访的规模最大的小分队。
小分队于15日上午从林芝地区八一镇出发，沿着川藏公路向200公里外的波密县进发。11点左右天开始下雨，接着是雨夹雪，雪越来越大。15日晚6点左右到达位于波密县的墨脱转运站。该站建于1993年，是从外界向墨脱运送人员物资的第一站。现有天气条件下，汽车很难走远，徒步路程将增加至100到120公里左右，并且将翻越海拔4200米左右的嘎隆拉山，原定的3天行程不得不延长。
历经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在19日晚7时顺利抵达“高原孤岛”——墨脱县城。
“兴许是高原耸拔的大山给了人以顽强生存的意志，给了人一种气魄。我的心态处在一种反差之中，时间对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无足轻重，我能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里进出，难道不是做记者的幸运？这种反差已成为我人生经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我感谢西藏的赐予。”
曾有人问刘伟：一个是像他这样长期在西藏生活的汉族人是否被同化了，以及现在在西藏的藏族是否被汉族同化了？他向对方讲述了一次永生难忘的采访经历。1990年代，他在西藏采访的时候，曾亲耳听到一个农奴出身的县委书记讲，“在中国无论汉族、藏族都是中华民族”。“说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西藏，喜欢藏族人，也喜欢西藏的文化与藏族的生活方式。我把西藏当成我的故乡，我愿意被同化，再怎么同化，都是中华民族。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藏族保留了自己非常好的民族特性，它的传统文化都保留得很完整。”
对于那二十几年的青春岁月，刘伟说，“谈不上什么‘坚持’，就是‘习惯’。我从未感觉那段岁月有什么难熬，也就无所谓‘坚持’。无论我在内地还是再回西藏，那个年代灿烂而光明的痕迹已深深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并且将伴我一生。”
这位“藏二代”曾走遍西藏76个县，“可以说把最好的、年轻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西藏”。“作为一名记者，在现今这个年代，能有一段在西藏生活的经历，是自己的幸运。”对于父亲与自己曾挥洒青春的那片神秘土地，他心存感激。
父亲见证拉萨中学改革
刘伟对于西藏的情结始于他的父辈。他的父母都是早期进藏的“老西藏”，是首批进藏的地方干部。
巧合的是，父亲刘大道自1960年担任拉萨中学副校长，至1984年成为校长，两年后退休，同样历时26年。这26年来除了屈指可数的3次休假，他总是按步就班地进教室上课、听课，到办公室处理公务，从没有递过一次病假条。
刘大道毕业于武汉大学，解放初由党组织派送到刘伯承元帅任校长的重庆西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曾在川北行署做过短暂的人事工作，很快就转到教育战线上，先后在盐亭、三台担任中学教务主任和中学校长。1960年春，组织选派刘大道到四川省委党校学习。到了成都，正逢西藏平叛改革，中央通知各省抽调大批干部援藏，省委组织部决定调刘大道到西藏工作，妻子也与他同调。时间紧迫，他们安排好年幼的子女，就匆匆出发了。
到了拉萨，刘大道被分配到自治区拉萨中学担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妻子被分配在银行工作。当时西藏刚刚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拉萨中学创办于1956年9月21日，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第一任校长是达赖喇嘛的经师，平叛前学校还设有每天念经的课程。为适应民主改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刘大道虚心向18军进藏的学校老领导、老教师了解西藏历史和文化；针对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文字转换的障碍，在全校藏汉教师间相互开展学习汉、藏语文的活动；组织藏汉教师共同编写各个科目的教材，适应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需要，尽快与全国中学教育接轨；带头学习藏语，承担部分讲课任务，还轮流到各个班级听课，和教师一起总结经验。……
1963年，拉萨中学，事实上也是整个西藏，历史上第一批高中生毕业了，自治区筹委文教处决定从中选拔8名毕业生，由刘大道带领去首都参加全国高考。妻子请求同时去内地休假，得以亲眼目睹刘大道带学生赴京高考的全过程。“他哪里是在休假啊，简直比在拉萨还焦心、劳累！学生进考场那几天，正直北京酷暑时节，他场场不漏地顶着烈日守候在考场外面。怕学生怯场，更怕学生中暑，千叮咛万嘱咐，既尽到教师的职责，又表现出家长般的关爱。”刘道玉深深懂得参加这次考试是国家教育部门对西藏教育的一次考核，也是对拉萨中学和他本人工作的一次检验。高考结束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专门接见了他。回去后他高兴地告诉妻子，“部长充分肯定了西藏教育工作的成绩，说这次考试原本是想让西藏第一批高中毕业生见见世面，尝试一下，没想到这批从民族语言起步的中学生，通过短短几年的学习，汉语文、数学、理化知识提高得如此快速，真是可喜可贺。”结果，应试学生都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刘道玉欣慰地对妻子说，“藏族孩子很可爱，只要我们功夫做到家，他们的聪明才智就会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平凡而又高大的父亲
刘伟出生在内地，小学也是在内地读的，直到“文革”开始。
刘伟在西安保育院小学读书无人照料，因为父亲放心不下学校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母亲一个人去西安把他接回拉萨。
“文革”期间，拉萨中学与全国一样停课闹“革命”，斗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界路线”。学校其他领导离开了学校，剩下刘大道一人管理伙食和日常行政事务。
在刘伟的记忆中，父亲非常忙碌，就像一名孤独的守护者细心地看护着学校的图书馆、教学实验室和其他固定资产。“动乱一开始，父亲就和木工用木板把实验室和图书馆的门窗全部封闭起来，钉死钉牢仍然不放心，每天还要围着房屋巡逻查看几遍。”
后来，拉萨发生武斗，“摔石头，动枪支，时刻都面临着危险”。为预防不测，母亲把刘伟送到军区大院一位同志家，又赶回家催促丈夫一起离开学校。性格温和的丈夫自结婚以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对妻子大发脾气：“你懂得什么？学校实验室里的20多台高档显微镜和许多贵重仪器，比内地有的大学还齐全。那些教学仪器都是中央按省、市、自治区分配的，而分给西藏的仪器全部都给了拉萨中学。来得容易吗？”看着丈夫的激烈反应，妻子明白了：学校这些图书、教学仪器在他心中的价值比他生命更重要。“我终于醒悟过来，‘文革’十年中，甚至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时期，已经没有任何名分的老刘为什么仍然不肯离开拉中一步的真实原因。”
正是在刘大道的精心保护下，十年“文革”浩劫中，拉萨中学的众多教学仪器完好无损，数万册图书也基本保存完好。
打倒“四人帮”后，学校领导班子调动频繁，教师人心浮动，纷纷内调或去机关单位工作。刘大道却成天为尽快恢复被极“左”路线扰乱的正常教学秩序奔忙。
正在这时，妻子在成都休假时又不幸摔断了腿，刘大道匆忙赶回成都料理。妻子动员他申请内调。看到妻子摔断的腿，刘大道左右为难，沉思了好几天后对妻子说，“党给我在西藏的工作远未完成，我在拉萨中学许下的诺言尚未实现。每当夜里想起内调，眼前就浮现出一双双学生、家长渴望的眼睛，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此后，体贴的妻子再也没有谈过内调的事。
直到刘大道退休，经他亲手输送到大学、机关、部队的藏汉族学生有一万多人。
2005年刘大道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家人只在殡仪馆定了一个很小的房间举行亲人告别仪式。不料消息不胫而走，那天竟一下子来了100多个悼念者。“我们居住的社区黑板报还以‘社区的骄傲’为题出版了悼念专刊，这在北京社区很少见的。”平凡的父亲在刘伟心目中陡然变得高大起来。
触摸跨世纪的历史两端
身教胜于言教，或许正是父亲对西藏割舍不下的深沉情感影响着刘伟，作为一名记者，他以自己的方式，用文字表述着他对这片被他称为“故乡”的土地的热爱。
1979年，刘伟参加高考，考入西藏民族学院。在陕西省咸阳市读了4年大学后，他再次回到西藏。“那时，西藏是大学生最多的时代，而且集中在大学的78、79、80级三届。”毕业后，刘伟进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做记者。刘伟就是属于父母献给西藏的第二代人,在他的身心中已经深深地刻上了西藏的烙印。他说：“职业的原因，我时常乘坐波音飞机从西藏直抵北京。都市的喧哗躁乱使我这个来自高原的‘牧民’变得迟钝起来。”
1989年，刚从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调入人民日报社的刘伟就参加了“民族地区纪行”的重大系列采访活动。在藏南一个桃花盛开的山谷里，刘伟等人采访了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珞巴族的一个民族自治乡。那天他们正好碰上南伊珞巴族最有名望的女巫师“纽布”亚崩举行杀鸡看肝纹的巫术仪式。“一个病人背来十几只小鸡，请大巫师杀鸡看肝纹，解答朕兆，以求病因和治病方法。”
回拉萨后不久，刘伟采访了亚崩的女儿亚依。她是内地毕业的舞蹈演员，正在自学英语，业余还写诗，不久要出国演出。
两代珞巴人，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纪。“采访亚崩母女，我似乎瞬间经历了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这本身就是凝固的西藏最有意义的变化，是生命灿烂之所在，是历史变迁之魅力。这就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神话与现实共存的西藏。”有了这样的思考，刘伟写下了通讯《纽布亚崩和她的女儿》。
“在西藏，蓝空无尽，群山重重，人的生命与之对应，可切实体会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这种凝固，千余年皆如此，不仅有文化化石的意味，而且还展示了人类文明顽强地一点一滴地演进。”
西藏是新闻业公认的“新闻宝库”，在高原成名的新闻记者也不少，刘伟是其中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一位。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多吉占堆看来，刘伟是一位文化底蕴较深厚、政治敏感较强的复合型记者，一定程度上介于记者和藏学家之间，并且很好地融合了两者的优势。“百年变迁对个人而言是漫长的，而他有幸生活在当今中国的西极，而且又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短暂的时间中，随时能够触摸跨世纪的历史两端。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多了几分凝重和质朴，多了几分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鲜活气息。”
西藏是故乡
2000年秋，当多年的好友多吉占堆听说刘伟要回藏担任分社社长时，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让他惊讶的是，刘伟在高原新闻战线上奋斗了20年后已经回到了内地，并且已是人民日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家也安在了首都北京。“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几个人有那样的勇气再次长时间拥抱雪域高原的高寒缺氧和与家人别离的寂寞。”
其实，早在刘伟刚从西藏到山西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怀念“故乡”。“轰鸣的汽车和杂乱无章的人行道、车行道让人心烦意乱，飘散的煤烟混合在呛人口鼻的空气中。看着那些乌色的河流和挂满尘土的植物，我心情如何也好不起来。”
这次，回到西藏工作后的一次采访经历让刘伟“最为难忘”。2004年10月13日，时任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的刘伟率领5名记者于上午10时30分离开拉萨，前往藏东南林芝地区。他们计划从16日开始徒步进入中国当时唯一未通公路的县——墨脱县进行采访。这是新华社西藏分社历史上派往墨脱采访的规模最大的小分队。
小分队于15日上午从林芝地区八一镇出发，沿着川藏公路向200公里外的波密县进发。11点左右天开始下雨，接着是雨夹雪，雪越来越大。15日晚6点左右到达位于波密县的墨脱转运站。该站建于1993年，是从外界向墨脱运送人员物资的第一站。现有天气条件下，汽车很难走远，徒步路程将增加至100到120公里左右，并且将翻越海拔4200米左右的嘎隆拉山，原定的3天行程不得不延长。
历经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在19日晚7时顺利抵达“高原孤岛”——墨脱县城。
“兴许是高原耸拔的大山给了人以顽强生存的意志，给了人一种气魄。我的心态处在一种反差之中，时间对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无足轻重，我能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里进出，难道不是做记者的幸运？这种反差已成为我人生经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我感谢西藏的赐予。”
曾有人问刘伟：一个是像他这样长期在西藏生活的汉族人是否被同化了，以及现在在西藏的藏族是否被汉族同化了？他向对方讲述了一次永生难忘的采访经历。1990年代，他在西藏采访的时候，曾亲耳听到一个农奴出身的县委书记讲，“在中国无论汉族、藏族都是中华民族”。“说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西藏，喜欢藏族人，也喜欢西藏的文化与藏族的生活方式。我把西藏当成我的故乡，我愿意被同化，再怎么同化，都是中华民族。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藏族保留了自己非常好的民族特性，它的传统文化都保留得很完整。”
对于那二十几年的青春岁月，刘伟说，“谈不上什么‘坚持’，就是‘习惯’。我从未感觉那段岁月有什么难熬，也就无所谓‘坚持’。无论我在内地还是再回西藏，那个年代灿烂而光明的痕迹已深深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并且将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