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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德是中国传统美德中重要的德目之一，是主要针对官员提出的道德规范。先秦时代，廉德已是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并为诸子百家所共同提倡。故当时已有不少以践行廉德知名的人物。儒术独尊以来，随着儒学的传播，汉代出现了一批以践行廉德著称的官员，《史记》《汉书》称之为“循吏”，他们的事功德行，为后代官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汉代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官员。正史多以良吏、能吏、廉吏、清官等来指称，名称虽不尽相同，但能切实践行廉德，却是这一特殊群体的共性。
我国是农业文明古国，长期以农业立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旱涝雹蝗等各种自然灾害是人们无法左右的，因此靠天吃饭是常态。孟子把“无冻馁之老”（《孟子·尽心上》）作为周文王仁政的標志，又以“数口之家，可以无饥”“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即全社会解决温饱问题作为“王道”理想的重要内容。由此不难看出，古代社会衣食资源的匮乏程度。加之战争频繁，乱世多而太平年月少，真正能够实现“黎民不饥不寒”的时期并不多。
而早在龙山文化时代，宗族制度已“和财富的分化结合起来”，并逐渐“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P122）。因此，与生存资源长期匮乏的现实相对，有限的财富主要集中于宗族中的大宗或政权执掌者之手。这不仅会激化宗族内部矛盾，在宗族“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之后，还会进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以上两点，即资源匮乏和财富分化集中，是廉德产生的重要现实前提。因此，廉德是通过约束和抑制个人欲望而化解人际矛盾、维护宗族乃至社会稳定的伦理德目。其最基本的内涵，与“财”“利”密切相关。古代典籍中对此多有论述。《晏子春秋》卷四说：“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韩非子·忠孝》称“毁廉求财”，都认为“持利”“求财”会妨害廉德。《吕氏春秋·仲冬季·忠廉》则从正面指出：“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庄子·让王》也说：“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都把面临“利”的诱惑而能坚守道义看作是“廉”。这也决定了有廉德者，往往多“贫”。“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墨子·修身》）“所谓廉者……轻资财也。”（《韩非子·解老》）“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列子·杨朱》）
由于在上位者是各级权力的执掌者，廉德也被视为朝政之本。晏子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卷六·内篇杂下》）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已有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考察群吏政绩、判定其高下优劣的记载。《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也把“清廉毋谤”作为官吏的“五善”之一。周秦时代的这种做法，不仅开创了以将廉德作为重要标准考核官吏的先河，也使廉德的传承发展获得了制度保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就不乏以廉德著称的官员。汉代以来，成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对诸子百家共同推重的廉德，以更积极的态度加以倡导弘扬，历代朝廷无不大力提倡，廉德的践行者不仅生前得到重用，而且身后被列入正史，荣及子孙，名垂千古，获得了社会和文化的高度认可。因而廉吏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高度的自律能力，廉洁无私，能受常人受不了的穷，吃常人吃不了的苦。不贪则他们最大的共性。
《逸周书·官人解》中的“观人六征法”中，就有“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P305）的“观人”之法，即考察官员的办法。说明古人很早就把“不贪”作为官员的重要品质，“不贪”其实也是廉德最基本的特征。《左传·襄公十五年》所载子罕“不贪”的故事，就很典型。春秋时期，宋国有人把自己得到的一块宝玉，献给时任宋国司城的子罕，但子罕不接受。献玉者告诉子罕，我已经让玉工检查过，认为确实是宝玉，所以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也。”意思是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你把宝玉给了我，我们就都失去了“宝”。子罕的话是出自内心的，他不仅没有接受宝玉，因献玉人拿着宝玉处境危险，他还“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把献玉人安置在他居住的一带，确保他的安全，又请玉工为之治玉。直到将玉出售后，才把献玉人送回其家乡。
在中国古代，像子罕这样以“不贪”为宝的官员，历代都有。西汉的朱邑，年轻时任桐乡啬夫，为官“廉平不苛”，受到“所部吏民爱敬”。后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深得朝廷敬重，但他自己“居处俭节”“家无余财”（《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P3635-3636）。东汉的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百姓尊为“杜母”，他死后竟“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P1094、1097）晋代的吴隐之任广州刺史期间，“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有人说他矫情作秀，但他始终不改初衷。后奉命返京，“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回到京城后，“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P2342）南齐的庾荜在齐代两次出任荆州别驾等地方官，“前后纲纪，皆致富饶”，治下的百姓富裕了，而他自己却“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P766）又如北魏的张恂，曾任四品的中书侍郎及常山太守等地方长官，官至三品的太中大夫，但他在任常山太守时，“当官清白，仁恕临下”“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P1900）
“治行第一”，深受百姓爱戴，“不营产业”，“家无余财”，是这些廉吏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朝廷的良臣，百姓的父母官，却未必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因为他们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福利，所以不仅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连家人也“不免饥寒”。像这样“当官清白”、公而忘私的官员，虽然在历代官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甚至是比较小，但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的精神品格，直至今日仍不能不令我们深深地敬仰。
廉吏在每一朝代人数虽然不多，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他们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不谋私利、一心为民为国的为官立身原则，近似“苦行僧”的生活方式，超越常人、令人仰视的人格境界，让他们成为历代官场的异类和特立独行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他们不仅具备了超越凡俗的神圣魅力，也在践行传统廉德的人生实践中，使中华文化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历代廉吏中，有不少受到百姓的祭拜。如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太守，仁政爱民，兴办学官，重视教化，后死于任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汉书》，中华书局1992年版，P3627）。前文提到的朱邑去世后，他儿子遵照他的遗嘱，把他葬于桐乡城外，桐乡百姓“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P3637）。还有曾任南阳太守的召信臣，死后“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同上，P3643）百姓之所以对他们“岁时祭祀不绝”，正是因为他们在位时一心为民而不谋私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父母官，也具备了神圣的地位。
北宋的包拯，宋仁宗在位时，先后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枢密副使等官职。《宋史》本传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P10317）意思是说，包拯为官廉洁，不畏权贵，妇女儿童都知道他的名字，京城民谣称赞他像阎罗王一样，使暗中行贿串通关系的事情无法进行。对他的廉洁无私，《宋史》本传称赞说：
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同上，P10318）
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往来。虽然位高权重，但衣服、物器、饮食仍和未做官时一样。还严令后世子孙不得干贪赃枉法的事，否则逐出家门，死后也不得葬入祖坟。
包拯的政绩和品行受到朝野广泛的爱戴，他去世后，“其县邑公卿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相属也”。（吴奎《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此后的历代，不仅民间有关“包公”的传说颇为盛行，元代戏曲兴起后，还产生了一大批包公戏，如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吴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等。清人石玉昆的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则在民间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讲述了包拯在众侠士的帮助下审案断狱、为民做主的故事，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这些传说和文学作品中有关包拯破案的故事，多数出于虚构，但清廉刚正的“包公”却无疑是后人纪念历史人物包拯的一种特殊方式，体现了民心所在。这与文翁等廉吏死后长期受到百姓祭祀一样，是中国文化史上廉吏神圣性的又一突出表现。
孔子曾把“欲而不贪”（《论语·尧曰》）作为从政的必备条件之一，后世则将廉德提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以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 “吏治之道，惟清廉为重。”（《清史稿·圣祖本纪》）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廉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管子·牧民》中更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代大儒顾炎武对此进一步发挥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又说：“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P772-773）将廉德与国家存亡、风俗厚薄直接挂钩，颇能代表中国古代对廉德重要地位的认识。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廉吏群体，不仅是百姓的表率，也是国家的柱石。其超凡脱俗的神圣性，固然与个体修身律己的道德境界有关，展示了个体德行可能达到的高度；也离不开伦理规范的引导、历代朝廷的褒奖与全社会的高度认可，但更重要的则是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滋養分不开，因而也为我们展示了儒家美德和民族文化理想所能达到的高度。可以说，历朝历代传承发展廉德的廉吏，犹如暗夜中的明灯，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长途，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廉德：临大利而不易其义
我国是农业文明古国，长期以农业立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旱涝雹蝗等各种自然灾害是人们无法左右的，因此靠天吃饭是常态。孟子把“无冻馁之老”（《孟子·尽心上》）作为周文王仁政的標志，又以“数口之家，可以无饥”“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即全社会解决温饱问题作为“王道”理想的重要内容。由此不难看出，古代社会衣食资源的匮乏程度。加之战争频繁，乱世多而太平年月少，真正能够实现“黎民不饥不寒”的时期并不多。
而早在龙山文化时代，宗族制度已“和财富的分化结合起来”，并逐渐“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P122）。因此，与生存资源长期匮乏的现实相对，有限的财富主要集中于宗族中的大宗或政权执掌者之手。这不仅会激化宗族内部矛盾，在宗族“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之后，还会进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以上两点，即资源匮乏和财富分化集中，是廉德产生的重要现实前提。因此，廉德是通过约束和抑制个人欲望而化解人际矛盾、维护宗族乃至社会稳定的伦理德目。其最基本的内涵，与“财”“利”密切相关。古代典籍中对此多有论述。《晏子春秋》卷四说：“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韩非子·忠孝》称“毁廉求财”，都认为“持利”“求财”会妨害廉德。《吕氏春秋·仲冬季·忠廉》则从正面指出：“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庄子·让王》也说：“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都把面临“利”的诱惑而能坚守道义看作是“廉”。这也决定了有廉德者，往往多“贫”。“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墨子·修身》）“所谓廉者……轻资财也。”（《韩非子·解老》）“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列子·杨朱》）
由于在上位者是各级权力的执掌者，廉德也被视为朝政之本。晏子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卷六·内篇杂下》）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已有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考察群吏政绩、判定其高下优劣的记载。《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也把“清廉毋谤”作为官吏的“五善”之一。周秦时代的这种做法，不仅开创了以将廉德作为重要标准考核官吏的先河，也使廉德的传承发展获得了制度保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廉吏：以不贪为宝
先秦时代就不乏以廉德著称的官员。汉代以来，成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对诸子百家共同推重的廉德，以更积极的态度加以倡导弘扬，历代朝廷无不大力提倡，廉德的践行者不仅生前得到重用，而且身后被列入正史，荣及子孙，名垂千古，获得了社会和文化的高度认可。因而廉吏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高度的自律能力，廉洁无私，能受常人受不了的穷，吃常人吃不了的苦。不贪则他们最大的共性。
《逸周书·官人解》中的“观人六征法”中，就有“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P305）的“观人”之法，即考察官员的办法。说明古人很早就把“不贪”作为官员的重要品质，“不贪”其实也是廉德最基本的特征。《左传·襄公十五年》所载子罕“不贪”的故事，就很典型。春秋时期，宋国有人把自己得到的一块宝玉，献给时任宋国司城的子罕，但子罕不接受。献玉者告诉子罕，我已经让玉工检查过，认为确实是宝玉，所以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也。”意思是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你把宝玉给了我，我们就都失去了“宝”。子罕的话是出自内心的，他不仅没有接受宝玉，因献玉人拿着宝玉处境危险，他还“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把献玉人安置在他居住的一带，确保他的安全，又请玉工为之治玉。直到将玉出售后，才把献玉人送回其家乡。
在中国古代，像子罕这样以“不贪”为宝的官员，历代都有。西汉的朱邑，年轻时任桐乡啬夫，为官“廉平不苛”，受到“所部吏民爱敬”。后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深得朝廷敬重，但他自己“居处俭节”“家无余财”（《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P3635-3636）。东汉的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百姓尊为“杜母”，他死后竟“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P1094、1097）晋代的吴隐之任广州刺史期间，“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有人说他矫情作秀，但他始终不改初衷。后奉命返京，“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回到京城后，“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P2342）南齐的庾荜在齐代两次出任荆州别驾等地方官，“前后纲纪，皆致富饶”，治下的百姓富裕了，而他自己却“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P766）又如北魏的张恂，曾任四品的中书侍郎及常山太守等地方长官，官至三品的太中大夫，但他在任常山太守时，“当官清白，仁恕临下”“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P1900）
“治行第一”，深受百姓爱戴，“不营产业”，“家无余财”，是这些廉吏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朝廷的良臣，百姓的父母官，却未必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因为他们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福利，所以不仅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连家人也“不免饥寒”。像这样“当官清白”、公而忘私的官员，虽然在历代官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甚至是比较小，但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的精神品格，直至今日仍不能不令我们深深地敬仰。
廉吏的神圣性及文化光辉
廉吏在每一朝代人数虽然不多，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他们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不谋私利、一心为民为国的为官立身原则，近似“苦行僧”的生活方式，超越常人、令人仰视的人格境界，让他们成为历代官场的异类和特立独行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他们不仅具备了超越凡俗的神圣魅力，也在践行传统廉德的人生实践中，使中华文化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历代廉吏中，有不少受到百姓的祭拜。如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太守，仁政爱民，兴办学官，重视教化，后死于任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汉书》，中华书局1992年版，P3627）。前文提到的朱邑去世后，他儿子遵照他的遗嘱，把他葬于桐乡城外，桐乡百姓“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P3637）。还有曾任南阳太守的召信臣，死后“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同上，P3643）百姓之所以对他们“岁时祭祀不绝”，正是因为他们在位时一心为民而不谋私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父母官，也具备了神圣的地位。
北宋的包拯，宋仁宗在位时，先后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枢密副使等官职。《宋史》本传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P10317）意思是说，包拯为官廉洁，不畏权贵，妇女儿童都知道他的名字，京城民谣称赞他像阎罗王一样，使暗中行贿串通关系的事情无法进行。对他的廉洁无私，《宋史》本传称赞说：
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同上，P10318）
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往来。虽然位高权重，但衣服、物器、饮食仍和未做官时一样。还严令后世子孙不得干贪赃枉法的事，否则逐出家门，死后也不得葬入祖坟。
包拯的政绩和品行受到朝野广泛的爱戴，他去世后，“其县邑公卿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相属也”。（吴奎《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此后的历代，不仅民间有关“包公”的传说颇为盛行，元代戏曲兴起后，还产生了一大批包公戏，如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吴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等。清人石玉昆的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则在民间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讲述了包拯在众侠士的帮助下审案断狱、为民做主的故事，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这些传说和文学作品中有关包拯破案的故事，多数出于虚构，但清廉刚正的“包公”却无疑是后人纪念历史人物包拯的一种特殊方式，体现了民心所在。这与文翁等廉吏死后长期受到百姓祭祀一样，是中国文化史上廉吏神圣性的又一突出表现。
孔子曾把“欲而不贪”（《论语·尧曰》）作为从政的必备条件之一，后世则将廉德提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以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 “吏治之道，惟清廉为重。”（《清史稿·圣祖本纪》）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廉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管子·牧民》中更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代大儒顾炎武对此进一步发挥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又说：“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P772-773）将廉德与国家存亡、风俗厚薄直接挂钩，颇能代表中国古代对廉德重要地位的认识。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廉吏群体，不仅是百姓的表率，也是国家的柱石。其超凡脱俗的神圣性，固然与个体修身律己的道德境界有关，展示了个体德行可能达到的高度；也离不开伦理规范的引导、历代朝廷的褒奖与全社会的高度认可，但更重要的则是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滋養分不开，因而也为我们展示了儒家美德和民族文化理想所能达到的高度。可以说，历朝历代传承发展廉德的廉吏，犹如暗夜中的明灯，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长途，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