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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正的溢出效应能有效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理论界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共识。随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金融发展论”成为FDI研究领域中最充满活力的分支之一和最具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之一。基于对“金融发展论”在理论上研究不足的认识，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应用内生增长理论，构造了包含FDI和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关键词]FDI 溢出效应 金融发展论 内生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2-0079-03
[作者简介]刘飞鸣（1969—），女，安徽淮南人，深圳市高凯投资公司，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李杰（1978—），女，河南信阳人，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空间经济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超过国际贸易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引入FDI，东道国通常能够获得正的溢出效应，如通过示范、模仿、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以及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前、后向联系，或通过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生产工艺和管理技能等，实现当地企业的经营效率改进，这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最早涉及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杜格尔（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FDI溢出效应问题。此后，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逐渐兴盛，并涌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在对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达成共识的同时，理论界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进一步导致FDI溢出效应的改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诸多学者从各种视角出发，对于不同国家的FDI溢出效应的差异的内在原因，进而对于一国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发展了多种理论予以解释。
通过对相关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内外FDI和经济增长文献在强调人力资本、经济体制、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和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度、产权制度等因素对FDI溢出效应，进而对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同时，普遍忽视了金融因素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也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事实上，直到21世纪以后，国外有关FDI和经济增长文献才开始涉及这一领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以关注金融因素在FDI溢出效应改进中发挥的作用为研究内容的“金融发展论”正逐渐成为FDI研究领域中最充满活力的分支之一和最具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之一。
一、“金融发展论”
贝尔卢（Jeannine N.Bailliu，2000)较早地研究了国内金融市场在私人净资本流动(包括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包含私人资本流动和金融中介部门变量的简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许多国外私人资本是通过国内金融中介流入东道国的，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功能。贝尔卢进一步指出，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是国内金融一体化的结果，同时也与政府在金融领域实施的政策措施有关，政府对金融领域过分干预将阻碍、扭曲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而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缺乏效率。
阿尔法罗等（Laura Alfaro，Areendam Chanda， Sebnem Kalemli-Ozcan and Selin SayekNiels，2003） 在其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将东道国国内企业分为本国私人企业和FDI企业两个部分，并且假定每个本国私人企业产出有赖于借入固定资本投入和企业家本身能力的大小，并认为FDI引资国的国内金融市场效率决定着私人企业固定资本投入大小或固定资本投入获得的可能性。在该条件下，他们证明，如果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富有效率，将导致国内企业（家）数量增多。这些企业（家）通过学习、借鉴、模仿FDI生产部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能促进自身产量的提高，因此，国内企业（家）数量增多将导致东道国产出的增长。
赫尔默斯和伦辛克（Niels Hermes and Robert Lensink，2003)认为，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这将有利于一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提高，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还有利于FDI的技术扩散，这两点都将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宋等（Chee-Keong Choong，Zulkornain Yusop and Siew-Choo Soo，2004)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一国金融体系越发达，东道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就越大，从而FDI的技术、效率、管理等扩散效应就越大，FDI就越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近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以我国为样本研究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构建了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并基于我国1978～2003年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但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并不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王永齐（2006）指出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胡立法和唐海燕（2006）则探讨了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国内金融市场是通过资本形成、就業增加、技术实现和投资效率提高等渠道诱使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
从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发展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是当前FDI溢出效应决定因素研究领域的新兴方向。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理论分析比较薄弱，只有有限的文献构建了简单的模型进行了理论探讨，导致有的实证文献缺乏必要的理论前提。为此，本文尝试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罗默（Romer,1990）建立的三部门模型进行扩展，探讨金融发展对FDI的影响效应。
二、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模型探讨
（一）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1986年罗默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罗默假定知识是一种具有递增边际产品的资本品，并且当其他的投入要素给定时，消费品的生产是知识存量的函数，因此可以消除规模报酬递减的趋势，从而在某种条件下，经济可以实现正的长期增长。罗默将经济分为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生产要素有四种：有形资本K、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H和技术进步A。人力资本可以用于生产新知识（研究部门），也可以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罗默假定有形资本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表示为一个区间上不同投入的集合，即
若生产函数为C－D形式，那么最终可以表示为
其中，投入X(i)被假定为一个常量。H1是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
由于研发部门可以创造新的知识，因此可以生产出新的中间产品，从而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率。根据上述假设和表达式，可以推出均衡的增长率g：
其中H是总的人力资本，H2是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人力资本，δ是生产率参数，γ是市场利率。
（二）考虑FDI的内生增长模型。金融部门通过某种机制可以将资本投向最有效的生产部门，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配置的效率越高。而FDI的溢出效应会促进竞争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这些过程的创新创造了更多的中间产品，并不断被应用到最终产品生产中。中间产品的差异化导致了最终产品市场的差异化，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沿着正的增长路径进行。但是实际经济中金融部门由于受到管制、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最为有效地分配资本，所以转化的效率要小于1。而FDI在影响社会产出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干扰。如果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FDI视为公共品，那么FDI应该存在正的外部效应，也即是溢出效应。但是在新的中间产品的理解和接受上都會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如果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比例太低，那么将不利于对新知识的吸收和利用。
基于上述分析和内生增长理论，我们沿用罗默的三部门假设，定义FDI为中间产品部门，其中间产品为FDI带来的新知识、新技术或者新产品。这些知识、技术和产品可以被进一步应用到最终产品的生产。FDI对技术的溢出效应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与FDI规模相关的部分、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部分以及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的部分。对于第一部分，我们假定FDI的规模与技术进步是正相关的，即规模越大，效应越明显，我们不妨假定该效应为一个由规模决定的常量。对于第二部分，我们假定知识的创造全部来自于FDI，那么就可以作出下面的划分：假定本国的人力资本为H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金融部门，为λH，（1－λ）H用于生产部门。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效应部分，我们用一个综合指数FI来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建立技术进步与FDI、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函数关系：
其中FDIP为外资进入的产业的产出水平。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进步率被定于与资本水平相关的常量。但是在考虑了FDI因素以后，由于溢出效应受到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技术进步表现出不确定性。
我们仍然选择C－D生产函数作为研究的工具，本文模型的产出函数可以表示为：
阿罗（Arrow）采用的是满足一阶齐次条件的劳动效益模型y=F(K,AL)，认为技术进步只作用于劳动力，并称AL为有效劳动。罗默认为技术进步只与中间部门投入的人力资本有关，并对整个经济都有影响。卢卡斯（Lucas）则认为技术进步与用于建设人力资本的时间有关，但是他也认为技术进步会对整个经济都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本文的模型秉承了罗默（Romer,1990）和卢卡斯（Lucas,1985）的部分假定，但是没有再单独考虑人力资本的影响。因为在对技术进步的讨论中，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创造，一部分吸收。这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都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中。所以本文模型的生产函数只考虑了两种投入要素，即资本和劳动。
将函数（2）对时间t求全导，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分别为资本、劳动以及技术的弹性，并且满足α+β＝1。
则经济增长gY可以表示为：
同理，将函数（1）对时间t求全导，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μ是没有FDI进入之前的本国技术增长率。FDI的进入会进一步促进本国技术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受一国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等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联系方程:
（三）模型的特点。与经典新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本文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充分考虑了FDI、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对技术的影响，并且具有三个重要特点：
1.模型考虑了人力资本对于吸收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对金融创新和FDI外部效应的吸收效果的影响。人力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会影响最终的技术进步水平。
2.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并且认为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以及FDI的综合反应。溢出效应高意味着FDI在本国的转化效率高，那么显然有利于提升本国的资本使用效率，即边际资本收益。而新的知识又可以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力。因此，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
3.模型将人力资本的分配限定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本文模型假定外商投资带来的知识,不是由国内人力资本创造的，而是通过人力资本的转移形成本国吸收的知识。因此，通过人力资本在中间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能寻求达到更好的知识吸收效果。
三、结束语
毋庸置疑，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研究是今后一段时间关于FDI研究的热点之一。而进入本世纪才初现峥嵘的“金融发展论”，为该领域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从前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发展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现实指导意义，而且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上都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该领域的研究，推动“金融发展论”的尽快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Jeannine N. Bailliu(2000), "Private Capital Flow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J )."Bank of Canada, Working Paper 2000-15
[2] Laura Alfaroa, Areendam Chanda, Sebnem Kalemli-Ozcan and Selin Sayek(2003), "FDI spillovers,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IMF workingpaper, WP/03/186
[3] Niels Hermes and Robert Lensink(200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1.38
[4] Romer P M(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71 -102.
[5] 赖明勇，包群.关于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的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8）.
[6] 严兵.国外FDI溢出效应研究综述[J].当代财经，2005,（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FDI 溢出效应 金融发展论 内生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2-0079-03
[作者简介]刘飞鸣（1969—），女，安徽淮南人，深圳市高凯投资公司，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李杰（1978—），女，河南信阳人，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空间经济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超过国际贸易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引入FDI，东道国通常能够获得正的溢出效应，如通过示范、模仿、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以及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前、后向联系，或通过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生产工艺和管理技能等，实现当地企业的经营效率改进，这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最早涉及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杜格尔（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FDI溢出效应问题。此后，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逐渐兴盛，并涌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在对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达成共识的同时，理论界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进一步导致FDI溢出效应的改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诸多学者从各种视角出发，对于不同国家的FDI溢出效应的差异的内在原因，进而对于一国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发展了多种理论予以解释。
通过对相关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内外FDI和经济增长文献在强调人力资本、经济体制、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和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度、产权制度等因素对FDI溢出效应，进而对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同时，普遍忽视了金融因素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也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事实上，直到21世纪以后，国外有关FDI和经济增长文献才开始涉及这一领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以关注金融因素在FDI溢出效应改进中发挥的作用为研究内容的“金融发展论”正逐渐成为FDI研究领域中最充满活力的分支之一和最具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之一。
一、“金融发展论”
贝尔卢（Jeannine N.Bailliu，2000)较早地研究了国内金融市场在私人净资本流动(包括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包含私人资本流动和金融中介部门变量的简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许多国外私人资本是通过国内金融中介流入东道国的，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功能。贝尔卢进一步指出，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是国内金融一体化的结果，同时也与政府在金融领域实施的政策措施有关，政府对金融领域过分干预将阻碍、扭曲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而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缺乏效率。
阿尔法罗等（Laura Alfaro，Areendam Chanda， Sebnem Kalemli-Ozcan and Selin SayekNiels，2003） 在其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将东道国国内企业分为本国私人企业和FDI企业两个部分，并且假定每个本国私人企业产出有赖于借入固定资本投入和企业家本身能力的大小，并认为FDI引资国的国内金融市场效率决定着私人企业固定资本投入大小或固定资本投入获得的可能性。在该条件下，他们证明，如果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富有效率，将导致国内企业（家）数量增多。这些企业（家）通过学习、借鉴、模仿FDI生产部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能促进自身产量的提高，因此，国内企业（家）数量增多将导致东道国产出的增长。
赫尔默斯和伦辛克（Niels Hermes and Robert Lensink，2003)认为，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这将有利于一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提高，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还有利于FDI的技术扩散，这两点都将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宋等（Chee-Keong Choong，Zulkornain Yusop and Siew-Choo Soo，2004)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一国金融体系越发达，东道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就越大，从而FDI的技术、效率、管理等扩散效应就越大，FDI就越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近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以我国为样本研究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构建了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并基于我国1978～2003年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但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并不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王永齐（2006）指出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胡立法和唐海燕（2006）则探讨了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国内金融市场是通过资本形成、就業增加、技术实现和投资效率提高等渠道诱使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
从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发展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是当前FDI溢出效应决定因素研究领域的新兴方向。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理论分析比较薄弱，只有有限的文献构建了简单的模型进行了理论探讨，导致有的实证文献缺乏必要的理论前提。为此，本文尝试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罗默（Romer,1990）建立的三部门模型进行扩展，探讨金融发展对FDI的影响效应。
二、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模型探讨
（一）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1986年罗默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罗默假定知识是一种具有递增边际产品的资本品，并且当其他的投入要素给定时，消费品的生产是知识存量的函数，因此可以消除规模报酬递减的趋势，从而在某种条件下，经济可以实现正的长期增长。罗默将经济分为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生产要素有四种：有形资本K、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H和技术进步A。人力资本可以用于生产新知识（研究部门），也可以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罗默假定有形资本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表示为一个区间上不同投入的集合，即
若生产函数为C－D形式，那么最终可以表示为
其中，投入X(i)被假定为一个常量。H1是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
由于研发部门可以创造新的知识，因此可以生产出新的中间产品，从而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率。根据上述假设和表达式，可以推出均衡的增长率g：
其中H是总的人力资本，H2是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人力资本，δ是生产率参数，γ是市场利率。
（二）考虑FDI的内生增长模型。金融部门通过某种机制可以将资本投向最有效的生产部门，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配置的效率越高。而FDI的溢出效应会促进竞争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这些过程的创新创造了更多的中间产品，并不断被应用到最终产品生产中。中间产品的差异化导致了最终产品市场的差异化，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沿着正的增长路径进行。但是实际经济中金融部门由于受到管制、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最为有效地分配资本，所以转化的效率要小于1。而FDI在影响社会产出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干扰。如果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FDI视为公共品，那么FDI应该存在正的外部效应，也即是溢出效应。但是在新的中间产品的理解和接受上都會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如果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比例太低，那么将不利于对新知识的吸收和利用。
基于上述分析和内生增长理论，我们沿用罗默的三部门假设，定义FDI为中间产品部门，其中间产品为FDI带来的新知识、新技术或者新产品。这些知识、技术和产品可以被进一步应用到最终产品的生产。FDI对技术的溢出效应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与FDI规模相关的部分、与人力资本相关的部分以及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的部分。对于第一部分，我们假定FDI的规模与技术进步是正相关的，即规模越大，效应越明显，我们不妨假定该效应为一个由规模决定的常量。对于第二部分，我们假定知识的创造全部来自于FDI，那么就可以作出下面的划分：假定本国的人力资本为H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金融部门，为λH，（1－λ）H用于生产部门。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效应部分，我们用一个综合指数FI来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建立技术进步与FDI、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函数关系：
其中FDIP为外资进入的产业的产出水平。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进步率被定于与资本水平相关的常量。但是在考虑了FDI因素以后，由于溢出效应受到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技术进步表现出不确定性。
我们仍然选择C－D生产函数作为研究的工具，本文模型的产出函数可以表示为：
阿罗（Arrow）采用的是满足一阶齐次条件的劳动效益模型y=F(K,AL)，认为技术进步只作用于劳动力，并称AL为有效劳动。罗默认为技术进步只与中间部门投入的人力资本有关，并对整个经济都有影响。卢卡斯（Lucas）则认为技术进步与用于建设人力资本的时间有关，但是他也认为技术进步会对整个经济都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本文的模型秉承了罗默（Romer,1990）和卢卡斯（Lucas,1985）的部分假定，但是没有再单独考虑人力资本的影响。因为在对技术进步的讨论中，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创造，一部分吸收。这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都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中。所以本文模型的生产函数只考虑了两种投入要素，即资本和劳动。
将函数（2）对时间t求全导，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分别为资本、劳动以及技术的弹性，并且满足α+β＝1。
则经济增长gY可以表示为：
同理，将函数（1）对时间t求全导，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μ是没有FDI进入之前的本国技术增长率。FDI的进入会进一步促进本国技术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受一国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等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联系方程:
（三）模型的特点。与经典新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本文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充分考虑了FDI、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对技术的影响，并且具有三个重要特点：
1.模型考虑了人力资本对于吸收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对金融创新和FDI外部效应的吸收效果的影响。人力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会影响最终的技术进步水平。
2.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并且认为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以及FDI的综合反应。溢出效应高意味着FDI在本国的转化效率高，那么显然有利于提升本国的资本使用效率，即边际资本收益。而新的知识又可以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力。因此，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
3.模型将人力资本的分配限定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本文模型假定外商投资带来的知识,不是由国内人力资本创造的，而是通过人力资本的转移形成本国吸收的知识。因此，通过人力资本在中间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能寻求达到更好的知识吸收效果。
三、结束语
毋庸置疑，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研究是今后一段时间关于FDI研究的热点之一。而进入本世纪才初现峥嵘的“金融发展论”，为该领域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从前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发展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现实指导意义，而且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上都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该领域的研究，推动“金融发展论”的尽快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Jeannine N. Bailliu(2000), "Private Capital Flow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J )."Bank of Canada, Working Paper 2000-15
[2] Laura Alfaroa, Areendam Chanda, Sebnem Kalemli-Ozcan and Selin Sayek(2003), "FDI spillovers,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IMF workingpaper, WP/03/186
[3] Niels Hermes and Robert Lensink(200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1.38
[4] Romer P M(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71 -102.
[5] 赖明勇，包群.关于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的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8）.
[6] 严兵.国外FDI溢出效应研究综述[J].当代财经，2005,（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