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也是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开展备案审查职权以来，35年首次公开备案审查工作成绩。对此，媒体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
　　记者：这次法工委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況，感受如何？
　　梁鹰：这次的报告平稳务实，从内容安排、案例选择、数据统计，到问题归纳和建议提出，都实事求是。有人关注到，今年报告中纠错的案例都没有展开说，没有点出涉及的地方或部门名字。我们将逐步实行年度报告工作制度，明年将提升报告广度、深度、宽度，不排除直接点名“问题法规”的制定机关。
　　记者：报告显示，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常委会共接到公民、组织提出的1527件审查建议。这些建议人构成情况如何？
　　梁鹰：一种是自身涉及有关案件，寻求法律救济；第二是专业人士，包括律师、专家、学生等，有专业知识，凭着自己良知，为法治社会而呼；最后一种是志愿者。还有一些行业协会提出审查建议，如中国建筑业协会就地方审计条例提起审查建议。症结、问题在哪里，行业协会可能比立法机关还要清楚。
　　记者：2017年1月1日起，对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审查情况如何？
　　梁鹰：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设区的市被赋予立法权。他们积极性高，但立法能力经验不足，“新手上路，问题不少”。一是大量重复，针对性不强，照抄照搬，没有结合本地实际。二是一些设区的市热衷设置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将过去习惯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方式直接变成法规，并设立严格的处罚措施。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集中审查研究。
　　记者：您认为，备案审查工作目前最大瓶颈是什么？
　　梁鹰：是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不足。制度建设方面，“有件必备”还没完全落实，备案范围有待理清，审查标准、程序和纠正机制还不明确、不规范，纠正的刚性不强。能力建设方面，从全国到地方人大，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人员水平等都还不能适应备案审查工作需要。有人提出，有关方面碍于“面子”问题不配合，会不会阻碍备案审查？其实都是表象，根子在于制度设计刚性不足。制度设计好了，严肃起来了，就没人敢逆制度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