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藏族文化中"嘉贡则楚杰"的多重身份问题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他的身份认知方面学界有被辨认为孔夫子、唐太宗、鲧大禹、仓颉、象雄人等多种解读.文章对"嘉贡则楚杰"所包含的语言学内涵,以及敦煌文书、藏汉文献等中"嘉贡则楚杰"的历史记载与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藏族佛苯文献和史书中的"嘉贡则楚杰"并非特指中原历史上某一具体的人物,也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原型,而"嘉贡则楚杰"应该是中原汉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变异的"中原文化符号"的产物,其象征的是历史上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
【机 构】
：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藏族文化中"嘉贡则楚杰"的多重身份问题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他的身份认知方面学界有被辨认为孔夫子、唐太宗、鲧大禹、仓颉、象雄人等多种解读.文章对"嘉贡则楚杰"所包含的语言学内涵,以及敦煌文书、藏汉文献等中"嘉贡则楚杰"的历史记载与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藏族佛苯文献和史书中的"嘉贡则楚杰"并非特指中原历史上某一具体的人物,也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原型,而"嘉贡则楚杰"应该是中原汉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变异的"中原文化符号"的产物,其象征的是历史上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
其他文献
洞天福地是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道藏》中的洞天福地广义概念由晋至宋历经4层级至7层级的天、地、人三才空间体系拓展,在威仪类、正一部出现次数较多,且宋代关注度更高、运用更成熟.地上洞天福地主要聚集在东南五路、江南丘陵、长江中下游以南.以武当山福地为例,武当山景观布局是以玄帝成道圣迹为中心营造的人间→仙山→天界典型三段修真序列,其高程、坡向、日照、水系等空间布局与朝拜、斋醮、雷法等道教文化密切相关.
元明思想家宋濂道教交游广泛,这些道士大多儒道兼修,他们交流的内容主要是为文、养生、丹道等.他与正一道第43代天师张宇初思想上的共性尤其值得关注.思想上,宋濂反对一些理学家对道教的批判,积极为道家、道教辩护;对全真道内部的修行之争,他主张性命双修,不分先后;政治教化上提倡三教并用.他用纯粹的术语书写道教文章,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功底.这些思想均借着他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文集的流行,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川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的县级道教会在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民国时期四川省的全真、正一道徒众相继成立了100多个县级道教会.依据地方志、档案资料、口述史等对四川的县级道教会的成立、改组、组织架构、宗旨、工作等的分析,可见四川的县级道教会的成立、改组及运作是基层道教徒探索道教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实践结果,又是政府对道教进行形塑的结果,这推动了道教的近代转型.鉴于此,那种认为道教不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观点是片面的;那种认为道教教团组织日益分散缩小、教相衰落
新罗义寂的《菩萨戒本疏》是现存隋唐时期《梵网经》注疏中较早的一部,乃研究《梵网经》注疏和菩萨戒发展史的重要材料.但是关于该疏的成书时间至今不明.笔者考证出义寂《菩萨戒本疏》中所引述的"有人解云"应来自慧沼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疏》中对《梵网经》佛身思想的解说,并由此得出义寂《菩萨戒本疏》的成书时间当为公元703年11月到公元712年12月之间.同时,笔者还通过这一考证,发现在义寂的佛学思想中,唯识学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对于我们研究义寂及其《菩萨戒本疏》中的佛身思想与戒律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永道,宋代著名僧人,精通显密.早年出家于顺昌府南罗汉院,后到京师拜印度密教高僧金总持为师学习密法.政和年间,永道住持左街香积院,赐号"宝觉大师".宋徽宗继位后,推行崇道抑佛政策,永道愤而上书为佛教辩护,因而获罪被流放道州.宣和二年(1120),宋徽宗恢复佛教,永道被召还京师.宋高宗即位后,永道协助宗泽留守京师开封,后被赐号"宝觉圆通法济"六字师号.绍兴十七年(1147),永道圆寂.
石壁传奥,生卒年不详,曾著有《梵网经记》《华严经锦冠钞》等7部作品,这些著作对宋代长水子璿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曾传入韩国与日本(有其抄本与刊本),且在敦煌文献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据传他是宗密的门人,曾多次为宗密的著作注疏,成为了沟通唐代宗密与宋代子璿的重要过渡人物,但关于他的传记和著作几乎不存,这对人们厘清华严宗传承的脉络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即"圭峰传奥"之"奥"是否就是石壁传奥,这是一个困扰学界很久的问题.笔者认为对石壁传奥的考证不仅能充分体现唐宋华严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能进一步完善华
欧阳竟无提出的法相唯识"分宗说"是其最为重要的学术创见之一,也可谓近代佛教史上一大公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种种不同的评价.太虚大师从义理旨趣和造论体例、义理立场和教法地位、义理沿革和针对对象等方面,系统地批评了"分宗说",而坚持传统的法相唯识"一宗说".相较于传统理论,"分宗说"具有创新性,但是在思想内容、思维逻辑等方面有着明显的问题和缺陷,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基于平面、形式的逻辑,而无法领会立体、辩证的"体用不二"法则,从而导致"分宗说"在"体用二分"与"体用合一"之间摇摆.
《鹤林碑》撰写于大历三年的可能性最大,从文内对牛头法系的表述来看,《鹤林碑》写于《故左溪大师碑》之前是可以肯定的.法钦与玄素之间最初的机缘时间不长,至于在玄素生前,法钦是否重回鹤林寺,文献未曾记载.李华写作塔铭碑志是严谨的,因为严谨,所以他在写《鹤林碑》时未直接将法钦列为玄素排名第一的大弟子.李华撰写《鹤林碑》,法钦未曾参与,而是由仍然在鹤林寺中的法海以及法镜的俗家弟子杨诣出面,迨至他撰写《故左溪大师碑》时,法钦从玄素门下弟子中脱颖而出,《故左溪大师碑》中才明确地写入一句“今径山禅师承其后也”,从而形成牛
《宋僧海仑画五十三参图》是《华严经》中所述善财童子参拜53位名师终得正果故事的图像演绎.关于图像作者海仑的时代、籍贯和身份等,学界有不同观点.通过相关史料的考析发现:海仑不是乌斯藏人,更不是宁玛派僧人,有发僧海仑的籍贯应为楚郡,其宗教信仰明显受禅宗思想影响,海仑是一位在家修行的禅宗居士;《宋僧海仑画五十三参图》反映了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大势.
白马藏人的苯教信仰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白马藏族地区遗存的苯教经书是白马藏人信仰苯教的典型例证.这一地区发现的经书可分为祭神、除污、护法、招魂招福、禳解、伏魔和其他七大类型,个别经书在其他藏族地区没有或者很少发现.这些经书内容具有鲜明的斯巴苯教色彩,是研究苯教的珍贵材料.目前平武县白马藏族地区在各种仪式中还使用这些经书,为了解斯巴苯教祭祀仪式提供了活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