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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以单一目标挂帅，什么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出问题。钢铁挂帅、GDP挂帅，无不如此。
目前，衡量各国经济实力的直接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但是，由于GDP只能反映经济的增量产出，不能综合反映增长的社会成本、自然资源耗用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收入差距等，GDP指标因此引发了各方争议和质疑。尤其是在我国过去比较长的时期内，由于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的GDP崇拜带来相当多的经济社会矛盾，GDP在社会中的名声似乎并不太好。因此，有人提出要反思GDP，重构一套有效反映经济社会进展的指标。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简要概括为“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一，在GDP的基础上做加法。由于GDP不能反映社会领域的进展，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不能被社会所分享，社会成员缺乏对增长的获得感。针对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主张在GDP的基础上拓宽衡量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领导的专家小组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用来评估和比较全世界不同国家及其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在健康、知识和收入三个重要领域的进步：一是出生时预期寿命，反映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二是成年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反映人的平均知识水平；三是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体面生活所需资源的满足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向全世界读者发布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此后每年都发布全球人类发展报告和国别、区域性人类发展报告。这是目前产生广泛影响且有系统数据支持的一个指标。由于治理和环境等难以量化，HDI也不能全面评估人类发展，依然需要其他数据为补充。
其二，在GDP基础上做减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绿色GDP。绿色GDP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相比于GDP，绿色GDP更接近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过去几十年中，挪威、美国等国都在实践绿色GDP。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前，我国也在积极开展绿色GDP核算的研究，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权威的绿色GDP指标。
在减法上，也有专家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udoct，NDP）的替代方法。这种方法在衡量经济产出的时候，扣除自然资源、土地、劳工死伤以及环境成本之后，形成一国经济的净附加值。这个扣除范围比绿色GDP更大，称之为国内生产净值。
其三，在GDP基础上做乘法。由于GDP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那就提出一个包括各个领域进展在内的综合性指标。这个思路已经超出GDP的思路，可称之为“乘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幸福指数。
在国际上，主要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GNH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并在不丹得到实施。GNH设计了心理健康、生活标准、政府治理水平、健康等九个方面的内容以衡量国民的幸福度。此外，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也是比较重要的指标。WVS发起于1981年，对世界上大约70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生活满意度调查。目前，WVS正在进行第六次调查。
在国内，比较典型的是幸福指数。全国不少省区市都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比如，北京市平谷区提出的“幸福蓝图”，最显著的特征是包括12年义务教育在内的18个“免费”、三公经费公开等18个“百分之百”，另有18个“全覆盖”；湖北省编制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时，把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七个方面。
尽管幸福指标研究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指标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受一个经济体自身历史文化影响很大。
其四，对GDP做除法。这就是把GDP完全抛弃，重新设立一套指标。典型的代表是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GPI开始只检测个人消费，而后调整数字以测量收入不平等，然后又加入未计价的与市场无关的货物与服务，减去未计价的花费。美国马里兰州2009年率先公开编撰GPI，2012年佛蒙特州也签署编撰GPI。虽然GPI在衡量人们可持续幸福方面确实超越了GDP，但是它在测量一些非社会福利方面有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在指标理论上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还有其他的改进指标，但影响力均不如以上几个指标那么大。从现实情况看，GDP在衡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说至今尚无强有力的替代者。
从人们对GDP的探讨中可以看到，希望找到一个有效的替代指标，面临多方面的难点。更重要的是，如果衡量指标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导向，恐怕新的指标也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存在的包括环境、公平分享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反思GDP时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发展理念需要做出大的调整。当代人类发展理念认为，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发展意味着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能够过上符合自身需要和利益的生活环境。人类发展理念的倡导者、经济学家马布·乌尔·哈克曾指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才重新发现显而易见的真理——人既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我们要追求的发展，要放在公平可持续的视角下来看。所有的探索指标，其实都是在公平和可持续两个维度努力。
二是GDP指标本身没有错，但在体制不顺的情况下会产生误导。北欧国家同样也用GDP考核，但他们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程度相对较好；我国过去也用GDP，但却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不能把GDP挂帅。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以单一目标挂帅，什么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出问题。钢铁挂帅、GDP挂帅，无不如此。
三是经济增长是结果，根子在于体制。只要体制理顺了，包括政府市场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等得到比较好的处理，经济增长就会符合公平可持续的标准。即使没有GDP衡量，这种增长也是受欢迎的。因此，与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指标设计上，不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改革上。
目前，衡量各国经济实力的直接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但是，由于GDP只能反映经济的增量产出，不能综合反映增长的社会成本、自然资源耗用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收入差距等，GDP指标因此引发了各方争议和质疑。尤其是在我国过去比较长的时期内，由于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的GDP崇拜带来相当多的经济社会矛盾，GDP在社会中的名声似乎并不太好。因此，有人提出要反思GDP，重构一套有效反映经济社会进展的指标。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简要概括为“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一，在GDP的基础上做加法。由于GDP不能反映社会领域的进展，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不能被社会所分享，社会成员缺乏对增长的获得感。针对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主张在GDP的基础上拓宽衡量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领导的专家小组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用来评估和比较全世界不同国家及其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在健康、知识和收入三个重要领域的进步：一是出生时预期寿命，反映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二是成年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反映人的平均知识水平；三是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体面生活所需资源的满足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向全世界读者发布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此后每年都发布全球人类发展报告和国别、区域性人类发展报告。这是目前产生广泛影响且有系统数据支持的一个指标。由于治理和环境等难以量化，HDI也不能全面评估人类发展，依然需要其他数据为补充。
其二，在GDP基础上做减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绿色GDP。绿色GDP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相比于GDP，绿色GDP更接近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过去几十年中，挪威、美国等国都在实践绿色GDP。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前，我国也在积极开展绿色GDP核算的研究，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权威的绿色GDP指标。
在减法上，也有专家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udoct，NDP）的替代方法。这种方法在衡量经济产出的时候，扣除自然资源、土地、劳工死伤以及环境成本之后，形成一国经济的净附加值。这个扣除范围比绿色GDP更大，称之为国内生产净值。
其三，在GDP基础上做乘法。由于GDP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那就提出一个包括各个领域进展在内的综合性指标。这个思路已经超出GDP的思路，可称之为“乘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幸福指数。
在国际上，主要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GNH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并在不丹得到实施。GNH设计了心理健康、生活标准、政府治理水平、健康等九个方面的内容以衡量国民的幸福度。此外，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也是比较重要的指标。WVS发起于1981年，对世界上大约70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生活满意度调查。目前，WVS正在进行第六次调查。
在国内，比较典型的是幸福指数。全国不少省区市都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比如，北京市平谷区提出的“幸福蓝图”，最显著的特征是包括12年义务教育在内的18个“免费”、三公经费公开等18个“百分之百”，另有18个“全覆盖”；湖北省编制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时，把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七个方面。
尽管幸福指标研究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指标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受一个经济体自身历史文化影响很大。
其四，对GDP做除法。这就是把GDP完全抛弃，重新设立一套指标。典型的代表是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GPI开始只检测个人消费，而后调整数字以测量收入不平等，然后又加入未计价的与市场无关的货物与服务，减去未计价的花费。美国马里兰州2009年率先公开编撰GPI，2012年佛蒙特州也签署编撰GPI。虽然GPI在衡量人们可持续幸福方面确实超越了GDP，但是它在测量一些非社会福利方面有明显不足。更重要的是，在指标理论上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还有其他的改进指标，但影响力均不如以上几个指标那么大。从现实情况看，GDP在衡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说至今尚无强有力的替代者。
从人们对GDP的探讨中可以看到，希望找到一个有效的替代指标，面临多方面的难点。更重要的是，如果衡量指标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导向，恐怕新的指标也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存在的包括环境、公平分享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反思GDP时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发展理念需要做出大的调整。当代人类发展理念认为，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发展意味着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能够过上符合自身需要和利益的生活环境。人类发展理念的倡导者、经济学家马布·乌尔·哈克曾指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才重新发现显而易见的真理——人既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我们要追求的发展，要放在公平可持续的视角下来看。所有的探索指标，其实都是在公平和可持续两个维度努力。
二是GDP指标本身没有错，但在体制不顺的情况下会产生误导。北欧国家同样也用GDP考核，但他们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程度相对较好；我国过去也用GDP，但却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不能把GDP挂帅。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以单一目标挂帅，什么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出问题。钢铁挂帅、GDP挂帅，无不如此。
三是经济增长是结果，根子在于体制。只要体制理顺了，包括政府市场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等得到比较好的处理，经济增长就会符合公平可持续的标准。即使没有GDP衡量，这种增长也是受欢迎的。因此，与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指标设计上，不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