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3年9月27日深夜，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天空黑茫茫的，四周静悄悄的，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将徐杰秘密处决，为防止枪声惊动四周，刽子手就用麻绳将其活活勒死。这个叫徐杰的就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徐杰是他在乌鲁木齐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当时他只有47岁。与他同时被勒死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与陈潭秋同岁，其化名叫周彬。还有年仅27岁的中共党员林基路。
一
1896年1月4日，陈潭秋出生在湖北黄冈县东弦乡儒博村的陈宅楼村，陈宅楼村的居民全姓陈。陈潭秋的祖父陈寿田，1875年考中湖北省举人第六名，取得了做官资格，但他性情耿直，最后只得终生做一名教书先生，从那时起陈家人格外注重子女的读书。
陈潭秋的父亲陈受之，终生以躬耕为业，随着家道败落，1911年病死。母亲龚莲馨，以勤劳、善良著称乡里，平时还乐于施舍。陈潭秋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八男二女中，他排行老七，幼年的陈谭秋聪明过人，他先入设在陈氏宗祠内聚星私塾读书，并深得老师喜爱。这时对陈潭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五哥陈树三。在湖北工业学校读书时，他就参加了革命组织共进会，后又参加了武昌起义的首义，不幸的是1912年陈树三与人乘车去元帅府时，因同车人的挂式手枪走火，打中了陈树三，他因公殉职。
在五哥陈树三的影响下，陈潭秋很小时就同情穷人。有位穷老汉辛辛苦苦在荒山坡上种了些蔬菜养家谋生，一个财主却说这座山是他家的，强行要收割老汉种的蔬菜，围观的人都很气愤，陈潭秋见状，拨开人群当众质问财主说：“这座荒山是你们家造的?让你死去的先人从坟墓里起来，他们敢说这座荒山是他们造出来的?”财主一时无话可说，陈潭秋趁势就要领人去挖财主家的祖墓，最后财主灰溜溜地走开了，从此再也不敢去欺压那个种菜老汉了。
陈谭秋读完私塾后，又转入黄冈县立高等学堂学习。一次他放寒假回家，看到一位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手里还拉着一位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沿街在风雪中乞讨。陈潭秋见状，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给了他，回家后陈潭秋与五哥陈树三共同发誓要让天下的穷人都有饭吃。
1912年，陈潭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的武汉大学)英语部。在高师读书的第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中国，陈潭秋仿佛看到了中国的黎明。在陈潭秋高师快要毕业的时候，又爆发了“五四”运动，陈潭秋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得到了思想的洗礼。
二
1919年6月中旬，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赴上海参观学习，交流学生斗争的经验，在那里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董必武，随后又认识了对马克思主义颇有研究的李汉俊。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回到武汉后，他没有去谋求职业，而是回到故乡黄冈，通过话剧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他与董必武相约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当时私立武汉中学及陈潭秋任教的另外一所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是当时湖北教育界的两面革命旗帜。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陈潭秋与董必武发起组织新教育社，出版了《新教育》；还创办了各种类型的补习学校。1920年夏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不久，陈独秀、李汉俊分别去信约包惠僧、董必武等人，提出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事宜。1920年8月包惠僧、董必武等人在武昌抚院街3号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t年2月又创刊《武汉星期评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当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包惠僧由上海去了广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就推荐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赴会。他们两人乘太古公司的轮船，于1921年7月20日左右到上海，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开会时，陈潭秋紧挨董必武坐着，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英语讲话时，陈潭秋是学英文的，他就给董必武做翻译。
中共“一大”后，陈潭秋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1922年7月至1923年春，任中共武汉区执委委员长；1923年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罢工失败后，陈潭秋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中共为了陈潭秋的安全，就把他派往安源，与刘少奇、李立三一同从事安源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并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1923年6月，陈潭秋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大会结束后，他仍回安源。
1924年秋，陈潭秋又被党组织调往武汉。组建中共武昌地执委并担任委员长职务，其间武昌的党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1926年1月，陈潭秋代表中共武昌地执委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返回武汉后，为了全面贯彻“四大”精神，他协助董必武创办了《楚光日报》。
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筹建湖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陈潭秋把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赞成国共合作的人，发展为国民党员，称做“人民校”，把在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而且拥护共产党纲领的人，发展为共产党员，称其为“升大学”，一时间湖北的共产党、国民党都得到壮大与发展，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一大”，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被选为省党部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入湖北省，陈潭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当北伐军围攻武昌城时，陈潭秋在城内发动群众，骚扰敌军，配合北伐军攻城。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又派陈潭秋去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职务，当时南昌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大本营，陈潭秋在江西任职不到三个月，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还协助省农会秘书长方志敏培养农运干部。随着武汉形势的日益恶化，1927年4月陈潭秋又被调回武汉，仍旧担任湖北区委组织部长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陈潭秋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汪精卫发动的武汉“七一五”政变前，陈潭秋、张太雷主持召开了武汉地区党团积极分子会议，针对形势，决定把已公开党员身份的同志撤出武汉，他们有的去了苏联，有的去九江参加叶挺、贺龙的部队，没有公开身份的仍然留在武汉。1927年7月21日，陈潭秋出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的书记。陈潭秋化名徐国栋，秘密开展工作。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江西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
三
1928年春，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奉命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陈潭秋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徐 全直在省委妇女部工作，不久陈潭秋夫妇又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当时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潭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陈潭秋还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赴北方的顺直省、天律等地检查工作，期间曾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顺直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还创办了顺直省委党内刊物《出路》。1929年8月陈潭秋又奉命赴青岛、满洲等地巡视工作，1929年lO月又被调回中共中央组织部接替恽代英的秘书职务，协助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工作，其间由于工作十分出色，他被誉为“一个好的宣传家、组织家、政治家”。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同年8月中央派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住在沈阳北市场烟厂附近的一所民房里，1930年12月7日在哈尔滨巡视工作时被捕，在关押期间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陈潭秋编造了口供，最后只以非法集会罪而被判刑4年。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满洲大部分地区，占据东北的奉系军阀一片混乱，党组织趁机营救，陈潭秋出狱，1932年7月他拖着孱弱的身驱回到上海，不久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1933年初，中央调陈潭秋夫妇一起到中央苏区工作。但徐全直正临近产期，不能随丈夫同行。她把孩子生下后，寄养在一个同乡姓潘的人家里。
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办理去苏区的事宜时，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徐全直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她先被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监狱里，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于1934年2月的一个深夜被处死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1岁。
1933年初，一个漆黑的雨夜，陈潭秋与谢觉哉扮成商人，登上一条船准备离开上海，去广东汕头，然后再由汕头前往中央苏区，在船上，一个年轻乘务员上下打量陈潭秋后，走近他并压低声音问：“请问先生贵姓?”陈潭秋回答说：“我免贵姓徐。”乘务员接着说：“你姓陈，我曾在干部训练班上听过你讲课，并且对我帮助很大。”陈潭秋面带微笑说：“能帮助我们安全到达汕头吗!”乘务员点点头说：“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按当时的惯例，船要经过军警的严格盘查，然后才能鸣笛启航，这位年轻乘务员没有经过检查就佯装拉绳折断，开船启航了，军警立即派汽艇追了上来，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登船检查，眼看就要查到陈潭秋、谢觉哉住的那间上等舱了，那位年轻的乘务员机警地端出一托盘酒菜，对军警们说：“你们辛苦了，休息一下再查吧!”就这样，陈潭秋逃过了这一劫。
经过艰苦的跋涉，陈潭秋终于到达了瑞金。他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党委委员，并亲自为学员讲课，1933年6月被调往福建长汀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陈潭秋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在中央苏区分局担任组织部长的职务，随着敌人从东西两路向中央苏区紧缩，中央分局决定把干部、红军分九路向边界山区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陈潭秋以中央分局特派员的身份和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加强营，由瑞金西南向上杭西北突围，计划到永定与张鼎丞部会合，然后在闽西南开展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陈潭秋率领的警卫班全部壮烈牺牲，敌人逼近了陈潭秋，他顺势从悬崖上滚了下去，右耳被挂掉了，脚趾也被折断了，当敌人搜查时，他却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敌人一无所获。
等敌人退走后，谭震林又派人回来寻找生还者，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混身是血、气息奄奄的陈潭秋，同志们用一副担架抬着他继续行军。由于陈潭秋身负重伤，久治不愈，组织上决定让他到上海医伤，陈潭秋化装成一个南洋华侨，通过交通线到达汕头，然后由汕头去香港，最后到达上海。
四
到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又派他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8月初，陈潭秋、陈云等人从上海秘密乘上一艘苏联客船到达海参崴，在海参崴，苏方为了掩护他们，就由苏方公安人员持枪以走私犯的名义把他们押到海参崴公安局，在公安局他们一行人再换上西装，然后乘火车去莫斯科，等他们到莫斯科时，会议已结束了，陈潭秋就奉命留在了莫斯科，化名徐杰，进入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迪化时，接到了党中央从延安发给他的一份电报，让他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而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统治新疆的是地方军阀盛世才。
抗战初期，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挂起了“亲苏”“拥共”的招牌，藉以笼络人心，骗取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与苏联的经济援助，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建立抗战大后方，使新疆这条援华路线畅通无阻，就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盛世才的邀请，我党于1937年4月派陈云从莫斯科去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第一任党代表，随后又派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500余人去新疆。1937年9月党又派邓发接替陈云，陈潭秋接替邓发是第三任党代表(同时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兼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迪化分局主任)，此外还有毛泽民(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黄火青任“反帝会”秘书长。此外哈密、和田、喀什等地行政长官、新疆的报社及一部分分社的社长等要职，均由共产党人担任，内地的进步人士、知名学者也奔赴新疆，如茅盾、赵丹等人，当时人们称新疆为“第二延安”。对此盛世才感到十分恐慌。
而陈潭秋到新疆任职时，正值盛世才与中共关系开始恶化的时期，盛世才想投靠蒋介石，但还没有公开。为此陈潭秋采取了巧妙灵活的斗争方式与盛世才进行政治周旋。陈潭秋一上任就背着行李住进了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新兵营”是由1936年11月8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西征时剩下的437人组建的，后经盛世才同意而进入新疆。盛世才害怕红军的影响扩大，就改名“新兵营”，编为一个总队。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恢复了“新兵营”的政治部，并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40年初“新兵营”三百余名指战员经陈潭秋的周密安排，胜利返回延安。接下来陈潭秋又将沈雁冰。黄火青等人送回延安，使他们免遭盛世才的迫害。当时也有人劝陈潭秋离开新疆回延安，他却说：“中央没来指示，我就不能走。”
1942年形势急剧变化，日本侵略者大部分侵华兵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蒋介石也集结几十万军队包围解放区，解放区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盛世才认为中共不行了，靠苏联也不行了，就加紧了反共反苏的步伐。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竟然将亲苏拥共的弟弟盛世骐暗杀掉，盛世骐当时是他的王牌军机械化旅的旅长。盛世才还派他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与蒋介石进行接触，在重庆的周恩来见状，于1942年4月电告毛泽东：“蒋三次召见张元夫，并派张去新疆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1942年5月7 日。任弼时就将此情况由延安电告陈潭秋，同日陈潭秋又回电任弼时，张元夫已来新疆。5月8日中央电告陈潭秋同意撤退一部分同志。随着盛世才反共反苏的表面化，1942年6月底到7月上旬，党中央又几次复电陈潭秋，同意将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
但当时新疆通往延安的交通已被国民党封锁了，只有向苏联境内撤退，中央指示陈潭秋与苏联驻迪化的领事馆交涉，为此陈潭秋制订了分三批撤退的计划：第一批是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二批是老弱病残、家属、小孩；第三批是他自己及办事处的少数干部。当时许多同志都不同意这个计划，提出让陈潭秋第一批走，陈潭秋却坚决地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他还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们要坚守工作岗位到最后。”就这样，撤退工作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等人赴迪化，诱使盛世才反共，他给盛世才许多封赏，并让盛世才在国民政府及新疆的党、政、军内担任许多个重要职务。盛世才从此公开投靠国民党，他把从外地调入迪化的中共人员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八户梁招待所内，还把“新兵营”留下的航空队的同志全部搬到南梁招待所集中。1942年9月17日上午，陈潭秋先去苏联使馆递送我党工作人员撤退计划，接着就返回八户梁招待所，见盛世才已派武装特务把招待所包围了，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向一位同志交待了两件事情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对夫人王韵雪(1942年与陈潭秋结婚)说：“我走后，一切工作由刘平负责。”然后换了件衣服，就在这时盛世才的卫队长带着一批特务闯了进来，并大声对陈谭秋说：“徐先生，盛督办找你谈话，请肥!”就这样，特务们连拉带推地把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请”了出去，软禁在了邱公馆。下午又有20多名有影响的同志被“请”了出去，被软禁在了三角地招待所。接着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连同家属全部被软禁了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新疆事件”。
9月18日，陈潭秋等5人的家属也被“请”进了他们的住处，被“共同软禁”，陈潭秋一见夫人王韵雪就急切地问外面的情况。1942年11月，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又被转移到“尤公馆”，进行更为严密的“软禁”，在被“软禁”期间，陈潭秋多次写信质问盛世才：我们是接受你的邀请来新疆帮助建设的，请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送我们回延安。但每次写信都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1943年2月7日深夜，几辆警车驶进“尤公馆”，宪兵们催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说盛督办又“请”他们谈话，陈潭秋回头看了看妻子王韵雪及刚两个月的小儿子楚三。王韵雪是陈潭秋的第三位夫人，1917年9月生于江苏金坛，1936年肄业于南京市中华女子中学高一，1937年10月去了延安，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派往迪化“新兵营”俄文补习班学习，1942年2月与陈潭秋结婚，1942年9月1 8日被盛世才软禁，同年12月在被软禁期间生下一个男孩，1946年6月被营救出狱，同年7月回到延安。
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营救被盛世才软禁的同志，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交涉，均无结果，直到1946年5月张治中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被关押的131人全部释放，但陈潭秋早在两年前的1943年9月27日即被杀害，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一直不知道这个噩耗。在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陈潭秋还被选为中央委员，按得票多少而名列第11位。
解放后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中，大理石墓碑上留着董必武的亲笔题字“陈潭秋烈士之墓”。
(责编 雷蕾)
一
1896年1月4日，陈潭秋出生在湖北黄冈县东弦乡儒博村的陈宅楼村，陈宅楼村的居民全姓陈。陈潭秋的祖父陈寿田，1875年考中湖北省举人第六名，取得了做官资格，但他性情耿直，最后只得终生做一名教书先生，从那时起陈家人格外注重子女的读书。
陈潭秋的父亲陈受之，终生以躬耕为业，随着家道败落，1911年病死。母亲龚莲馨，以勤劳、善良著称乡里，平时还乐于施舍。陈潭秋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八男二女中，他排行老七，幼年的陈谭秋聪明过人，他先入设在陈氏宗祠内聚星私塾读书，并深得老师喜爱。这时对陈潭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五哥陈树三。在湖北工业学校读书时，他就参加了革命组织共进会，后又参加了武昌起义的首义，不幸的是1912年陈树三与人乘车去元帅府时，因同车人的挂式手枪走火，打中了陈树三，他因公殉职。
在五哥陈树三的影响下，陈潭秋很小时就同情穷人。有位穷老汉辛辛苦苦在荒山坡上种了些蔬菜养家谋生，一个财主却说这座山是他家的，强行要收割老汉种的蔬菜，围观的人都很气愤，陈潭秋见状，拨开人群当众质问财主说：“这座荒山是你们家造的?让你死去的先人从坟墓里起来，他们敢说这座荒山是他们造出来的?”财主一时无话可说，陈潭秋趁势就要领人去挖财主家的祖墓，最后财主灰溜溜地走开了，从此再也不敢去欺压那个种菜老汉了。
陈谭秋读完私塾后，又转入黄冈县立高等学堂学习。一次他放寒假回家，看到一位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手里还拉着一位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沿街在风雪中乞讨。陈潭秋见状，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给了他，回家后陈潭秋与五哥陈树三共同发誓要让天下的穷人都有饭吃。
1912年，陈潭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的武汉大学)英语部。在高师读书的第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中国，陈潭秋仿佛看到了中国的黎明。在陈潭秋高师快要毕业的时候，又爆发了“五四”运动，陈潭秋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得到了思想的洗礼。
二
1919年6月中旬，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赴上海参观学习，交流学生斗争的经验，在那里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董必武，随后又认识了对马克思主义颇有研究的李汉俊。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回到武汉后，他没有去谋求职业，而是回到故乡黄冈，通过话剧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他与董必武相约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当时私立武汉中学及陈潭秋任教的另外一所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是当时湖北教育界的两面革命旗帜。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陈潭秋与董必武发起组织新教育社，出版了《新教育》；还创办了各种类型的补习学校。1920年夏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不久，陈独秀、李汉俊分别去信约包惠僧、董必武等人，提出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事宜。1920年8月包惠僧、董必武等人在武昌抚院街3号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t年2月又创刊《武汉星期评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当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包惠僧由上海去了广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就推荐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赴会。他们两人乘太古公司的轮船，于1921年7月20日左右到上海，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开会时，陈潭秋紧挨董必武坐着，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英语讲话时，陈潭秋是学英文的，他就给董必武做翻译。
中共“一大”后，陈潭秋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1922年7月至1923年春，任中共武汉区执委委员长；1923年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罢工失败后，陈潭秋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中共为了陈潭秋的安全，就把他派往安源，与刘少奇、李立三一同从事安源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并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1923年6月，陈潭秋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大会结束后，他仍回安源。
1924年秋，陈潭秋又被党组织调往武汉。组建中共武昌地执委并担任委员长职务，其间武昌的党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1926年1月，陈潭秋代表中共武昌地执委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返回武汉后，为了全面贯彻“四大”精神，他协助董必武创办了《楚光日报》。
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筹建湖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陈潭秋把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赞成国共合作的人，发展为国民党员，称做“人民校”，把在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而且拥护共产党纲领的人，发展为共产党员，称其为“升大学”，一时间湖北的共产党、国民党都得到壮大与发展，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一大”，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被选为省党部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入湖北省，陈潭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当北伐军围攻武昌城时，陈潭秋在城内发动群众，骚扰敌军，配合北伐军攻城。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又派陈潭秋去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职务，当时南昌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大本营，陈潭秋在江西任职不到三个月，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还协助省农会秘书长方志敏培养农运干部。随着武汉形势的日益恶化，1927年4月陈潭秋又被调回武汉，仍旧担任湖北区委组织部长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陈潭秋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汪精卫发动的武汉“七一五”政变前，陈潭秋、张太雷主持召开了武汉地区党团积极分子会议，针对形势，决定把已公开党员身份的同志撤出武汉，他们有的去了苏联，有的去九江参加叶挺、贺龙的部队，没有公开身份的仍然留在武汉。1927年7月21日，陈潭秋出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的书记。陈潭秋化名徐国栋，秘密开展工作。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江西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
三
1928年春，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奉命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陈潭秋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徐 全直在省委妇女部工作，不久陈潭秋夫妇又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当时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潭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陈潭秋还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赴北方的顺直省、天律等地检查工作，期间曾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顺直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还创办了顺直省委党内刊物《出路》。1929年8月陈潭秋又奉命赴青岛、满洲等地巡视工作，1929年lO月又被调回中共中央组织部接替恽代英的秘书职务，协助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工作，其间由于工作十分出色，他被誉为“一个好的宣传家、组织家、政治家”。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同年8月中央派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住在沈阳北市场烟厂附近的一所民房里，1930年12月7日在哈尔滨巡视工作时被捕，在关押期间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陈潭秋编造了口供，最后只以非法集会罪而被判刑4年。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满洲大部分地区，占据东北的奉系军阀一片混乱，党组织趁机营救，陈潭秋出狱，1932年7月他拖着孱弱的身驱回到上海，不久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1933年初，中央调陈潭秋夫妇一起到中央苏区工作。但徐全直正临近产期，不能随丈夫同行。她把孩子生下后，寄养在一个同乡姓潘的人家里。
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办理去苏区的事宜时，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徐全直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她先被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监狱里，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于1934年2月的一个深夜被处死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1岁。
1933年初，一个漆黑的雨夜，陈潭秋与谢觉哉扮成商人，登上一条船准备离开上海，去广东汕头，然后再由汕头前往中央苏区，在船上，一个年轻乘务员上下打量陈潭秋后，走近他并压低声音问：“请问先生贵姓?”陈潭秋回答说：“我免贵姓徐。”乘务员接着说：“你姓陈，我曾在干部训练班上听过你讲课，并且对我帮助很大。”陈潭秋面带微笑说：“能帮助我们安全到达汕头吗!”乘务员点点头说：“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按当时的惯例，船要经过军警的严格盘查，然后才能鸣笛启航，这位年轻乘务员没有经过检查就佯装拉绳折断，开船启航了，军警立即派汽艇追了上来，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登船检查，眼看就要查到陈潭秋、谢觉哉住的那间上等舱了，那位年轻的乘务员机警地端出一托盘酒菜，对军警们说：“你们辛苦了，休息一下再查吧!”就这样，陈潭秋逃过了这一劫。
经过艰苦的跋涉，陈潭秋终于到达了瑞金。他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党委委员，并亲自为学员讲课，1933年6月被调往福建长汀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陈潭秋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在中央苏区分局担任组织部长的职务，随着敌人从东西两路向中央苏区紧缩，中央分局决定把干部、红军分九路向边界山区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陈潭秋以中央分局特派员的身份和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加强营，由瑞金西南向上杭西北突围，计划到永定与张鼎丞部会合，然后在闽西南开展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陈潭秋率领的警卫班全部壮烈牺牲，敌人逼近了陈潭秋，他顺势从悬崖上滚了下去，右耳被挂掉了，脚趾也被折断了，当敌人搜查时，他却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敌人一无所获。
等敌人退走后，谭震林又派人回来寻找生还者，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混身是血、气息奄奄的陈潭秋，同志们用一副担架抬着他继续行军。由于陈潭秋身负重伤，久治不愈，组织上决定让他到上海医伤，陈潭秋化装成一个南洋华侨，通过交通线到达汕头，然后由汕头去香港，最后到达上海。
四
到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又派他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8月初，陈潭秋、陈云等人从上海秘密乘上一艘苏联客船到达海参崴，在海参崴，苏方为了掩护他们，就由苏方公安人员持枪以走私犯的名义把他们押到海参崴公安局，在公安局他们一行人再换上西装，然后乘火车去莫斯科，等他们到莫斯科时，会议已结束了，陈潭秋就奉命留在了莫斯科，化名徐杰，进入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迪化时，接到了党中央从延安发给他的一份电报，让他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而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统治新疆的是地方军阀盛世才。
抗战初期，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挂起了“亲苏”“拥共”的招牌，藉以笼络人心，骗取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与苏联的经济援助，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建立抗战大后方，使新疆这条援华路线畅通无阻，就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盛世才的邀请，我党于1937年4月派陈云从莫斯科去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第一任党代表，随后又派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500余人去新疆。1937年9月党又派邓发接替陈云，陈潭秋接替邓发是第三任党代表(同时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兼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迪化分局主任)，此外还有毛泽民(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黄火青任“反帝会”秘书长。此外哈密、和田、喀什等地行政长官、新疆的报社及一部分分社的社长等要职，均由共产党人担任，内地的进步人士、知名学者也奔赴新疆，如茅盾、赵丹等人，当时人们称新疆为“第二延安”。对此盛世才感到十分恐慌。
而陈潭秋到新疆任职时，正值盛世才与中共关系开始恶化的时期，盛世才想投靠蒋介石，但还没有公开。为此陈潭秋采取了巧妙灵活的斗争方式与盛世才进行政治周旋。陈潭秋一上任就背着行李住进了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新兵营”是由1936年11月8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西征时剩下的437人组建的，后经盛世才同意而进入新疆。盛世才害怕红军的影响扩大，就改名“新兵营”，编为一个总队。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恢复了“新兵营”的政治部，并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40年初“新兵营”三百余名指战员经陈潭秋的周密安排，胜利返回延安。接下来陈潭秋又将沈雁冰。黄火青等人送回延安，使他们免遭盛世才的迫害。当时也有人劝陈潭秋离开新疆回延安，他却说：“中央没来指示，我就不能走。”
1942年形势急剧变化，日本侵略者大部分侵华兵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蒋介石也集结几十万军队包围解放区，解放区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盛世才认为中共不行了，靠苏联也不行了，就加紧了反共反苏的步伐。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竟然将亲苏拥共的弟弟盛世骐暗杀掉，盛世骐当时是他的王牌军机械化旅的旅长。盛世才还派他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与蒋介石进行接触，在重庆的周恩来见状，于1942年4月电告毛泽东：“蒋三次召见张元夫，并派张去新疆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1942年5月7 日。任弼时就将此情况由延安电告陈潭秋，同日陈潭秋又回电任弼时，张元夫已来新疆。5月8日中央电告陈潭秋同意撤退一部分同志。随着盛世才反共反苏的表面化，1942年6月底到7月上旬，党中央又几次复电陈潭秋，同意将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
但当时新疆通往延安的交通已被国民党封锁了，只有向苏联境内撤退，中央指示陈潭秋与苏联驻迪化的领事馆交涉，为此陈潭秋制订了分三批撤退的计划：第一批是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二批是老弱病残、家属、小孩；第三批是他自己及办事处的少数干部。当时许多同志都不同意这个计划，提出让陈潭秋第一批走，陈潭秋却坚决地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他还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们要坚守工作岗位到最后。”就这样，撤退工作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等人赴迪化，诱使盛世才反共，他给盛世才许多封赏，并让盛世才在国民政府及新疆的党、政、军内担任许多个重要职务。盛世才从此公开投靠国民党，他把从外地调入迪化的中共人员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八户梁招待所内，还把“新兵营”留下的航空队的同志全部搬到南梁招待所集中。1942年9月17日上午，陈潭秋先去苏联使馆递送我党工作人员撤退计划，接着就返回八户梁招待所，见盛世才已派武装特务把招待所包围了，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向一位同志交待了两件事情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对夫人王韵雪(1942年与陈潭秋结婚)说：“我走后，一切工作由刘平负责。”然后换了件衣服，就在这时盛世才的卫队长带着一批特务闯了进来，并大声对陈谭秋说：“徐先生，盛督办找你谈话，请肥!”就这样，特务们连拉带推地把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请”了出去，软禁在了邱公馆。下午又有20多名有影响的同志被“请”了出去，被软禁在了三角地招待所。接着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连同家属全部被软禁了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新疆事件”。
9月18日，陈潭秋等5人的家属也被“请”进了他们的住处，被“共同软禁”，陈潭秋一见夫人王韵雪就急切地问外面的情况。1942年11月，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又被转移到“尤公馆”，进行更为严密的“软禁”，在被“软禁”期间，陈潭秋多次写信质问盛世才：我们是接受你的邀请来新疆帮助建设的，请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送我们回延安。但每次写信都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1943年2月7日深夜，几辆警车驶进“尤公馆”，宪兵们催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说盛督办又“请”他们谈话，陈潭秋回头看了看妻子王韵雪及刚两个月的小儿子楚三。王韵雪是陈潭秋的第三位夫人，1917年9月生于江苏金坛，1936年肄业于南京市中华女子中学高一，1937年10月去了延安，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派往迪化“新兵营”俄文补习班学习，1942年2月与陈潭秋结婚，1942年9月1 8日被盛世才软禁，同年12月在被软禁期间生下一个男孩，1946年6月被营救出狱，同年7月回到延安。
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营救被盛世才软禁的同志，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交涉，均无结果，直到1946年5月张治中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被关押的131人全部释放，但陈潭秋早在两年前的1943年9月27日即被杀害，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一直不知道这个噩耗。在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陈潭秋还被选为中央委员，按得票多少而名列第11位。
解放后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中，大理石墓碑上留着董必武的亲笔题字“陈潭秋烈士之墓”。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