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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墨子的弟子禽滑厘在与恩师的一次对话中，曾将当时主要的攻城方法总结为“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礮辒、轩车”共12种。不过，最常用、也最值得研究的3种攻城方法分别是水攻、土攻和火攻。
水 攻
在冷兵器时代，水大概是人们方便借用的最强大的自然力量。《孙子兵法·火攻》中指出，“以水佐攻者强”。因此对于进攻一方，只要条件允许，水攻便是最常用的进攻手段。自古筑堰壅水攻城的成功战例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自春秋至明代以来，历史上有名的水攻战有50次之多，而且绝大部分与攻城有关。譬如早在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就曾采取“筑堤聚山水灌徐城”的办法灭掉了徐国；再如秦国在攻打楚国时曾水灌鄢城，灭魏国时，引黄河之水攻陷大梁；还如三国时曹操决泗水以淹下邳，西汉时樊哙掘渭水破废丘等。
水攻貌似简单，实则是一种很先进的军事进攻手段，因为这需要高水准的测量技术测定地形，引导水性。唐代军事理论家李筌在兵书《太白阴经·战具水·攻具》中就特别指出水攻要“先设水平, 测其高下”。“水平”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测量仪器，相当于现今的水准仪，主要用来测量地势高低。据《武经总要》介绍，水平是一个小水槽，共有3个相通的小水池，3个小水池中都置有略比池小三分的浮木，浮木上有齿，若三齿一样高则代表水平。除了水平之外，还需要配合照版和度竿一起使用。由是观之，中国古代水利测量技术相当发达，正如英国李约瑟所言：“从中国历史上出现水攻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中国水利技术发展之早，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13世纪初的蒙古军队就曾多次运用水攻战术，但是由于技术和经验都不过关，反而给自己惹来麻烦。譬如120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西夏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时，曾采用水攻办法，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之机，引水淹城，后来城墙坍塌，决堤的河水四溢，蒙古军队反过来也受到洪水的淹溺。1231年，蒙古大军围攻金朝归德城（今河南商丘）时，也采用了水攻的办法，但由于当时是枯水季，加上不懂地势，不识水性，贸然决堤放水后，不但没有淹城，反而在城外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止了蒙古铁骑的进攻。由此观之，水攻是个技术活，部队需要配备识地理、懂水利、知天时的复合型工程人才，方可确保水攻的成功。
而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水攻则与开封城有关。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第3次攻打开封时，连续4个月久攻不下，遂决黄河马家口段，水灌开封，“溃北门入, 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从此开封变成了一座死城，直到20年后，“洪流久徙，沉者复陆”，开封城才开始恢复了点烟火人气。
土 攻
与水攻的残酷性、毁灭性和风险性相比，土攻倒是攻城将帅更愿意采取的一种进攻办法。事实上，土攻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攻城一方采用最普遍、最实用、花样最多的战地进攻手段。当年金兵两次攻打汴梁城时，采取最主要的办法也是土攻。土攻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搞地下作业，譬如当年金兵就主要采用“鹅车洞子”为掩护，工兵们带着锋刃、鸦嘴、铧锹、方锹、铲子等专用工兵工具，躲在地道内掘土，进行地下坑道作业的。而挖掘地道一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直接挖一条通向内城的地道，供部队突入城防体系；另一个则是破坏城墙，基本方法是在城墙的地基下挖掘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先以木板支撑挖掘的部分，然后放火焚烧支架，地基松动下陷，使城墙倒塌，形成缺口，从而为攻城部队创造进攻通道和机会。有意思的是，当时进行地下作业的工兵们，通常都会带一张大小为6尺5寸（2.03米）见方、材质为生牛皮的“皮漫”，其主要功能是当守城一方用毒液破坏地道时，就可以张开皮漫，固定于排沙柱上来阻挡毒液流入地道，这也算是最古老的防生化器具了。
历史上著名的土攻战例有很多，而把穴地攻城这一战术发挥到极致的则非晚清时的太平军莫属。当时的太平军组建有专门的工程兵部队——土营，土营主要是由“惯于凿险锤幽，不畏深远”的挖煤工人组成的。因此土营的战术与采煤的坑道掘进作业非常相似：“于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柩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预定。位置既毕，乃静待轰裂，乘势攻入。”值得一提的是，实施穴地攻城时，太平军一般会同时开挖数条地道通向城墙的一处薄弱地段，以增加作业效率和爆破效果。另外，在攻打武昌时，太平军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在同一条隧道中安放两层炸药，当第一层炸药炸毁城墙之后，趁着清军忙于组织人力防堵时，引爆第二层炸药，从而带来最大的战场杀伤力。
火 攻
火药发明之后，攻城理念和战法便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火攻”，确切地讲，应该是“火药进攻”成为攻城一方最重要的利器。火药发明之前，火攻的战术运用最多是以火箭或火炮的形式进行辅助进攻。火箭是指用弓或弩发射缚有蒿茅、薪刍、膏油等易燃物，焚烧城楼上一切“可燔之物”；另一种则是用抛石机，将烟球、毒药烟球等抛射到城中，其主要功效相当于现代战场上的烟幕弹或毒气弹。火药发明之后，火攻则演变成为愈来愈重要的一种进攻方式。火药在攻城战中最早得以应用是在唐哀帝天佑初年，当时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其部将郑璠命部队“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飞火”指的是用抛石机抛射用火药制成的燃烧物，根据当时的战况评估来看，这种具有强大燃烧力的“飞火”功效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到了宋代，火药在军事领域得以大面积的推广使用，当时宋军还将其最具军事优势的火药武器融入砲的战术运用中，所有砲具都可以发射火球、火鸡、火禽、毒气弹及爆炸弹等，而当时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都被宋军用于积极的守御战中。当金兵攻下开封后，这些新的军事技术自然被当作战利品，成为金军胜利果实的一部分。后来在蒙古军队攻打金都城开封时，金守将赤盏合喜令部下以火器“震天雷”抵抗，双方展开了6昼夜的激战，死伤甚巨。《金史》记载当时的战况说：“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火点着铁甲皆透。”这种东西虽说以守城之具现身，却是天生的攻城武器，能够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责任编辑】王 凯
水 攻
在冷兵器时代，水大概是人们方便借用的最强大的自然力量。《孙子兵法·火攻》中指出，“以水佐攻者强”。因此对于进攻一方，只要条件允许，水攻便是最常用的进攻手段。自古筑堰壅水攻城的成功战例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自春秋至明代以来，历史上有名的水攻战有50次之多，而且绝大部分与攻城有关。譬如早在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就曾采取“筑堤聚山水灌徐城”的办法灭掉了徐国；再如秦国在攻打楚国时曾水灌鄢城，灭魏国时，引黄河之水攻陷大梁；还如三国时曹操决泗水以淹下邳，西汉时樊哙掘渭水破废丘等。
水攻貌似简单，实则是一种很先进的军事进攻手段，因为这需要高水准的测量技术测定地形，引导水性。唐代军事理论家李筌在兵书《太白阴经·战具水·攻具》中就特别指出水攻要“先设水平, 测其高下”。“水平”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测量仪器，相当于现今的水准仪，主要用来测量地势高低。据《武经总要》介绍，水平是一个小水槽，共有3个相通的小水池，3个小水池中都置有略比池小三分的浮木，浮木上有齿，若三齿一样高则代表水平。除了水平之外，还需要配合照版和度竿一起使用。由是观之，中国古代水利测量技术相当发达，正如英国李约瑟所言：“从中国历史上出现水攻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中国水利技术发展之早，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13世纪初的蒙古军队就曾多次运用水攻战术，但是由于技术和经验都不过关，反而给自己惹来麻烦。譬如120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西夏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时，曾采用水攻办法，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之机，引水淹城，后来城墙坍塌，决堤的河水四溢，蒙古军队反过来也受到洪水的淹溺。1231年，蒙古大军围攻金朝归德城（今河南商丘）时，也采用了水攻的办法，但由于当时是枯水季，加上不懂地势，不识水性，贸然决堤放水后，不但没有淹城，反而在城外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止了蒙古铁骑的进攻。由此观之，水攻是个技术活，部队需要配备识地理、懂水利、知天时的复合型工程人才，方可确保水攻的成功。
而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水攻则与开封城有关。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第3次攻打开封时，连续4个月久攻不下，遂决黄河马家口段，水灌开封，“溃北门入, 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从此开封变成了一座死城，直到20年后，“洪流久徙，沉者复陆”，开封城才开始恢复了点烟火人气。
土 攻
与水攻的残酷性、毁灭性和风险性相比，土攻倒是攻城将帅更愿意采取的一种进攻办法。事实上，土攻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攻城一方采用最普遍、最实用、花样最多的战地进攻手段。当年金兵两次攻打汴梁城时，采取最主要的办法也是土攻。土攻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搞地下作业，譬如当年金兵就主要采用“鹅车洞子”为掩护，工兵们带着锋刃、鸦嘴、铧锹、方锹、铲子等专用工兵工具，躲在地道内掘土，进行地下坑道作业的。而挖掘地道一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直接挖一条通向内城的地道，供部队突入城防体系；另一个则是破坏城墙，基本方法是在城墙的地基下挖掘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先以木板支撑挖掘的部分，然后放火焚烧支架，地基松动下陷，使城墙倒塌，形成缺口，从而为攻城部队创造进攻通道和机会。有意思的是，当时进行地下作业的工兵们，通常都会带一张大小为6尺5寸（2.03米）见方、材质为生牛皮的“皮漫”，其主要功能是当守城一方用毒液破坏地道时，就可以张开皮漫，固定于排沙柱上来阻挡毒液流入地道，这也算是最古老的防生化器具了。
历史上著名的土攻战例有很多，而把穴地攻城这一战术发挥到极致的则非晚清时的太平军莫属。当时的太平军组建有专门的工程兵部队——土营，土营主要是由“惯于凿险锤幽，不畏深远”的挖煤工人组成的。因此土营的战术与采煤的坑道掘进作业非常相似：“于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柩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预定。位置既毕，乃静待轰裂，乘势攻入。”值得一提的是，实施穴地攻城时，太平军一般会同时开挖数条地道通向城墙的一处薄弱地段，以增加作业效率和爆破效果。另外，在攻打武昌时，太平军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在同一条隧道中安放两层炸药，当第一层炸药炸毁城墙之后，趁着清军忙于组织人力防堵时，引爆第二层炸药，从而带来最大的战场杀伤力。
火 攻
火药发明之后，攻城理念和战法便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火攻”，确切地讲，应该是“火药进攻”成为攻城一方最重要的利器。火药发明之前，火攻的战术运用最多是以火箭或火炮的形式进行辅助进攻。火箭是指用弓或弩发射缚有蒿茅、薪刍、膏油等易燃物，焚烧城楼上一切“可燔之物”；另一种则是用抛石机，将烟球、毒药烟球等抛射到城中，其主要功效相当于现代战场上的烟幕弹或毒气弹。火药发明之后，火攻则演变成为愈来愈重要的一种进攻方式。火药在攻城战中最早得以应用是在唐哀帝天佑初年，当时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其部将郑璠命部队“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飞火”指的是用抛石机抛射用火药制成的燃烧物，根据当时的战况评估来看，这种具有强大燃烧力的“飞火”功效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到了宋代，火药在军事领域得以大面积的推广使用，当时宋军还将其最具军事优势的火药武器融入砲的战术运用中，所有砲具都可以发射火球、火鸡、火禽、毒气弹及爆炸弹等，而当时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都被宋军用于积极的守御战中。当金兵攻下开封后，这些新的军事技术自然被当作战利品，成为金军胜利果实的一部分。后来在蒙古军队攻打金都城开封时，金守将赤盏合喜令部下以火器“震天雷”抵抗，双方展开了6昼夜的激战，死伤甚巨。《金史》记载当时的战况说：“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火点着铁甲皆透。”这种东西虽说以守城之具现身，却是天生的攻城武器，能够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