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一位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我党领导人，但他的历史业绩长期被湮没；他在外交战线上的建树，更是鲜为人知。萧扬所著《张闻天与中国外交》，对张闻天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驻苏联大使，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长达十年的外交生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发掘、梳理、评述，面貌清晰，内容丰富，寓意深长，堪称开创性之作，填补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空白。
　　这十年间，作者在张闻天身边工作了九年之久。零距离观察、了解他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也亲眼目睹了他蒙受冤屈被抛入万丈深渊、经受斗争煎熬的痛苦过程，了解既深入又真切，较之一般不相干的人撰写记实类文字，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从而提升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厚重感。
　　本书最大的特色和可贵之处，在于真实、平实。作者自始至终让翔实的史料和确凿的事实说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作者与张闻天有多年工作生活交融，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他的际遇抱有深厚的同情，字里行间时有流露。但行文评析，不失客观公允，以饱蘸深情的笔触，还原一个真实的张闻天，使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饱满。人们记忆犹新，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一股歪风劲吹。评价一个人，说好，就一切都好，一贯正确；说不好，就一切皆错，一无是处。时至今日，实事求是评价一个现实生活的人或历史人物，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1955～1959年，张闻天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笔者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正好任职于外交部西欧司，同这位身份颇为特殊的副部长有过几次近距离的接触，但印象不深，知之甚少。对他主张和推行的某些外交政策思想、举措，有所见闻，但只是零星片断。喜读本书，倍觉亲切，获益良多。
　　张闻天曾经是我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1956年八大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他的资历和威望、地位和能力，屈就外交部副部长之职，显然是很不正常的，即便像我这样对内情不甚了解的一般干部，也是有看法的。张闻天在这个岗位上的尴尬处境不难想见。当时，外交大权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掌握，外交部始则由周总理兼外长，后则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直接掌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张闻天可以施展的空间也是很有限的。而他并不在意，不仅尽其所能，扎扎实实做好岗位职责范围以内的工作，而且以全局的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从事这项局部性的工作，从而在这个职权有限的局部性的副部长的岗位上，对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一位老革命家不凡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这是很可贵的。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闻天不唯上，不跟风，只唯实。他放眼世界，根据自己的外交实践经验和对国际形势的缜密观察，独立思考，提出和坚持一些外交政策主张和外交工作的重大举措，有的甚至是逆主流思潮而动的。这样做，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更需要过人的政治胆识。
　　本书作者紧紧围绕这一亮点，浓墨重彩，展示、剖析张闻天独具慧眼的外交政策思想、主张。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国际形势分析判断的根本问题上，张闻天明确表示，“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既然新的战争打不起来，争取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他在理论上多方阐释、论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及其相关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平共处战略与世界革命战略是相对应的。他一再强调：“不能输出革命。”“革命与否，如何革命，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张闻天以和平共处为主轴的外交政策思想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外交大政方针不尽合拍，自然无法全面推行，“庐山会议”后，上述思想则作为“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遭到严厉批判。但是，诚如作者所言，“他保持独立而清晰的头脑，使得当时的中国执政党内，中国外交界内，有了不盲目的、不随波逐流的声音，这是他对中国外交的贡献，是他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印记”。
　　相对于外交政策和对外工作，张闻天在内部工作方面施展的空间要大得多。本书以不小的篇幅阐述他独到的理念和一系列独创性举措。如何使这支初步组建的外交队伍适应繁重的外交工作需要，是他到任伊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当时外交队伍主要由两类干部构成，一是从军队、地方调入的老干部；一是出校门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学文化以上的占总数的55%。即使是文化较高的，外交业务水平一般也不够高，高水平的专门人才尤其稀缺。张闻天认定，外交部的问题是业务水平不高。于是，他在全部科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的口号，并以此作为他主持部务或治理外交部工作的总方针。具体途径是加强调查研究和加强学习。他雷厉风行，采取一系列配套举措予以落实。联系到当时大气候盛行“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提高业务往往会被扣上“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的帽子。张闻天此举自然非同寻常。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笔者仅举亲身感受最深的两件事。当时外交部不少干部不懂外文或基本不懂外文，即便懂外文的干部，通常水平也不够高。为了强化外语这一薄弱环节，张闻天到任不久就创办了业余学校，配备专职外语老师，组织干部分级、分班进行业余外语教学。为了推动外语学习和鼓励学外语的积极性，对外语水平提高较快的干部给予奖励，并记录入档。我有幸名列其中，并得到50元奖金（当年相当于一个月工资）。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实质是尊重知识，尊重和信赖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干部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同时，对广大干部来说，则是解除思想顾虑，使钻研业务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可以放手去做。当时教育界、思想界到处“插红旗、拨白旗”，批判“白专道路”。张闻天不为所动，外交部知识分子干部没有受到冲击。“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照样坚持，并落实到对干部的提拔、任用上。1956年干部提拔加薪中，比较重视干部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在业务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干部被提了级，有的还连提两级。当年笔者这个小青年居然连提两级，不久还破格越级提拔，从科员提为副科长（相当于后来的副处长）。笔者算是张闻天干部政策的受惠者和见证人。借此旧事重提以佐证作者所言。
　　张闻天离开外交战线已半个多世纪，他给中国外交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长期被湮没，经作者精心发掘，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对这位饱受不公正对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好的追思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