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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以色列建国60周年。以色列得以生存和强盛的原因很多，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但关键还是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以色列的软实力突出体现在延续千年的民族认同感、毫不松懈的危机感、高度的国民凝聚力，以及严格运作的法制体系。
信仰维系民族存在
以色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死而复生”的特殊国家，是犹太人在亡国1900年之后从世界各地返回故土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仅此一点，就说明了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极为强大的凝聚力。罗马帝国灭亡了古代犹太人的国家之后，幸免于难的犹太人就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在延续千年的种族歧视和宗教迫害之下顽强地恪守自己的信仰，在非常苛刻的生存条件下顽强地繁衍生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犹太教的维系作用。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一神教，其特点不仅在于信奉创造万物的唯一的神(上帝)，也在于坚信自己是神的“特选子民”，而迦南地(巴勒斯坦)则是神授予犹太人万世享用的土地。显而易见，犹太教是一种民族宗教。但世界上的民族宗教很多，犹太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同时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正是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共同的属性，信奉同一个神，“正统之争”便贯穿着以往2000年的历史。
在正统之争中，犹太人的“特选子民”资格不被他人所接受，犹太人也不承认居于主导地位的异族异教的权威，群体实力弱小的犹太人被歧视被迫害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与此同时，歧视和压迫又不断强化着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凝聚力。19世纪末期，渴望彻底摆脱压迫和杀戮的犹太人终于整体性觉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以色列国的诞生。
为了恢复故国，犹太人坚持了半个世纪有目的、有组织、有谋略的筹备。到1947年联合国大会辩论分治决议的时候，犹太自耕农和犹太复国组织已经有选择地分散购买了巴勒斯坦6．8％的土地，建立了300个定居点，形成了“连点必成片”的战略态势，而购买土地的资金除了来自犹太富商的捐助，还有世界各地的犹太平民每周一次的开支结余汇集，甚至包括犹太儿童节省下来的零花钱。这些资金在犹太土地基金会的极为严格的管理之下，购买的土地则成为犹太民族的共有财产。正是以这不足7％的土地和50多万定居者的存在为资本，以及数百万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屠杀而得到的同情，犹太人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故国的法律依据。
凝聚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复国之前的巴勒斯坦犹太控制区被称为“犹太家园”。在这个家园里，犹太人主要以集体方式生存。复国决心、集体主义精神、有组织的家园建设、未雨绸缪的武装训练和精明执著的外交努力，使得犹太民族集中了所有能够集中的实力，经受了周边国家的集体围攻，取得了求生存战争的胜利。
恪守集体主义信念的“基布兹”是犹太家园最主要的基层组织。在建国前的近300个定居点中，基布兹就占去了一半，来自世界各地的早期犹太移民几乎都在这样的集体农庄里生活过。基布兹是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结合的产物，宗旨是建立“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和睦民主”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集体农庄里，犹太移民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有的只是集体利益和个体责任。借助于这样的组织形态，犹太移民不仅形成了超强的凝聚力，还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有效运作和犹太地下武装的建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以色列军队就是在基布兹里诞生的，早期以色列军队的大多数士兵和将军也是在基布兹里接受训练的，赫赫有名的独眼将军达杨则是第一位出生在基布兹里的以色列军队统帅。诞生于各派基布兹的犹太武装成功地保卫了犹太定居点，并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犹太人内部的宗教派别和政治派别的争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在民族命运和国家利益面前，没有规避者，没有叛徒，只有明智和极端之分。大敌当前战争临近之时，从来都是举国一致，同仇敌忾。战争爆发后争先恐后，绝无见死不救互相拆台之事。1848年独立战争初期，世界各地的犹太壮丁和犹太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接济处于危难境地的同胞和家园，保证了以色列国的生存。1973年战争突然爆发，美国的犹太青年和远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以色列旅游者纷纷在一天之内就赶回祖国参战。
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和共同的危机感，是以色列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最关键、最宝贵的力量。
无条件锻造统一的国家军队
早期的犹太武装分属不同的派别，既有奉行社会主义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工党前身)领导的“哈加纳”，也有受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影响、奉行激进民族主义的“伊尔贡”。“哈加纳”是犹太武装的主体，理性而务实，处于半合法、半地下状态；“伊尔贡”立场激进，为达目的不惜采取极端和恐怖手段。在同委任统治当局和阿拉伯武装对抗时，“伊尔贡”尽管战斗力极强，但其极端手段不仅损害了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的名声，也加剧了阿犹之间的仇恨。“哈加纳”竭力反对“伊尔贡”的极端行径。为了遏制“伊尔贡”势力，“哈加纳”甚至还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伊尔贡”成员抓起来交由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司法机关管教。
独立战争中，尽管“哈吉纳”同“伊尔贡”是并肩战斗的。但以色列开国总理本一古里安决心不让以色列存在两支武装，在颁布相关法令之后，对“伊尔贡”的特立独行的举动采取了铁腕手段。
1948年6月20日，正当以色列利用第二次停火积极备战的时候，“伊尔贡”的军火走私船载着5000支步枪、250挺机枪、3000枚炸弹、几百吨炸药、300万发子弹、大量火箭筒和迫击炮，连同800多名回国参战的新移民抵达特拉维夫港口。政府下令没收全部军火，而“伊尔贡”领导人贝京坚持要求将20％的军火拨给自己的武装使用，在紧张的对峙之后，本一古里安在重申“一个国家不能有两支武装”和“这5000支步枪足以葬送整个国家”之后，亲自下令击毁“反叛”的军火船。炮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和大量以色列急需的军火被毁，同阿拉伯人的停火期变成了以色列的内战期。尽管本一古里安从此背上骂名，但“伊尔贡”武装最终服从了政府权威，并入了国家军队。
当然，只要服从规则，机会就是均等的。那位一度被称为“恐怖分子头目”的“伊尔贡”领导人贝京，在战后组建了合法政党，最终于1977年领导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大选，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以色列军队最高统帅，并以总理身份签署了同埃及的永久和平条约。
以色列政府不惜代价无条件统一全国武装力量之举，为独立战争的胜利和日后国内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财富在头脑中积累
“财富在头脑里”是犹太人的口头禅，也是犹太人容易发家致富的根本。
犹太人重教育是出了名的。在千年流散期间，大多数犹太人不被允许拥有土地、矿山和工厂等不动产，生存手 段受到极大限制。依靠智慧和知识生存便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主要特点。知识来源于教育，犹太教育首先是犹太教知识的教育，然后才是生存手段的教育。由于不被允许拥有“硬资产”，依靠知识形成的“软资产”就成为犹太人的最大财富。犹太人的“软资产”表现在对商业、金融、法律、医疗、艺术、思想理论等领域占有优势。而在这些领域的占有份额又使得犹太人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并影响该地区的政治发展。“软资产”是不易被剥夺的资产，也是拥有高度教育水准的犹太人有能力转移和重新聚集的资产。正是由于犹太人的这种特性，使得犹太人在欧洲地区一次又一次对其的财产剥夺和驱赶之后，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振家业，恢复社团兴旺。
注重教育是以色列人得以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无论是建国之前还是建国之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政府都在教育上倾注了超过一般水准的精力和资金。以色列的教育经费长期占据GDP的8—9%，为世界平均额的1倍，全民实施12年免费义务教育，从幼儿园直至高中。60年过去了，以色列的人均GDP已经从建国初期的不足300美元增长到目前的约两万美元，与海湾石油出口国不相上下。高水准高普及的教育使得以色列人在狭小的土地上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使得以色列的多项科技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并为国家的硬实力建设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建设提供了基础。
法制建设重中之重
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也有强烈的犹太色彩。这个国家没有宪法，但有一系列保证国家机器和社会生活运行的单项内容的“基本法”，如《议会法》、《土地法》、《总统法》、《司法制度法》、《经济法》、《国防军法》、《人的尊严与自由法》等。建国初期，考虑到犹太教宗教力量对维系犹太民族的巨大作用，以色列政府和立法机关尊重了宗教人士的意见，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保留了宗教势力的影响。以色列的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不是“最好”的，运作起来弊端很明显。但毕竟是“复国”，在建国初期制定这样的法律不可避免。
以色列的议会体制、议会名称和议员人数均遵从古制。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使得以色列小党林立，政坛争斗频繁而复杂。在这样的制度下，每4万名选民就可以选出一名议员，成就一个政党。一般情况下，每次议会选举都有30多个参选集团相互角逐，最终取得议会席位的总在20个左右，从来没有单一政党得到过议会多数席位，导致从来都是靠不住的联合政府执政，很少有执政期满按时举行下届选举的情况。
但是，就是这样的体制，保证了以色列所有特定群体的参政机会，也保证了这个“犹太国”中20％阿拉伯公民的基本利益，而复杂激烈的权力斗争则极大地加强了对政府和政府成员的监督，使得以色列的廉政建设有突出成效，甚至是被人认为过于苛刻的成效。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例子很多：已故总理拉宾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因夫人曾将节省下来的2000美元存入美国银行，违反了当时以色列的外汇管理规定，受到以色列总检察长的亲自追究，拉宾夫妇出庭受审，被处以24万美元的高额罚款，拉宾本人也因此而辞去总理职务；以色列空军的缔造者、前总统魏兹曼深受国民爱戴，但因接受犹太富商捐款以雇人护理因伤瘫痪的儿子，且没有上税，被最高检察长判定有“道德问题”，免予起诉，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尽管他的儿子是在最危险的苏伊士运河前线受伤的；类似政府部长甚至总统因非礼女下属、在职总理被追究违规竞选经费或收受超值礼品不得不走上法庭的事件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前不久灰溜溜辞职的总统卡察夫和眼下朝不保夕的总理奥尔默特就是这种“苛刻”监督的最新一批“牺牲者”。
由于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实行犹太共有制的犹太家园基础之上，以色列公民的主人意识和监督意识非常强烈。占有公共财产、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即便在股份制企业，监督意识和监督手段也非常严格。例如在以色列乘过公共汽车的人时常可以看到突然上车检查乘客车票的稽查员，司乘人员对亲友的任何关照都是不被允许的。
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源源不断的外部支持无疑是以色列在动荡中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离开了上述他国难以复制的软实力，这个国家不可能在同样受到大国支持的周边国家的多次围攻后生存到今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文博英)
信仰维系民族存在
以色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死而复生”的特殊国家，是犹太人在亡国1900年之后从世界各地返回故土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仅此一点，就说明了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极为强大的凝聚力。罗马帝国灭亡了古代犹太人的国家之后，幸免于难的犹太人就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在延续千年的种族歧视和宗教迫害之下顽强地恪守自己的信仰，在非常苛刻的生存条件下顽强地繁衍生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犹太教的维系作用。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一神教，其特点不仅在于信奉创造万物的唯一的神(上帝)，也在于坚信自己是神的“特选子民”，而迦南地(巴勒斯坦)则是神授予犹太人万世享用的土地。显而易见，犹太教是一种民族宗教。但世界上的民族宗教很多，犹太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同时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正是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共同的属性，信奉同一个神，“正统之争”便贯穿着以往2000年的历史。
在正统之争中，犹太人的“特选子民”资格不被他人所接受，犹太人也不承认居于主导地位的异族异教的权威，群体实力弱小的犹太人被歧视被迫害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与此同时，歧视和压迫又不断强化着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凝聚力。19世纪末期，渴望彻底摆脱压迫和杀戮的犹太人终于整体性觉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以色列国的诞生。
为了恢复故国，犹太人坚持了半个世纪有目的、有组织、有谋略的筹备。到1947年联合国大会辩论分治决议的时候，犹太自耕农和犹太复国组织已经有选择地分散购买了巴勒斯坦6．8％的土地，建立了300个定居点，形成了“连点必成片”的战略态势，而购买土地的资金除了来自犹太富商的捐助，还有世界各地的犹太平民每周一次的开支结余汇集，甚至包括犹太儿童节省下来的零花钱。这些资金在犹太土地基金会的极为严格的管理之下，购买的土地则成为犹太民族的共有财产。正是以这不足7％的土地和50多万定居者的存在为资本，以及数百万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屠杀而得到的同情，犹太人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故国的法律依据。
凝聚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复国之前的巴勒斯坦犹太控制区被称为“犹太家园”。在这个家园里，犹太人主要以集体方式生存。复国决心、集体主义精神、有组织的家园建设、未雨绸缪的武装训练和精明执著的外交努力，使得犹太民族集中了所有能够集中的实力，经受了周边国家的集体围攻，取得了求生存战争的胜利。
恪守集体主义信念的“基布兹”是犹太家园最主要的基层组织。在建国前的近300个定居点中，基布兹就占去了一半，来自世界各地的早期犹太移民几乎都在这样的集体农庄里生活过。基布兹是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结合的产物，宗旨是建立“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和睦民主”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集体农庄里，犹太移民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有的只是集体利益和个体责任。借助于这样的组织形态，犹太移民不仅形成了超强的凝聚力，还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有效运作和犹太地下武装的建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以色列军队就是在基布兹里诞生的，早期以色列军队的大多数士兵和将军也是在基布兹里接受训练的，赫赫有名的独眼将军达杨则是第一位出生在基布兹里的以色列军队统帅。诞生于各派基布兹的犹太武装成功地保卫了犹太定居点，并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犹太人内部的宗教派别和政治派别的争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在民族命运和国家利益面前，没有规避者，没有叛徒，只有明智和极端之分。大敌当前战争临近之时，从来都是举国一致，同仇敌忾。战争爆发后争先恐后，绝无见死不救互相拆台之事。1848年独立战争初期，世界各地的犹太壮丁和犹太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接济处于危难境地的同胞和家园，保证了以色列国的生存。1973年战争突然爆发，美国的犹太青年和远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以色列旅游者纷纷在一天之内就赶回祖国参战。
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和共同的危机感，是以色列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最关键、最宝贵的力量。
无条件锻造统一的国家军队
早期的犹太武装分属不同的派别，既有奉行社会主义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工党前身)领导的“哈加纳”，也有受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影响、奉行激进民族主义的“伊尔贡”。“哈加纳”是犹太武装的主体，理性而务实，处于半合法、半地下状态；“伊尔贡”立场激进，为达目的不惜采取极端和恐怖手段。在同委任统治当局和阿拉伯武装对抗时，“伊尔贡”尽管战斗力极强，但其极端手段不仅损害了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的名声，也加剧了阿犹之间的仇恨。“哈加纳”竭力反对“伊尔贡”的极端行径。为了遏制“伊尔贡”势力，“哈加纳”甚至还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伊尔贡”成员抓起来交由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司法机关管教。
独立战争中，尽管“哈吉纳”同“伊尔贡”是并肩战斗的。但以色列开国总理本一古里安决心不让以色列存在两支武装，在颁布相关法令之后，对“伊尔贡”的特立独行的举动采取了铁腕手段。
1948年6月20日，正当以色列利用第二次停火积极备战的时候，“伊尔贡”的军火走私船载着5000支步枪、250挺机枪、3000枚炸弹、几百吨炸药、300万发子弹、大量火箭筒和迫击炮，连同800多名回国参战的新移民抵达特拉维夫港口。政府下令没收全部军火，而“伊尔贡”领导人贝京坚持要求将20％的军火拨给自己的武装使用，在紧张的对峙之后，本一古里安在重申“一个国家不能有两支武装”和“这5000支步枪足以葬送整个国家”之后，亲自下令击毁“反叛”的军火船。炮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和大量以色列急需的军火被毁，同阿拉伯人的停火期变成了以色列的内战期。尽管本一古里安从此背上骂名，但“伊尔贡”武装最终服从了政府权威，并入了国家军队。
当然，只要服从规则，机会就是均等的。那位一度被称为“恐怖分子头目”的“伊尔贡”领导人贝京，在战后组建了合法政党，最终于1977年领导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大选，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以色列军队最高统帅，并以总理身份签署了同埃及的永久和平条约。
以色列政府不惜代价无条件统一全国武装力量之举，为独立战争的胜利和日后国内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财富在头脑中积累
“财富在头脑里”是犹太人的口头禅，也是犹太人容易发家致富的根本。
犹太人重教育是出了名的。在千年流散期间，大多数犹太人不被允许拥有土地、矿山和工厂等不动产，生存手 段受到极大限制。依靠智慧和知识生存便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主要特点。知识来源于教育，犹太教育首先是犹太教知识的教育，然后才是生存手段的教育。由于不被允许拥有“硬资产”，依靠知识形成的“软资产”就成为犹太人的最大财富。犹太人的“软资产”表现在对商业、金融、法律、医疗、艺术、思想理论等领域占有优势。而在这些领域的占有份额又使得犹太人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并影响该地区的政治发展。“软资产”是不易被剥夺的资产，也是拥有高度教育水准的犹太人有能力转移和重新聚集的资产。正是由于犹太人的这种特性，使得犹太人在欧洲地区一次又一次对其的财产剥夺和驱赶之后，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振家业，恢复社团兴旺。
注重教育是以色列人得以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无论是建国之前还是建国之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政府都在教育上倾注了超过一般水准的精力和资金。以色列的教育经费长期占据GDP的8—9%，为世界平均额的1倍，全民实施12年免费义务教育，从幼儿园直至高中。60年过去了，以色列的人均GDP已经从建国初期的不足300美元增长到目前的约两万美元，与海湾石油出口国不相上下。高水准高普及的教育使得以色列人在狭小的土地上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使得以色列的多项科技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并为国家的硬实力建设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建设提供了基础。
法制建设重中之重
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也有强烈的犹太色彩。这个国家没有宪法，但有一系列保证国家机器和社会生活运行的单项内容的“基本法”，如《议会法》、《土地法》、《总统法》、《司法制度法》、《经济法》、《国防军法》、《人的尊严与自由法》等。建国初期，考虑到犹太教宗教力量对维系犹太民族的巨大作用，以色列政府和立法机关尊重了宗教人士的意见，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保留了宗教势力的影响。以色列的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不是“最好”的，运作起来弊端很明显。但毕竟是“复国”，在建国初期制定这样的法律不可避免。
以色列的议会体制、议会名称和议员人数均遵从古制。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使得以色列小党林立，政坛争斗频繁而复杂。在这样的制度下，每4万名选民就可以选出一名议员，成就一个政党。一般情况下，每次议会选举都有30多个参选集团相互角逐，最终取得议会席位的总在20个左右，从来没有单一政党得到过议会多数席位，导致从来都是靠不住的联合政府执政，很少有执政期满按时举行下届选举的情况。
但是，就是这样的体制，保证了以色列所有特定群体的参政机会，也保证了这个“犹太国”中20％阿拉伯公民的基本利益，而复杂激烈的权力斗争则极大地加强了对政府和政府成员的监督，使得以色列的廉政建设有突出成效，甚至是被人认为过于苛刻的成效。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例子很多：已故总理拉宾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因夫人曾将节省下来的2000美元存入美国银行，违反了当时以色列的外汇管理规定，受到以色列总检察长的亲自追究，拉宾夫妇出庭受审，被处以24万美元的高额罚款，拉宾本人也因此而辞去总理职务；以色列空军的缔造者、前总统魏兹曼深受国民爱戴，但因接受犹太富商捐款以雇人护理因伤瘫痪的儿子，且没有上税，被最高检察长判定有“道德问题”，免予起诉，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尽管他的儿子是在最危险的苏伊士运河前线受伤的；类似政府部长甚至总统因非礼女下属、在职总理被追究违规竞选经费或收受超值礼品不得不走上法庭的事件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前不久灰溜溜辞职的总统卡察夫和眼下朝不保夕的总理奥尔默特就是这种“苛刻”监督的最新一批“牺牲者”。
由于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实行犹太共有制的犹太家园基础之上，以色列公民的主人意识和监督意识非常强烈。占有公共财产、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即便在股份制企业，监督意识和监督手段也非常严格。例如在以色列乘过公共汽车的人时常可以看到突然上车检查乘客车票的稽查员，司乘人员对亲友的任何关照都是不被允许的。
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源源不断的外部支持无疑是以色列在动荡中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离开了上述他国难以复制的软实力，这个国家不可能在同样受到大国支持的周边国家的多次围攻后生存到今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文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