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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家的儿子仲星火
仲星火于1924年2月出生在安徽一个大地主家，“那时候听家里人说大概有一千亩地，算大的地主。我小时候没为吃饭愁过，饭来张口。但是也不是像现在的有钱人家，因为是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很土的一个环境”。家境殷实的仲星火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几家凑一凑，请一个老师来，就在这样的私塾中上起了课，“让我们唱《三字经》《千字文》，从这儿开始，《百家姓》开始，然后就学《论语》《孟子》”。小小年纪的仲星火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看小说。21岁，因为想当作家，他报考了解放区的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结果刚进去没几天，校领导就说：“仲同学，根据我们对你的了解，觉得你到文艺系去比较好。”他不懂，就问：“文艺系是干什么的？”领导笑了：“文艺系，就是演戏唱歌的。”仲星火一想，演戏唱歌也挺好的。这一句话定了终身，就干上了演戏。
战争岁月的乐天派
当时“山大”是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仲星火因此经常到前线和农村进行红色宣传演出。虽然是学生，但也要随部队一起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行进。“有一次就是走着走着，哗，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大白天啊就往旁边，机关炮哒哒哒，我们那个搞音乐的团长，背包上棉花出来了，刚才趴在地上一个机关炮从这头打过去，再往里一点就完啦”。虽然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仲星火和他的同学们始终乐观，说起前线的种种“乐子”，故事是一个接一个。
“联合国救济总署通过解放军，来了一批美国的猪油罐头。我们一看猪油罐头可来劲了，在山东我们都吃窝窝头，就把一个罐头的猪油全倒在刚出炉的窝窝头里，然后唏里呼噜喝，真香啊！可是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放屁，走着走着就嗙嗙，吃太多了。平常咱们在中国哪有猪油罐头啊，吃多了于是屁止不住，大家走路没事就数‘21、22、23’，一路上都放了七八十个。”说起这段窘迫往事，仲星火在我们面前依然咯咯笑得“根本停不下来”，他说，很多早年的事儿都彻底忘记了，但惟有战争年代的记忆深深刻在脑海里。
上影岁月从闹笑话开始
在解放战争胜利炮火声中，年轻的仲星火随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下，于1949年进驻上海并随文工团一队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文艺兵到电影演员，这个巨变让淳朴的仲星火一下子有点懵，上影厂最初拍戏的那些日子，都是从闹笑话开始的。
“根本不懂啊！一些老同志就告诉我，到了现场你要听导演的。现场同期录音，不许任何声响。不过还是出了一点事儿，导演说‘开麦拉你就开始演’。导演一说‘cut’，就是‘切’，就停下。我第一部戏《农家乐》第一次试镜头，我跟秦怡合演，秦怡人家是大明星，演的角色在那儿哭，我去给她做工作，我脚抬在一个凳子上，她坐在前面的石凳子上，我得说台词‘腊英啊，你要想通……’，就这一段，反来复去就背词。我那天化好妆，一进去，好家伙，这个灯啊，那么亮！一两千只光的温度，我心里边就跳，砰砰砰跳，我说没见过！原来在农村里边演戏都是土台子，心里边就紧张，导演说：‘开始！’我就‘腊英啊……’导演说：‘cut’。秦怡站起来走了，我还在那儿僵着。导演问：‘仲星火，在那儿干什么？’我说你不是cut，cut你告诉我就是停，我就停在那儿了。‘停就是没有了，你走吧走吧！’出这洋相，呵呵。”
《今天我休息》一亿票房和求爱信
仲星火在《今天我休息》之前，拍过不少戏，但都是“戏不多”。对此他有自己的明确想法：“我到了新的岗位上要把这戏搞好，平常就看人家老前辈怎么演，为什么我上去像个木头，人家怎么那么生龙活虎。”所以他甘心做绿叶去磨练演技，直到他遇到《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筹备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而是《老马的星期天》。仲星火一到剧组报到才知道，原来自己竟然是主演。“我一看，我主演男一号，我干了十年，第一次主演了，心里面高兴啊。但是我也是积累了十年了，拍了将近十部戏了，可得好好干。”
以现在标准看《今天我休息》在当时的轰动，一个数字就可以证明一切：这部影片在公映之后，总共取得了一个亿的票房。这在60年代初的中国，当时的票价三毛五分钱，估计有接近三亿人观看了电影，而当时中国人口6.5亿，一半人中国人看了《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让仲星火一举成名，连带收到了的还有求爱信。“当时我就接到一封信，女孩子写的，觉得我好。其实我已经36岁了，我家里边三个孩子都挺大了。”而比求爱信更多的，是来自观众的亲切问候。很多人在信封上写“马天民收”，要比写“仲星火收”的更多。
《李双双》怕老婆的喜旺受到总理接见
《李双双》造就了张瑞芳，不过一开始也没人想到，她那个有着不少缺点的丈夫孙喜旺也会连带着被大家认可。甚至有阿尔及利亚的观众见到仲星火都拉着他说：“刚刚看了《李双双》，你怎么怕老婆啊？”他只能回答：“真理在她手里边。”
尽管孙喜旺的角色设定一度受到了社会的质疑，但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力挺，还接见了全组演职员。“那真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很大的荣幸，他跟陈毅副总理那天接见我们，我们就请总理一起拍照，总理怎么也不坐中间，总理说，你们今天是主角，你们坐中间。结果我们上影厂的老导演坐在中间。新华社第二天发了照片，大家就议论，这中间的首长究竟是谁啊，怎么周总理坐在旁边呢？”
看淡生死 感恩生命
晚年的仲星火，有戏就拍，依然无论角色大小，只要在片场就很开心。拍戏之余的时间，如同时光倒流回他小时候一般，他的最大乐趣，就是看书，放不下的文学爱好。他说年轻时候、中年阶段，都没有钱买书，也没有时间看书，都在忙着拍戏。现在有时间坐下来，“人民给我时间，养着我，那我就看书。最主要的，心情很重要，把什么事儿都想通了，包括生死问题都想通了”。
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曾直言问仲星火，“你对生死是怎么看的？”他回答：“人总要死的，死的时候不要痛苦就行了。但是活，活到什么时候我管不着，不关我的事儿，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现在不愉快什么时候愉快啊？你看这八十多年，几个朝代这样起伏，包括新中国六十年，这个八十年，活得很值，我们很多老前辈，甚至于比我小的，都走了，我就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今天那么好。我们都碰上好日子了。”
仲星火于1924年2月出生在安徽一个大地主家，“那时候听家里人说大概有一千亩地，算大的地主。我小时候没为吃饭愁过，饭来张口。但是也不是像现在的有钱人家，因为是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很土的一个环境”。家境殷实的仲星火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几家凑一凑，请一个老师来，就在这样的私塾中上起了课，“让我们唱《三字经》《千字文》，从这儿开始，《百家姓》开始，然后就学《论语》《孟子》”。小小年纪的仲星火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看小说。21岁，因为想当作家，他报考了解放区的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结果刚进去没几天，校领导就说：“仲同学，根据我们对你的了解，觉得你到文艺系去比较好。”他不懂，就问：“文艺系是干什么的？”领导笑了：“文艺系，就是演戏唱歌的。”仲星火一想，演戏唱歌也挺好的。这一句话定了终身，就干上了演戏。
战争岁月的乐天派
当时“山大”是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仲星火因此经常到前线和农村进行红色宣传演出。虽然是学生，但也要随部队一起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行进。“有一次就是走着走着，哗，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大白天啊就往旁边，机关炮哒哒哒，我们那个搞音乐的团长，背包上棉花出来了，刚才趴在地上一个机关炮从这头打过去，再往里一点就完啦”。虽然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仲星火和他的同学们始终乐观，说起前线的种种“乐子”，故事是一个接一个。
“联合国救济总署通过解放军，来了一批美国的猪油罐头。我们一看猪油罐头可来劲了，在山东我们都吃窝窝头，就把一个罐头的猪油全倒在刚出炉的窝窝头里，然后唏里呼噜喝，真香啊！可是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放屁，走着走着就嗙嗙，吃太多了。平常咱们在中国哪有猪油罐头啊，吃多了于是屁止不住，大家走路没事就数‘21、22、23’，一路上都放了七八十个。”说起这段窘迫往事，仲星火在我们面前依然咯咯笑得“根本停不下来”，他说，很多早年的事儿都彻底忘记了，但惟有战争年代的记忆深深刻在脑海里。
上影岁月从闹笑话开始
在解放战争胜利炮火声中，年轻的仲星火随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下，于1949年进驻上海并随文工团一队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文艺兵到电影演员，这个巨变让淳朴的仲星火一下子有点懵，上影厂最初拍戏的那些日子，都是从闹笑话开始的。
“根本不懂啊！一些老同志就告诉我，到了现场你要听导演的。现场同期录音，不许任何声响。不过还是出了一点事儿，导演说‘开麦拉你就开始演’。导演一说‘cut’，就是‘切’，就停下。我第一部戏《农家乐》第一次试镜头，我跟秦怡合演，秦怡人家是大明星，演的角色在那儿哭，我去给她做工作，我脚抬在一个凳子上，她坐在前面的石凳子上，我得说台词‘腊英啊，你要想通……’，就这一段，反来复去就背词。我那天化好妆，一进去，好家伙，这个灯啊，那么亮！一两千只光的温度，我心里边就跳，砰砰砰跳，我说没见过！原来在农村里边演戏都是土台子，心里边就紧张，导演说：‘开始！’我就‘腊英啊……’导演说：‘cut’。秦怡站起来走了，我还在那儿僵着。导演问：‘仲星火，在那儿干什么？’我说你不是cut，cut你告诉我就是停，我就停在那儿了。‘停就是没有了，你走吧走吧！’出这洋相，呵呵。”
《今天我休息》一亿票房和求爱信
仲星火在《今天我休息》之前，拍过不少戏，但都是“戏不多”。对此他有自己的明确想法：“我到了新的岗位上要把这戏搞好，平常就看人家老前辈怎么演，为什么我上去像个木头，人家怎么那么生龙活虎。”所以他甘心做绿叶去磨练演技，直到他遇到《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筹备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而是《老马的星期天》。仲星火一到剧组报到才知道，原来自己竟然是主演。“我一看，我主演男一号，我干了十年，第一次主演了，心里面高兴啊。但是我也是积累了十年了，拍了将近十部戏了，可得好好干。”
以现在标准看《今天我休息》在当时的轰动，一个数字就可以证明一切：这部影片在公映之后，总共取得了一个亿的票房。这在60年代初的中国，当时的票价三毛五分钱，估计有接近三亿人观看了电影，而当时中国人口6.5亿，一半人中国人看了《今天我休息》。
《今天我休息》让仲星火一举成名，连带收到了的还有求爱信。“当时我就接到一封信，女孩子写的，觉得我好。其实我已经36岁了，我家里边三个孩子都挺大了。”而比求爱信更多的，是来自观众的亲切问候。很多人在信封上写“马天民收”，要比写“仲星火收”的更多。
《李双双》怕老婆的喜旺受到总理接见
《李双双》造就了张瑞芳，不过一开始也没人想到，她那个有着不少缺点的丈夫孙喜旺也会连带着被大家认可。甚至有阿尔及利亚的观众见到仲星火都拉着他说：“刚刚看了《李双双》，你怎么怕老婆啊？”他只能回答：“真理在她手里边。”
尽管孙喜旺的角色设定一度受到了社会的质疑，但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力挺，还接见了全组演职员。“那真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很大的荣幸，他跟陈毅副总理那天接见我们，我们就请总理一起拍照，总理怎么也不坐中间，总理说，你们今天是主角，你们坐中间。结果我们上影厂的老导演坐在中间。新华社第二天发了照片，大家就议论，这中间的首长究竟是谁啊，怎么周总理坐在旁边呢？”
看淡生死 感恩生命
晚年的仲星火，有戏就拍，依然无论角色大小，只要在片场就很开心。拍戏之余的时间，如同时光倒流回他小时候一般，他的最大乐趣，就是看书，放不下的文学爱好。他说年轻时候、中年阶段，都没有钱买书，也没有时间看书，都在忙着拍戏。现在有时间坐下来，“人民给我时间，养着我，那我就看书。最主要的，心情很重要，把什么事儿都想通了，包括生死问题都想通了”。
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曾直言问仲星火，“你对生死是怎么看的？”他回答：“人总要死的，死的时候不要痛苦就行了。但是活，活到什么时候我管不着，不关我的事儿，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现在不愉快什么时候愉快啊？你看这八十多年，几个朝代这样起伏，包括新中国六十年，这个八十年，活得很值，我们很多老前辈，甚至于比我小的，都走了，我就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今天那么好。我们都碰上好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