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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草青青，一望无垠。
循着齐膝的湖草走进这片草滩中，湖滩上板结的土地龟裂处，随处可见，它们张大着口子，仰望苍穹。其中最为惊人的罅隙，已经板结，即便将两个拳头放进去，都显绰绰有余。难掩的是，扑面而来的腐臭味，草滩上被曝晒得裂开了壳的蚌类生物遗骸，与呈现焦干状的小鱼、小虾和小螺，成堆铺陈。
漫漫湖草，宛如地毯，牛群点缀其间，大啖美食，缓慢移动。
“喏，今年要是养牛、养鹅，就都赚了！”2011年5月26日，江西九江星子县，日光炙烤的正午，渔民蔡梅凤站在船头，遥指牛群。草帽下的脸孔，神情落寞。
眼前所见，不是内蒙古的广袤草原，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有江西北部门户之称的九江，右邻鄱阳湖。连日来，《新民周刊》记者由北至南，相继走访了紧靠鄱阳湖的九江湖口县、星子县与永修县。这三个紧靠鄱阳湖的县城，以往这个季节正在紧张部署防洪事宜，而今年却遭遇了历史上迄今最为严重的春夏连旱，旱情牵动人心。
九江标本，亦为此番长江中下游干旱的典型代表，九江在遭遇旱情以及后干旱时代的一些现状与经验，也值得总结。
渔民哀歌
九江星子县，背靠庐山，直面鄱阳湖。
星子县水域深广，往年的星子县，即便是在鄱阳湖的枯水期都可捕捞，算是鄱阳湖最好的渔场之一。但是，今年5月底，记者穿过星子县城南紫阳堤，走到鄱阳湖边，触目可见的是干涸的湖底，大片湖草密布。不乏渔民等在岸边，或闷头抽烟，或聚众聊天。
“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宋人蒋之奇如此形容位于鄱阳湖中心的“落星墩”。
“传说‘落星墩’是天上一颗新星掉进鄱阳湖形成的，以往要到每年鄱阳湖枯水期，它才会露出来。”柴油船的发动机笃笃笃地响着，46岁的星子县南康镇大塘村渔民蔡梅凤和她的丈夫驾着船，带着本刊记者在湖区行了一趟，不过几分钟，就靠近了位于湖心处的连绵“草原”。
往年这个时节，蔡梅凤和丈夫经常开着船带着游客到“落星墩”去游玩，跑一趟船20元，只有走水路才能到这里，那时伫立“落星墩”上，可以近观湖水，欣赏锦鳞竞跃，白鹭翻飞，碧波连天一色。
而今，游客们只要自己沿着于2009年修建的湖滨大道走下去，就能够步入这个位于鄱阳湖中心的有名景点——这片孤零零地立在“牧场”中间的大石头，已经显露出多年湖水冲刷出来的溶洞。
按照规定，每年的3月20日至6月20日，是鄱阳湖的春季禁渔期，这个季节有利于鱼类繁殖产卵，政府也会增殖放流，增加渔业资源。
“今年的水，少得可怜咧！”蔡梅凤指着她所在的不远处，一弯浅滩中蜗着一条细流。
渔船数只，并排搁浅。在这个闲散的午后，一位渔民甚至将他家的被子和枕头摊晒到了船头——“太阳这么好，总要派上点用场。”
在13岁就跟着父亲出湖打渔的大塘村渔民张全武的印象中，今年是他渔民生涯中最为困难的一个年头，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鄱阳湖曾经发生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旱情，但是也不能跟今年的干旱相比，更何况这场干旱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那年的春天，鄱阳湖还涨过一次水，后来水退下去了。今年，是春旱连着夏旱。”
在这位老渔民朴素的认识中，“每年清明到谷雨时节，是鱼儿生籽的黄金季节，所以说这个最好的繁殖季节，现在已经过了。鱼儿要上草滩繁殖的，水要涨到草洲以上，鱼卵才可以发育，你看现在，水位都不够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当下正是这个鄱阳湖鱼儿最好的繁殖季节。而这场没有预期的持续春夏连旱的发生，让鄱阳湖的面积在5月15日缩减为385平方公里，这比历史同期多年均值缩减八成，这也让鄱阳湖区鱼类的产卵场大规模压缩。而在因干旱而裸露的滩涂上，湿地植物取代了本应处于萌发、生长期的水生植物，肆意铺陈。
“以往鱼儿要到湖泊中心那片草滩上产卵，今年水太少了，鱼儿根本都游不到草滩上去产卵繁殖，这肯定会影响到明年的收成。”蔡梅凤看着眼前这片水域，唠叨：“没有水，就没有鱼。但是你看看这种水，这么浑，就是有虾子和鱼，都会被呛死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总结。
所以，蔡梅凤现在每天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够守在鄱阳湖边的堤坝旁招揽点生意。而现在这个季节，游客寥寥。湖中水域还是停泊了一些工程船，有时候工人们需要上下岸，蔡梅凤开船去接他们，一趟5元，两口子跟上班一样，早晚守在岸边，连中饭都在船上解决，“如果有生意，半夜起来都做，跟水上出租车差不多。要不然，吃饭的钱，都搞不到。”
蔡梅凤的夫家从祖辈开始就是“靠湖吃湖”，不仅如此，他们所在的南康镇大塘村，濒临鄱阳湖畔，全村一共有200多户、1000多位村民，也是世代以打渔为生。
现在，她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其一，她家没有耕地，其二，“休渔期的三个月没有补贴”。罕见的干旱年头来临后，她家的拮据程度跟鄱阳湖的水势一样，尴尬得可怜，就是想吃蔬菜，也得去附近的南康镇上买。她的丈夫吃苦耐劳，开起船来是个好把式，因为后天性聋哑，多年来，他们已经有了用手势和眼神交流的默契。两个儿子最终子承父业，做了渔民；唯一的一个女儿，22岁，在南昌一所师范念大二，是大塘村不多的大学生之一，这份骄傲落实到经济上是，需要每年支付女儿的2万多元学费。
“渔民还不如农民。我们什么都要到县城去买。”蔡梅凤的同乡，40岁的周冬梅感喟。个子不高但身形矫健的周冬梅跑了一天，四处接游客，裤兜里揣上了一张皱巴巴的20块的钞票。
在往年好的光景，蔡梅凤和周冬梅家的全部收入大约有四五万元左右，纯收入达到2万元，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种好光景涵盖了去年，“去年九江发了洪水，但是我们渔民，不怕洪水，我们怕的是没水。”周冬梅说。
也是依靠往年这个时节丰饶浩瀚的鄱阳湖，周冬梅才戴上了丈夫给她添置的两只灿灿的金耳环，而蔡梅凤家也在10年前添置了一艘2万多买的船，她家的第二艘船。
但是，从1998年就开始过打渔生涯的蔡梅凤始终没有想明白的是，5月的鄱阳湖，本应在汛期，应该处于夏季“洪水一片”的状态，而今年却呈现出冬季“枯水一线”的反常场景。
不仅她想不明白，连她的同乡，63岁的张印滚和64岁的张全武都没有想通，“今年干得实在不像样，鄱阳湖的鱼儿都死掉了”。两位老人枯坐在一棵柳树下聊天。
每年的6月到10月份，在张全武的经验中，是“搞鱼的黄金季节”，但是，今年发生了这个变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周冬梅有一子一女，现在都在念中学，这位“嫁船随船”的母亲唯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以后不要再去打鱼了”。
在永修县吴城镇，十几条渔船搁浅在赣江边的滩头。71岁的肖书南身形敏捷地爬上了他家的渔船船舱，这个当地渔业大队的老渔民拿些刷子给船底刷石灰粉，动作麻利，船舱的一边，坐着他的儿子，49岁的肖卫荣，在一旁出谋划策。船底有点漏水，父子俩得赶在这个下午修好。
这条被漆得通体锃亮、尚带木质芬芳的渔船，是肖卫荣在两个月以前买的，里面可以做饭、休息，作为生活用船使用。此外，肖卫荣还买了一条专门用于捕鱼的小渔船，“当时的考虑是用起来比较轻巧”。虽然两艘船都是二手船，但是每艘船还是花了他5000多元。
在这以前，肖卫荣过了多年跑船的生涯，他从十几岁开始跟着运输船跑，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部分水域，直到跑成了“船老大”。跑船的生涯居无定所，他终于决定收手。而今，这个肤色黝黑、讲话嗓门粗犷的汉子只想安安心心在永修县接过父亲干了50多年的营生，扎根到故乡，当个渔民。
但是，大旱之年来了。肖卫荣买下了他的船，却一直没能让它见见世面，开出过赣江，“水太窄了，船开不出去，天天搁浅在滩上。不信吧？到现在为止，连一次鄱阳湖都没去过！”
有空的时候，肖卫荣经常骑上两三分钟自行车，从镇上的家里跑到赣江边，去瞅瞅他家的船：“干着急呗，一点办法也没有。”
觉得焦心的不止有他，还有他所在的渔业大队的80多户渔民，都对水“望眼欲穿”。
对于未来，肖卫荣相当清醒。他有他的考虑，或许他可以重新去过那种跑船的生活，寂寥、动荡却不陌生，“今年如果搞不好，就把船卖掉。人要生存啊，没办法”。
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描述了鄱阳湖上的渔民捕鱼归来的欢乐情景。而今，33岁的渔民何桂娥却只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眺望着不远处的浅水一弯。这个吴城镇徐家村的渔民每天都在祈祷鄱阳湖和赣江的水能涨起来：“今年没水啊，什么都搞不到了。就连虾子都没有了。”
4个孩子上蹿下跳，已经够何桂娥操心的了。何况现在。如今她基本上不用在船上呆了，每天只是去镇上的菜市场买买菜，在家里做做饭，心里更是发慌。何桂娥家没有耕地，家后面有个小菜园，但蔬菜因为缺水，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当她每次溜达到镇上，看到丝瓜变成了5块一斤、空心菜变成4块一斤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回家唠叨一阵。
何桂娥的丈夫，35岁的徐礼文现在每天做的事情是，分别在早上8点多和下午5点多喂两次鱼苗。为了给小家庭找条退路，一个月前，夫妇俩贷款买了几万元的鲈鱼苗在湖里放养，这是最后的指望，却如风中烛火般渺茫。“这个时候，鱼苗还没有虾米大。”何桂娥比划着，“可是今年干旱太厉害了，鱼苗死得蛮多的。而且我们这个鱼苗要长两三年才能拿出去卖，收成肯定是不高了。”况且，就连喂鱼苗的那种小杂鱼饲料，一天得要好几十斤，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这种小杂鱼饲料了，“只能买到一点算一点，都在冰柜里存着”。
何桂娥常常念叨到夜不能寐的是——水何时会涨？银行的利息，每天又涨了多少？
创纪录的增雨弹上了天
5月21日至22日晚间，九江下了场雨，当地随即新闻播报，九江“迎来入汛以来最明显的降雨”。
在那两天，当九江的司机把车往南湖路上坡的方向开时，就能看到积压在路面的雨水开始滔滔不绝地往下坡的方向漫灌。星子县渔民周冬梅看到的则是，紫阳堤附近的鄱阳湖水面蹿高一米多，她激动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可是等到雨一停，湖水又蹭蹭地降下去了，在岸边留了一圈水印子，“以前每年3月份都要涨水，今年从春天开始，就没有涨过一次水。从今年春节后，星子县也就没怎么下过雨”。
在湖口县，5月底一个万里晴空的下午，一个身材壮硕的男子忙着用刷子刷着他心爱的防暴犬“帽帽”的黑毛，狗毛浮在鄱阳湖浑浊的水中，惹起不远处漂衣服的老太太们的轮番“抗议”，在去年这个时候，“帽帽”和他的主人根本不用挤在水域狭窄的江边，受到这些指责，那个时候，水势蔓延到了比现在高二三十米的西门渡口处，他们完全可以在那宽阔的水域中嬉戏。这是有证据的。在他们不远处的石钟山，岩石已经完全裸露，因受到江湖来水长期浸泡而铸就的一道水渍线，高过了现在的水平面20多米。
而湖口县文桥乡新庄村62岁的农民陶荣祖甚至感觉，那场所谓的“及时雨”，“不算太大”，这位忙着补救棉花苗的老农回忆，那场雨，“刚刚在沟里有点流水，雨就停了”，对于农户即将插下的水稻秧苗，显然是极为不够的。早稻就不指望了，所以陶荣祖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接下来几场大雨的来临，才能够完成他今年把中稻插下的心愿。
在过去的几个月间，九江的雨水少得可怜，附近几个县随处可见田地作物干枯，空无一物，就连棉花苗的几片叶子上，都卷着枯黄的边。
根据九江市水文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7日，九江全市平均降雨量为256毫米，只占历史同期多年均值的41%。其中，今年1月至5月上旬，永修县、武宁县的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六成，修水县、都昌县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五成，彭泽县、湖口县、星子县、九江县降雨量偏少三成。
而根据九江市防汛办5月16日的统计，九江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42.89万亩，因缺水无法栽插面积52.044万亩，一些山区出现了人畜临时饮水困难，“其中都昌县、永修县、修水县、彭泽县、湖口县等县受旱较为严重”。
在过去的这个5月，当地老百姓盼雨，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天上偶有几滴水掉下来，那是人工降雨，5月的万里晴空，好不容易飘来几片云，各个县的气象部门就赶紧放炮，响声隆隆。
创纪录的增雨弹上了天，星子县一位副县长甚至说，购买催雨弹的钱是往年的6倍，整个星子县迄今进行了20多次人工增雨。九江各县，都差不多。而江西唯一一家生产增雨弹的企业，因为今年中下游地区旱情的持续发展，去年库存的近万枚增雨弹和今年新生产的1.5万枚增雨弹，都已经销售一空。
尽管如此，在湖口县付垅乡唐坂村村民唐义生看来，他今年就没见过有靠增雨弹降下雨的。
所以，当41岁的星子县廖花镇三角农村村民易小春打电话告诉她远在青岛打工的丈夫，今年家里遭遇了60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家里1.6亩水稻地已经无水可插春秧、8分棉花地栽了一个多月而棉花苗只长到四五厘米高的时候，丈夫怔了怔，只说，如果今年收成实在不行，那咱就去买点口粮吧。
而以往，他们只为洪水而发愁。
村庄，从抗洪到抗旱
本刊记者实地走访后获知，九江星子县、湖口县、永修县，此番均深为这场春夏连旱所困。
以永修县为例，来自该县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到3月份，永修县平均降水量仅为130毫米，较常年偏少60%。特别是进入汛期以来，天气依然是高温少雨，该县目前发部分的小型水库与山塘的水量处于常年故水位以下。
永修县荷溪村，这个位于鄱阳湖中心区域的四面环水的村庄，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旱灾，“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抗旱。”荷溪村村长老叶说，往年这个时候，他应该都是在堤坝上组织防洪工作。
作为一个历史上就饱受洪水威胁的村落，位于鄱阳湖边、赣江以东的荷溪村在洪水蔓延时，就成为了一座孤岛，村民只能依靠划船进出村庄。
让老叶焦心的是，即便连村里的塘坝，目前也只存下了约半米深的水，“我们全村实际人口有1500多人，有2000多亩稻田，还有2000多亩旱地，现在的情况是，地太干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早稻都没种下去，而西瓜、棉花这些作物，都干死了。”
除此以外，荷溪村一共拥有鄱阳湖的4个湖面。老叶就和其他几位农户一起承包了2000多亩湖面，今年，他们投资了10多万元的鳜鱼苗，结果，“湖底干得都开裂了，只有湖里的低洼处还存了不到0.5米深的水，气温高，水变得滚烫，又缺氧，里面的鱼苗，估计也完了。”而荷溪村一位投资了100多万元的螃蟹苗的养殖大户，因为今年的干旱，螃蟹被太阳炙烤的水烫得受不了，一直往岸上爬，基本上血本无归了，就连这位养殖户本人都已经出门打工去了。
产粮大省江西，一般每年可种两茬水稻，早稻一般在清明时播种，5月复播。但今年的干旱让不少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种早稻。不仅如此，许多稻田都因无水而干裂。鄱阳湖都干得见了底，更不要提往年老少皆宜的热闹项目“赛龙舟”了。
永修县吴城镇大同村，这个距离鄱阳湖中心区域大湖池仅2公里左右的小村落，一共有280多人，村民除了种植水稻，还普遍种植棉花、西瓜、花生等经济作物。
让永修县吴城镇大同村村长叶远绮引以为傲的是，在以往大同村相当于吴城镇的“半个粮仓”。而今年，情况是严峻的，这位65岁的村长活到这把年纪，从来没有遭遇到这番场景，“这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干旱。地太干了，全村一共有220多亩水稻，现在只种下了20多亩早稻 ，旱地200多亩，也干得不像样，棉花都播不下去了。因为没水，我们村的中稻都还没有种下去。”
叶远绮带着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全村目前只有一个生活用塘，尚有蓄水，水位也比往年低很多，数级石阶都已经露出来了，而村中许多塘坝损毁严重，也处于干涸状态。
按照村民们约定俗成的规定，生活用塘的水只能用于村民们洗衣服，防火应急之类的，不能用于农田灌溉，否则，“这么多地，仅有的一口生活用塘，早就干得见底了”。
去年，永修县拨款做过一次堤坝建设，大同村就是趁着那次机会，将村中的一部分塘坝加高了，“但因为没有解决塘坝漏水的问题，下了点雨，雨水又给漏掉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蓄到水”。
事实上，这个鄱阳湖畔的村落以往深为洪水所困。在1998年，绵延肆虐的洪水已经漫过了村头高高的红旗旗杆。
目前，大同村的饮用水、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各家自打的蓄水井供应，蓄水井存下的是平时雨水，自来水太贵了，村民们觉得相当不划算。但现在，不是每家蓄的水都充足。36岁的村民熊桂妹，用力压了好几下，蓄水井龙头才有水出来，水质异常浑浊。熊桂妹家的井只有十四五米深，在5月21日九江那次降雨之前，她家的井都是干枯的，一家4口人，都需要用水。她只能到附近的婆婆家去借水。熊桂妹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家蓄水井里的水喝完了，怎么办？
现在，大同村村民往往都是把洗菜、洗脸的水存起来，用于浇地。叶远绮家的蓄水井打了22米，算是全村比较深的蓄水井，水质相对清澈一点，已经有村民跑到他家去借水，挑回去，“该借就借，也是村民互助嘛。”他说。
叶远绮家有6亩水稻，今年他只种下了1亩早稻，“还干掉了”，他家的3亩棉花也大势已去，还有1亩西瓜苗，因为旱情，只抽出了一点可怜的苗。
这个个子不高、身材消瘦的老农从他家的蛇皮袋捧出了一把发了芽苗的中稻给记者看，因为缺水，这些已经抽出芽的中稻，迟迟未能播种，只能堆放在家里的角落。
5月28日下午，叶远绮去伺弄了一趟他家的棉花苗，以往快到清明时节就能长到齐膝深的棉花苗，如今稀稀拉拉的，只半黄不枯，长到一个指头高。补种的时候，他深感堵心，“我们这里还离鄱阳湖这么近！”
而站在他家的田地上，往下眺望，就能看到不远处干涸见底的鄱阳湖，“这还是鄱阳湖吗？”
在历史上，九江长期深为洪水所困扰。湖口县双钟镇月亮村村长还记得，1998年的那场洪水暴发时，他住在自家的二楼上，因为一楼全部为洪水所吞没。这位村长拆了块木板，底下装上轮胎，自制了一条“船”，就这样来去自如地划“船”进出家门三个月。
湖口县付垅乡唐坂村，这个一共有700多户村民的村落，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抗洪经验。唐坂村61岁的村民唐义生清楚地记得，他家的2亩棉花地，在去年，就被滔滔洪水淹没过，更不要提1998年了，那年罕见的洪峰直接将他所在的唐坂村与附近乡镇吞没，出门即是泽国一片。附近地势低的村庄，村民都将鸡、猪等牲畜赶到了山上，躲避洪水。
而此次，这个距离鄱阳湖大约20公里的村落，干渴如此不可思议。“离鄱阳湖这么近，还能旱成这个样子？！” 唐义生拾掇他刚收割的油菜籽，问道。
现在，他和老伴葛菊枝除了“等天下雨”，别无他法。
直到现在，唐坂村的塘坝还是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成果，但是由于近年垮塌厉害，“一些大的塘坝失修得太厉害了，根本蓄不了水”。
在唐义生的印象中，在1980年唐坂村“分田到户”以前，全村每户都要出劳力去修村里的塘坝和村里的泻洪水渠，“那个时候，几乎每年都要修村里的塘坝，做10个小时，赚10个工分，只要你家有人，多出多算，多干多分粮。那时候，没人到外面去打工，所以需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13岁小学甫毕业即因丧父而辍学、后在唐坂村担任粮食保管员的唐义生，对于这段历史，印象深刻。
而现在，唐坂村年轻人的出路，也比以前多了。唐义生的三个儿子，除了一个在湖口县城上班以外，其他两个儿子，一个在江苏打工，一个当兵。也是靠出去工作的儿子，唐家才在去年盖了一幢两层半高的新楼房。唐义生所在的十组，一共有80多户，跟中国许多的农村一样，现在村里年轻人大都出去找活计了，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即使我们要修塘坝，也没有劳动力啊。五六十岁的，都算年轻的了，剩下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无法劳动的老人就是靠儿子寄钱回来买米吃。”
曾当过20多年的村委会干部的唐义生表示，如果国家有相关拨款到村里来，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劳动力去修村里的蓄水塘坝，以备旱年之用。
基层村落于上世纪建的塘坝因年久失修倒塌而无法蓄水的情形，出现在记者走访的许多村落中，包括湖口县双钟镇月亮村。
对比鲜明的是，月亮村三组去年曾经参加湖口县水务局的重建塘坝工程，“今年三组的蓄水塘坝在这次干旱中明显发挥作用了”，月亮村村长给记者介绍，而该村的其他14个小组并没有三组那么幸运，着急也没辙，“原来还想着，不行的话，我们到鄱阳湖去抽水。但是现在，鄱阳湖也没水了。”
5公里的湖心路
当这个初夏，湖口县常来饭店的老板娘抱怨“鱼好难买，去年鄱阳湖的黄鸭叫只要8元到10元一斤，而今年要18元到20元一斤”的时候，永修县城的一些居民已经开始感叹：今年即使多花一倍的价钱，在菜市场都难以买到鄱阳湖里的新鲜鱼了。而在星子县，刚收获的桃子变成了5元一斤，干瘪得厉害，顾客偶有抱怨，在长途汽车站门口摆摊的妇人就边过秤边说，今年没办法，水少，桃子个头就小。
5月底，从永修县驱车前往千年古镇吴城镇方向前进约半小时，就抵达了鄱阳湖的鄱阳湖的核心区——大湖池,昔日烟波浩渺的湖水，如今只露出光秃秃的湖底，死鱼、死虾与死河蚌遍地都是。
偶尔有一两棵原上草，倨傲地挺立在裂口处的边缘。死与生，对比鲜明。
吴城镇位于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在丰水期间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可以坐船或快艇进入，而在枯水季节才能够乘车穿过干涸的湖底。当地人介绍，在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划船到吴城镇大约需要三个半小时，而现在，可以直接驱车走一条穿越湖心的土路，就可一路从永修县城直抵吴城镇。
一路上，视野范围内均是广袤无边的湿地草洲，偶有低洼处存了一点儿水，积压成一条蜿蜒的小河，断断续续往前延伸。再往前，显现在前方的一大片龟裂的土地，触目惊心。这片昔日鄱阳湖中的肥美鱼塘，如今就像一个被突然剃了的秃头一样，裸露着。沿途有渔民搭建的棚舍，锅碗瓢盆都在，但空无人烟。附近草海中泊着几条尴尬的渔船，两条黄狗互相作伴，看守主人的资产。
在这段穿越湖心的土路中，大约绵延5公里左右，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往来的要道。不时可见，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土路，扬起漫天灰尘，抑或像西部牛仔般，狂野地驶过漫漫“草原”。这段路，将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到吴城镇的航行时间缩短为驱车的至多半小时。
30岁的永修县三角乡老基代村村民戴会金走这条路，轻车熟路地走了十多年。
戴会金在三角乡上租门面开了个加工棉芯的夫妻店，加工一条棉被收费35元到40元，能赚到大约20元。干得不错的月份，可以有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养活一家四口是没问题的。所以除了种点蔬菜以外，他已经不需要再如他的父辈那般种地了。
这个春夏之交，戴会金可以开着他那辆后座装满棉芯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只花20分钟就从吴城镇回到了三角乡上，在以往，这个时候漫漫湖水已经淹没路面，他只能乘坐渡船回家，“渡船20分钟一趟，每人每趟15元。” 清楚地记得，在以往，这条绵长的土路是在秋冬季节鄱阳湖枯水期才露出水面的，“没有水的地方，都可以走。”他因此觉得理所当然。
“最开始这条路只是一条羊肠小道，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经常跑这条路的永修县司机老徐说。
而在戴会金的的印象中，十几年前，他看到的这条湖心土路大约只有目前的一半宽，且每年鄱阳湖水落的时候，这条路都需要重新修固。而现在这条湖心土路，拓宽得已然跟城市中的双车道差不多了。
“鄱阳湖确实是干得越来越厉害了。可等到它涨起洪水来，也很厉害。”戴会金停下摩托车，扭过头，看着他身后这片故乡的“原野”，突然说道。
循着齐膝的湖草走进这片草滩中，湖滩上板结的土地龟裂处，随处可见，它们张大着口子，仰望苍穹。其中最为惊人的罅隙，已经板结，即便将两个拳头放进去，都显绰绰有余。难掩的是，扑面而来的腐臭味，草滩上被曝晒得裂开了壳的蚌类生物遗骸，与呈现焦干状的小鱼、小虾和小螺，成堆铺陈。
漫漫湖草，宛如地毯，牛群点缀其间，大啖美食，缓慢移动。
“喏，今年要是养牛、养鹅，就都赚了！”2011年5月26日，江西九江星子县，日光炙烤的正午，渔民蔡梅凤站在船头，遥指牛群。草帽下的脸孔，神情落寞。
眼前所见，不是内蒙古的广袤草原，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有江西北部门户之称的九江，右邻鄱阳湖。连日来，《新民周刊》记者由北至南，相继走访了紧靠鄱阳湖的九江湖口县、星子县与永修县。这三个紧靠鄱阳湖的县城，以往这个季节正在紧张部署防洪事宜，而今年却遭遇了历史上迄今最为严重的春夏连旱，旱情牵动人心。
九江标本，亦为此番长江中下游干旱的典型代表，九江在遭遇旱情以及后干旱时代的一些现状与经验，也值得总结。
渔民哀歌
九江星子县，背靠庐山，直面鄱阳湖。
星子县水域深广，往年的星子县，即便是在鄱阳湖的枯水期都可捕捞，算是鄱阳湖最好的渔场之一。但是，今年5月底，记者穿过星子县城南紫阳堤，走到鄱阳湖边，触目可见的是干涸的湖底，大片湖草密布。不乏渔民等在岸边，或闷头抽烟，或聚众聊天。
“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宋人蒋之奇如此形容位于鄱阳湖中心的“落星墩”。
“传说‘落星墩’是天上一颗新星掉进鄱阳湖形成的，以往要到每年鄱阳湖枯水期，它才会露出来。”柴油船的发动机笃笃笃地响着，46岁的星子县南康镇大塘村渔民蔡梅凤和她的丈夫驾着船，带着本刊记者在湖区行了一趟，不过几分钟，就靠近了位于湖心处的连绵“草原”。
往年这个时节，蔡梅凤和丈夫经常开着船带着游客到“落星墩”去游玩，跑一趟船20元，只有走水路才能到这里，那时伫立“落星墩”上，可以近观湖水，欣赏锦鳞竞跃，白鹭翻飞，碧波连天一色。
而今，游客们只要自己沿着于2009年修建的湖滨大道走下去，就能够步入这个位于鄱阳湖中心的有名景点——这片孤零零地立在“牧场”中间的大石头，已经显露出多年湖水冲刷出来的溶洞。
按照规定，每年的3月20日至6月20日，是鄱阳湖的春季禁渔期，这个季节有利于鱼类繁殖产卵，政府也会增殖放流，增加渔业资源。
“今年的水，少得可怜咧！”蔡梅凤指着她所在的不远处，一弯浅滩中蜗着一条细流。
渔船数只，并排搁浅。在这个闲散的午后，一位渔民甚至将他家的被子和枕头摊晒到了船头——“太阳这么好，总要派上点用场。”
在13岁就跟着父亲出湖打渔的大塘村渔民张全武的印象中，今年是他渔民生涯中最为困难的一个年头，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鄱阳湖曾经发生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旱情，但是也不能跟今年的干旱相比，更何况这场干旱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那年的春天，鄱阳湖还涨过一次水，后来水退下去了。今年，是春旱连着夏旱。”
在这位老渔民朴素的认识中，“每年清明到谷雨时节，是鱼儿生籽的黄金季节，所以说这个最好的繁殖季节，现在已经过了。鱼儿要上草滩繁殖的，水要涨到草洲以上，鱼卵才可以发育，你看现在，水位都不够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当下正是这个鄱阳湖鱼儿最好的繁殖季节。而这场没有预期的持续春夏连旱的发生，让鄱阳湖的面积在5月15日缩减为385平方公里，这比历史同期多年均值缩减八成，这也让鄱阳湖区鱼类的产卵场大规模压缩。而在因干旱而裸露的滩涂上，湿地植物取代了本应处于萌发、生长期的水生植物，肆意铺陈。
“以往鱼儿要到湖泊中心那片草滩上产卵，今年水太少了，鱼儿根本都游不到草滩上去产卵繁殖，这肯定会影响到明年的收成。”蔡梅凤看着眼前这片水域，唠叨：“没有水，就没有鱼。但是你看看这种水，这么浑，就是有虾子和鱼，都会被呛死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总结。
所以，蔡梅凤现在每天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够守在鄱阳湖边的堤坝旁招揽点生意。而现在这个季节，游客寥寥。湖中水域还是停泊了一些工程船，有时候工人们需要上下岸，蔡梅凤开船去接他们，一趟5元，两口子跟上班一样，早晚守在岸边，连中饭都在船上解决，“如果有生意，半夜起来都做，跟水上出租车差不多。要不然，吃饭的钱，都搞不到。”
蔡梅凤的夫家从祖辈开始就是“靠湖吃湖”，不仅如此，他们所在的南康镇大塘村，濒临鄱阳湖畔，全村一共有200多户、1000多位村民，也是世代以打渔为生。
现在，她的生活来源成了问题，其一，她家没有耕地，其二，“休渔期的三个月没有补贴”。罕见的干旱年头来临后，她家的拮据程度跟鄱阳湖的水势一样，尴尬得可怜，就是想吃蔬菜，也得去附近的南康镇上买。她的丈夫吃苦耐劳，开起船来是个好把式，因为后天性聋哑，多年来，他们已经有了用手势和眼神交流的默契。两个儿子最终子承父业，做了渔民；唯一的一个女儿，22岁，在南昌一所师范念大二，是大塘村不多的大学生之一，这份骄傲落实到经济上是，需要每年支付女儿的2万多元学费。
“渔民还不如农民。我们什么都要到县城去买。”蔡梅凤的同乡，40岁的周冬梅感喟。个子不高但身形矫健的周冬梅跑了一天，四处接游客，裤兜里揣上了一张皱巴巴的20块的钞票。
在往年好的光景，蔡梅凤和周冬梅家的全部收入大约有四五万元左右，纯收入达到2万元，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种好光景涵盖了去年，“去年九江发了洪水，但是我们渔民，不怕洪水，我们怕的是没水。”周冬梅说。
也是依靠往年这个时节丰饶浩瀚的鄱阳湖，周冬梅才戴上了丈夫给她添置的两只灿灿的金耳环，而蔡梅凤家也在10年前添置了一艘2万多买的船，她家的第二艘船。
但是，从1998年就开始过打渔生涯的蔡梅凤始终没有想明白的是，5月的鄱阳湖，本应在汛期，应该处于夏季“洪水一片”的状态，而今年却呈现出冬季“枯水一线”的反常场景。
不仅她想不明白，连她的同乡，63岁的张印滚和64岁的张全武都没有想通，“今年干得实在不像样，鄱阳湖的鱼儿都死掉了”。两位老人枯坐在一棵柳树下聊天。
每年的6月到10月份，在张全武的经验中，是“搞鱼的黄金季节”，但是，今年发生了这个变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周冬梅有一子一女，现在都在念中学，这位“嫁船随船”的母亲唯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以后不要再去打鱼了”。
在永修县吴城镇，十几条渔船搁浅在赣江边的滩头。71岁的肖书南身形敏捷地爬上了他家的渔船船舱，这个当地渔业大队的老渔民拿些刷子给船底刷石灰粉，动作麻利，船舱的一边，坐着他的儿子，49岁的肖卫荣，在一旁出谋划策。船底有点漏水，父子俩得赶在这个下午修好。
这条被漆得通体锃亮、尚带木质芬芳的渔船，是肖卫荣在两个月以前买的，里面可以做饭、休息，作为生活用船使用。此外，肖卫荣还买了一条专门用于捕鱼的小渔船，“当时的考虑是用起来比较轻巧”。虽然两艘船都是二手船，但是每艘船还是花了他5000多元。
在这以前，肖卫荣过了多年跑船的生涯，他从十几岁开始跟着运输船跑，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部分水域，直到跑成了“船老大”。跑船的生涯居无定所，他终于决定收手。而今，这个肤色黝黑、讲话嗓门粗犷的汉子只想安安心心在永修县接过父亲干了50多年的营生，扎根到故乡，当个渔民。
但是，大旱之年来了。肖卫荣买下了他的船，却一直没能让它见见世面，开出过赣江，“水太窄了，船开不出去，天天搁浅在滩上。不信吧？到现在为止，连一次鄱阳湖都没去过！”
有空的时候，肖卫荣经常骑上两三分钟自行车，从镇上的家里跑到赣江边，去瞅瞅他家的船：“干着急呗，一点办法也没有。”
觉得焦心的不止有他，还有他所在的渔业大队的80多户渔民，都对水“望眼欲穿”。
对于未来，肖卫荣相当清醒。他有他的考虑，或许他可以重新去过那种跑船的生活，寂寥、动荡却不陌生，“今年如果搞不好，就把船卖掉。人要生存啊，没办法”。
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描述了鄱阳湖上的渔民捕鱼归来的欢乐情景。而今，33岁的渔民何桂娥却只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眺望着不远处的浅水一弯。这个吴城镇徐家村的渔民每天都在祈祷鄱阳湖和赣江的水能涨起来：“今年没水啊，什么都搞不到了。就连虾子都没有了。”
4个孩子上蹿下跳，已经够何桂娥操心的了。何况现在。如今她基本上不用在船上呆了，每天只是去镇上的菜市场买买菜，在家里做做饭，心里更是发慌。何桂娥家没有耕地，家后面有个小菜园，但蔬菜因为缺水，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当她每次溜达到镇上，看到丝瓜变成了5块一斤、空心菜变成4块一斤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回家唠叨一阵。
何桂娥的丈夫，35岁的徐礼文现在每天做的事情是，分别在早上8点多和下午5点多喂两次鱼苗。为了给小家庭找条退路，一个月前，夫妇俩贷款买了几万元的鲈鱼苗在湖里放养，这是最后的指望，却如风中烛火般渺茫。“这个时候，鱼苗还没有虾米大。”何桂娥比划着，“可是今年干旱太厉害了，鱼苗死得蛮多的。而且我们这个鱼苗要长两三年才能拿出去卖，收成肯定是不高了。”况且，就连喂鱼苗的那种小杂鱼饲料，一天得要好几十斤，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这种小杂鱼饲料了，“只能买到一点算一点，都在冰柜里存着”。
何桂娥常常念叨到夜不能寐的是——水何时会涨？银行的利息，每天又涨了多少？
创纪录的增雨弹上了天
5月21日至22日晚间，九江下了场雨，当地随即新闻播报，九江“迎来入汛以来最明显的降雨”。
在那两天，当九江的司机把车往南湖路上坡的方向开时，就能看到积压在路面的雨水开始滔滔不绝地往下坡的方向漫灌。星子县渔民周冬梅看到的则是，紫阳堤附近的鄱阳湖水面蹿高一米多，她激动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可是等到雨一停，湖水又蹭蹭地降下去了，在岸边留了一圈水印子，“以前每年3月份都要涨水，今年从春天开始，就没有涨过一次水。从今年春节后，星子县也就没怎么下过雨”。
在湖口县，5月底一个万里晴空的下午，一个身材壮硕的男子忙着用刷子刷着他心爱的防暴犬“帽帽”的黑毛，狗毛浮在鄱阳湖浑浊的水中，惹起不远处漂衣服的老太太们的轮番“抗议”，在去年这个时候，“帽帽”和他的主人根本不用挤在水域狭窄的江边，受到这些指责，那个时候，水势蔓延到了比现在高二三十米的西门渡口处，他们完全可以在那宽阔的水域中嬉戏。这是有证据的。在他们不远处的石钟山，岩石已经完全裸露，因受到江湖来水长期浸泡而铸就的一道水渍线，高过了现在的水平面20多米。
而湖口县文桥乡新庄村62岁的农民陶荣祖甚至感觉，那场所谓的“及时雨”，“不算太大”，这位忙着补救棉花苗的老农回忆，那场雨，“刚刚在沟里有点流水，雨就停了”，对于农户即将插下的水稻秧苗，显然是极为不够的。早稻就不指望了，所以陶荣祖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接下来几场大雨的来临，才能够完成他今年把中稻插下的心愿。
在过去的几个月间，九江的雨水少得可怜，附近几个县随处可见田地作物干枯，空无一物，就连棉花苗的几片叶子上，都卷着枯黄的边。
根据九江市水文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7日，九江全市平均降雨量为256毫米，只占历史同期多年均值的41%。其中，今年1月至5月上旬，永修县、武宁县的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六成，修水县、都昌县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五成，彭泽县、湖口县、星子县、九江县降雨量偏少三成。
而根据九江市防汛办5月16日的统计，九江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42.89万亩，因缺水无法栽插面积52.044万亩，一些山区出现了人畜临时饮水困难，“其中都昌县、永修县、修水县、彭泽县、湖口县等县受旱较为严重”。
在过去的这个5月，当地老百姓盼雨，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天上偶有几滴水掉下来，那是人工降雨，5月的万里晴空，好不容易飘来几片云，各个县的气象部门就赶紧放炮，响声隆隆。
创纪录的增雨弹上了天，星子县一位副县长甚至说，购买催雨弹的钱是往年的6倍，整个星子县迄今进行了20多次人工增雨。九江各县，都差不多。而江西唯一一家生产增雨弹的企业，因为今年中下游地区旱情的持续发展，去年库存的近万枚增雨弹和今年新生产的1.5万枚增雨弹，都已经销售一空。
尽管如此，在湖口县付垅乡唐坂村村民唐义生看来，他今年就没见过有靠增雨弹降下雨的。
所以，当41岁的星子县廖花镇三角农村村民易小春打电话告诉她远在青岛打工的丈夫，今年家里遭遇了60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家里1.6亩水稻地已经无水可插春秧、8分棉花地栽了一个多月而棉花苗只长到四五厘米高的时候，丈夫怔了怔，只说，如果今年收成实在不行，那咱就去买点口粮吧。
而以往，他们只为洪水而发愁。
村庄，从抗洪到抗旱
本刊记者实地走访后获知，九江星子县、湖口县、永修县，此番均深为这场春夏连旱所困。
以永修县为例，来自该县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到3月份，永修县平均降水量仅为130毫米，较常年偏少60%。特别是进入汛期以来，天气依然是高温少雨，该县目前发部分的小型水库与山塘的水量处于常年故水位以下。
永修县荷溪村，这个位于鄱阳湖中心区域的四面环水的村庄，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旱灾，“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抗旱。”荷溪村村长老叶说，往年这个时候，他应该都是在堤坝上组织防洪工作。
作为一个历史上就饱受洪水威胁的村落，位于鄱阳湖边、赣江以东的荷溪村在洪水蔓延时，就成为了一座孤岛，村民只能依靠划船进出村庄。
让老叶焦心的是，即便连村里的塘坝，目前也只存下了约半米深的水，“我们全村实际人口有1500多人，有2000多亩稻田，还有2000多亩旱地，现在的情况是，地太干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早稻都没种下去，而西瓜、棉花这些作物，都干死了。”
除此以外，荷溪村一共拥有鄱阳湖的4个湖面。老叶就和其他几位农户一起承包了2000多亩湖面，今年，他们投资了10多万元的鳜鱼苗，结果，“湖底干得都开裂了，只有湖里的低洼处还存了不到0.5米深的水，气温高，水变得滚烫，又缺氧，里面的鱼苗，估计也完了。”而荷溪村一位投资了100多万元的螃蟹苗的养殖大户，因为今年的干旱，螃蟹被太阳炙烤的水烫得受不了，一直往岸上爬，基本上血本无归了，就连这位养殖户本人都已经出门打工去了。
产粮大省江西，一般每年可种两茬水稻，早稻一般在清明时播种，5月复播。但今年的干旱让不少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种早稻。不仅如此，许多稻田都因无水而干裂。鄱阳湖都干得见了底，更不要提往年老少皆宜的热闹项目“赛龙舟”了。
永修县吴城镇大同村，这个距离鄱阳湖中心区域大湖池仅2公里左右的小村落，一共有280多人，村民除了种植水稻，还普遍种植棉花、西瓜、花生等经济作物。
让永修县吴城镇大同村村长叶远绮引以为傲的是，在以往大同村相当于吴城镇的“半个粮仓”。而今年，情况是严峻的，这位65岁的村长活到这把年纪，从来没有遭遇到这番场景，“这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干旱。地太干了，全村一共有220多亩水稻，现在只种下了20多亩早稻 ，旱地200多亩，也干得不像样，棉花都播不下去了。因为没水，我们村的中稻都还没有种下去。”
叶远绮带着记者在村里转了一圈，全村目前只有一个生活用塘，尚有蓄水，水位也比往年低很多，数级石阶都已经露出来了，而村中许多塘坝损毁严重，也处于干涸状态。
按照村民们约定俗成的规定，生活用塘的水只能用于村民们洗衣服，防火应急之类的，不能用于农田灌溉，否则，“这么多地，仅有的一口生活用塘，早就干得见底了”。
去年，永修县拨款做过一次堤坝建设，大同村就是趁着那次机会，将村中的一部分塘坝加高了，“但因为没有解决塘坝漏水的问题，下了点雨，雨水又给漏掉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蓄到水”。
事实上，这个鄱阳湖畔的村落以往深为洪水所困。在1998年，绵延肆虐的洪水已经漫过了村头高高的红旗旗杆。
目前，大同村的饮用水、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各家自打的蓄水井供应，蓄水井存下的是平时雨水，自来水太贵了，村民们觉得相当不划算。但现在，不是每家蓄的水都充足。36岁的村民熊桂妹，用力压了好几下，蓄水井龙头才有水出来，水质异常浑浊。熊桂妹家的井只有十四五米深，在5月21日九江那次降雨之前，她家的井都是干枯的，一家4口人，都需要用水。她只能到附近的婆婆家去借水。熊桂妹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家蓄水井里的水喝完了，怎么办？
现在，大同村村民往往都是把洗菜、洗脸的水存起来，用于浇地。叶远绮家的蓄水井打了22米，算是全村比较深的蓄水井，水质相对清澈一点，已经有村民跑到他家去借水，挑回去，“该借就借，也是村民互助嘛。”他说。
叶远绮家有6亩水稻，今年他只种下了1亩早稻，“还干掉了”，他家的3亩棉花也大势已去，还有1亩西瓜苗，因为旱情，只抽出了一点可怜的苗。
这个个子不高、身材消瘦的老农从他家的蛇皮袋捧出了一把发了芽苗的中稻给记者看，因为缺水，这些已经抽出芽的中稻，迟迟未能播种，只能堆放在家里的角落。
5月28日下午，叶远绮去伺弄了一趟他家的棉花苗，以往快到清明时节就能长到齐膝深的棉花苗，如今稀稀拉拉的，只半黄不枯，长到一个指头高。补种的时候，他深感堵心，“我们这里还离鄱阳湖这么近！”
而站在他家的田地上，往下眺望，就能看到不远处干涸见底的鄱阳湖，“这还是鄱阳湖吗？”
在历史上，九江长期深为洪水所困扰。湖口县双钟镇月亮村村长还记得，1998年的那场洪水暴发时，他住在自家的二楼上，因为一楼全部为洪水所吞没。这位村长拆了块木板，底下装上轮胎，自制了一条“船”，就这样来去自如地划“船”进出家门三个月。
湖口县付垅乡唐坂村，这个一共有700多户村民的村落，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抗洪经验。唐坂村61岁的村民唐义生清楚地记得，他家的2亩棉花地，在去年，就被滔滔洪水淹没过，更不要提1998年了，那年罕见的洪峰直接将他所在的唐坂村与附近乡镇吞没，出门即是泽国一片。附近地势低的村庄，村民都将鸡、猪等牲畜赶到了山上，躲避洪水。
而此次，这个距离鄱阳湖大约20公里的村落，干渴如此不可思议。“离鄱阳湖这么近，还能旱成这个样子？！” 唐义生拾掇他刚收割的油菜籽，问道。
现在，他和老伴葛菊枝除了“等天下雨”，别无他法。
直到现在，唐坂村的塘坝还是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成果，但是由于近年垮塌厉害，“一些大的塘坝失修得太厉害了，根本蓄不了水”。
在唐义生的印象中，在1980年唐坂村“分田到户”以前，全村每户都要出劳力去修村里的塘坝和村里的泻洪水渠，“那个时候，几乎每年都要修村里的塘坝，做10个小时，赚10个工分，只要你家有人，多出多算，多干多分粮。那时候，没人到外面去打工，所以需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13岁小学甫毕业即因丧父而辍学、后在唐坂村担任粮食保管员的唐义生，对于这段历史，印象深刻。
而现在，唐坂村年轻人的出路，也比以前多了。唐义生的三个儿子，除了一个在湖口县城上班以外，其他两个儿子，一个在江苏打工，一个当兵。也是靠出去工作的儿子，唐家才在去年盖了一幢两层半高的新楼房。唐义生所在的十组，一共有80多户，跟中国许多的农村一样，现在村里年轻人大都出去找活计了，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即使我们要修塘坝，也没有劳动力啊。五六十岁的，都算年轻的了，剩下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无法劳动的老人就是靠儿子寄钱回来买米吃。”
曾当过20多年的村委会干部的唐义生表示，如果国家有相关拨款到村里来，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劳动力去修村里的蓄水塘坝，以备旱年之用。
基层村落于上世纪建的塘坝因年久失修倒塌而无法蓄水的情形，出现在记者走访的许多村落中，包括湖口县双钟镇月亮村。
对比鲜明的是，月亮村三组去年曾经参加湖口县水务局的重建塘坝工程，“今年三组的蓄水塘坝在这次干旱中明显发挥作用了”，月亮村村长给记者介绍，而该村的其他14个小组并没有三组那么幸运，着急也没辙，“原来还想着，不行的话，我们到鄱阳湖去抽水。但是现在，鄱阳湖也没水了。”
5公里的湖心路
当这个初夏，湖口县常来饭店的老板娘抱怨“鱼好难买，去年鄱阳湖的黄鸭叫只要8元到10元一斤，而今年要18元到20元一斤”的时候，永修县城的一些居民已经开始感叹：今年即使多花一倍的价钱，在菜市场都难以买到鄱阳湖里的新鲜鱼了。而在星子县，刚收获的桃子变成了5元一斤，干瘪得厉害，顾客偶有抱怨，在长途汽车站门口摆摊的妇人就边过秤边说，今年没办法，水少，桃子个头就小。
5月底，从永修县驱车前往千年古镇吴城镇方向前进约半小时，就抵达了鄱阳湖的鄱阳湖的核心区——大湖池,昔日烟波浩渺的湖水，如今只露出光秃秃的湖底，死鱼、死虾与死河蚌遍地都是。
偶尔有一两棵原上草，倨傲地挺立在裂口处的边缘。死与生，对比鲜明。
吴城镇位于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在丰水期间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可以坐船或快艇进入，而在枯水季节才能够乘车穿过干涸的湖底。当地人介绍，在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划船到吴城镇大约需要三个半小时，而现在，可以直接驱车走一条穿越湖心的土路，就可一路从永修县城直抵吴城镇。
一路上，视野范围内均是广袤无边的湿地草洲，偶有低洼处存了一点儿水，积压成一条蜿蜒的小河，断断续续往前延伸。再往前，显现在前方的一大片龟裂的土地，触目惊心。这片昔日鄱阳湖中的肥美鱼塘，如今就像一个被突然剃了的秃头一样，裸露着。沿途有渔民搭建的棚舍，锅碗瓢盆都在，但空无人烟。附近草海中泊着几条尴尬的渔船，两条黄狗互相作伴，看守主人的资产。
在这段穿越湖心的土路中，大约绵延5公里左右，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往来的要道。不时可见，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土路，扬起漫天灰尘，抑或像西部牛仔般，狂野地驶过漫漫“草原”。这段路，将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到吴城镇的航行时间缩短为驱车的至多半小时。
30岁的永修县三角乡老基代村村民戴会金走这条路，轻车熟路地走了十多年。
戴会金在三角乡上租门面开了个加工棉芯的夫妻店，加工一条棉被收费35元到40元，能赚到大约20元。干得不错的月份，可以有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养活一家四口是没问题的。所以除了种点蔬菜以外，他已经不需要再如他的父辈那般种地了。
这个春夏之交，戴会金可以开着他那辆后座装满棉芯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只花20分钟就从吴城镇回到了三角乡上，在以往，这个时候漫漫湖水已经淹没路面，他只能乘坐渡船回家，“渡船20分钟一趟，每人每趟15元。” 清楚地记得，在以往，这条绵长的土路是在秋冬季节鄱阳湖枯水期才露出水面的，“没有水的地方，都可以走。”他因此觉得理所当然。
“最开始这条路只是一条羊肠小道，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经常跑这条路的永修县司机老徐说。
而在戴会金的的印象中，十几年前，他看到的这条湖心土路大约只有目前的一半宽，且每年鄱阳湖水落的时候，这条路都需要重新修固。而现在这条湖心土路，拓宽得已然跟城市中的双车道差不多了。
“鄱阳湖确实是干得越来越厉害了。可等到它涨起洪水来，也很厉害。”戴会金停下摩托车，扭过头，看着他身后这片故乡的“原野”，突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