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日本颁布《海洋基本法》宣布实施“新海洋立国”战略,日本主要从三方面推进这项战略:一是关于海洋资源尤其是海底资源及其开采技术的调查研发;二是为圈占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对基点海岛进行调查、测量、制图及“保全”;三是增加“圈海”的实力、体制建设和军力布局,增加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艇等实力配置是重中之重。2010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船的事件,就是企图制造落实海洋法制的“执法”案例。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命名”、“无主土地”收归“国有”等激化矛盾的措施,彰显其向海洋进行军事和经济扩张的战略意图。两年来,日本投入巨资加强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硬件”建设,加速推进400多项海洋战略项目,覆盖范围宽泛,推进次序明确,投入财力巨大,实施力度迅猛。
　　为了落实《海洋基本法》确保海洋安全的各项规定并调整防卫战略,2010年12月,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修订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新大纲提出:尽管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但位于“‘平时’与‘有事’之间的中国海军及海监等的海洋活动与侵害日本权益有关”,必须实施“动态遏制”;要实现民主党倡导的“日美对等”,深化日美同盟合作,要求驻日美军将支援日本作为“首要”任务——换言之,要求美军把协防钓鱼岛放在首位。按照上述战略安排,日本不但在中日领土争议中有恃无恐,而且全力配合美国在南海搅局:鼓励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在东盟系列会议上“绑架东盟”围攻中国。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进展,日本凸显与美国“合伙”主导亚太安全事务确立地区准霸权的战略意图。
　　从日本国内情况来看,毫无执政经验的民主党上台执政与特大天灾重合,是导致日本调整战略,中日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2011年“3·11”特大地震、海啸及核泄漏三重灾害导致日本国民心理异常脆弱,菅直人政府应对不利愈发加剧了政局混乱。民主党政府与地方自治政府之间的“人脉关系”原本近乎空白,野田内阁为实现增税导致民主党内部分裂,更加无力节制地方。2012年以来,石原慎太郎等地方行政长官无视中国政府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良好意愿,接连在否认“南京大屠杀”、“购买”钓鱼岛两大政治敏感问题上进行挑衅,捞取政治资本,倒逼野田政府。在捐款迅速增加,民调和舆论助推,在野党旁敲侧击的刺激下,借石原“买岛”契机彻底解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国有化”问题已在政界形成共识。内阁行将就木之际,亦是政客拼“死”一博之时,因为他们下台后不会负责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姑且不论把持权柄者的一己私利,海洋战略是日本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综合发展战略,寄托着日本向海洋要“国土”、要资源、要就业、要经济增长的厚望。在右翼势力的眼中,为获取日本国土面积12倍的“海洋国土”,即使破坏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甚至挑起武力争端,也不过是“丢芝麻保西瓜”。因为他们自知日本的人口、财力及国际影响正在与时俱减,“时间”不在日本一边。在日本海洋战略与防卫战略重合,国家战略安排与地方政府倒逼重合、天灾与“人祸”重合的交相作用下,中日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局面,正在孕育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国不能不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