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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冷战期间若即若离的印美关系的形成，既掣肘于两极格局与不结盟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各自战略定位差异、“均势”政策与“和平共处”原则对立以及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等疏远因素，同时也得益于双方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彼此需求而产生的接近因素。正确分析疏远因素与接近因素在印美关系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冷战中两国关系的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研究生纵观冷战期间印美关系的演变，若即若离的状态是主调，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一系列因素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疏远因素和接近因素。当疏远因素明显化并占主导地位时，印美关系趋向于疏远与退却；当接近因素显著增强并超越疏远因素时，两国关系则通常得到改善与发展。正是这两类因素的此消彼长，形成了印美关系在疏远与接近之间漂移反复的状态。
一、两极格局与不结盟的结构性矛盾
在泾渭分明的两极格局中，美国按“非白即黑”、“非敌即友”的二元逻辑对待国家间关系。印度独立后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与两极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是限制印美关系发展的根本疏远因素。
二战加速了发韧于20世纪初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革，美苏的崛起使国际政治格局成为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战后美国实力的提升导致其主宰世界欲望的膨胀，但苏联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世界范围内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战后初期对苏联采取了以“遏制战略”为中心的冷战政策，随后相继出台的“解放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推动冷战向纵深发展，导致国际体系不仅“从军事角度考量是一个两极体系，从政治角度审视更是一个两极体系”美苏抗衡成为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
美国从冷战政策出发考虑南亚地区问题并制定相关战略。“遏制共产主义对亚洲的扩张”是美国发展同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之一。美国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做出抉择，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而且美国认为，如果欧洲和亚洲一些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加入苏联集团，那么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生存下去的前景就会蒙上阴影。因此，动员和增强“非苏”世界的潜力，是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的最有效办法。但印度自独立起就制定了既不选择西方，也不选择东方的不结盟政策。尼赫鲁声称自己不会成为傀儡，不会成为奴仆，更不会成为爪牙和任何人的帮工，指出印度的基本政策就是要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必须同两者（美、苏）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印度奉行不结盟的政策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判断每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有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尼赫鲁也有发展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来树立印度在发展中国家领导地位的考虑。其实，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就是根据国家利益自由做出选择”，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的体现，是一种明智的现实主义选择。因此，印度的不结盟并非意味着缺少对世界事务的责任感或希望摆脱世界义务，也不意味着实行孤立政策。而且印度的不结盟也并不是屈从邪恶、态度消极、缺少信心和对参与的冷漠，而是一种对国际问题的积极的、动态的参与。因而，在冷战中，印度并没有实行“冷中立”。这种并非“中立、消极”的不结盟政策本身就是对美国二元敌友标准的异动，有悖于美国冷战政策下具体战略的实施，因而遭到美国的强烈批评。杜勒斯称不结盟是“日益陈旧的、不道德的和目光短浅的概念”。尽管罗伯特·罗斯坦指责印度不结盟政策的语气比较缓和，但他还是认为，在一个纯粹的两极格局下，不结盟国家不会存在，在一个高度的两极格局下，不结盟国家的影响和实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用“不道德”来评价不结盟政策不恰当，那么至少这种政策是“不明智的”。
可以说，正是冷战中形成的两极格局与不结盟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印美关系出现离心倾向。美国批评印度不道德，而印度抱怨美国不理解，因此，冷战时期印度总理出访美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误解，增进了解。
二、战略定位的差异
冷战期间，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战后初期就制定了针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遏制战略，并建立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到北大西洋的“新月形”包围圈。而印度从地区和国家安全立场考量地区安全关系，认为“军事上的劣势纵然是危险的，但更大的危险却是源自贫穷、社会不公和工业落后所致的软弱”，所以，“尼赫鲁更担心内部的威胁而不是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认为“共产主义最终传播开来，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取得胜利，而是因为民主已经失败”。所以，印度从独立伊始，就制定了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以服务于大国战略和国家安全。“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是尼赫鲁的理想，“大国地位的追求始终是印度最基本的对外战略思想，也可以说它已经成了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但印度决策者认为，避免南亚地区卷入两大阵营的对抗是印度对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诉求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怀有损害印度利益图谋的外部大国的干涉。”。
印度与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冲突是冷战期间两国关系疏远的最根本因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印美之间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基本的战略冲突使它们成为对手”，而且，除了战略利益冲突，美国出于支配国际安全体系结构的目的，执行一种倾向于限制、慑服印度的政策。虽然学界对这种观点的看法不一，但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战略利益定位的差异——美国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印度致力于地区安全和国家发展——导致印美两国关系疏远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说，美国对印度致力于地区和平与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战略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导致印度把美国看成一个专注于遏制共产主义、对不结盟理论与实践麻木不仁、将发展中国家当作大国对峙格局中的棋子、用经济影响力确保其霸权以及被物质与享乐所腐蚀的国家；而印度对美国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也导致美国认为尼赫鲁是一个20世纪最自以为是的政治家，不能消除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蔑视。从根本上说，印美两国领导人对彼此的指责，是双方战略差异导致的利益冲突的情绪化外现。
三、“均势”政策与“和平共处”原则的对立
冷战时期，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实质是谋求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美国所要抗衡的是惟一有力量打破欧亚大陆战略平衡的苏联。当美国最初在亚洲谋求优势地位的诉求遭到挫败后，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其亚洲战略，从谋求优势的“霸权者”转向确保均势的“平衡手”。冷战中美国战略的转变——从遏制战略、解放战略到和平演变战略——显示出美国并不想在面对面的战斗中消灭共产主义，而是希望通过对抗诱使其内部发生有利于西方的转变。因此，确保在对苏的冷战中保持均势，也就成为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从均势理论的框架出发，认为南亚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一是印巴之间的冲突。在两极格局的对抗达成大致均势的情况下，印巴之间的不均衡对抗对地区稳定的影响就更加突出。美国从与苏联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认为卷入印巴冲突既不符合美国的亚洲战略，也有悖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整体战略。在战略次重要地区，美国要以“最小的力气”，“取得最大限度的安全”。维持南亚地区的“均势”是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但印巴之间的非均衡对抗是威胁美国南亚战略的主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援助巴基斯坦可以解决印巴之间的失衡态势。
但印度对限制军事援助巴基斯坦和寻求南亚大国地位更感兴趣，因为其战略视角是地区性的，要尽力避免南亚次大陆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以利于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所以，尼赫鲁早在1949年就拒绝用均势方法来解决南亚地区问题。印度分析家和领导人认为，政治均势提升了地区和全球的紧张状态，纵容政治对抗，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因此，印度对于美国主要出于遏制苏联南下印度洋扩张战略而与巴基斯坦结盟的行为反应强烈。在印度看来，巴美结盟的目的在于增强巴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的地位，从而侵蚀印度的安全环境。
印度领导人强调不结盟与和平共处是解决地区问题的主要途径，并认为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并不影响巴基斯坦的安全，而且和平共处比倚重地区外大国维持实力不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平衡更能促进和平与稳定。因此，印度指责美国在存在领土和其他政治争端的发展中国家间维持军事平衡的努力是不道德的和危险的，因为这不仅纵容了那些本该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展开军备竞赛，而且也导致发展中国家依赖大国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印度对美国借援助巴基斯坦来达到对抗苏联和平衡印度的策略感到不满，认为那些得到外部军事援助的弱小国家会被怂恿向较强国家提出要求，并执行冒险的军事政策，而不是认可现实的实力关系。曾任职印度国防部长的C.苏帕拉马尼亚姆就指责少数大国通过均势手段控制国际体系稳定的做法是“完全与解放和非殖民化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印度深谙美国的平衡术，《印度快报》就曾评论说，美国的亚洲政策是用中国反对苏联，如果中国变得过分强大就靠印度作为一种稳定因素，同时鼓励印度周围的反印政府来抑制印度。
可以说，美国用均势理论框架维护地区稳定的做法与印度依靠和平共处寻求和平的方针具有矛盾性。这一矛盾造成印美关系显现疏远状态。美巴结盟导致印苏接近，并最终迫使印度背离不结盟原则与苏联签订具有准军事同盟关系的条约，形成了“以印苏为一方、以巴美为另一方的‘四国双对抗’格局”。
四、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冷战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的起源和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二战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苏联不断尝试将自己的制度推广到周边地区的行为，被美国解读为缘于意识形态、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与美国试图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的愿望不相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苏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它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是坚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无法通过利益调整或妥协来解决。实力是对苏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因此，美国的冷战政策不仅在于阻止苏联和中国的扩张，而且还要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
然而，在尼赫鲁的思想体系中，社会主义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尼赫鲁在英国学习期间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1926至1927年游历欧洲和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印象深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与苏联社会主义跳跃性发展的鲜明对照，使他认识到落后的印度必须用社会主义来发展生产。早在1936年，尼赫鲁就指出，“解决世界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消除印度人民的贫穷、大量失业、落后和被奴役的地位……这是指一种新的文明，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将“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付诸实践。尽管这与后来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是一种“有印度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实行“混合经济”、制定“经济计划”、公平分配财富以保证社会公平、主张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等一系列政策，不仅使苏联将印度界定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且也使美国认识到，如果不对那些倾向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国家，尤其是不发达的由于贫穷而易于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监督，美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所以，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尤其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导致印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显现疏远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印度的经济政策，使美国在发展对印关系时顾虑重重，而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也使印苏关系在50年代中期前维持了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势。
五、印美双方战略互求
冷战时期，美国战略与印度战略由于存在定位差异，导致印美关系疏远，但这并不能否认双方在战略实施上都需要对方这一事实。美国遏制战略与印度的大国战略都需要对方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在单向层面上，无论是美国还是印度，确保各自战略实施本身都会产生接近对方的愿望，结果是双方关系虽矛盾重重，但还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形势下呈现出改善与发展的态势。
国际政治形势使美国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两种制度竞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冷战初期美国在规划南亚安全政策或评估地区的安全利益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考虑，也没有对印度形成“积极印象”，但出于战略考虑，美国认为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民主橱窗”作用对于推广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意义非同一般。所以，争取印度加入西方阵营以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扩张，成为美国加强其在冷战态势中地位的重要一步。美国需要印度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加强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印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纳拉扬·卡德加在研究美国对外援助政策时指出，对外援助基本上是一种外交工具，美国是第一个在二战后系统使用援助来达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就指出，有力的经济援助是遏制共产主义更为有效的屏障，一切目前尚未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在反抗苏联的斗争中，均应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尼克松总统本人也认为，在美苏竞争中，美国再也没有比在对外经济援助上更大的优势了。美国要学会用对外援助去为战略目标服务，必须把达到战略目的作为美国援助的目标，这样就能避免以后不得不付出鲜血和金钱。
由于南亚国家普遍贫穷且贫富不均，美国认为其易于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美国称印度“有着一个第三世界中少见的有效的民主政体”，但对于印度“有一个亲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深表不解，认为“这是本世纪地缘政治学上的怪事”。美国对外援助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应该有无条件的援助”，印度对此也非常清楚，尼赫鲁不愿以公开加入西方冷战集团的行为换取美国的援助，拒绝放弃不结盟政策，强调接受外援决不能牺牲印度的独立自主。但美国却自信可以用经济手段拉印度加入遏制共产主义的阵营。
印度的大国战略和国家安全有赖于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印度独立初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争取各种途径的援助也就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尼赫鲁曾指出，“我们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我们准备接受这种帮助，而且希望多多地得到它”。尽管尼赫鲁执行不结盟政策，“但他并不认为政府与私人资本投资等经济援助等同于结盟”，所以，不结盟政策并没有限制印度从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中获得援助。恰恰相反，当印度寻求国外援助以实现战略目标时，美苏就援助印度展开了竞争。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的外部援助达12亿美元，平均每年需要吸引2.5亿美元，实际获得外部援助6.3亿美元。1956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更雄心勃勃，但也更依赖于国外贷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成的援印财团与世界银行提供了32亿美元的援助。整个冷战期间，流入印度的外援呈不断上升态势。1951年至1988年，美国对印发展援助达到120亿美元，仅1990—1991年度，援印财团就提供了67亿美元的援助。
至于美国对外援助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其他地方——不是仅用对外援助就能解决的问题。确实，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并没有使印度投入西方阵营，虽然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美关系明显接近，但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采取“中立立场”，停止对印巴的军援，以及在对印军援上不做让步，导致印美关系难有突破，尤其是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偏向巴基斯坦而压制印度，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然而，即使在印苏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背景下印美关系降至最低点，美国同印度的接触与对话也没有间断，美援并未真正停止，印度也没有放弃与美国的接触与争取援助的努力。印美双方在战略上的互求，成为印美接近的基本动力。
纵观冷战期间印美关系的起伏变化，两国基本战略利益分歧所反映的四对矛盾——两极格局与不结盟的结构性矛盾、战略定位的差异、“均势”政策与和平共处原则的对立，以及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构成了印美关系疏远以及限制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而战略实施过程中彼此的需求又构成了印美不断接近的动力因素。这五个方面的相互交织与作用，主宰了冷战期间印美关系冷暖交替的曲折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研究生纵观冷战期间印美关系的演变，若即若离的状态是主调，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一系列因素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疏远因素和接近因素。当疏远因素明显化并占主导地位时，印美关系趋向于疏远与退却；当接近因素显著增强并超越疏远因素时，两国关系则通常得到改善与发展。正是这两类因素的此消彼长，形成了印美关系在疏远与接近之间漂移反复的状态。
一、两极格局与不结盟的结构性矛盾
在泾渭分明的两极格局中，美国按“非白即黑”、“非敌即友”的二元逻辑对待国家间关系。印度独立后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与两极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是限制印美关系发展的根本疏远因素。
二战加速了发韧于20世纪初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革，美苏的崛起使国际政治格局成为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战后美国实力的提升导致其主宰世界欲望的膨胀，但苏联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世界范围内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战后初期对苏联采取了以“遏制战略”为中心的冷战政策，随后相继出台的“解放战略”与“和平演变战略”推动冷战向纵深发展，导致国际体系不仅“从军事角度考量是一个两极体系，从政治角度审视更是一个两极体系”美苏抗衡成为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
美国从冷战政策出发考虑南亚地区问题并制定相关战略。“遏制共产主义对亚洲的扩张”是美国发展同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之一。美国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做出抉择，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而且美国认为，如果欧洲和亚洲一些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加入苏联集团，那么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生存下去的前景就会蒙上阴影。因此，动员和增强“非苏”世界的潜力，是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的最有效办法。但印度自独立起就制定了既不选择西方，也不选择东方的不结盟政策。尼赫鲁声称自己不会成为傀儡，不会成为奴仆，更不会成为爪牙和任何人的帮工，指出印度的基本政策就是要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必须同两者（美、苏）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印度奉行不结盟的政策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判断每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有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尼赫鲁也有发展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来树立印度在发展中国家领导地位的考虑。其实，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就是根据国家利益自由做出选择”，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的体现，是一种明智的现实主义选择。因此，印度的不结盟并非意味着缺少对世界事务的责任感或希望摆脱世界义务，也不意味着实行孤立政策。而且印度的不结盟也并不是屈从邪恶、态度消极、缺少信心和对参与的冷漠，而是一种对国际问题的积极的、动态的参与。因而，在冷战中，印度并没有实行“冷中立”。这种并非“中立、消极”的不结盟政策本身就是对美国二元敌友标准的异动，有悖于美国冷战政策下具体战略的实施，因而遭到美国的强烈批评。杜勒斯称不结盟是“日益陈旧的、不道德的和目光短浅的概念”。尽管罗伯特·罗斯坦指责印度不结盟政策的语气比较缓和，但他还是认为，在一个纯粹的两极格局下，不结盟国家不会存在，在一个高度的两极格局下，不结盟国家的影响和实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用“不道德”来评价不结盟政策不恰当，那么至少这种政策是“不明智的”。
可以说，正是冷战中形成的两极格局与不结盟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印美关系出现离心倾向。美国批评印度不道德，而印度抱怨美国不理解，因此，冷战时期印度总理出访美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误解，增进了解。
二、战略定位的差异
冷战期间，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战后初期就制定了针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遏制战略，并建立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到北大西洋的“新月形”包围圈。而印度从地区和国家安全立场考量地区安全关系，认为“军事上的劣势纵然是危险的，但更大的危险却是源自贫穷、社会不公和工业落后所致的软弱”，所以，“尼赫鲁更担心内部的威胁而不是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认为“共产主义最终传播开来，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取得胜利，而是因为民主已经失败”。所以，印度从独立伊始，就制定了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以服务于大国战略和国家安全。“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是尼赫鲁的理想，“大国地位的追求始终是印度最基本的对外战略思想，也可以说它已经成了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但印度决策者认为，避免南亚地区卷入两大阵营的对抗是印度对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诉求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怀有损害印度利益图谋的外部大国的干涉。”。
印度与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冲突是冷战期间两国关系疏远的最根本因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印美之间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基本的战略冲突使它们成为对手”，而且，除了战略利益冲突，美国出于支配国际安全体系结构的目的，执行一种倾向于限制、慑服印度的政策。虽然学界对这种观点的看法不一，但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战略利益定位的差异——美国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印度致力于地区安全和国家发展——导致印美两国关系疏远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说，美国对印度致力于地区和平与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战略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导致印度把美国看成一个专注于遏制共产主义、对不结盟理论与实践麻木不仁、将发展中国家当作大国对峙格局中的棋子、用经济影响力确保其霸权以及被物质与享乐所腐蚀的国家；而印度对美国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也导致美国认为尼赫鲁是一个20世纪最自以为是的政治家，不能消除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蔑视。从根本上说，印美两国领导人对彼此的指责，是双方战略差异导致的利益冲突的情绪化外现。
三、“均势”政策与“和平共处”原则的对立
冷战时期，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实质是谋求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美国所要抗衡的是惟一有力量打破欧亚大陆战略平衡的苏联。当美国最初在亚洲谋求优势地位的诉求遭到挫败后，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其亚洲战略，从谋求优势的“霸权者”转向确保均势的“平衡手”。冷战中美国战略的转变——从遏制战略、解放战略到和平演变战略——显示出美国并不想在面对面的战斗中消灭共产主义，而是希望通过对抗诱使其内部发生有利于西方的转变。因此，确保在对苏的冷战中保持均势，也就成为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从均势理论的框架出发，认为南亚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一是印巴之间的冲突。在两极格局的对抗达成大致均势的情况下，印巴之间的不均衡对抗对地区稳定的影响就更加突出。美国从与苏联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认为卷入印巴冲突既不符合美国的亚洲战略，也有悖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整体战略。在战略次重要地区，美国要以“最小的力气”，“取得最大限度的安全”。维持南亚地区的“均势”是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但印巴之间的非均衡对抗是威胁美国南亚战略的主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援助巴基斯坦可以解决印巴之间的失衡态势。
但印度对限制军事援助巴基斯坦和寻求南亚大国地位更感兴趣，因为其战略视角是地区性的，要尽力避免南亚次大陆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以利于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所以，尼赫鲁早在1949年就拒绝用均势方法来解决南亚地区问题。印度分析家和领导人认为，政治均势提升了地区和全球的紧张状态，纵容政治对抗，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因此，印度对于美国主要出于遏制苏联南下印度洋扩张战略而与巴基斯坦结盟的行为反应强烈。在印度看来，巴美结盟的目的在于增强巴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的地位，从而侵蚀印度的安全环境。
印度领导人强调不结盟与和平共处是解决地区问题的主要途径，并认为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并不影响巴基斯坦的安全，而且和平共处比倚重地区外大国维持实力不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平衡更能促进和平与稳定。因此，印度指责美国在存在领土和其他政治争端的发展中国家间维持军事平衡的努力是不道德的和危险的，因为这不仅纵容了那些本该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展开军备竞赛，而且也导致发展中国家依赖大国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印度对美国借援助巴基斯坦来达到对抗苏联和平衡印度的策略感到不满，认为那些得到外部军事援助的弱小国家会被怂恿向较强国家提出要求，并执行冒险的军事政策，而不是认可现实的实力关系。曾任职印度国防部长的C.苏帕拉马尼亚姆就指责少数大国通过均势手段控制国际体系稳定的做法是“完全与解放和非殖民化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印度深谙美国的平衡术，《印度快报》就曾评论说，美国的亚洲政策是用中国反对苏联，如果中国变得过分强大就靠印度作为一种稳定因素，同时鼓励印度周围的反印政府来抑制印度。
可以说，美国用均势理论框架维护地区稳定的做法与印度依靠和平共处寻求和平的方针具有矛盾性。这一矛盾造成印美关系显现疏远状态。美巴结盟导致印苏接近，并最终迫使印度背离不结盟原则与苏联签订具有准军事同盟关系的条约，形成了“以印苏为一方、以巴美为另一方的‘四国双对抗’格局”。
四、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冷战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的起源和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二战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苏联不断尝试将自己的制度推广到周边地区的行为，被美国解读为缘于意识形态、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与美国试图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的愿望不相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苏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利益冲突。它首先是一场思想斗争，是坚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无法通过利益调整或妥协来解决。实力是对苏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因此，美国的冷战政策不仅在于阻止苏联和中国的扩张，而且还要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
然而，在尼赫鲁的思想体系中，社会主义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尼赫鲁在英国学习期间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1926至1927年游历欧洲和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印象深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与苏联社会主义跳跃性发展的鲜明对照，使他认识到落后的印度必须用社会主义来发展生产。早在1936年，尼赫鲁就指出，“解决世界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消除印度人民的贫穷、大量失业、落后和被奴役的地位……这是指一种新的文明，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将“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付诸实践。尽管这与后来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是一种“有印度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实行“混合经济”、制定“经济计划”、公平分配财富以保证社会公平、主张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等一系列政策，不仅使苏联将印度界定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且也使美国认识到，如果不对那些倾向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国家，尤其是不发达的由于贫穷而易于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监督，美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所以，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尤其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导致印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显现疏远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印度的经济政策，使美国在发展对印关系时顾虑重重，而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也使印苏关系在50年代中期前维持了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势。
五、印美双方战略互求
冷战时期，美国战略与印度战略由于存在定位差异，导致印美关系疏远，但这并不能否认双方在战略实施上都需要对方这一事实。美国遏制战略与印度的大国战略都需要对方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在单向层面上，无论是美国还是印度，确保各自战略实施本身都会产生接近对方的愿望，结果是双方关系虽矛盾重重，但还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形势下呈现出改善与发展的态势。
国际政治形势使美国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两种制度竞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冷战初期美国在规划南亚安全政策或评估地区的安全利益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考虑，也没有对印度形成“积极印象”，但出于战略考虑，美国认为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民主橱窗”作用对于推广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意义非同一般。所以，争取印度加入西方阵营以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扩张，成为美国加强其在冷战态势中地位的重要一步。美国需要印度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加强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印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纳拉扬·卡德加在研究美国对外援助政策时指出，对外援助基本上是一种外交工具，美国是第一个在二战后系统使用援助来达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就指出，有力的经济援助是遏制共产主义更为有效的屏障，一切目前尚未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在反抗苏联的斗争中，均应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尼克松总统本人也认为，在美苏竞争中，美国再也没有比在对外经济援助上更大的优势了。美国要学会用对外援助去为战略目标服务，必须把达到战略目的作为美国援助的目标，这样就能避免以后不得不付出鲜血和金钱。
由于南亚国家普遍贫穷且贫富不均，美国认为其易于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美国称印度“有着一个第三世界中少见的有效的民主政体”，但对于印度“有一个亲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深表不解，认为“这是本世纪地缘政治学上的怪事”。美国对外援助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应该有无条件的援助”，印度对此也非常清楚，尼赫鲁不愿以公开加入西方冷战集团的行为换取美国的援助，拒绝放弃不结盟政策，强调接受外援决不能牺牲印度的独立自主。但美国却自信可以用经济手段拉印度加入遏制共产主义的阵营。
印度的大国战略和国家安全有赖于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印度独立初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争取各种途径的援助也就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尼赫鲁曾指出，“我们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我们准备接受这种帮助，而且希望多多地得到它”。尽管尼赫鲁执行不结盟政策，“但他并不认为政府与私人资本投资等经济援助等同于结盟”，所以，不结盟政策并没有限制印度从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中获得援助。恰恰相反，当印度寻求国外援助以实现战略目标时，美苏就援助印度展开了竞争。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的外部援助达12亿美元，平均每年需要吸引2.5亿美元，实际获得外部援助6.3亿美元。1956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更雄心勃勃，但也更依赖于国外贷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成的援印财团与世界银行提供了32亿美元的援助。整个冷战期间，流入印度的外援呈不断上升态势。1951年至1988年，美国对印发展援助达到120亿美元，仅1990—1991年度，援印财团就提供了67亿美元的援助。
至于美国对外援助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其他地方——不是仅用对外援助就能解决的问题。确实，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并没有使印度投入西方阵营，虽然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美关系明显接近，但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采取“中立立场”，停止对印巴的军援，以及在对印军援上不做让步，导致印美关系难有突破，尤其是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偏向巴基斯坦而压制印度，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然而，即使在印苏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背景下印美关系降至最低点，美国同印度的接触与对话也没有间断，美援并未真正停止，印度也没有放弃与美国的接触与争取援助的努力。印美双方在战略上的互求，成为印美接近的基本动力。
纵观冷战期间印美关系的起伏变化，两国基本战略利益分歧所反映的四对矛盾——两极格局与不结盟的结构性矛盾、战略定位的差异、“均势”政策与和平共处原则的对立，以及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构成了印美关系疏远以及限制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而战略实施过程中彼此的需求又构成了印美不断接近的动力因素。这五个方面的相互交织与作用，主宰了冷战期间印美关系冷暖交替的曲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