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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时代，总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和文化语境中赋予人以特定的精神特质。作为差不多见证了一个世纪时代风云的文学编辑家秦兆阳，其精神特质和编辑活动，无疑具有标本性意义。在编辑学领域耕耘多年的周国清教授以其新著《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力图以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家的精神坐标为切入点，从而探寻编辑活动的发生，为探寻主体精神、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与编辑活动的内在关联，拓展新的理论生长点，颇具可读性。
编辑主体的身份确认，决定着编辑以何种方式呈现其产品。编辑主体在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总以特定的方式，让自我积极或消极参与到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权利以及各种社会实践之中。秦兆阳作为编辑学研究的标本意义在于，在他从事编辑工作的二十多年间，即1949—1957年和1979—1994年两个阶段中，其编辑思考、编辑行为选择，始终面临个体命运与时代变幻，这让其身份的焦虑就更为突出。编辑主体文化人格的形成，最终影响到其编辑行为的产生，使经由其编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带上了浓厚的个人人格的色彩。正是因为秦兆阳个人经历的沧桑及由此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心理的创伤，使其对个体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有着更为深刻的矛盾，其后其编辑行为现实主义主张及其行为的谨慎，也就在情理之中。由此来看，编辑的身份认同，是个体历练与时代沉浮的相互融合，是编辑行为产生的主体依据。风格是作为艺术家成熟的基本标志，作为文学艺术生产的把关环节和中间环节，文学编辑家的风格形成，体现着文学刊物或者作家群体的确认，究其源头，则是编辑主体作为编辑意识的觉醒。这种编辑意识的觉醒，于内，源自编辑主体的自我认同；于外，则是体现为一种鲜明的个体责任和时代担当，是一种以文学为载体的启蒙思想的呈现。
编辑精神价值的选择及其自我确认，使编辑主体能够以自我独特的文化体认、编辑主体意识及其行为动向与作者、读者区分开来，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具有标志性的编辑话语形态，尤其在时代变迁中，能够以编辑正义方式，与时代同行，彰显出编辑的意义和责任。
编辑主体的自我确认，是与“他者”进行明确区分的一个过程。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确立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树立了较为明确的作者观和读者观。因此，探究秦兆阳作者观、读者观的确立，及其与编辑主体行为的关联，是管窥编辑深度意义产生的一把钥匙。作为文学编辑的秦兆阳，对作者与自身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即两者对社会、文化场域的认同可能存在原发的共识、规约后的共识或者暂时无法调和的差异等情况，这就会导致编辑从选题策划到组稿审稿以及加工整理等各个环节，产生极大的不同。同样，编辑主体选择顺应读者阅读期待或者以适当的阅读受挫方式，开拓读者阅读空间，也呈现了编辑的主体价值。这些在秦兆阳身上，都得到了突出体现。
秦兆阳既是编辑，也是作家，同时还是理论研究者，这就决定了其主体身份的多重性及其行为的多样化。就秦兆阳而言，其作为创作者、理论家和编辑家的三重角色所表征的分别是艺术审美话语的个体呈现、理论话语的普遍表达和编辑实践中知识话语权力的言说，正因此，其编辑行为中所展现的“善”“真”“美”，就是以其话语体系为依据的。
编辑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秦兆阳确立了其价值选择与判断，即编辑正义。可以说，编辑正义的形成，正是主体精神价值的一种外在呈现。就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所体现出的编辑正义而言，主要体现在：其价值判断的确立及其因此而体现在编辑工作中的风险担当；因编辑行为而产生的艺术风貌及其精神引领作用；因编辑文化培育而弘扬的期刊定位、期刊文化特色形成及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培养等。这是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的个体特征，同时，也揭示出了编辑家的一种普遍共性，任何编辑主体，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以与人类社会进步需求相适应的观念、行为来引领编辑活动，以编辑行为是否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作为评判主体行为的价值尺度，这也正是编辑正义的理论内涵之所在。
编辑之“美”，無处不在。既在编辑主体本身，也在编辑主体所面对并处理的对象之中，还在编辑产品所呈现的最终形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之中。
《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紧紧抓住了秦兆阳在《人民文学》和《当代》两个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和主体文化人格特征，来凸显编辑选择与人格美的呈现。在《人民文学》期间，秦兆阳的人生经历较为顺畅，没有经历政治上的挫折，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无限欣喜，满怀憧憬，因此，其编辑选择不乏先锋意味和启蒙精神，这正是秦兆阳作为编辑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文化人格的真实表达；而在《当代》期间，秦兆阳受到政治牵连，经历了人生起落，在保留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基础上，对社会、人生则有了更为厚重、理性的思考，因此，其编辑选择，开始倾向于带有反思意味。作者较为清晰地勾勒、描绘了由编辑选择而呈现的主体人格之美。
编辑的创造与办刊的品格密切相关，作为文学编辑，坚守文学艺术之美，是编辑创造的目标所在。对秦兆阳来说，这种“美”的展示，当然既是文学刊物通过编辑劳动而呈现出来的“美”，也是经由创造性加工而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之“美”。虽经历磨难，但秦兆阳从未放弃对这种艺术品格的追求，他始终将编辑创造行为与期刊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色紧密结合，培育期刊的审美风貌和文化底蕴。
秦兆阳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既是文学的生产者，也是文学的传播者。作为文学传播者，秦兆阳必须始终在个体与家国、自律与他律、革新与规范中明确一个编辑者的定位和责任，并由此而实现“以文化育”，培育文学的时代特色，营造社会的文化氛围，生成整体和谐之美。编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社会学视域之中的学术研究。
如此看来，《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立足编辑主体的精神坐标，在秦兆阳的身份角色中，对其编辑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剖析，在个案解读的基础上，将研究上升到编辑学的普遍理论高度以及社会文化的维度，在拓展了研究理论视域的同时，也让人们对编辑主体及其行为活动与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
视角：编辑主体的确认
编辑主体的身份确认，决定着编辑以何种方式呈现其产品。编辑主体在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总以特定的方式，让自我积极或消极参与到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权利以及各种社会实践之中。秦兆阳作为编辑学研究的标本意义在于，在他从事编辑工作的二十多年间，即1949—1957年和1979—1994年两个阶段中，其编辑思考、编辑行为选择，始终面临个体命运与时代变幻，这让其身份的焦虑就更为突出。编辑主体文化人格的形成，最终影响到其编辑行为的产生，使经由其编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带上了浓厚的个人人格的色彩。正是因为秦兆阳个人经历的沧桑及由此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心理的创伤，使其对个体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有着更为深刻的矛盾，其后其编辑行为现实主义主张及其行为的谨慎，也就在情理之中。由此来看，编辑的身份认同，是个体历练与时代沉浮的相互融合，是编辑行为产生的主体依据。风格是作为艺术家成熟的基本标志，作为文学艺术生产的把关环节和中间环节，文学编辑家的风格形成，体现着文学刊物或者作家群体的确认，究其源头，则是编辑主体作为编辑意识的觉醒。这种编辑意识的觉醒，于内，源自编辑主体的自我认同；于外，则是体现为一种鲜明的个体责任和时代担当，是一种以文学为载体的启蒙思想的呈现。
内涵：编辑话语形态的建构
编辑精神价值的选择及其自我确认，使编辑主体能够以自我独特的文化体认、编辑主体意识及其行为动向与作者、读者区分开来，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具有标志性的编辑话语形态，尤其在时代变迁中，能够以编辑正义方式，与时代同行，彰显出编辑的意义和责任。
编辑主体的自我确认，是与“他者”进行明确区分的一个过程。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确立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树立了较为明确的作者观和读者观。因此，探究秦兆阳作者观、读者观的确立，及其与编辑主体行为的关联，是管窥编辑深度意义产生的一把钥匙。作为文学编辑的秦兆阳，对作者与自身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即两者对社会、文化场域的认同可能存在原发的共识、规约后的共识或者暂时无法调和的差异等情况，这就会导致编辑从选题策划到组稿审稿以及加工整理等各个环节，产生极大的不同。同样，编辑主体选择顺应读者阅读期待或者以适当的阅读受挫方式，开拓读者阅读空间，也呈现了编辑的主体价值。这些在秦兆阳身上，都得到了突出体现。
秦兆阳既是编辑，也是作家，同时还是理论研究者，这就决定了其主体身份的多重性及其行为的多样化。就秦兆阳而言，其作为创作者、理论家和编辑家的三重角色所表征的分别是艺术审美话语的个体呈现、理论话语的普遍表达和编辑实践中知识话语权力的言说，正因此，其编辑行为中所展现的“善”“真”“美”，就是以其话语体系为依据的。
编辑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秦兆阳确立了其价值选择与判断，即编辑正义。可以说，编辑正义的形成，正是主体精神价值的一种外在呈现。就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所体现出的编辑正义而言，主要体现在：其价值判断的确立及其因此而体现在编辑工作中的风险担当；因编辑行为而产生的艺术风貌及其精神引领作用；因编辑文化培育而弘扬的期刊定位、期刊文化特色形成及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培养等。这是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的个体特征，同时，也揭示出了编辑家的一种普遍共性，任何编辑主体，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以与人类社会进步需求相适应的观念、行为来引领编辑活动，以编辑行为是否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作为评判主体行为的价值尺度，这也正是编辑正义的理论内涵之所在。
意义：编辑美学品格的生成
编辑之“美”，無处不在。既在编辑主体本身，也在编辑主体所面对并处理的对象之中，还在编辑产品所呈现的最终形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之中。
《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紧紧抓住了秦兆阳在《人民文学》和《当代》两个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和主体文化人格特征，来凸显编辑选择与人格美的呈现。在《人民文学》期间，秦兆阳的人生经历较为顺畅，没有经历政治上的挫折，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无限欣喜，满怀憧憬，因此，其编辑选择不乏先锋意味和启蒙精神，这正是秦兆阳作为编辑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文化人格的真实表达；而在《当代》期间，秦兆阳受到政治牵连，经历了人生起落，在保留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基础上，对社会、人生则有了更为厚重、理性的思考，因此，其编辑选择，开始倾向于带有反思意味。作者较为清晰地勾勒、描绘了由编辑选择而呈现的主体人格之美。
编辑的创造与办刊的品格密切相关，作为文学编辑，坚守文学艺术之美，是编辑创造的目标所在。对秦兆阳来说，这种“美”的展示，当然既是文学刊物通过编辑劳动而呈现出来的“美”，也是经由创造性加工而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之“美”。虽经历磨难，但秦兆阳从未放弃对这种艺术品格的追求，他始终将编辑创造行为与期刊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色紧密结合，培育期刊的审美风貌和文化底蕴。
秦兆阳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既是文学的生产者，也是文学的传播者。作为文学传播者，秦兆阳必须始终在个体与家国、自律与他律、革新与规范中明确一个编辑者的定位和责任，并由此而实现“以文化育”，培育文学的时代特色，营造社会的文化氛围，生成整体和谐之美。编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社会学视域之中的学术研究。
如此看来，《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立足编辑主体的精神坐标，在秦兆阳的身份角色中，对其编辑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剖析，在个案解读的基础上，将研究上升到编辑学的普遍理论高度以及社会文化的维度，在拓展了研究理论视域的同时，也让人们对编辑主体及其行为活动与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