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共同富裕？为何选中浙江？如何进行示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这样的话题一直在网上热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解码浙江”课题组发起人赖惠能看来，浙江的先行示范不仅要为我们国家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一个样板，更重要的是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全人类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两极化提供“中国方案”。
　　立足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共同富裕示范区会选择浙江。一年前就被赋予“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新使命的浙江，富裕程度较高，发展均衡性较好，改革创新意识较浓，具备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和优势。
　　随着《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的发布，浙江构建起共同富裕的“四梁八柱”。如何让“样板房”更实用？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浙江将主攻方向瞄准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

数字生态经济乘“云”而上

　　浙江虽然是全国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但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省情特征仍然造成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山区26县与全省的差距仍然较大。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局之年，浙江将第一步“重棋”落在山区26县。
　　今年7月19日举行的浙江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暨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强调，山区26县能否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能否取得标志性成果，事关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
　　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惊人速度“快进”的丽水市遂昌县很有发言权。
　　18.9%！在浙江省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中，遂昌县GDP增速居丽水市县（市、区）第一、浙江省山区26县第一。
　　新动能来自哪里？“遂昌与浙江其他发达地区在传统赛道上差距大，想要追赶上去难度大，而换道的成本最低、机会最大。”遂昌县委书记张壮雄所说的“新赛道”就是数字生态经济。
　　变化始于2019年。遂昌县委十五屆七次全体（扩大）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以发展数字生态经济开辟新赛道，探索最美生态、绿色科技、数字经济、向往生活深度融合的山区县跨越式发展新路径。感性的表述就是，“在最美的地方，发展数字经济;以向往的生活，聚集有趣的人”。
　　发展数字经济，遂昌有什么优势？定位于发展数字经济主导产业，显然毫无竞争力可言。“第二空间”的概念应运而生。如果说上海、杭州等地是创新的第一空间，那么遂昌就是创新的第二空间，平台承载的主要是科研服务、办公、团建、会议、度假等功能。“天工之城——数字绿谷”成为这一理想之城的落地载体，依托核心区湖山乡等4个乡镇，围绕约3个西湖大的仙侠湖，先试分时经济模式。
　　室内，年轻的团队在做创新项目的路演;隔着一块落地玻璃的室外，青山环绕的仙侠湖上，时有白鹭飞过。代码敲累了，就去环湖绿道酣畅淋漓地跑上几公里，或者去茶园里喝喝茶、发发呆……一面是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演示，一面是激发灵感的柔软自然，“第二空间”的概念获得了市场肯定。截至目前，“天工之城——数字绿谷”新平台已经引进阿里云、网易、中电海康、千寻位置等20多家头部型企业，落地实施HOLOVIS数字文创中心、晶盛星河软件研发基地、开元芳草地酒店等34个项目，累计新增市场主体606家，社会资本合同投资额近80亿元，已落地实施14亿元。
　　随着企业员工和建设人员的涌入，今年上半年，湖山乡的餐饮业营收增长达到了1000%;聘用当地临时工的薪酬也从100元/天增至200元/天。
　　“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的入驻还引领和撬动了本土企业的数字化改革。”遂昌县委常委孙培莲介绍说，比数字产业化更难得的，是人们思维方式的重塑。
　　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宇恒电池建立起高效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从一家传统的电池生产企业升级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主导产品领域为小家电配套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前列、浙江省内第一。遂昌传统的制造业凯恩纸业也成为智能化改造红利的享受者。在遂昌县分类指导、典型示范、政策扶持、机制保障的工作机制下，该公司形成了3年数字化方案，数字化工厂项目也正在开展。2020年，遂昌县科技创新指数从全省第86位跃升至第4位。
　　变换“赛道”让山区县拥有了更为平等的发展机遇。7月初，位于仙居县的浙江亿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又有两款新产品面世。这家创建未满5年的企业，自主研发的肺功能测定仪获得国际认证并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大山里也有了“高精尖”，仙居医疗器械小镇里集聚着44个“领跑型”医疗器械项目。
　　改造升级淳安水饮料、云和文体用品等山区传统制造业，挖掘提炼龙泉青瓷宝剑、松阳香茶等历史经典产业，培育壮大高端装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运动休闲等山区新兴产业，优化布局抽水蓄能、农光互补等绿色能源产业……从《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中可以看出，无论新老“赛道”，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都是浙江山区26县跨越式发展的底气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无差别城乡”的“是”与“不是”

　　最近，一篇有关湖州打造“无差别城乡”的文章刷屏朋友圈。
　　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率先制定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从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到部省共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缩小城乡差距上，浙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湖州在今年7月被浙江省列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首批试点之一，赋予“缩小城乡差距”的试点任务。“无差别城乡”就是“方法论”。 　　湖州市长王纲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度解析：所谓的“无差别城乡”聚焦的是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无差别，是制度供给的均等化，不是功能形态的同质化;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化，不是发展结果的一样化;是品质生活的共享化，不是生活方式的平移化。

　　共同富裕是什么？对于这个宏大的话题，或许有无数种答案。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这个夏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走近热火朝天，去感受关于共同富裕更生动的含义。

　　事实上，“城里乡下一样美、居民农民一样富”一直是湖州的特色标签，湖州不仅率先打破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而且农地入市等系列改革探索也走在全国前列，涌现出“强村公司”“两山银行”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夜幕降临，安吉县孝丰镇南门老街人头攒动。马头墙、石板路、雕花门头、红灯笼……如今的老街已经成为新晋的“网红点”。
　　“以前一直没有系统地开发和利用。”孝丰镇党委书记潘明亮介绍说，去年，孝丰镇通过“两山银行”将散落的古宅民居完整收储到资源库，并在保留老街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整体修缮，将老街打造成一条沉浸式的生态产品文化街区。据估算，收储提升后，南门老街老宅民居资产价值达8000多万元，增值近3倍。
　　什么是“两山银行”？简单地说就是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一幢房、一座山、一块地、一片湖……碎片化的生态资源只要存入“两山银行”，都可转化为可计价、可交易、可融资的生态产品，交由市场开发运营，最终实现生态变现。
　　点绿成金，依托的是全面摸清的“绿色家底”。“今年我们对‘两山银行’的交易平台进行系统升级，在之前排摸出的全县资源‘家底’基础上，打通资源规划、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数据信息，叠加整合289个数据图层，形成一张生态资源管理应用图，让所有的生态资源一目了然。”安吉“两山银行”董事长陈卫介绍说，将“两山银行”平台接入“浙里办”和“浙政钉”，群众或企业可实现掌上一网通办，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可实现辖区内的生态资源一键录入，吸引更多投资者，让资源变现。
　　如今，通过“两山银行”转化的项目已经在安吉多点开花。梅溪镇石龙村神游坞水库区块的神游坞酒店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梅溪镇12亩低效闲置土地，可带动就业人口100余人，每年帮助石龙村村集体增收30万元;报福镇统里村通过“两山银行”将闲置老学校及周边改建成欢庭休闲度假酒店，引入联众集团进行市场化管理，形成集酒店餐饮、健康养生、休闲娱乐、乡村购物等于一体的乡村度假综合体，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2万元……
　　在湖州看来，打造“无差别城乡”不仅需要乡村自身努力，更需要推动城市资源要素“上山下乡”、生态产品“进城入市”，“两山银行”正是让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更顺畅的通道之一。
　　在城乡间流动的不仅是资本和人才，更优质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是最直观的体现。
　　借助远程技术，浙江省乐清市淡溪镇一名刚刚做完心电图的患者正在接受市里医生的会诊，一分钟后分析报告就回传到了患者的主治医生手中。通过大数据中心对接卫生专网，位于各乡镇的分院能够随时与总院进行信息交互。如今，浙江208家县级医院、1063家乡镇卫生院已整合成为161家医疗共同体，并可实现“一键转诊”“云上复诊”。
　　在教育领域，城镇优质学校与乡村薄弱学校也结成教育共同体，形成了融合型、共建型、协作型等合作模式，破解义务教育“乡村弱”的难题。
　　幼有善育、學有优教、老有颐养、弱有众扶……浙江全省11个设区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全部超过95%，基本社会保障、生活服务等领域实现度已超过99%。这套覆盖全省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科技创新“扩中”，乡村振兴“提低”

　　不断缩小的城乡差距，让浙江农民逐渐进入橄榄型社会的中间层。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目标，多次被提及。10天后，浙江省召开了共同富裕重大改革第一次专题会，重点研究“扩中”“提低”改革。作为首批缩小收入差距领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省级试点的新昌县在会上做了发言。
　　“我们用11年时间实现了从全省次贫县到全国百强县的跨越。”新昌县委书记李宁说，13家上市企业、22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02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当地“扩中”的重要就业平台和创富主体。
　　走进位于新昌县的浙江康立自控科技有限公司，一张列有主要产品研发史的表吸引了《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的注意。表上列有43项产品名称以及每一项的具体研发人员。电子清纱系统、袜机控制系统、光伏清洁系统、高速精密排线控制系统、纺机设备信息化系统……康立科技总经理徐郁山介绍说，作为国内率先开展纺织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企业之一，康立为纺织企业打造“智慧工厂”的应用场景离不开研发人员的努力，“所以我们今年也启动了针对科研人员的股权激励计划，让科学技术成为提升收入的重要因素。”

　　徐郁山为记者算了算康立科研人员的收入账本，包括固定工资、每天150元的研发补贴以及研发项目的销售提成，科研人员每年的收入能达到15万～100万元。高技能人才达到8万～20万元，其他技能人才达到7万～15万元。 　　在浙江省加快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完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的背景下，新昌无疑具有改革优势。
　　主要研发智能手套机的万事兴机械让核心技术团队以专利技术入股53%;三花智控在去年对科研人员实施股权激励，人均奖励股份1.32万股，市值超过30万元。除了“智力”变“资产”，更多的“人才”变成了“股东”。新昌目前有7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参与员工达5000人，其中约2000人是科研人员，人均市值310万元，人均收益180万元。
　　“下一步我们要培养端前移，推行技能人才‘准员工’计划，在新昌技师学院以及企业开展匹配性高职学生实践式培训，让技能人才早适应、引得进、留得住，提前培养一批‘金蓝领’。”李宁介绍说。
　　如果科技创新是新昌“扩中”的主舞台，那么乡村振兴就是“提低”的主战场。在新昌县镜岭镇外婆坑村，小小的玉米饼年产值700万元，带动了33户农户户均增收12万元以上。
　　30年前，地处偏僻的外婆坑村穷得出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金仁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外婆坑村人均年收入只有86元。
　　1990年，在外做箍桶匠的林金仁成为村委会主任，他先是带着村民辛苦奔波修通出村路，又带着村民种植茶叶。随着“外婆坑村”龙井品牌越来越响，村民的口袋也渐渐鼓了起来。但茶叶生产季节性强，有什么产业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钱？当时已经靠“江南民族村”这一旅游品牌小有名气的外婆坑村吸引了不少城里的游客，当地的特色小吃玉米饼很受欢迎。
　　“最开始就是村民在进村主干道上摆摊子卖。”镜岭镇党委书记张钰回忆说，“后来有一些游客回去还想在网上买，加上疫情的原因，游客也少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玉米饼上网。”
　　通过打造规范作坊，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玉米饼有了合格的“身份证”;通过开发镜岭味道区域公共品牌，玉米饼有了时尚的“外衣”。“更重要的是我们制定了《外婆坑玉米饼标准化生产细则》。”张钰说，玉米饼必须纯手工制作后太阳晒干，对工艺很讲究，有了标准后，就可以对村民制作的玉米饼进行统一收购、销售。
　　张钰所说的收购方由村集体、运营商和作坊组成。把玉米饼的产业拉长、产值做大是外婆坑村运营公司吾乡文旅的目标之一。“明天就有一批70人的研学团来，他们到村民家中体验做玉米饼，每人收费10元，村民单次就能有700元收入。”负责研学板块的周教官向记者介绍说。
　　“扩中”“提低”的新昌实践，只是浙江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缩影。到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更需要人民有劲。”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省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感慨说，在浙江共创共富、共建共享的大众市場经济体制机制下，更多的“共富社区”“共富企业”和“共富乡村”将在之江大地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