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儒刘宗周，是有名的清官，也是著作颇丰的哲学家，时人称其“世上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但他却不是一个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仕途也颇为坎坷，其中屡发迂腐之言，乃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有3次。崇祯八年，皇帝在文华殿开会，亲试阁臣。崇祯问兵事如何，刘宗周对以“内政既修，远人自服”，并举例说舜时也有苗叛乱，中央政府自修文礼，跳一跳舞，苗人就归化了。这时明朝已内外交困，眼看维持不下去了，皇帝急需切实可行的救国之策，崇祯只能哭笑不得地对首辅温体仁说：“迂哉，宗周之言也。”天马上要塌了，还说什么跳舞呀！
　　崇祯九年，形势更加紧张，崇祯焦头烂额，苦无良策。这时，刘宗周又上奏折了，说只有你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那些内贼外寇自然会解甲归心，不费一刀一剑，天下可平。崇祯看罢，不由怒火中烧，斥道：“如流寇静听其穷，中原岂堪盘踞？烽火照于甘泉，虚文何以撑住。”
　　崇祯十五年，皇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起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如果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说不定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刘宗周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崇祯虽再次骂他“愎拗偏迂”，但终因朝中持刘宗周意见的大臣太多，火器之事只得作罢。
　　崇祯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所以，平心而论，明朝的覆灭，崇祯固然要负首要责任，那些无能的臣下包括刘宗周，也逃脱不了干系。他的那些迂腐之见，于事无补，成人笑柄，对后人也不无镜鉴意义。
　　建言建策，出计献谋，古时是刘宗周那些言官、大臣的责任，今天则是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义务。国外把这些机构称之为“智库”， 也称“思想库”。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人员是不少，摊子也不小，国家拨的经费也很可观，但关键是能不能给决策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我看许多报纸和刊物以及网站上的专家建议、学者高见，固有饱含真知灼见的，也不乏刘宗周式的迂腐之论。时下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少，譬如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如何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如何稳定上涨过快的房价，等等，政府急需一批高水平、有指导意义、结论可靠的研究成果，以迅速应对时局变化。可不少专家、学者的各种课题、论文虽浩如烟海，却罕有经世致用、有效可行的，多为屠龙之技、虚妄之术，其“愎拗偏迂”可与刘宗周有一比。
　　昔日并不高明的崇祯帝尚能看出刘宗周的“愎拗偏迂”，并几次撵他回家，我们那些现代的刘宗周，倘若不认认真真拿出点“干货”，仍然是腹无良谋，高谈阔论皆为空泛之辞，以后的饭碗估计也不会太好端。
　　
　　（作者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郑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