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您的女儿黄澜在杭州学军中学就读的时候就是一个优秀学生，听说她当时就是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现在她在北京成了影视界的“大腕”，她担任制片人的电视剧，如《辣妈正传》《大丈夫》反响火爆。您觉得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您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黄：总的说，还是一个管理宽松，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的家长。家长的好些想法只是家长自己的，不一定对，有一些其实已经很落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更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做家长的，要更多地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处理问题。我记得女儿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推进门，就听到她悄声在给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内容是劝慰那个同学的家长，说不要因为孩子这一次的测验成绩差，就责怪他，因为那个同学已经很难过了。“偷听”了整个一通电话之后，我就觉得作为中学生的女儿早已有足够的认知和能力去处理问题，所以我就跟我妻子统一了想法，今后再不要用一些絮絮叨叨的“大道理”去烦她了，这些“怎么做一个学生”的大道理她早就懂了。所以她后来恋爱、结婚、生子、工作，我们几乎就没有操过心，只是提供一些咨询意见，都尊重她自己的想法。
　　记：虽然您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但我怎么从您写的文章里感觉到，您在女儿面前就是一个既为女儿骄傲又生怕被女儿认为有点过时的父亲的形象？你们俩会就完全不同的题材的影视创作交换意见吗？
　　黄：确实有点吧。有代沟，也正常。我觉得，她可能以前有点不太完全认可我热衷于写的那些题材，但是这次《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之后，她也高兴，每天用微信给我报央视的收视率，还说她所联系的一些编剧要跟我沟通，互相聊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认可。当然，对于那些高收视率的家庭剧，虽然我不擅长写那样的题材，但是我觉得也不错。收视率高是代表国民喜爱。这个社会就是需要多元。
　　记：您成名很早，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因此会让人觉得身上多多少少会有点身份感。但我觉得您对社会有种近乎天真的热情。您怎么评价自己的性格？
　　黄：人活着总是要留一些天真和热情，不能过于世故，那样活着很累。就是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有天真的一面呀。他的家人就回忆，他很喜欢在院子里的樱桃树下数樱桃，他也很爱揪外孙女的小辫子。女儿评价我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好像她比我成熟。
　　记：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您认为高中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该学习的时候，就是要学好文化知识。虽然我是个作家，但我觉得数理化很重要。邓小平对数字就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他无论是作报告还是私下谈话，都喜欢引用各种数字。数学不仅是思想的体操，而且是思想的骨骼。要感谢伟人的精于计算，他算出了穿蓝色补丁衣服的10亿中国男女的腰包里到底有多少铜子儿的答案，并且迎着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去改变这个答案，并且，谢天谢地，他也成功地改变了这个答案。这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是不是？
　　此外，高中生要注重用各种机会培养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为将来进入社会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