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主流重实利，单身一律遭标签为“情感输家”，90后也相亲抢嫁，对女性最刻毒的咒骂，莫过于“嫁不出去”。
　　
　　中国国力强盛，要有自己的话语权，何不另设“七夕会”，取代西方的情人节——难道中国人不懂谈情，也要学西方?
　　因为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而言，年可以不过，情人节万不可无着落。年轻人不堪情人节之逼迫，发起“反情人节运动”，包括倡议“光棍节”。
　　对于单身男女而言，情人节之难捱，尤胜往昔之年关，为何会有这样的情绪?真正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从来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方式歌颂爱情的社会，爱情在中国文化里很难进入主流：譬如苏东坡、辛弃疾、历代追捧的大多是其阳刚风格的作品，称为“豪放派”，但对他们写的情诗，一直以“细琐”视之，以为无非“儿女情长，不涉大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情诗写得最好的是李商隐，但他的地位一直遭到贬抑——中国有“因人废艺”的传统，即泛道德主义，以道德论艺术，同样的例子，后来还有宋徽宗——据说因为李商隐一生“为情困”，“人格有问题”。
　　相反，莎士比亚是西方公认的天才剧作家，他的各类作品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不曾割裂处之：除了四大悲剧，他的情诗地位也广受欢迎；除了《罗密欧与朱而叶》是爱情的象征，《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无事生非》、《皆大欢喜》，也都留名千古，受欢迎至今。
　　中国文学虽然也孕育出许多杰出的爱情诗篇，但局限在上层士大夫阶级，且因为是“闲作”而不受重视，因而也绝无可能在民间产生广泛影响。《红楼梦》里，触及爱情观与世俗价值观冲突者甚多：宝玉黛玉共读西厢，女方也一度笑称之为“淫词艳曲”；宝玉喜欢写情诗，父亲贾政不以为然，认为他品性下流；宝钗、袭人都劝他，“仕途经济才是正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轻视文艺的表现。
　　但缺乏文艺精神的滋养，则不必奢望懂得爱情。因为爱情除了有性欲的成分，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力量，爱情本身包含审美的价值观，否则只凭动物本能与生活现实，又岂能教人生死相许?或世上也不可能有情诗、情歌与情书。爱情之与性交，即如文明之与原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只从爱情观是否成熟也足可判断。
　　因此，即使在西方，爱情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教化的概念，在欧洲18、19世纪的小说家，对于爱情在世俗势利面前的脆弱、虚无、绝望有精彩的刻画，像简·奥丝汀的《傲慢与偏见》，家庭门第是爱情的第一障碍；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巴黎贵妇是拜金的无情物种，司汤达《红与黑》借女主角之口，埋怨“男人除了金钱、权势、勋章的贪欲以外，对于一切都是麻木不仁”，甚至福楼拜的小说，直接以“情感教育”命题，对于法国当时农民的平庸卑俗，城市中产的萎靡淫逸，一竹篙通通打倒。情感教育是迈向现代文明社会途中最关键的一课，近代西方文学以爱情为题，经典辈出，是伴随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一致的精神大扫除，到20世纪在美国电影里，爱情成为人间希望、美善的终极象征。
　　在《红楼梦》之后的200年里，中国文化里有关爱情的典籍严重不足，而农业经济生产力低下，无法创造富足生活，民智不开，都阻碍了中国文化对于爱情的启蒙。中国文化的主流重实利，单身一律遭标签为“情感输家”，90后也相亲抢嫁，对女性最刻毒的咒骂，莫过于“嫁不出去”。
　　此所以中国虽有“牛郎织女七夕会”的传说，但无缘发扬而成为华人共同向往的爱情象征。按照中国文学传统，如《孔雀东南飞》、《梁祝》、《长生殿》、《白蛇传》，包括《红楼梦》，爱情最终都以不幸收场，这不能不叫人遗憾!